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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讲座》（1830—1842，6卷）、《实证政治体系》（1851一1854，4卷）等。
《实证哲学讲座》由英国作家马蒂诺女士编译为英文3卷本之后，在各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孔德认为，在世界历史演化过程中，人类思想或智慧的发展和传递大多依循这样的路径:
起先，人类把社会界和物质界看成是上帝的产物，神创造和主宰一切;
接着，人格化的神被抽象的“自然力”所取代，并依此说明和解释一切事物;
从公元1800年开始，科学的信仰占了主要地位，人类通过“实证”来集中寻求支配社会的规律。
但是，这三个精神发展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因为有的即使进入实证阶段，也还会遗留有形而上学时期的乃至于神学时期的东西。
孔德不仅客观描述了人类思想发展逐级向上的阶梯特征，而且深刻揭示了人类思想传播由唯心走向唯物、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基本规律。
孔德指出，社会学的目的在于发现一种人类社会“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据这个规律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
但规律的发现，必须依靠精确的实证研究方法。
他推崇的有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和历史法等研究方法，甚至还提出可以将数学当作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
这样，社会学家就既可以研究社会“静”学，即研究社会的结构和秩序，又可以研究社会“动”学，即研究社会的演变和发展。
尽管孔德大力倡导实证主义的研究，试图与当时崇尚科学的社会环境相呼应，但他本人的著作似乎还遗留着形而上学时期的甚至于神学时期的东西，而且法国的社会研究者们似乎也没有理会他的号召。
倒是比利时社会学者凯特莱（A.Quetelet）在《论人及其才能的发展或社会物理学研究》（1835）一文中，首次将统计方法用于犯罪行为的变化和人口过程等社会现象的研究。
有趣的是，实证主义虽在法国和欧洲遭到冷遇、碰了壁，却飘洋过海在美国社会科学园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特别是受到了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热烈欢迎。
2、塔尔德
加布里尔?
塔尔德（GabrielTarde,1843一1904）是法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心理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他著作颇丰，主要有《论犯罪》（1886）、《模仿的法则》（1890）、《社会规律》（1890）《舆论和群众》（1901）等书。
塔尔德在年轻时当过审判官，32岁时升为法官，不久便成为犯罪统计学家和刑事学家，1900年任现代哲学教授，在国际上享有声誉。
他用发明和模仿这两个
1
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宣称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发明、模仿、冲突和适应的循环过程。
发明者（1%）的发明源于个人、造福社会，是一切进步的源泉。
模仿者（99%）的模仿不过是重复发明，并因模仿的程度和种类不同以及因新旧文化的差别而发生冲突，但最后总会达到适应，再触发新的发明。
塔尔德把影响模仿的社会因素分为逻辑的和超逻辑的两种。
当某项发明或创新与某一种文化的理性方面—致时（逻辑的），它就可以得到最有效的传播，并得到广泛采用。
采用率通常沿着S型曲线运行发展:
起初，仅有少数人采用;
然后，采用率突然增加;
最后，采用者逐步减少。
他认为，影响创新传播的模仿超逻辑因素有三种:
（1）模仿的过程由里向外，先认识后行动;
（2）由社会上层采纳的革新比社会下层采纳的革新更有可能被模仿;
（3）同一社会体系中对不同的革新有不同的态度，有时容易接受旧的传统的东西，有时又欢迎新奇趋时的事物。
塔尔德甚至发现，当社会体系中的意见领袖采用新事物时，新事物便会在特定的时空内迅速传播扩散。
许多年之后，美国学者芮恩和葛乐思在对1927年至1935年推广玉米新品种的传播过程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于1943年发表了这一研究的论文，证明了人们对玉米新品种的采用率的变化同塔尔德发现的S型曲线有着惊人的相似。
罗杰斯和休梅克（E.RogersandF.Shoemaker）在1971年合作出版了《新事物的传播》一书，从世界各地1500项研究的成果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社会改革要借助传播，传播亦能推动社会改革。
他们将社会改革分为三个阶段:
新事物的形成与发展;
其向社会成员的传播扩散;
因其被采纳所造成的变化。
从许多创新扩散的研究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塔尔德的身影和学术渗透力。
3.涂尔干
埃米尔?
涂尔干（Emile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1858——1917）是继承实证主义的著名社会学家。
在其周围形成的“涂尔干学派”，是当时法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教授社会学的几乎都是这一学派的学者。
涂尔干在1897年创办的《社会学年刊》，曾享誉欧洲社会学界。
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4）、《论自杀》（1897）等。
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结构主体应该是法律、习俗、文化、机构和组织等“社会事实”。
这些社会事实既外在于人又控制着人。
社会事实在书刊中只表现为文字，但是人们却觉得它是真实而有形的，并依此作出判断和决定。
因此，人类不能只用生物和心理特征来解释特定的社会事实，而应该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用多种社会事实来解释特定的社会事实，并探寻它们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观点，曾给传播过程研究以启迪。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也让传播研究者受益匪浅。
在论述如何观察社会现象时，涂尔干提出:
（1）观察要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防止主观意识释放能量;
（2）观察要由外入内、由浅入深，因为越是内层、深层的东西，其价值越高;
（3）观察的结果要能客观地确切地表现出来，经久不变，不管谁进行观察，其结果和表现都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如何解释社会现象呢,涂尔干认为:
（1）要分别考察和分析社会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以及它所具有的功能;
（2）不要从个人的心理出发去找寻社会现象的原因;
（3）要从社会联系中寻找社会事实的功用;
（4）要从社会群体的内部构造之中探寻社会事实产生的原始动力。
这些观察，解释的方法和书中因果分析、功能分析的示范，对后来传播理论中社会分类论、社会关系论和结构功能论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4.齐穆尔
2
乔格?
