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判牍中的情理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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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理念之下，听讼的理想状态就成了“事务大小，咸准情酌理。

”[3]可以说，“情理”一词是中国古代诉讼中最重要的话语，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为官府和民众所共有。

　　那么，情理到底是什么？

法律史学界习惯将情、理、法三者并称，分别指代人情、天理和国法。

这种做法显然过于简单和机械。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对情理一词作过详细的考察。

他说，情理是情与理的连用。

如果将两个字分开，“‘理’是指思考事物时所遵循的、也是对同类事物普遍适用的道理”[4]，而“‘情’字的含义及其作用颇具多面性，因而难以说明。

”[5]不过，他还是指出，“情”字首先具有“情节、情况等事实关系的含义”，也常指“活生生的平凡人之心”；

并且，“情”字在情谊那样的场合，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含义”。

[6]除了含义的描述之外，滋贺秀三还对情、理、法三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

应当说，滋贺秀三对情理的研究细致而精到。

但遗憾的是，囿于其理论前设，滋贺秀三最终将情理归结为一种“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7]，并认为中国古代诉讼“具体的妥当性只能在每一个案件的特殊情景中去寻求”[8]。

如此看来，情理的涵义依然有待廓清。

　　无论是在注重精英表述的序言和题跋之中，还是在具体而务实的判词之内，“情理”这个语汇都广泛见诸明清时期的判牍史料。

当然，其涵义也随着不同的语境而有所差异。

正如滋贺秀三所言，情理是情与理的连用。

本文打算在分别梳理“情”、“理”两词的基础上，对“情理”这个概念及其法律意义进行分析和解说。

　　一、“情”的义项

　　当我们将“天理、国法、人情”并称的时候，“情”更多地指人的感情。

比如，明代毛一鹭在一件判词中说：

“朝宰为氏亲父，氏别卖而彼不与闻，实人情之所不堪。

”[9]“人情”在这里的含义是指女儿被别卖而父亲并不知情的感情状态。

在日常生活中，一种情感上当为的事，往往被视为一种自然之理，所以，有时“情”与“理”连用。

比如，在一宗孀妇改嫁案中有这样的判词：

“借题起衅，在夫死未久；

而凶服顿除，琵琶再抱，固属情理不堪。

”[10]夫死未久，就改嫁他人，无疑在感情上说不过去，这就衍生为一种处事和辨别是非的“理”。

明代的张九德在《云间谳略》的序言中谈到听讼时曾说：

“设以身处其地，务使彼情不隔于己情，又使己心可喻于彼心。

”[11]就是说，听讼过程中的“情”与“心”都不具有个体的意义，而是彼此共通的感情状态，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这样一种由“情”产生的“理”，有时在听讼中被用来判断具体行为的合理性。

比如，在一件匿告事中，“徐光悦亲弟出外樵渔，而弟妇陈氏寄暇佣人周邦圣者。

光悦不忿而告鸣，自是闺门之义气。

光悦不能自告，而翁思禺为代告，亦是周亲之情。

”[12]明清时期为防止民众滥讼，一般禁止与讼情无关的人代告。

此案中，判官认为徐光悦因为有“闺门之义气”不方便自告，翁思禺出于“周亲之情”而为之代告，于理无碍。

另外，普遍的情感有时候也被用作裁决案件的依据。

比如，明代有一悍妇，“其人如虎，其舌若雕”，所以先逐于叔，再逐于婿，以致年老无依，于是诉至官府。

判官断令叔出谷米，在女家供养。

究其所由，是因为“生养死葬，亦乌鸟至情，所难置为道墐之弗顾者也”。

[13]由此看来，感情是“情”的一个基本义项，但并非指个体的特殊感受，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情感。

