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私营监狱的复兴一个惩罚哲学的透视汇总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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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监狱/复兴/惩罚哲学/福柯

内容提要:

美国私营监狱的复兴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

当下英美学界对美国私营监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和规范的惩罚哲学这两条进路。

这两条进路面临各自的解释困境并且相互对立，其背后更深层的理论问题是惩罚哲学在20世纪晚期的迷失。

福柯的作为规训权力的惩罚之理论模型，能在沟通上述两条进路的基础上更好地解释私营监狱的复兴现象。

这意味着未来的规范的惩罚哲学应当超越抽象的哲学讨论，吸取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资源，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寻求可能的答案。

惩罚驯服人，但并不能让人“更好”。

①

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②

引言

现代监狱自诞生以来，便以国家机器的形象为世人所知。

似乎国家天然地和合法地垄断了监狱权，正如国家天然地和合法地垄断刑罚和暴力一样。

然而从20世纪下半叶起，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私营监狱（privateprison）或者说监狱私营化（prisonprivatization）③现象似乎正在淡化和挑战作为国家机器的监狱形象。

这一全球范围特别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私营公司参与监狱以及其他监禁机构的建设、管理和为监狱提供服务的现象，也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

大致而言，西方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和规范的惩罚哲学这两条进路，前者持经济学立场，为私营监狱的经济、现实和社会合理性辩护，后者则站在道德哲学—伦理学立场，从规范的惩罚哲学角度批评私营监狱。

具体而言，学者的研究领域集中于国际范围特别是英美两国的监狱私营化的历史和缘由、发展趋势、成就、利弊得失、责任及其与公有监狱的比较等问题，以及各国私营监狱的比较研究。

④而国内学者对私营监狱的研究以简单评介为主⑤，此外还讨论美国监狱私营化的原因、目的和效果，以及美国监狱私营化的政府角色研究等。

⑥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美国私营监狱的复兴。

⑦这是因为美国的监狱私营化在西方各国监狱实践中最具典型性和影响力。

这表现在：

私营监狱和私营拘禁机构和在押囚犯的数量众多、增长迅速，私营监狱公司的市场化的运营管理和资本运作，以及联邦、州和各级地方政府对私营监狱的支持或默许态度等。

⑧

私营监狱的复兴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

一般而言，研究者大多承认，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监狱私营化的初始原因和解决目标，在于缓解美国联邦和各州监狱过于拥挤、床位不足的现象。

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社会20世纪中期以来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然而监狱私有化作为一种趋势，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起得到美国各州政府、议会和监狱管理部门的青睐而得以壮大发展，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和争论。

根据一个综述性的研究，学者们的不同见解可分为政治、经济、实用和法律等四个因素：

政治原因如里根政府保守主义的政府意识形态——要求政府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私营监狱公司的游说集团的压力等；

实用原因如公立监狱的床位不足、管理混乱，而且面临不断增长的囚犯压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严峻财政压力；

经济原因主要是在成本—收益分析视角上私营监狱足以比公立监狱提供更好的效率（efficiency）；

法律因素是法院特别是联邦法院禁止不合乎标准的监狱投入使用，这导致各级政府和监狱管理部门对新监狱的迫切需要。

⑨

然而本文不准备投身于众说纷纭的“根本原因”研究，显而易见，美国监狱私有化的影响因素众多，一味探寻哪个或者哪些因素是影响或推动监狱私营化的根源无异于解开“阿里阿德涅线团”的死结。

而且，对于当下拘禁超过12000名成年和青少年囚犯的美国私营监狱和被数家上市公司垄断的每年超过10亿美元的私营监狱工业市场而言⑩，讨论到底是什么根本因素导致私营监狱的复兴已经不合时宜——实践、政治、经济、法律乃至更广泛的历史—社会因素都有影响。

更重要的理论问题可能是，私营监狱为何能在美国刑罚—监狱体系中蓬勃发展并牢牢扎根，尽管自私营监狱的复兴之始各类批评和反对之声便不绝于耳。

监禁作为现代主要刑罚形式即自由刑的最重要方式，在惩罚哲学中通常被天经地义地视为由国家垄断，并且主流的惩罚哲学——无论是报应论还是功利论——都将惩罚的正当性这一规范问题建筑在国家对惩罚权的垄断之上。

