民族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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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心的读者不难把当前“民族主义”这个字眼在具体涉及中国的种种语境中的用义作一番梳理，看看那些是关于当前中国的信息，哪些是关于“解读中国”的西方理论构架或主观眼光的信息。

不难看出，在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写作中，“中国”的形象经常是局部的、零碎的、歪曲的，而写作者所赖以存在的西方认知框架却是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

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

前者提供物质生活场景中的材料和意象，后者组织这些材料意象，对其进行叙述学和意识型态的“编码”。

从蜻蜓点水式的新闻报道到缜密精工的学院论文，关于中国的写作，无论其善意或偏见的多寡，都较少以拙劣的意识型态面目出现。

相反，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知识分工和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这种写作有机地结合于一个按自身逻辑描述他人，表现他人，分析他人以至宰制他人的意义定位系统；

它植根于西方市民社会对自身经济，政治，文化总体利益的高度自觉，融汇于将这种利益和意识合法化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强大的知识优势、符号渗透力和价值观念的稳定性之中。

认识和批判这个知识－权力系统是所有非西方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工作，也是探讨包括民族主义问题在内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内在步骤。

　　显然，对于这一话语系统内在的控制欲和侵略性，《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作品并不构成一个真正的对手。

本来，象《不》这样一吐为快、表述上不加用心的放谈在今日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上满足了特定的消费期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常以文化生产空间的多元性和自主性自诩的西方舆论更不必摆出惊诧的面孔。

《不》在国内畅销，在西方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可算是一部通俗作品的成功；

但它在海内外被人有意或无意地指认为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代表作和基本形式，就不能不让人觉得是中国知识界的一次失职和失败。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知识界特别是理论界迄今不仅没有对《不》这类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众性、自发性表达作出知性的回应，也未曾对民族主义问题及其在九十年代中国的表现作出进一步的理论上的界定、区分、澄清和说明。

几个最基本，也最急待讨论的问题包括

　　１）民族主义出现的一般社会经济条件，即它同“现代性”、霍布斯邦（）、安德逊（BenedictAnderson）等人曾反复强调，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性（nationality）及民族国家一书中简明扼要地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其基本理念是“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应该重合”。

在此，现代性是理解民族主义问题的关键。

盖尔纳在书中套用黑格尔有关现代性的名言来说明民族主义的历史起源和归宿。

在黑格尔看来，从前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随后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最终所有人都将是自由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本质。

同样，在盖尔纳看来，一旦有了第一个民族国家，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最终所有的社区和政体都不得不按照民族国家的样式重新设计自己，每一个现代人都不得不成为民族国家的“国民”；

而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民族主义发展史。

　　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的非文化主义性质。

尽管多数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似乎是建立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上，但其基本理念却源自普遍的现代性经验。

这不但解释了为何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经常无视传统的民族文化边界，更说明了象美国这样发达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何能在多民族、多文化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立国并形成高度一体化的“美国文化”、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明确的国家认同。

作为现代性规划的一个特定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理念无疑有其内在的暴力成分；

而作为“国家”这种“合法的暴力”的具体阶段，一切民族国家的确立和维系无不是以对各种地方的、民间的、私人的生活形式的压制或强迫性改造为前提。

但就其历史发展来讲，民族主义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合理的”。

研究民族主义问题，必须首先把握这一问题的经济学、社会学性质。

这有助于尽可能地摆脱道德主义、心理主义、文化主义和所谓“身份政治”（identitypolitics）的干扰，在宏观历史和具体社会语境的辩证法中展开讨论。

　　２）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和政治效用的随机性，即它同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差异和不均衡之间的相互作用：

民族主义“普遍性”并未带来民族国家的无条件确立，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历史大潮在无情地冲破一切既有的传统、习俗、地域、社区、观念界限的同时却能与民族国家的框架“和平共处”至今。

盖尔纳在论述民族主义的普遍性与合法性的同时一再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够获得自己的“政治庇护所”即国家形式，建立民族国家的客观条件或主观愿望都不意味着其现实性。

这个问题又立即导致了对民族国家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即“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本质”的追问。

其结果只能是一个非本质主义的发现：

民族性和民族主义都是具体历史场合下的观念构造，是特定群体关于自身境遇的记述或虚构，是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在一个“命运共同体”意象中的想象性解决。

这也是安德逊的名着《想象的社区》向周边作不均匀扩展过程中各民族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和体验。

正如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在中国文明史上不是“原发的”而是“衍生的”（derivative），民族主义在中国亦属“拿来”之物。

近代中国在由一个以“文化”为本的世俗帝国向以经济为本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要求我们的研究视角由“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作适度的倾斜。

这不但有助于我们考虑民族主义的自然史、社会史、文化史制约，也提醒我们在发展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的同时注意这一概念框架本身对中国本土经验的压抑和扭曲。

