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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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
在燕园里很早就流行一个比喻:
如果将讲课内容比作一杯水,那么教师本人的学识便应相当于一桶水,方能应付裕如。
每当我在辅导、答疑中被同学问得瞠目结舌、背上冒汗之时,便自然而然想起这个比喻。
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厚积薄发。
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将王鸣盛《蛾术编》之“蛾”念é
,一位老馆员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别字,当念yí
,义同蚁。
这“一字师”也再次提醒我学海无涯,自己知识太浅薄了,必须尽快地积累,再积累。
在摸索中,我不断积累目录学、文献学知识。
这得力于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者綦多。
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工作认真负责,知无不答;
而且教员可以自由出入书库,十分方便。
当我逐渐懂得《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以及今人有关论着的价值之后,便以之为指导,将其中所载重要的或我感兴趣的书借回阅读,做卡片、索引,或径直在书库中浏览序跋等,广泛增加感性知识。
同时也购置一些书,每月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并把它视为极大乐趣。
由于有了一些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便懂得哪些书该买,哪些书可暂不买。
如《汉书》、《后汉书》便买王先谦补注、集解本;
学术笔记首先买《廿二史考异》、《廿二史劄记》、《十七史商榷》;
《周礼》买孙诒让正义本;
《仪礼》买胡培翚正义本;
《礼记》买孙希旦集解本;
诸子则主要买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等。
这些书都对丰富我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不过,坦白地说,改革开放以前,和许多教师一样,对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如二十四史、五经等,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像前辈学者当年那样系统阅读、钻研,打下深厚功底的;
就我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通过一般浏览,有个大体印象而已。
我的学力只能做到:
借助于这个大体印象,加上直接间接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辨伪书、类书,以至内容丰富的学术笔记、论文等,一般能够尽快了解一部古书的真伪、价值、存亡,到哪里去查找佚文;
或比较迅速地搜集到某一问题的有关资料。
举一例:
70年代初有一位邻居是北京林学院的老师,他认定我教中国古代史便该懂得查找唐宋时期牡丹栽植的历史资料,于是便把一外地来信请教他的这个问题,转托于我。
虽然我从未接触,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是答应了。
因为我立即想到《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
后来果然以之为线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他,据说回信后对方表示满意。
不容置疑,我的答复肯定是肤浅的獭祭之作,因为我毫无研究基础。
我举此例,只是想说明,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教师,即使基础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一旦研究一个课题,需要有关资料,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对教学、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
虽然在这一方面我还远不能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我坚信必须向这方向努力。
为了厚积薄发,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外,还需懂得一些与之时有联系,比较专门的知识。
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音韵学便是一个重要拦路虎。
很早我便对它感到头疼。
后来下决心反复学习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着作,学会查阅《韵镜》、《七音略》,并懂得了一点基本知识,回过头再读有关历史文献和论文,涉及某些术语,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测了,有时还可以利用它。
有一次写一篇有关门阀制度的论文,为了证明中古“庶族”这个词可能演化为“素族”,作为证据之一,便从音韵学上考证出审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可以相通,从而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官制和历史地理知识更为重要。
钱大昕曾说:
“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
”他还批评《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诸传删省,多未得其要领。
”关于官制和氏族,因为篇幅关系,兹从略,此处只想谈一下我是如何积累历史地理知识的。
如所周知,历史地理变化多端,难度很大。
为了对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阅读当代权威论着外,我还大体浏览了《尚书·
禹贡》、《汉书·
地理志》、《水经注》三大经典。
特别是《水经注疏》,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从图书馆借阅需定期归还,用起来很不方便。
于是我便将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转抄在我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水经注》的相关注文下。
因为后者是小32开本,每页天地有限,为了多抄些,只得写成蝇头小字,再不够便贴上小纸条。
每页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纸条错错落落。
如今有了段熙仲点校本,已经不用它了,但偶而翻阅,一方面惊诧自己当年怎么会下这笨工夫;
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种欣慰感:
在不断“阶级斗争”的缝隙中,我没有浪费自己的青春。
有了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在教学、科研中便主动多了。
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于是便不得不探讨当时西北地区绵延十年的鲜卑树机能反晋活动,其性质究竟是什么。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少数民族起义,而我主要借助历史地理知识、《水经注》知识,经过反复考证,得出的结论是:
树机能的反晋活动是叛乱而不是起义,是非正义的,从而使我的基本论点站住了。
很清楚,评价晋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论文,但如果没有历史地理知识,说服力便会大打折扣,甚至论点根本无法成立。
此外,我的体会是,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交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知识,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
或一旦教学、科研中涉及这些问题,出了麻烦,立刻会到有关书中去查找答案。
为此,又必须学习、掌握外文,增大信息量。
我在60年代学的日文,尽管只能勉强看业务书,也在扩大知识面上派上用场。
当然,前面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运用起来更有信心。
《庄子·
外物》:
庄子对惠子说,“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但人所“容足”之处只是一小块,是不是其他地方都“无用”呢?