齐穆尔（G.Simmel,又译为西姆米尔，1858—1918）是一位富有灵感的教师和多产的学者。
虽然他并未建立起一个社会学的“学派”，但他的学术成就确立了他在德国社会学界的权威地位，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的追随者，对于美国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学（包括传播社会学和人际传播学）的发展也产生过很大影响。
齐穆尔不注重社会的大结构的分析，但对微观的小型的社会单位的考察却格外认真，见解独到。
他认为，社会是由个人之间的互动所组成的，社会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个人互动发生的各种形式或机制，并将其加以抽象，形成原理。
相反，社会也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交流网络才能被彻底而正确地认识和理解。
齐穆尔进一步指出，人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生有其最基本的形式，这些形式在数量上并不多，它们存在于所有社会中，并且适用于所有社会领域，即具有遍在性和通用性的特点。
齐穆尔分析过的人际互动的形式是合作与冲突、领导者与追随者以及人际交往过程。
他认为，社会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并永远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中，因为冲突不断。
在人际交往中，要了解人类行为改变的问题所在，必须弄清“哪一群人才是被传播之结所连接的,”他认为，人类处于“团体一合作之网”当中，由被形成模式的信息传播所连接。
人与人通过信息交流组成群体，进而形成社会。
社会犹如一张巨大的无处不在的传播网络。
这为后来的传播学者分析人类的传播网络提供了理论方面的刺激命题和许多启迪。
但是，齐穆尔的这一理论观点，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为学界所忽视，直到1934年莫雷诺才利用社会测量法来测量和分析他称之为人类“民意之厨”的传播网络。
研究中，莫雷诺通过问卷的形式，确定了社会网络内人们相互喜欢和厌恶、吸引和排斥的原因和程度，为解决有关问题提供了“钥匙”。
此外，赫伯特?
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的观点和社会发展遵循适者生存规律的论断，卡尔?
马克思（K。
Marx,188-----1883）阶级冲突、社会变革的观点，报刊“是公众的捍卫者”和“无处不在的眼睛”的论断，以及“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主张，马克斯?
韦伯（M?
Weber,1864---1930）对权力、权威的深刻分析和对他人思想、行为予以“投入理解”、“同情理解”的研究，这些对后世的媒介依赖论、社会责任论、传播变革论、传播批判论和传者与受众分析理论的萌发和形成，无疑也都曾产生过或多或少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美国传播学的孕育
虽然传播学的学术“基因”可以在欧洲找到它的提供者，但传播学孕育的“母胎”却在美国。
这固然适应了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发展的需要，也与美国学术界鼓励创新研究、注重系统分析和实证分析有关。
在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杜威、库利、帕克和米德。
虽然，这四位传播学研究的“鼻祖”，并没有以传播学者自居，也没有人认为他们是主要的传播研究者，甚至他们连专门的传播研究论文也没有，但他们每一位都将传播置于人类行为概念的中心点上，将传播媒介解释为是在美国恢复社会道德和政治一致意见的代言人，并对传播研究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观念。
1（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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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杜威（JohnDewey,1859---1952）是美国最有声望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他1859年出生于佛蒙特的波灵顿，曾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大学毕业后，他当了几年中学教师，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哲学和心理学著作。
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密执安大学执教的十年间在几个学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他向库利和帕克灌输了把社会作为有机体和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的观念。
他认为，“有组织的信息”能帮助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而新媒介亦有助于形成研究潜能。
他指出，社会整体的存在高于社会的个人的利益，而传播的功能就是使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相协调。
他甚至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把新闻业引进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来改造社会科学，”并与帕克等人合作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尝试，企图办一种新型报纸——《思想新闻》，专门报道社会科学的新发现，反映社会变迁的新动向，介绍解决社会问题的新举措。
杜威在《批判的伦理学大纲》（1891）中宣称:
“现代的责任是将信息社会化，实现信息对于社会实践的意义。
”但是，他公开承认这一思想是得之于福兰克林?
福特（FranklinFord）的研究。
杜威等人的“过于先进”的办报思想遭到人们的攻击后，杜威认识到自己易于冲动、过于热情的缺点，决心仍回到学术研究中来，着手将传播问题放到他的形而上学的环境中去处理。
首先，他认识到现代传播对于社会存在的意义。
他在《民主与教育》（1915）一书中说:
“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
”同时认为，“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
”在《经验与本质》（1928）一书中，杜威补充说:
传播“是工具，因为它使我们从其他事物的巨大压力中解放出来，否则我们就会被压跨。
它能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
它是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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