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战略与国际重要首都城市比较分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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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只有从深层次上解决束缚文化发展的障碍，才能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顶层设计”一词。

文化领域的顶层设计就是站在文化发展全局的高度，系统地协调统筹与文化相关的各种要素、关系，深层次、全方位对文化的发展进行战略性设计。

文化领域顶层设计的目的在于，要从根本上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各种束缚，在实践中树立总控全局性质的价值观或理念的主导，具有整体性、方向性和宏观性的特点。

作为对未来的一种整体性筹划，顶层设计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应用表现为文化战略。

在城市文化发展中，重视文化的顶层设计，就是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文化在城市中的重要作用，对文化的发展进行统筹，明确城市文化发展的定位、目标和措施，从而系统地进行文化建设。

文化战略是一个城市、国家和地区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文化关系而制定的一种具有方向性的发展选择，是一种竞争性的策略。

当代世界各首都城市在制定其发展战略时，都将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来考察，作为城市发展的要务来部署。

1.华盛顿的文化战略

凸显意识形态在城市发展中的构建，对内维护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念，注重文化艺术和公共设施在价值导向中的作用，对外将文化渗透扩散至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政策之中，服从于国家全方位的文化扩张与渗透。

2.伦敦的文化战略

伦敦以创意文化的发展为导向，确立了创意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提出以创意产业的勃兴来推动城市的转型发展，利用创意产业在促进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

3.巴黎的文化战略

巴黎确立了以文化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顺应的是法国所主张的“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国策，是站在保护和发展法国文化的高度，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文化主权的高度来实施。

4.东京的文化战略

东京的文化发展战略以增强东京城市文化的活力和魅力为导向，要通过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激活东京的文化资源，展示东京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和国际前沿的文化视野，通过创造性的文化生产拓展东京的文化影响力。

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彰显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文化魅力，创新驱动文化发展，北京市将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作为首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为服务国家创新战略，2012年9月，北京市提出最大限度地发挥首都科技创新优势，以首善标准率先在全国形成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

北京文化战略的确定与实施，从国家战略全局的角度看，是新历史条件下，国家在顶层设计上的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它要求加强文化在首都未来发展和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首都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文化产业优势、文化事业优势以及科研优势，推动北京创新发展，促进首都文化建设。

二北京与国外主要首都城市文化战略的比较分析

文化战略根据城市自身不同的文化关系，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各有侧重。

本文选取战略理念、定位和实施措施三个层面，将北京与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四个首都城市的文化战略进行比较分析，以深入把握北京文化战略在实施与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理念比较

城市的文化理念是在城市发展中形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它直接影响或主导文化战略的制定，以及在城市发展中人们对待文化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处理方式。

文化理念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一旦形成便作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内化于城市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影响对文化问题的决策。

华盛顿的文化理念，奉行文化的渗透与扩张。

这一理念从根本上受制于美国整体的国家战略。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利用其在文化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化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使目标国认同和接受美国的文化符号及价值观念，谋求在世界的“话语霸权”，从而在文化和思想上达到对其他国家操纵和控制的目的。

伦敦的文化理念，追求文化的创意与创造。

英国1992年公布的《创造性的未来》指出，“创造性”为英国今后长期遵从的文化诉求。

对伦敦而言，“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伦敦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中心，随着20世纪后半期伦敦第二产业的不断衰落、对泰晤士河的治理以及因工业发展而给伦敦带来“雾都”之称的反思，最终使伦敦确立了以文化创意与创造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并以此为支撑促进城市转型发展、保持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巴黎的文化理念，以强调民主化为主。

巴黎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积淀深厚的城市，法国文化部在设立之初就将让大多数法国人接触法国文化使得法国的文化遗产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部门的职责，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主张文化不是奢侈品，不应被资本、权力或市场垄断，而应为所有人服务。

东京的文化理念，以凸显文化独特性为重点。

日本在战后一直致力于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形象的塑造，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化立国”的理念后，便通过树立本国文化的独特性来提升日本在文化上的自豪感，并促进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展示日本的文化形象。

相比较而言，在发展理念上北京并未真正将文化视为北京安身立命的根本，尽管在“文化强国”战略的推动下，强调“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对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的驱动作用，对文化在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色城市构建、国际形象塑造以及竞争力提升等方面的认识有所加强，但“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仍未彻底改变，对文化保护还未上升到文化自觉的高度。

尤其是面对地产开发，对文化遗产、历史古迹的保护力度表现出明显不足。

2012年1月，已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文物部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除，成为北京近年来“最恶劣的文物毁坏事件”；

[1]12月，北京钟鼓楼附近的66个旧式四合院被划入拆迁范围，引发民众争议。

[2]因此，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四大首都城市相比，北京以文化为发展基调的战略理念仍需进一步强化。