不是。
他说:
如果把除“容足”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其深“至于黄泉”,则“人尚有用乎?
”惠子答曰无用。
庄子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明矣!
”用在知识上也可以说是这样。
看来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识,与直接用上的知识往往是互相关连的,就像“容足”之地与其外相毗连土地是一个整体一样。
不能因为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学它,成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
没有直接用上,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也是用上了。
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说:
“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
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
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
”这正是“无用之为用”的好例。
袁枚虽然没有直接用上这些“典”,但有了这些“典”,心中有恃无恐,作起诗来自然便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
精细读书
庄子说: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个人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读任何一本书都精细,而应像弹钢琴一样,有重有轻,有疾有徐。
有的很快地大致浏览一下序跋目录,记入卡片备查就可以了;
有的,特别是和自己专业或科研课题紧密相关的重要书籍或篇章,则必须精读细读,遇到疑点难点,还必须联系上下文,甚至查找有关资料,反复琢磨。
这样读书的好处甚多。
有时可以透过字面,扩大、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如《后汉书·
百官志》,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读的一篇。
此志写得比较简略,王先谦集解本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如果读时不精细,仍会把重要内容忽略过去。
如在九卿“少府”属官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之后,紧接着列有侍中、中常侍、尚书令和仆射、御史中丞等,最后说:
“右属少府。
本注曰:
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
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
”
开始我马马虎虎地读,便以为这些官员全归少府统率、指挥。
后来读书一深入,便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难以解释。
如尚书各官至东汉权力日益扩大,以至形成将取代三公为宰相的态势,怎么可能听命于少府呢!
再如查刘昭注引蔡质《汉仪》,三公列卿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预相回避。
卫士传:
不得忤台官。
过后乃得去。
”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如此则长官要回避属官,岂不违背礼制了吗?
这些矛盾只有在仔细琢磨“以文属焉”四字,正确理解其涵义后方可得到解释。
原来“以文属焉”就是“文属少府”,它与“职属少府”不同。
“职属少府”是真正听命于少府;
而“文属少府”之“文”,是指法令条文之“文”。
“文属少府”是指仅在条文规定上,亦即形式上、名义上属少府,实际职务与少府无干。
这一制度,西汉很长一个时期似不存在,诸尚书应该和太医令等同样“职属”少府,但后来尚书权力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其任务已经远远超出少府指挥范围,往往由君主直接过问,而积习难改,尚书品秩一时尚未能提高,不足以撑起独立机构,于是“文属”的办法便出台了。
这样,通过仔细琢磨,分清职属、文属,对汉代政治制度这一特色,也就加深了理解。
精读细读有时还可以正确掌握原文精神:
如《史记·
游侠列传》有这么一段话:
“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这一段话常被今人引用,作为司马迁否定儒家仁义思想之强证。
过去我也同意这一看法。
可是后来我反复阅读上下文之后,发现司马迁并非此意。
因为在这段话之前他明明说: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并举虞舜、伊尹等“有道仁人”有时也难免陷于困境为例,证明如能帮助他们,体现仁义思想,具有极大社会意义。
所以说:
“鄙人有言曰:
‘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
司马迁是肯定这“鄙人”之言的。
因而在“由此观之”那段话之后及全文中,虽不否认游侠某些行为“时扞当世之文网”,但基本精神仍是肯定游侠“救人于厄,赈人不瞻”等,合乎仁义之道,并说“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这样,联系上下文便可断定,司马迁绝无否定仁义思想之意,相反,是在通过这段话肯定游侠宣扬仁义之行的必要性。
然则又如何理解“由此观之”一段话呢?
经过进一步琢磨,我发现原来司马迁对仁义的理解很朴素,和后来发展了的儒学有所不同,他仅只认为,肯于帮助他人,使之摆脱困境,得到各种利益,这种行为就合乎仁义之道。
“窃国者”因为涉及面宽,从其举事中得到利益的人极多,称赞这一行动合乎仁义,故被拥为诸侯;
而“窃钩者”因他人没有得到利益,没人称赞他仁义,拥护他,所以一犯法就被杀。
“侯之门仁义存”的真正涵义便在于此。
这样理解,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肯定“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其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
固然,“窃钩者诛”等三句话,司马迁转引自《庄子·
胠箧》,原意确是讽刺、反对儒家仁义之道的,但先秦两汉学者在发表议论时,常有引前人的话反其意而用之的风气,甚至还有捏造史实以证明自己观点的,司马迁未能免俗,是毫不奇怪的。
这样,“由此观之”一段话的精神,本来易被误解,经过反复阅读,也就不难正确掌握了。
精细读书有时还可以发现原书及其注疏中的错误: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
南齐郁林王即帝位,与大臣萧鸾矛盾尖锐。
支持郁林王的杜文谦敦劝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