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中国蒙古史研究述略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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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中叶以来，"

乾嘉学派"

的汉学家以治经方法研究历史，治蒙元史者不乏其人，使之渐成一门显学。

邵远平、钱大昕、魏源、曾廉等人或者运用考据方法对《元史》及与蒙元史相关的史籍进行校补考订，或者进行重修《元史》的尝试，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

19世纪中期以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人忧及外患，着力研究西北史地，也促进了蒙古史学的进展。

但此辈学人有一个通病，即他们只能依靠汉文材料而不能充分利用蒙文史料和域外史料，其研究成果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世纪末，中国蒙元史的研究视野豁然开阔，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洪钧出使西方了解到西域波斯史料和西方研究著作，眼界闳开，据此写成《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于1897年刊印行世。

该书由于大量参考和引用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域外史料和研究成果，故而如异军突起般引起国内治蒙元史者的极大重视。

史称其"

周咨博访，裒然成书，而后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备焉"

。

且其书"

多取材域外，时论称之"

（注：

《清史稿》卷181《洪钧传》。

）"

自钱氏大昕以至李氏文田，参考ｊｉà

ｏ＠①注，不出华籍华图，至洪氏钧《元史译文证补》出，始知西域人、泰西人书足补《元史》者不少"

《蒙兀儿史记》凡例。

）可见此书为当时的蒙元史研究辟开一条新的蹊径，正是通过它，中国的学者才知道，国外尚有如此之多的有关蒙元史研究的史料和史著。

因而，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实为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20世纪初的一些史学家，继续沿着洪钧所开创的"

证补"

之路，利用中西史料进行研究与撰述。

其中以柯绍＠②、屠寄最具代表性。

柯氏所著《新元史》有诸多疏误疵谬之处，在史料取舍增删上也未尽得宜，因此向为后世史家所诟病。

尽管如此，该书将东、西方史料对校互补，博引旁搜，文字简洁，论断明快，故而也不失为一时之名作。

屠氏撰著的《蒙兀儿史记》，其学术价值更胜《新元史》一筹。

屠寄不仅熟治蒙古史学，且精于西北地理，曾三赴漠北，亲自考察，力补史载之阙。

屠寄称其撰著"

以不囿于有元一代"

，力图详述整个蒙古族的活动史，"

取材除旧史外，博采西方史料，……每一字都审订其地时日而下笔，用力极勤，其精神远在柯邵＠②《新元史》之上"

《辞海・历史分册》"

屠寄《蒙兀儿史记》"

条，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是以该书问世以后，学术界一致认为传世之作，堪称"

治蒙兀史之正鹄"

《蒙兀儿史记》孟森序。

）

　　洪钧、柯绍＠②、屠寄等人虽然对蒙古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今天看来，他们仍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编纂方法，沿袭的仍然是修补纪传体正史的传统，未脱"

重修元史"

的窠臼，而且他们均不谙外文，只能间接利用域外资料，这就难以避免以讹传讹的弊病。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东西方文化交光互影，理性主义风靡全国，反映到学术界，就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

许多历史学家在继承清代乾嘉史学"

无征不信"

治学宗旨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积极促进现代新史学的建立。

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就是这个转型时期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基础。

王与二陈的研究涉猎到许多方面，在元史和蒙古史方面也写了大量考证论文和史籍校注，他们采取新的研究手段，深入专题，在科学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历史真相，迄今仍不失参考价值。

　　在民国初年的文史研究领域，自应以王国维为巨擘。

王国维承接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受到日本明治时期满蒙史地学的影响，在蒙古史方面颇多建树。

《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是王氏治蒙古史的力作，包括《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

此外，他还撰写了《鞑靼考》、《辽金时代蒙古考》、《两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等蒙古史论文，研精钩深，令学界倾倒。

陈寅恪学贯中西，以其深湛功力对《蒙古源流》一书进行笺证考释，例举蒙文、满文、汉文以及西文史料，推定该书作者的世系、著作时代及内容的观念等，戛戛独造，多有创获，对这方面的研究达到空前的成就。

陈垣的元史研究将考证学发挥到极致，同时摆脱了清代朴学的束缚，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为推动现代元史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为蔡元培称誉为"

石破天惊"

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乃陈垣此时期史学的代表作。

该书征引博洽，考证缜密严谨，论断精辟中肯，自问世后一直为学术界奉为圭臬。

　　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志于蒙古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相继负笈海外，向伯希和等欧美东方学家学习审音勘同之学并掌握波斯文等语言工具，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即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和姚从吾。

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各以开创性的成就，将我国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