因此，晚近私营监狱的复兴无疑是对国家的刑罚垄断权的直接挑战。

所以，探讨私营监狱与惩罚哲学的关系乃至潜在冲突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价值。

本文倾向于把晚近美国监狱私营化的实践当成一个事实状况，探讨对这一事实状况的法哲学特别是惩罚哲学解释，及其对现有法律理论的可能启迪。

我将论证，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和规范的惩罚哲学这两条进路都面临各自的问题，前者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严谨性问题上遭到质疑，后者无法在规范层面证明当代监狱实践的正当性，这背后更深层的理论问题是惩罚哲学在20世纪晚期的迷失。

福柯的作为规训权力的惩罚的理论模型，能在沟通上述两条进路的基础上更好地解释私营监狱的复兴现象。

但是福柯的理论模型不是完美的，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化。

这意味着未来的规范的惩罚哲学必须超越抽象的哲学讨论，吸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的理论资源，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寻求可能的答案。

在结构安排上，本文第一部分讨论当下美国公立监狱的实践和理论上的双重困境，认为这导致作为解决监狱紧张和财政危机的应急手段的私营监狱得以复兴。

正如第二部分所展示的，私营监狱的复兴引起从不同层面对私营监狱的三重批评，在学术上学者们主要采取了两条主要研究进路：

以成本—收益为中心的实证分析为方法论的辩护进路和以规范化的合法性分析为方法论的质疑或反对进路。

正如该部分细致辨析的，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面临着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本身的各种问题，而规范立场的惩罚哲学的问题在于不能在体系内自圆其说，且与现实的惩罚—监狱实践脱节。

因此，在第三部分回顾了美国监狱的实践与规范化理论脱节的状况后，在第四部分我将转向一个福柯式的以规训权力为中心的监狱的理论模型以解释私营监狱的复兴现象，并分析私营监狱的复兴背后隐藏在现代监狱内部和深处的物质主义或者经济学的惩罚理论。

本文并未简单地用福柯的理论模型否认惩罚的规范化理论的存在或可能性，而是通过该理论模型分析以往的惩罚哲学研究与监狱实践的缺陷所在，强调未来的规范性的惩罚哲学需要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中寻找可能的答案。

一、美国私营监狱的复兴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这段并不漫长的时期里，公立监狱统治了美国的矫正和监禁领域。

然而随着1960年以来美国监禁人口的持续增长，公立监狱的垄断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私营监狱的再度出现所打破。

（一）矫正理论的失败：

公立监狱的内外困境

美国公立监狱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困境有其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内部因素是美国20世纪以来的主流刑罚理论——矫正理论——的失败引发监狱理论和实践的危机，这一因素往往被论者所忽略，但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到的，矫正实践的失败导致的刑罚和监禁理论及实践的一系列变化，是私营监狱复兴的一个重要内部因素。

而且，只有深刻理解这一内部因素，我们才能更好地规范化评价私营监狱的可能意义和问题。

自1870年全美监狱大会宣言通过矫正思想的实践原则以来，监禁和刑罚矫正理论开始成为美国刑罚和监禁体系的主流理论，甚至以监狱和拘役所为代表的监禁体系都被称为“矫正机构”。

在刑罚理论上，矫正思想强调通过对罪犯的改造或再教育，使之适应社会或者再社会化。

矫正理论的实践表现在刑罚体系和监狱内部两方面上。

在刑罚体系上，矫正实践表现为缓刑、不定期刑和假释制度；

在狱内制度上，矫正实践表现为各种矫正方案；

而且，囚犯的狱内矫正计划的表现与不定期刑和假释制度的执行联结在一起。

（11）然而，数十年的矫正实践不仅造成政府部门的巨大财政支出，更致命的是矫正的实践完全失败了。

这一重磅炸弹是由罗伯特·

马丁森等人于1970年完成的研究报告向矫正理论的拥护者们投掷的。

马丁森等在1974年发表著名的研究成果《有什么效果？

关于监狱改革的问题与答案》（12），而后出版了人称为“马丁森炸弹”的《矫正治疗的实效》一书，宣称犯罪人矫正并无效果。

这篇论文是马丁森与他的同事对1945年1月到1967年底之间完成的1000多项有关监狱矫正的研究重新加以检验的结果，他们认为其中只有231项符合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标准，然而这些彼此孤立的实例无法表明某种矫正效果的清晰模式。