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感情上当为的事往往被视为自然之“理”。

情与理由此沟通。

　　再来看另一种“情”的用法。

明代的张肯堂曾在一则判牍中说，“人情利来未必交让，而利尽必至互推。

”[14]这种趋利避害的描述显然是对人性所作的一种假设。

在此理解之下，人的功利性时常被表达为“人情”。

比如，在一宗买卖纠纷中有这样的判词：

“议价之始，稍有低昂，得价之后，更生变态，亦人情之常也。

”[15]明人苏茂相所辑的《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也有类似的用法：

在一宗入赘案中，判官说，“吴天因乏嗣而赘婿，周常因乘产而送终，亦人情也。

”[16]意思是，吴天因为没有子嗣养老而招婿，周常为了得到财产而为其送终。

此一“人情”也是对功利心态的一种表达。

基于对功利人性的普遍假定，“人情”不时被用来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

比如，明代有这样一起案件：

曾氏之夫郑中翰亡故后，其向亲家游若林讨取亡夫所寄之银，因而发生争执。

判官说，“郑中翰积金四千，而不为家营寸产，以四千金寄若林，而不以数金留曾氏，此人情所必无者。

”[17]在判官看来，人性是自私的，决不会以数千金存寄他人之处，而不为家人存留数金，此一讦告有悖常理。

有时，对人情的功利假设也被用作法律上的判断。

在一起清代的踩踏青苗案中，有这样的判词：

“查种田之人，以青苗为性命，如有损坏，即拼命阻止，乃人情之常。

”[18]以功利的人性而论，在阻止损坏青苗的过程中，往往不顾性命，稍有损伤亦可以原谅，因而无需追究。

所以，“情”的另外一个重要义项，是基于功利假定的性情或者人性，它往往被判官视为当然之“理”。

　　“情”的第三个义项是人情世故，即日常所见的事情或事理。

先来看这样一起奸局案：

宋玉借蔡承祖本银些微，负而不偿，捏控蔡承祖与其妻通奸，但并无确证。

判官说：

“宋玉妻吴氏与蔡承祖对门而居，蔡之寡嫂及氏，茶话往来，妇人常情耳。

”[19]对门而居的妇人茶话往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仅仅据此而怀疑通奸显然理由并不充足。

再来看一件清代的判词：

“周道成被盗之时，当遗有周道远帕子、鞋子等件，遂至误会周道远知情。

细查周维贤诉词，据称帕子、鞋子，系伊子周道远晒在窗下，夜间未收。

揣度其情，想系贼先将帕子等物窃去，欲偷周维贤屋，尚未得手，因转向周道成房内，被人惊醒，致将此帕子失去，是乃人情之常。

”[20]周道远的鞋袜晒在窗外未收，被盗贼趁机盗走而遗失他处，并不稀奇，所以不能仅凭遗失之物就据以为盗。

以上两例中的“常情”皆是指具体的事情，但是正因为其平常发生，所以就成了普遍之理。

还有的“情”直接就是指事理。

比如，有一宗明代的人命案：

群殴中，陈三将在光踢死，被在光之妻黄氏所亲见。

公堂之上，陈三父陈良“始称三到之时，在光已死，继称打抢之时，黄氏有虔布一疋，因三抢夺付收敛，怪恨执此报仇。

夫抢布之仇与杀夫之仇孰重？

不仇杀夫而仇抢布，决非人情。

”[21]无论从感情还是从价值上看，夫仇都远胜过抢布之仇。

所以，在光之妻仅为了抢布之仇而诬陷陈三，从而放过杀夫的真正仇人，在常理上说不过去。

作为日常所见事情或事理的“情”，其实蕴含着普遍的事理和逻辑，在事实判断的过程中，这种平常之理妥贴而必要。

　　实情和情节是“情”的最后一个义项，也是最重要和最常用的一个义项，却总是被忽视。

事实上，它频繁出现在各类法律文献之中。

比如，在官方正式用语中，“情”时常指案情：

源于明代朝审的清代秋审制[22]，最后将案件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和留养承嗣四种处理，“情实”的“情”就是指的案件事实。

另外，这样的用法在明清判牍的序和跋中也很常见。

比如，在《棘听草》的“叙”中，李之芳谈到听讼时就说，“要使讷者尽言，诪者献诈，而悬河辩者缩其舌，反覆推勘，务求得情而止。

”[23]“情”在此处就是案情和实情的意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五纬在《未能信集》中说：

