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国家价值链转变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思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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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基于内需和现代产业体系的NVC，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倡实施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战略，也不是要走进口替代的老路，而是要依托于市场总体规模即将位居世界前列的巨大优势，重新整合中国企业的商业网络以及产业循环体系，重新塑造基于NVC的治理结构、模式和机制，重新调整区域间的产业关系结构，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发展平台。

依托国内市场做品牌，然后逐步地做成世界品牌，这种渐进化的构建NVC的战略与试图直接摆脱GVC而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进行面对面竞争的做法不同，可能不会立即遭到来自目前处于“链主”地位的国际大买家的围追堵截和坚决抵制。

而且，实施这一战略的相对成本也是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内企业可以接受的，其相对熟悉的市场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这一战略的可实施性。

而且，当今处于特定产业集群中的中国企业，往往同时处于几种治理类型和性质不同的价值链中，集群中的企业可以把在某条价值链中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另外一条价值链的某种升级活动中，从而实现低成本的产业转型升级。

在中国发展背景下，专业化市场和领导型企业是我国构建NVC以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的主要机制和方式。

专业化市场作为构建基于NVC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优势在于它可以为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多样化市场空间。

而构建NVC时强调其中的领导型企业的发育和成长，其实质就是要我们努力培育基于NVC的“链主”，就是要我们努力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

关键词:

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价值链；

国家价值链；

交易模式；

中国企业

作者简介:

刘志彪（1959－），男，江苏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经济学），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加工贸易，主动地利用低级生产要素积极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以国际代工或贴牌代工方式参与到主要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主导与控制的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GVC）分工体系中，发挥的是一般性的、低级要素的比较优势，介入的主要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制造/加工/装配/组装环节，由此带来利用外资和制成品贸易的“爆炸式”成长。

这种GVC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驱使中国在2009年就跃居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制造”的标签贴满全球。

以制造业国际代工为特征的发展方式，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GDP总量在2005年进入世界第四，2008年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全面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4000美元以上，沿海地区以制造业国际代工为主要发展方式的发达省份，如江苏省2010年人均GDP已经跨越了7700美元，进入了可以推动“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转变的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期。

在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面前，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中国制造业实现的其实是一种粗放的、贫困化增长：

虽然制造业总量较大、增长很快，但增加值率较低，而且还在持续走低。

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发展，实际上使中国形成了“世界加工厂”形态的低级的制造业发展方式。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是对中国过去发展方式的冲击和考验，说明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实现高增长的传统制造业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继续维持在价值链低端和“微笑曲线”底部的出口导向和粗放发展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也会造成各种严重的结构“失衡”，尤其是难以纠正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所发生的严重不均衡，由此导致在可能严重阻碍中国人民的福祉进一步提升的同时，遭遇到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更加严重的抵制。

扬弃我国过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而选择扩大内需的战略，在现实中面临着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两难选择问题:

一方面，继续维持在“GVC底部”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因此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和扩大国内需求是势在必然；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就摆脱主要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GVC分工体系，试图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升级，或者丢掉外需去开发内需，这可能并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制造企业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有可能因为判断失误而丧失世界给中国提供的千载难逢的黄金发展期。

这个两难选择问题表现为中国在与世界“再平衡”的过程中，将面临严峻的“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矛盾，实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时机把握、路径选择和具体政策的协调问题。

在基于内需还是外需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现象：

那些融入GVC底部的后进经济体，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VC下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

相反，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构建根植于国家价值链（NationalValueChain，以下简称NVC）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比较顺利地出现了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国际品牌的创建过程。

据此我们认为，在GVC的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NVC，可能是后进国家破解“增长与升级”两难选择问题的微观层面上的突破口，也可能是实现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并最终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必要路径。

鉴此，本文在分析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下一个阶段发展阶段上，要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充分重视中国企业从被“俘获”与“压榨”的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本文为此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

二、融入“被俘获”的GVC：

高粗放性和弱主动性的发展方式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融入的是被“俘获”型的GVC治理结构。

来自发达国家大买家的订单的变化，像一个中枢神经指挥系统一样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制造的命运，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高粗放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主动性。