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将有益于我们以民族主义研究为切入点把握当今世界上复杂的权力、利益关系，进而对整个现代性问题及其理论体系进行建设性的修正和批判的反思。

　　３）如何辩证地描述和分析民族主义问题及其同当代中国的相关性：

在此，立场同它的理论表述之间，理论表述同它的立场之“再现”之间必然形成一个充满张力的“解释的循环”。

列文森（JosephLevenson）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第一卷里由“天下”和“国”的对立着手探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断裂，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在他看来，中国几代读书人面对近代化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所经历的痛苦的思想转变可以概括为放弃“文化主义”而提倡“民族主义”，以冀“在‘天下’的失败中夺回‘国’的胜利”。

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一旦“传统”本身无法继续成为中国人生活世界的自明的目的，“民族国”或“民族国精神”就必然成为“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的所有中国人命定的理念。

在这个意义上，指责中国“民族主义”就好象抱怨中国人竟也要自强、要启蒙、要现代化，不想作“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二等或等外公民，很有些假洋鬼子不许阿Ｑ革命的味道。

老实讲，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发展早已突破了要“天下”还是要“民国”这一梁启超、章太炎时代的问题框架，并深深卷入了晚期资本主义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矛盾。

但与此相左的是，西方大众媒体和主流“中国研究”界在塑造当代中国形象时却仍在情不自禁地弹奏“东方主义”的古典旋律：

神秘叵测的东方，在梦想中占据着世界的中心，没有时间，没有历史，一切周而复始，一成不变。

无论出于无知还是有意，这种概念和时序的错乱都暴露了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公民社会”对现代性时代的后来者的优越感和盲视。

而国内报刊上俯拾皆是的“神秘的东方”，“古老的文明”）则好象是说不这样对号入座就不够“世界化”，有碍同“国际大循环”“接轨”，令人哭笑不得。

与此相反，另一种“中国民族主义论”谈的则是所谓“现实政治”（Realpolitik），其推理无非是中国经济规模的膨胀必然带来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扩张，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牛”，以至挑战和动摇现有的“国际秩序”。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个事实，对于这样的局面，一切现存等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们都会戒心重重，更不用说经历过两次资本主义世界大战的老牌西方发达国家了。

他们可真是“前事不忘”，“未雨绸缪”，不但重温未能处理好德国和日本崛起的惨痛教训，更不时地提醒自己在近代史上曾使中国经历了何等的挫折和屈辱。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有历史积怨的崛起民族”，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或“国民意识”自然成为列国纵横家们跟踪取样的重要情报参数之一。

但这种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考虑正点明了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维护各自利益的竞争关系，并从反面承认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

　　在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上，从资产阶级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着眼的西方右派策论家有时比立足于文化意识形态“正确性”的西方自由派和左派“国际主义知识分子”对问题有着更为清晰的把握。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退休教授白鲁恂有句名言：

“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麻烦在于它身为不折不扣的文明体系却想混入民族国家之列（thefundamentalprobleminChina"

smodernizationisthatChinaisreallyacivilizationpretendingtobeanation-state）”。

也就是说，中国的“大一统”虽使中国免于神圣罗马帝国式的分崩离析，但也窒息了社会、民间各种利益和思想的自由竞争和表达；

因而中国民族主义不是现代公民个体意识的矛盾集合体，而往往是体现统治者意志的“强加于人的道德秩序”或APEC无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跨国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也都牢牢地依附于民族国家的经济、法律、政治基础。

六十年代以降全球性资本、信息和人材的加速流动造就了一批“跨国精英”和文化、政治上的“边缘人”。

他们或许可以成为跨民族语境交流的中介，但我们对这种“边缘位置”自许的“本体论”意义却不益高估。

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

对于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民来说，逾越国界及其象征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不平等秩序是何等的不易；

民族国家的格局又是多么经常地决定了个人和集体的命运。

无疑，在环境保护、太空探索、扫毒、维持地区和平、救援难民、防治爱滋病等方面人类迫切需要国际合作，但这离哈贝马斯所谓的“世界内政”（worlddomesticpolitics）和超民族文化的“世界共和国”构想还很远。

哈贝马斯的启蒙普遍主义在这一点上暴露出其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理路和欧洲中心论思想。

　　另一方面，从北爱尔兰到魁北克，从巴斯克、苏格兰到库尔德人聚居区，我们又在目睹民族主义突破现存民族国家格局向“族裔自主”发展的趋势。

面对这一尚不明朗的新一轮“民族独立”浪潮，我们同样不能陷入本质主义或意志论的思维，而必须把握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性和客观性。

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从来不是建立在纯粹的族裔、血缘基础上，而是一个特定经济、社会、文化群体政治上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规定。

这种自我理解和自我规定的实现不以单纯的个人和集体意志为转移，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和政治根源。

换言之，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都是“想象的构造”，但这种想象的构造却是在历史无情的多元决定之中具体地生成的。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