“民间讼事不一，讼情不齐。

其事不外乎户婚、田土、命盗争斗，其情不外乎负屈含冤，图谋诈骗。

听讼者即其事察其情，度之以理，而后决之以法。

”[24]此处的“情”明显指案件事实，虽然情、理、法并用，但是与“天理、国法、人情”中“情”所指称的并不一样。

　　在实际的判词中，也经常在案件事实的层面上使用“情”字。

比如《云间谳略》中，有这样的判词：

“朱宗政侵盗仓粮一事，浪费有据，借贷有主，情最真，罪最确。

”[25]《莆阳谳牍》中也有相同的用法：

“陈朝宁与翁在缙以灌水相争。

朝宁之女适死，与本事无干。

盖在缙何憾于幼女而击之致死耶？

况乡众公呈亦无一语及死女，其情已显然矣。

”[26]这些判词中的“情”都指的是案情。

类似的判词还有：

“吴正险如墉隼，奸似城狐。

预报睚眦之仇，则匿名而告罪……非张保证明，定成滥狱。

不设计赚出，谁得真情。

”[27]作为“案情”的“情”字，除了与具体情节连用之外，还时常被用作判词的起始语、过渡语和修饰语。

以清代李钧的《判语录存》为例，判词一般以“审得……等情”开头，在叙述案情的过程中偶尔会用到“情势”、“情由”[28]这样的词汇来表示事实，有时也会以“别有阴情”[29]、“真情吐露”[30]、“昧情饰控”[31]、“装点情节”[32]以及“供情如绘”[33]这些词句作为案情叙述的过渡，还会出现“情同略卖”[34]以及“虽无惨杀之据，却有虐遇之情”[35]之类的修饰性用法。

总之，在明清时期的判牍中，以“情”来指代案件事实相当普遍。

以笔者浏览数千件判词的经验来看，判词中使用“情”字的场合，“实情和情节”这一义项超过半数。

　　综而言之，“情”共有四个义项，分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感情、（功利假定的）性情、（作为日常所见的事情或者事理的）人情世故，以及（包括实情和情节的）案情。

除了“案情”这一义项之外，其余的“情”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事理——自然感情上当为的事是一种当然之理，趋利避害的人性是一种普遍之理，日常所见的事情所蕴含的是一种平常之理。

　　二、“理”的义项

　　相较“情”字含义的复杂多变而言，“理”的义项要简单明晰许多。

　　首先来看“天理”这个词。

在一宗明代的人命案中[36]，水手葛某与稍人艾某，在船行僻处时，操刀杀死客商主仆二人，抛尸灭迹于江湖，判词说“不思天理难欺，自度奸谋叵测”。

此案中凶徒自以为僻处杀人，无人知晓，但是终被查究，这里“天理”应该是指“杀人偿命”之理。

如果凶徒未获，那无疑是没有“天理”；

最后凶徒伏法，也就“天理”得彰了。

再来看一件钱债案的判词：

“山有定主，谋者妄焉。

债有定额，负者非矣。

王某只可据理取债，不可执典契而妄葬李某之山；

李某合认还父债，不可昧天理而负王之银。

”[37]此处“欠债还钱”也成了“天理”。

由以上两例可知，“天理”之“理”无非是一种事理而已，“天”字之加，只是增添了此种事理的神圣性和恒久性，仅为一种修辞，并非特别的义项。

　　除去“天”字，作为事理的“理”在判词中被广泛使用。

先来看一件明代的判词：

“杨云顶王义所赁房，将营酒腐之业。

乃王义在房之日，以车碇为生，有半间稍空，借与张懋新收布。

盖松俗，布市唯在平旦，故彼此贸易两不相妨耳。

及转赁与杨云，云所业酒腐，与义不同，自不得以其余及懋新，此亦情理之常。

”[38]这里的情理之“理”意为：

基于营业时间的不同，车碇可与收布共赁一屋，而酒腐之业则不能与收布同用。

这是显而易见的日常事理，从具体的行为派生出来，反过来也成为诉讼中具体行为合理与否的标准。

再来看一个例子：

戴士琦有房五间，典与林正学之父林人文，回赎之时戴士琦称原典价为五十两，而林正学称典价为一百两。

判官认为，“无一间房而二十两典价之理，士琦五十两之说为是。

”[39]一间房的典价属于具体问题，但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其并非毫无标准可循，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价格，与此价格相隔玄远的——比如此案中多出一倍——无疑是不合“情理”了。

从以上两件判词我们可以看出，布市的营业时间与“松俗”有关，而一间房的典价更是特定时空背景的产物，这正是张五纬所言的“民间之各有其情、各有其理”[40]，这类情理虽然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