这一事实简要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发展出著名品牌，难以开发出具有战略控制意义的国际营销渠道和营商网络，更难以具备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经常受到国外产业的纵向压榨和横向挤压，处于制造加工环节的我国的代工企业普遍面对研发和设计（被提高授权费或提高关键零组件价格）与市场网络、品牌、营销（被压低代工价格）两个高端力量的持续控制，造成生产/加工/装配/制造环节的低附加值特征，出现了“代工=微利化”的代工困境。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制造被一些人认为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了一起，没有像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制造和70年代香港、台湾和韩国制造那样，及时摆脱这种不雅联系，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市场形象，而且限制了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空间。

第二，以低级要素嵌入GVC来发展外向型经济，抑制了企业对产业升级空间的自主选择。

从事国际代工的企业很容易被国际大买家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从而进入代工的路径依赖，即当这些企业开始转向GVC中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功能时，即走以现代生产者服务业驱动发展的高端道路时，只有少数企业获得成功的证据。

绝大部分中国企业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建设，以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取胜。

走出产业链的低端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是未来中国经济转换发展方式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三，东部地区定位于GVC中的低端环节，不仅限制了东部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提升，也压制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空间，是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东部地区定位于GVC的低端，使我国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从而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沦为低端要素的供应地，另一方面被东部地区压制在外向化发展的“隔离”地带，成为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问题。

第四，以国际代工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了满足国外市场消费者的苛刻要求和外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环境的严格规制要求，在国内设备与国外设备具有较大技术落差的前提下，往往需要动态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进行生产。

这种发展格局，会使研发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设备引进方面付出巨大的周期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它打乱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使中国原本配置在中西部地区的重装备工业丧失了技术追赶的机会的同时，又失去了据以进行产业升级的市场份额。

第五，为了解决国际代工企业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上的“脑体分离”问题，摆脱单一的“世界加工厂”的尴尬地位，我国在工业化和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由于先进的、高级要素型的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投入不知足，只能通过引进外资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来吸收高端的制造业FDI，这又限制本国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余地和选择空间。

只有发展起本国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够在经济开放中使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独立化，而不使经济运行受制于外国资本。

第六，以低级要素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式，不容易形成国际竞争中的差别化定位，相反极易形成以价格竞争为主的低端生产能力过剩格局。

过去我们在国内消费力低下的条件下，把国内过剩的能力通过廉价商品消化在了欧美国家的市场。

它的后果是：

既消耗了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造福了发达国家民众，但人家并不领情，反过还遭到人家的嫉恨，说是中国产品挤占了人家的市场，导致了人家工作岗位的转移和消失，毁坏了人家的经济基础和正常运转体系。

更有甚至，像保罗·

克鲁格曼这样的超级学者，还屡次抨击中国说，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导致了美国的资产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

实践已经证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依靠低级生产要素嵌入GVC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是不会有长久的国际竞争力的。

今后我国要在GVC上建立起强大又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就必须改变把开放战略的著眼点和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的、一般性生产要素的发展方式，大力创造、吸收和利用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由此成为我国攀升GVC、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的战略性选择。

今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在微观上必须经历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以及集群升级等在内的多个过程。

在高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低端要素嵌入GVC的新形势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虽然能够较快实现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却面临着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以及集群升级等中、高层次的产业升级困境。

鉴于功能升级是中国制造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为此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构建区域价值链（RegionalValueChains,RVC）、国内价值链（NationalValueChains,NVC）（刘志彪，2007）等从战略上进行突破，另一方面则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快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增强生产者服务功能，通过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中国制造业发展向高端路线（high-road）的转型。

三、突围被“俘获”的GVC：

构建基于NVC的产业转型升级机制

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中国必须在微观层面上高度重视从被“俘获”的GVC中突围的战略问题。

在融入GVC的基础上，中国尤其要重视重新构建基于内需的NVC的战略问题，也就是要把依赖于别人的“外围”关系改造为以我为“中心”的控制关系，由在GVC中的“承包、接包”关系变成“发包”关系，由“低端”关系变成“高端”地位，由“打工者”的关系变成“老板”的关系，由“制造”变成“创造”的关系。

显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革命性变革。

重新构造基于内需和现代产业体系的NVC，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倡实施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战略，也不是要走什么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