（13）马丁森的批评导致一场关于矫正的命运的大辩论，虽然有支持者反驳马丁森的批评，然而批评者一直无法拿出比马丁森报告更实证严谨的矫正实效的分析，因而马丁森的“矫正无实效”的结论成为刑罚和监狱领域的一个共识。

因此，大众、政府和学者和监狱部门的共识是：

矫正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实证研究外的刑罚理论界以及政治哲学界，对矫正的批评也益发严重。

左翼的自由派批评矫正把罪犯当成“病人”来看待，其背后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和阶级偏见，故而呼吁一种更为“公正（justice）”的刑罚理论；

而右翼的保守派认为过分“溺爱”罪犯的矫正模式如假释、不确定刑制度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故而支持更严厉的狱内控制和以剥夺犯罪人犯罪能力和更具威慑刑的确定刑。

（14）两派不约而同地重燃对曾经被视为“不人道”和“残忍”的刑罚报应主义理论的兴趣，反映在监狱实践上便是里根政府时期确定刑的大量增加，和以监禁方式严惩毒品犯罪，以及视犯罪人的危险程度而对监狱分级的政策。

“必须保护社会”为口号的报应主义似乎代替了以改造和治疗囚犯为目的矫正理论和实践。

加大犯罪处罚力度的结果，使美国出现了因为囚禁人数不断增加所导致的监狱过度拥挤、与日俱增的营运开支、纳税人拒绝为建立新监狱买单等问题。

美国的公立监狱体系正面临着严峻的危机。

（二）私营监狱的兴起

1985年，美国监禁人口超过74万人，其中有22.6万人是过去十年所增加的，到1990年，这一数字突破110万，1995年接近160万。

（15）而2003年美国监禁人口超过210万。

（16）监禁人口的剧增，使政府部门、议会和监狱管理部门不得不面临两个让人头疼的政治—经济问题：

如何安置好庞大的监禁人口？

如何应付安置监禁人口造成的财政压力？

起初，政府部门试图尽量利用现有监狱容量尽力安置新增长的监禁人口，这一权宜之计让监狱在短时间内拥挤不堪，囚犯生存环境恶劣，最终引发法院系统的介入——法院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建造更多合乎要求的新监狱以解决监狱拥挤的状况。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这一解决之道也是问题众多。

首先，新监狱花费不菲；

其次，建造周期长；

再者，监狱的管理和服务人员的征募和培训需要时间和资金；

最后，建造新监狱的支出也引发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和预算危机。

与此同时，政府和监狱部门重新拾起被抛弃已久的监狱劳动方案，试图开放监狱工业以解决犯人懒散、改善矫正措施、设施和经费不足等问题，在支付犯人工资的前提下试图更好地“矫正”犯人，有助于犯人的就业前景和技能培训。

因此在1979年美国政府废除了1940年限制州际监狱商品流通的法令，推出支持监狱工业的《珀西修正案》（PercyAmendment[1979]）。

然而受到官僚主义的惰性影响，且在许多州的监狱工业存在着巨大的法律障碍，公立监狱内部的监狱工业有其规模的局限；

最大的问题是，政府主导的监狱工业并不能解决汹涌而来的监狱囚犯人数膨胀的浪潮。

因此，作为解决矫正危机和监狱人口膨胀的方法，政府试图将监狱工业甚至是整个监狱“私有化”。

公立监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临的危机，迫使政府寻求私营部门的帮助。

美国第一个地方政府层面的监狱私营化合同签订于1984年，州层面的监狱私营化合同签订于1985年。

参与监狱私营化的第一家美国公司是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