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论文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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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针对固定资本折旧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使用问题指出，折旧费既可以用来扩大企业规模，也可以用来改良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

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

”可见，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能力提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更多地利用资源以扩大生产能力；

二是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生产能力。

除了通过将固定资本折旧基金用于“外延式”或“内涵式”扩大生产这一路径外，还可以通过新增投资用于建立新企业或扩大与改造旧企业，前者为“外延式”，后者为“内涵式”，这是另一条路径，两条路径不应混同。

马克思指出：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

在第二条路径下，“外延式”增长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内含（涵）式”增长也可能是生产效率不变下的生产规模扩大。

就是说，可以有“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或“集约型”增长，也可以有“内涵式”的“粗放型”或“集约型”增长，例如建设宝钢就是“外延式”集约型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的路径，不仅取决于社会的物质资源状况、经济技术水平，也与生产的社会组织和合理安排相关。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看，马克思将生产力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而生产力的内涵又是丰富的，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科学技术、生产对象即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以及生产的社会组织等。

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投入的增加，也依赖于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提高要素效率必须靠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技术进步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也要重视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粗放型”增长方式。

在当前倡导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应增添新的涵义。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要素投入方式由资本投入为主，向资本、劳动、科技投人为主转变；

需求拉动方式由投资与净出口为主，向投资-消费-净出口拉动为主转变；

投入产出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适应生产的目的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成效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验证。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已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

在集约型增长条件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不断缓解和克服经济增长的瓶颈。

据萨缪尔森分析：

“美国产量增长的大约1／3可以归之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

其余2／3可以归之于教育、创新、规模效益、科学进步以及其他要素所导致的余留额”。

他看到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所在。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迫切任务。

应当看到，经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已难以为继。

国际经验表明，用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

从微观角度看，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会造成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

从宏观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由于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不可再生资源耗费过度的现象。

一方面，粗放型增长造成资金要素投入大，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不断提高，投资效益下降，积累了大量风险。

另一方面，粗放型增长能源消耗高，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呈增长态势，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国内人均资源少，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资源和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国际上许多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资源产品的进口要受到运输能力等多方面制约，粗放型增长面临极大的资源压力和不确定性。

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目前已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甚至集中出现。

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一些地方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

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必须立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实际效益较差，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不改变这种状态，经济发展就很难良性和持久。

二是可以改善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

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发展上过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造成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等问题。

据统计，目前我国彩电生产能力闲置比例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为三分之二，汽车为四分之三。

这种现状迫切要求转变工业化发展道路。

三是可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

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

这说明工业的粗放增长实质上已挤压了农业，成为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反哺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将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

据统计，每增加一美元的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国的2倍～3倍。

资源的过量消耗，也会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

以集约型方式增长，资源消耗将会减少，环境污染状况将会得到改善。

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看，我国长期以来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低价竞争。

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整体上比较脆弱。

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节约发展、循环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不断改善生态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们提供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

三、客观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中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客观地看到我国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不足与差距。

一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仍具有较强的粗放型增长的特征。

很多产业仍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

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煤炭占31%，发电量占13%，钢材占27%，铜占19.7%，水泥占45%，棉花占32.7%。

而我国GDP只占世界总量的4%，2001年我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为8083万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5.48倍、9.45倍和13.4倍，但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是上述三国的31.6%，50.6%和98.1%；

我国钢铁工业的吨钢能耗比世界平均先进水平高出30%，除上海宝钢外，钢铁工业生产每吨钢的平均耗水量为15吨，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2.7倍。

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投入产出比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尽管由于人口规模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相互之间存在不可比的因素，但从很多技术经济指标的统计数字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摆脱粗放运行的局面。

二是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劳动者素质结构改善缓慢，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

如在技术进步上，我国在1952—1990年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0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追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

从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比较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

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

我国研究与开发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趋势。

如1990年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

尽管我国经济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增长的背后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不利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我国经济比例关系没有理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仍然突出。

尽管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不顺。

一方面，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合理，2000—2003年我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逐年上升；

消费率却分别为61.1%，59.8%，58.2%和55.5%，呈逐年下降趋势。

另一方面，我国部分产业如房地产、钢铁、加工等行业发展过快，拉动了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使能源、交通和原料等瓶颈部门更加紧张，而下游的消费类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显著过剩。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注重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把两者的比例调整到35；

65的水平上，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投资主体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失误和投资项目的失败，造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

投资审查不严，担保和约束机制不完善，又助长盲目和恶意向银行贷款的行为，这些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的隐患。

从产业结构看，基础产业特别是农业长期低迷不振，制造业等行业效益下滑，失业、待业人口大量增加。

有些行业的发展受到区域性因素的激励，如短期内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其新建项目的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有的甚至低于现有先进企业的情况，加剧了供大于求的矛盾，并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

同时，这还会促使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综合配置效率。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告诉我们，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价值补偿，更要重视实物补偿。

在价值补偿上不仅要重视不变资本的补偿，还要重视可变资本的补偿。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劳动者收人被极度压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说明了“可变资本”的补偿已难以完全实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实物补偿上，要重视对自然环境、土地矿产、重要原料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利用。

目前农田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大量占用和被低价转让，已直接影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