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来常住居民迁离意愿及社会心理影响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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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基本情况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研究对象范围设定较宽，定义为20年内来到北京工作生活的常住人口（不考虑是否具备北京户口），年龄要求在18岁以上。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所定义的外来常住人口的排除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及在校大学生群体。

以来京20年以内作为标准的原因是北京人口加速流入始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20多年，这样就可以涵盖大多数研究对象，提高研究的覆盖面和代表性。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一定数量的个案访谈和座谈。

样本主要根据行业进行分类抽取，调查样本的80%分布于海淀区，回收有效填答问卷672份。

此外还按照样本饱和度原则开展了个案访谈129名，兼顾了各类特征人群，二者合计有效样本为801个。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并不完全符合随机抽样原则，地域代表性不足，样本数量也有限，因此本研究结论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据以推论北京整体情况还应持谨慎态度。

（二）研究假设

十多年来北京的常住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只是近几年增速有所放缓。

而外来人口是新增常住居民的主体。

2014年末，全市新增常住人口比2013年末增加36.8万人，增速为1.7%。

与2013年相比，增量减少8.7万人，增速继续保持下降，下降了0.5个百分点。

城市规模扩大所带来的聚集不经济效应也正被北京居民切身感受到，有不少人选择离开或有此计划，汇总各方信息与研究资料，其原因大致有几点：

第一，户口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与户口相关的一系列子女教育和社会福利问题；

第二，经济压力问题，大都市的房价房租高，基本生活价格水平也比较高；

第三，对更高环境质量的追求，有人选择移民，或者到环境更好的城市，也有不少退休之后的老年人，选择将北京的房屋出售或者出租，而到广西、海南、云南等地租房或购房居住养老，据本人一段时间的测算和追踪，这样的人口数量已超过40万，有不少人选择候鸟型居住方式。

根据上述情况，结合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下列一些研究假设进行重点分析。

研究假设1，户口仍然对外来常住人口的迁留行为构成重要影响。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北京户籍的实际效用是在下降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子女教育。

但是，有研究表明户口对居民心理层面影响仍然很大，户籍制度仍然是外来人口实现心理认同的重要障碍。

研究假设2，孩子的受教育情况会极大地影响外来居民的迁留意愿和实际行动。

研究假设3，是否具有稳定工作，将对外来常住人口的迁留意愿和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调查对象的综合经济状况、住房情况将会影响其迁留意愿。

研究假设4，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可能离开北京，越是从事科学、文化、艺术工作的人也越不可能离开北京。

因为从行业背景与教育程度方面来看，越好的教育背景越可能增加人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对城市的认同感，北京也具有良好的行业发展平台和氛围。

研究假设5，家庭状况会影响个人与家庭的迁留意愿。

研究假设6，北京的环境空气质量对人们的迁留意愿正在构成很大影响。

北京近几年的空气污染问题毫无疑问正在成为最重要的公共议题，“吐槽”北京的雾霾已经融入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很多人因此表达了离开北京的想法。

（三）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本项研究共有801名调查对象，其中男性为427人，女性为374人，年龄中位数为33.4岁，调查对象的平均来京时间为8.8年，调查对象的来源地主要是距离北京较近的省份，如河北、河南、山东、东北等。

调查对象的教育背景较好，超过半数都有大专以上学历。

由于调查是通过职业类别抽取，所以调查对象几乎都处于就业状态。

在收入方面，调查对象的月收入中位数为5120元，低于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但其收入水平与所从事职业密切相关，因此收入水平较为分化，平均数会更高一些[1]。

在801个总样本中，具有北京户口的占22%，已婚者占62%。

二总体回迁意愿与影响因素

（一）回迁意愿基本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外来常住居民中，有明确回迁意愿且很有可能付诸行动的占28%。

这里所说的明确回迁意愿是指具有较为强烈的离开北京的意愿，且已经或准备着手实施的人，并不仅仅是在抱怨北京的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或者高物价的同时偶尔动过离开念头的人。

另外那些偶尔想过这个问题的人有49%，接近半数，二者相加有77%。

这些数据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外来常住居民目前的回迁意愿低，但是潜在的回迁意愿高。

对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来说，外来人口中有不到三成的人有比较强烈的离开想法是在正常的比例，而且不管想法多么强烈，同具体的实施之间总还有距离。

那么，有强烈离开意愿的这28%的人，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下定决心，并且开始着手准备了呢？

从数据上看，已经开始行动，或者有明确计划在5年以内离开北京的人只占10.7%，而将时间更明确选择在3年以内的只有8%，其他人表达在5年以后或者不确定，如果推算全北京的话，约70万人在3年内较确定会迁离，这个数字比原先设想的要低一些。

也可能是我们设定的条件太苛刻，不排除很多人的回迁没有明确计划，一旦工作有变或者出现某种情况就可能离开，尤其是单身者。

目前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为818.7万人。

北京2011年以来，常住人口增量和增速逐步放缓，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年的56.7万人降至2014年的36.8万人[2]，这个数据说明北京人口的补充能力仍然是很强的，即使每年有20万～30万常住人口离开，但新流入人口毕竟更多。

常住人口增长使得人口总体调控存在难度，这虽然带来了大城市的各种通病，但也显示了北京的吸引力仍然强大。

另外，我们也应该对那些潜在的有离开想法的人群保持关注，虽然其离开意愿并不强烈，但是比例高达49%，如果在某些条件下这部分人大规模外迁将会对北京造成重大影响，不仅是劳动力短缺，城市竞争力下降，还会有经济停滞，资产价格崩塌的问题。

