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本主义的三大体系积累周期讲解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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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体系积累周期中，热那亚资产阶级通过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封建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政治交换关系，第一次摆脱了这种地位；

在现代民族国家得以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二者相得益彰，在荷兰霸权和英国霸权统治阶段体现得淋漓尽致。

前者是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仅仅具有准民族国家的身份，后者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但又更多地具有帝国的性质。

荷兰霸权和英国霸权国家力量的运用，服务于各自的资本积累战略；

资本积累战略的成功反过来又将起到加强和巩固霸权的作用。

在此一时期，如其不能说资本逻辑已处于支配政治逻辑的地位，至少也已经平起平坐了。

在接下来的美国周期里，资本权力将完成它的逆转，将政治逻辑置于从属的地位，国家臣服在资本之下。

哈维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之后重新启动的金融扩张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势力和国家权力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但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垮台显然意味着民族国家向金融资本交权”。

这并非我们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这是历史资本主义500多年的历程中，一直发生并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发现，虽然在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上，秉承布罗代尔定义的阿瑞基和马克思存在很大的差别，但在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趋势上，却有更多的共同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道：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

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了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的纳税的第三等级；

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通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

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

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经历着动荡、危机和大规模的重组。

在阿瑞基的理论体系中，它经由一个接一个的体系积累周期完成。

在本文的余下部分，我们将概述历史资本主义的三大积累周期。

它的不断重现和演变的模式，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合作与冲突、商业机构的改组和重建是关注的重点。

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对历史做事无巨细的描述，而是希图勾勒出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更好地理解我们当前的危机和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

3.1资本的崛起与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

按照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作为一种经济因素的资本主义存在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体系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不仅在西欧，在中东、东亚和印度次大陆，“我们将到处找到真正的资本家，批发商、食利者，以及成千上万附属人员——中介人、经纪人、货币兑换商和银行家。

至于交换的方法、可能或保证，这几种商人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跟西方的同行媲美”。

但是，只有在欧洲，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资本权力实现了和政治权力的独特融合，推动了欧洲国家向外的领土征服，将资本主义统治推向全球。

这一进程的起点，被选择在中世纪后期的亚平宁半岛，始于13世纪和14世纪初贸易扩张末期开始的金融扩张，具有准国家性质的意大利城市国家群开始崛起，城市国家的权力已经被牢牢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威尼斯和热那亚。

威尼斯是早期的成功者，成为后来所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样本。

热那亚从人口、领土与军事能力看要逊色不少，然而恰恰是在热那亚金融资本的资助下，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地主统治阶级（葡萄牙和西班牙）才得以不断地进行其冒险事业，“发现新大陆”，引领了历史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体系积累周期。

热那亚的大资产阶级将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战略和逻辑体现的淋漓尽致。

后来的所有霸权国家，都可视为在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复杂性上对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某种综合。

3.1.1历史资本主义的起点：

意大利城市国家

在中世纪统治体系的政治空间中，城市国家是大量存在的，它们被视为一些“异常的飞地”。

但随着中世纪后期封建主义的危机加剧，这些多少有些隔绝的飞地组织成了一个亚体系，他们提前两个世纪实践了经《威斯特法利亚条约》所规定国际交往原则。

“这种亚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战争和立国体系”，其中威尼斯是这类城市国家的“完美榜样”和“未来样本”，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原型。

以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为代表的意大利北部城市群之所以能在15世纪实践这样一种现代国家关系，即源于意大利北部独特的地理条件，深入地中海的地理优势使得城市国家在东西方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单纯从这点来看，弹丸之地的城市国家比领土面积更大的封建国家更加富足；

但更根本的还是当时的欧洲“均势”（BalanceofPower）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独特的体系条件。

（一）欧洲“均势”与城市国家亚体系

欧洲均势存在于三个层面：

在教权与君权之间；

各封建王朝国家之间以及各城市国家之间。

但均势并不意味着一种稳定状态，相反，它造成激烈的竞争局面，将之视为一个“体系混乱”也无不可。

教权与君权、各封建王朝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造成它们各自的财政紧张，对于城市国家所掌握的巨额资本具有庞大的需求。

能否获得流动资本的青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能否维持自身的权威和在欧洲权势空间的地位。

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

“各个国家不得不为流动资本而展开竞争，而流动资本则向这些国家强行规定了帮助其获取权力的条件……这样，封闭的民族国家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只要民族国家不让位给一个世界帝国，那么资本主义也会持续不衰”。

正是均势的存在防止了势力更加强大的王朝国家在欧洲统治体系范围内将资本主义逻辑消灭于萌芽状态。

城市国家之间的均势则有助于维持它们相互之间的分离和自治状态，为资本主义向多维度的空间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此期间，有成功者，但更多的是显赫一时的资本家族在对均势的把握上丧失了平衡，最终被逐出资本的角斗场。

（二）13-14世纪的贸易扩张

和工业革命之后的资本积累不同，在此之前，资本积累通常来源于对远程大宗贸易的垄断。

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贸易扩张中，意大利城市国家得以聚集了大量资本。

“四大巨头”（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佛罗伦萨）几乎完全变成“资本主义领地”。

通过一种主要建立在贸易结构和区域内劳动分工差别基础上的合作，主要的资本主义城市国家在贸易体系中大致都具有界限分明但又相互关联的市场空间和贸易网络。

在其中佛罗伦萨专门进行纺织品贸易，米兰从事金属贸易，威尼斯以和南亚的香料贸易为基础，而热那亚则热衷于丝绸贸易。

这张编织于13至14世纪的贸易网络已经涵盖了欧亚大陆和部分非洲地区。

总的而言，这一阶段的贸易扩张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和组织来推动，它是在城市国家亚体系有限的竞争和合作下推动的，因而阿瑞基仅将其视为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前史。