新阶段的蒙古史研究有两个特色，一是史料应用范围的扩大，直接利用蒙古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一是研究方法的改进，即着重采取史料校勘、史实考订和译名勘同等专业研究方法。

这些特色，突出地反映在他们当时发表的论著中。

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等；

翁独健《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等；

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元史〉、拉施特〈史集〉、〈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蒙古的名称和渊源》等；

姚从吾《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等论著，探赜索隐、论考周详，都是史学、史识皆臻上乘的名山之作。

　　对域外蒙古史料与论著的译介工作，此一时期也获得显著进展，冯承钧在这方面的成就最大。

冯氏一生致力于翻译事业，将大量的西方汉学家的成果介绍到中国，译著达一百多种。

他在蒙古史方面翻译了《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蒙古史略》等，还出版了九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其中包括大量沙畹、伯希和等西方史学家撰著的关于蒙古史的论文。

总之，冯承钧通过卓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为蒙古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陈捷、陈清泉将日本学者箭内亘所著《蒙古史研究》译成汉文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兀良哈三卫名称考》、《蒙古色目待遇考》、《鞑靼考》、《元朝怯薛考》、《元代东蒙古考》等22篇论文。

当时，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等日本蒙古史学者的著作也有汉文译本。

　　概括来说，在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在治学方法上明显改进，出现一些功力深湛的研究家，产生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从而开辟了我国蒙古史研究的良好途径。

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从事蒙古史研究，出版发表的论著也为数不多，而且研究领域尚比较狭窄，学科发展余地还相当广阔。

　　　　　　二

　　早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蒙古民族问题（其中包括蒙古族历史）的研究工作。

1940年4月，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

中共西北工委民族研究室编写了《蒙古民族问题》一书，对蒙古民族族称起源、社会历史发展、近代蒙古的社会矛盾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等，都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另外还编了《抗战中的绥远》一书，其中有"

绥远蒙古概况"

一章，专门论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民族问题。

这些研究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根据和重要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植。

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全国人大民委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并提出了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

在统一部署下，当时组成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行了大规模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及时抢救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

在此基础上，写出《蒙古族简史》初稿。

后来，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据此正式出版了《蒙古族简史》，并且出了蒙文版。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培养蒙古史研究的专门人才。

北京、南京、内蒙古等地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陆续建立起蒙古史研究的专门机构，研究条件比过去大为改善。

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老一辈专家积极发挥作用，为培养新一代蒙古史研究工作者付出了很大心血。

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蒙古族本民族的研究专家开始显露头角，后来均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取得不凡的成就。

　　从事蒙古史研究的学者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一样，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指导蒙古史研究，从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更有所拓进，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此一时期，研究者对蒙古族族源、社会性质、经济制度与政治军事制度等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进行认真研讨，并对蒙古族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

与此同时，他们在"

百家争鸣"

方针的指导下，积极参加了当时史学界开展的关于少数民族史等问题的大讨论，抒发己见，增强共识，普遍提高思想认识。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的蒙古史学一度形成研究高潮。

众多学术成果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高潮。

　　1958年，余元庵著《内蒙古历史概要》出版，这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内蒙古通史，长时间内是治蒙古史学的入门读物。

余氏还著有《成吉思汗传》一书，于1955年出版。

这是建国后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成吉思汗传记，该书引用了较多的俄文资料，对传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不少新观点。

对蒙古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出版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1年，谢再善译《蒙古秘史》出版，该书系根据叶德辉所刻《元朝秘史》汉文音译本还原成蒙古文，再由蒙古文译为汉文。

后来谢再善又将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达木丁苏隆编译的《蒙古秘史》（现代蒙古语学术分节本）译成汉文，于1956年出版。

1954年，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的墨尔根巴图尔从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阿剌黑・苏勒德地方获得一部削竹写本，书名为《诸汗根源之珍宝史纲》（即《蒙古源流》）。

1962年，在纪念《蒙古源流》成书300周年之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一抄本。

　　在50年代，蒙古科学委员会与苏联科学院联合编写了一部多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我国学者翁独健组织并参与了这部大型蒙古史著作的翻译工作，1958年出版了汉文本。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有关蒙古史的碑刻牌铭等文物，做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工作。

如：

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辽金石刻中的"

鞑靼"

》，宿白《元大都"

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

碑文校注》，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会昌碑》，耿鉴庭《扬州城墙里的元代腰牌》等论著，便是这一领域中的嚆矢之作。

　　1962年，在内蒙古大学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事实上这是首届全国性的蒙古史研讨会，翁独健、邵循正、马长寿、杨志玖等著名专家皆赴会参与讨论。

这一年，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关论文，如：

邵循正《成吉思汗的生年问题》、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