（二）发展定位比较

城市文化定位是城市根据自身的文化条件，为城市在未来区域发展或世界竞争中所设立的目标，它将城市文化中的某些要素予以凸显，进行重点培育和扶持，使之成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个性。

城市文化的定位是城市文化战略的核心，作为城市文化发展的首要环节，回答的核心问题为“我是谁”。

科学鲜明的文化定位能彰显城市在发展竞争中的差异性优势，增强城市的向心力和吸引力，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在定位上，北京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等首都城市存在着差异。

华盛顿的文化定位。

华盛顿是世界上少有的仅以政治职能为主的首都城市，因此城市文化建设在整体定位上以服从政治建设为核心，充分发挥文化在价值观建构中的整合和调控作用，彰显美国的价值理念。

伦敦的文化定位。

伦敦将建设“模范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级城市”和“卓越的创新文化国际中心”为发展目标，并在此过程中，突出文化创意和文化多元性在城市发展中的特色，维持伦敦作为世界文化大都市的形象和地位。

巴黎的文化定位。

保持巴黎作为艺术之都的世界地位，积极保护民族艺术以及巴黎老城区的历史古迹、艺术建筑和文化遗产，培养城市的文化氛围，延续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

在现代化过程中，寻求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延续巴黎独特的文化身份。

东京的文化定位。

东京在战后经济得以迅速复苏，在20世纪80年代便被定位为在世界上能够代表日本的最主要的城市。

《东京都文化振兴方针》（2007）提出，要在2015年将东京建设为文化魅力感受型、文化富裕型和具有丰厚文化创造底蕴的都市，展示东京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多样性。

文化是首都北京在未来建设中的重要资源和优势，北京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集中和传播之地，也汇集了全国最多的科研院所、演艺团体、文化设施。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将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

2011年12月，北京市又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把首都建设成为在国内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著名文化中心城市。

2012年9月，北京市在出台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首都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将首都初步建成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文化创新之城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

北京虽然在目标定位的设立方面有明确的表述，但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四大首都城市相比，在世界首都城市文化体系发展定位上缺乏较为突出、精准的文化特色。

例如，华盛顿彰显政治文化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伦敦突出现代创意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巴黎注重历史文化保护对城市文化身份的塑造，东京则凸显文化活力和文化多样性在城市中的地位。

而北京由于城市功能的重叠，在文化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从思想道德显著提升、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体制活力迸发、文化创意产业发达、城市文化魅力彰显、文化科技深度融合、文化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等七个角度对首都的文化发展进行了论述，尽管概括较为全面，但文化特色并不突出，具有鲜明特质的文化个性不强，在文化定位凸显差异性方面仍需进一步挖掘。

（三）措施政策比较

政策措施是文化战略得以实施的制度保障，也是对文化理念和目标定位的展开和具体化，完善的保障措施有利于文化战略的顺利推进。

华盛顿在文化战略的实施中，从城市规划、公共空间设计等方面增强城市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华盛顿在建城之初，便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国会大厦为城市中心和最高建筑，体现了国家立法机构所行使权力的至高无上；

在城市中轴线的设计上，确立了东西轴和南北轴的主次之分，体现了美国政体中立法对行政的授权和司法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在国家大草坪中，以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为题材，通过修筑纪念碑、纪念堂或雕塑，如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二战”雕塑群、越战纪念碑等，增强国家大草坪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记忆和与民众的互动。

伦敦文化建设的开展体现在以市长名义颁布的战略草案中。

《伦敦：

文化之都——发掘世界级城市的潜力》（2003）和《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2008）作为第一和第二份战略草案，分别由市长利文斯通与鲍里斯·

约翰逊颁布实施，两份草案均从12个方面对伦敦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

2010年，约翰逊公布了第三份文化战略草案，即《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文化战略草案：

2012年及其以后》，这一草案着眼于伦敦文化战略在2012年后的发展，草案提出要通过拓展文化发展渠道，加大对教育、技能和职业的投入，改善基础设施、环境和公共领域，以追求卓越的精神加强伦敦市政府与其他文化机构、组织的协调，努力维持伦敦作为一个世界级城市在文化层面的地位。

草案还指出，2012年伦敦奥运会既是文化和体育的盛会，也为伦敦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应在未来的区域发展中，将这些文化遗产纳入到区域发展的规划之中。

巴黎的文化保护表现在几个层面。

首先，巴黎执行了自“二战”以来所颁布的文化规划及法律法规，遵从“历史、文化和美学视角下的遗产重要性”“城市与景观之间的和谐”“拆除和损坏风险评估”等原则，对老城区中的街道走向、沿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