（三）危机中历史资本主义的登台

在竞争压力较小，贸易还有扩张空间的时候，这些分散的积累中心大致维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它们起着“商业兄弟会”的作用，以便大致按照每个中心对整个贸易扩张的贡献来分配相互的利润份额。

当越来越多积累起来的资本不断地投向贸易领域的时候，贸易专业化的默契被打破，合作关系由加剧的竞争所取代，每一个积累中心都想着扩大自己的贸易范围，这势必挤占别人的空间。

贸易扩张的进一步发展并且造成了利润率的大幅下降，甚至逆转时，资本家阶级面对的问题就不再是利润的分配，而是损失的分配，矛盾表面化，竞争也变成了“你死我活的竞争”。

14世纪的危机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了。

现有的经济史的研究尚不能为这一转变提供一个确切的时间，但可以确信的是，在14世纪40年代之前，欧亚贸易的扩张便已陷于停滞状态。

积累的过剩资本开始转变其投向，用于支持各自积累中心的混战。

城市国家集团之间的大冲突持续了一个世纪，被布罗代尔称为“意大利的百年战争”，直到1454年《洛迪合约》的签订，才重新确立起意大利北部的均势。

在阿瑞基看来，正是在这个混乱的阶段，处于内外冲突中的城市国家统治阶级意识到，政治权力的稳固对于资本权力伸张的重要性，“这加强了资本主义利益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城市国家一步步让渡给金融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社会制度诞生了”。

在此一时期金融扩张的早期，大量剩余资本被用于资助城市国家间的战争。

金融资本支持下的武力接管了竞争者的市场，甚至领土。

1381年，《都灵合约》签订，威尼斯把热那亚逐出了地中海东部地区最有利可图的市场，米兰接管了伦巴第，佛罗伦萨成为托斯卡纳，资本主义的地图得以大大简化。

在此情况下，继续进行武力争夺将变为更大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决，即便在政治上获得胜利，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也将是不划算的。

考虑到在此前的斗争中，主要城市国家的大部分资产和未来的岁入已经被抵押给了金融利益，那么让战争在恰当的时间和空间上受到限制也就是资产阶级应该做出的最佳选择。

于是，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在数量已经大大减少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之间再次建立起来：

各积累中心就阻止新的利润重新投资到已趋饱和的贸易扩张中达成默契，因为继续增加对此的投资，将大幅度地降低资本家阶级能够获得的利润率；

同时过剩资本也再不能用于对城市国家间战争的资助，因为这不仅对利润率恢复毫无作用，而且还会损失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

但是对于究竟如何使用这些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各主要的城市国家并没有一致的想法。

资助文化艺术的创造，建造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的城堡成为过剩资本的投资领域之一。

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巨额资本成为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

在其他方面，则表现不一。

有的成功了——比如威尼斯，有的则在享受了短暂的辉煌后被彻底地挤出了欧洲政治版图——比如佛罗伦萨，有的则在失败后最终引领了具有体系意义的下一轮扩张——比如热那亚。

我们把这视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主导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后的一个试错过程。

在此过程中，金融资本吸取了教训，积累了经验。

（四）佛罗伦萨引领的金融扩张

阿瑞基曾指出：

“巨额融资（highfinance）作为一种现代的资本主义形式，是佛罗伦萨人的发明”。

佛罗伦萨资本曾经非常成功。

他们扮演着教皇的银行家和羊毛贸易垄断者的角色，收获了高额的利润。

到14世纪40年代的时候，佛罗伦萨意识到羊毛贸易已经趋于饱和，利润率开始下降，他们主动削减了生产能力，并向附加值更高的优质布领域集中。

但更主要的行动是围绕金融领域展开的。

大量资本从采购、加工和销售等实体经济领域中转移出来，主要用于对国内外的公共债务提供融资。

佛罗伦萨资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但选择了错误的时机。

大量资本通过佛罗伦萨金融资本家，尤其是巴迪和佩鲁齐家族之手被用于资助英王爱德华三世对法国的领土征服，并深陷其中。

虽然欧洲局势仍不稳定，但各主要君主国家为流动资本而展开的竞争还远没有达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程度。

因此，爱德华三世并不认为拖欠贷款对他有多大的损失。

在战争开始两年后，爱德华三世宣布无力还债。

在1345年，巴迪和佩鲁齐的公司宣告破产。

巴迪和佩鲁齐的失败证明，至少在此时，金融资本在欧洲的权力斗争中尚不是一个有份量的选手。

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体系条件已经变得明显有利于幸存下来的金融资本。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脱颖而出。

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美第奇家族巨大的跨国扩张，以严格的资本积累战略为导向，既要考虑到投资回报，更要回避风险。

这种战略优先考虑与政府的金融交易，“跟罗马做的生意以及替罗马做的生意”，建构了美第奇金融帝国的支柱。

此外，美第奇家族也多地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