从城市综合治理的角度来看，要避免出现导致大量人口快速离开的任何特殊情况的出现。

在28%有强烈意愿离开北京的应答者中，占73%的人表示要回本省（或配偶家乡省份），但是“本省”的范畴比较大，不一定是原家庭所在的村镇或者县，很多人是准备回到原籍省份的地级市或者省会城市。

剩下的人表达去其他中心城市或其他省份，一部分高收入或专业人员选择移民，表达没有确定下来的人比例很低，只有4.4%。

这或许说明人们之所以决定迁居，是因为已经有了明确的迁居目的地。

回老家还是去其他地方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家庭情况和个人因素，个人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职业和经济条件。

那些职业为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的人群，其迁离北京的实际意愿很低，在所有的职业类别中是最低的。

我们分析这些职业的稳定性比较强，也许也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和资源。

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职业的社会适应性可能不如专业技能突出的职业，去其他城市或者进入公司就业难度较大。

经过研究发现，人们在京生活时间越长，回迁意愿就越低。

但是，那些在北京生活超过十年的组群，其拥有自有住房的比例更高，家庭及子女在京的比例也更高，当把住房和子女在京的影响控制以后，其离京意愿与在京居住时间就没有显著相关性了。

此外，本研究还显示，一般常说的社会融合程度（对城市的认可程度、社会交往范围）对于人们迁留选择的影响其实不大。

社会融合可以归入直接归属的范畴。

从调查对象的来源地来看，总体上是距离北京比较近的省市来源地最多。

我们发现，原籍是离北京越近的来源地的外来居民越不愿意回乡，即使回去也很可能再回来。

从地域文化来看，越是与北京地域文化差异大的越倾向于回迁（主要体现为南北方差异），越往南方越不愿意留在北京，但四川、浙江与福建省的外来居民留京意愿并不低。

（二）对研究假设的验证

北京户口对一般普通居民来说，最大现实影响就是子女上学。

此外，户口还有一些心理影响。

本研究表明，户口仍然对外来居民迁留意愿构成影响，这一假设可以得到一定的验证，但这种影响似乎达不到重要的程度。

尤其是户口的心理影响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无法得到验证。

准确地说，户口因素只有与孩子教育问题、经济问题、职业属性问题结合起来，才构成影响人们迁留行动的实际原因。

从数字上看，有没有北京户口与是否有较强烈意愿离开北京，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7，是高度相关的，但是如果把是否在北京拥有独立住房和孩子读书问题这两个变量的影响控制以后，这一相关程度就降到了0.1以下，几乎不再相关。

有些职业比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是要求具备北京户口的，这些从业群体的迁离意愿特别低，显然这也是职业的影响而非户口的作用。

所以，我们既可以说户口很重要，又可以说户口很不重要，关键是看我们在什么样的层面来进行讨论。

在本研究的对象中，有28%的家庭是有北京户口的，其教育背景为大学及以上的高达85%，这说明北京的户口政策确实吸纳了高素质劳动者。

但在今天户口并不可能成为限制人们流动的手段了。

从总体来看，户口在心理层面有影响，但与人们的迁留选择联系很微弱，其现实重要性在于户口是获取其他重要资源或身份的门槛，那些才是决定人们去留的关键。

研究假设2，孩子的受教育情况极大地影响外来居民的迁留意愿和实际行动。

在本次调查的子样本中，与配偶及孩子共同在京生活的占75%，这一比例比原来想象的要高一些，这可能与调查样本区域有关。

北京近年的收紧学籍政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实施效果值得思考。

目前北京市对非京籍儿童入学要求的“五证”是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

此外还有缴纳社保方面的要求。

因此对于有稳定职业者，孩子入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不缴纳社保的人群会受影响。

假设2可以得到程度一般的验证，调查中发现，孩子是否在北京上学对家庭的流迁选择没有设想中的影响那么大，虽然有家长随孩子迁移，但比例不大。

我们调查的几所非京籍学生占很高比例的中学，到初三的时候往往一个班级仅仅剩下十多名学生，甚至不到10名，大多数同学为升入普通高中，已经提前转学回原籍或者去河北紧邻北京的城市借读，这样可以方便照看，但是他们的家庭大多数并没有离开北京，很多孩子这时候成了留守少年，而他们大多数人已经适应了北京生活，甚至是在北京出生的。

研究假设3，是否具有稳定工作，对外来常住人口的迁留意愿和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调查对象的综合经济、住房情况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调查结果完全支持本项假设，即具有稳定工作对人们的迁留意愿和行动具有决定作用。

那些非常稳定的职业，即使人们有离开意愿，其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明确规划。

收入因素影响也十分明显，即收入越高者，越倾向于在京稳定居住而不会考虑回迁，但是其中的高学历人群，很多都有强烈的移民意愿。

有较强迁离北京意愿者，很大部分是低收入者。

由于近几年北京的房价生活成本快速上涨，一些人选择回家乡或者去其他城市发展。

而北京的中产阶层向外流出的概率是最低的，在所调查的样本中，具有稳定工作，个人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者，比较符合中产阶层定义的有175人，他们具有很强迁离意愿者不足16%，显著低于总体的28%。

在本次调查样本中，27%的人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