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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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义与困惑

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信任在人类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学界之所以对信任问题少有问津，是因为它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不言自明的形态而弥漫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20世纪年代之后各个学科开始对它日趋关注，主要反映了以下两大背景：

一是学者们在学理上越来越想搞清楚它的含义和运行机制是什么；

二是社会生活自身的变化开始使信任问题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这就好比我们在平原上生活，从来没有想过空气的问题。

空气被当成自然而然的那一部分弥漫于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可一旦我们被迫迁徙到高原生活，虽然空气对人类而言依然保持其必备性特征，但由于我们自身发生了改变，空气的必备性便开始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

信任在学界能受到关注，显然缘自人类自身追求的现代化生活。

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社会风险的凸显，即社会不确定性的巨量增加。

当人类既不愿放弃现代化道路，又不想再回到田园般的生活中去时，人类的生活随之也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安稳和踏实。

当个体性投机、市场逐利以及不同团体间的利益争夺等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旋律时，信任的理所当然特征也随之消失，以至于成为当今学界广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实际上，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难研究的事物是人们过于熟悉的事物。

一则因为人们对其太过熟悉，所以它们往往容易被忽视，再则因为太过熟悉，也往往使人不能同它们保持必要的距离。

没有一定的距离，认识上就会失去客观性，而增加了太多的感受性，进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只能凭借自己熟悉的那部分来进行主观认定。

信任是一个人们太过熟悉的问题。

它不分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生活领域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日常互动及其言行当中，以致于我们无法有距离地看待它，或者将它当作一个他者，让自己抽身事外以认清其中的特征乃至本质，由此，以往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更像一个万花筒：

五彩斑斓、富于变化且无穷无尽。

尤为可悲的是，随着专业性的研究成果数量激增，我们也未必越看越明白，而是越看越迷糊。

就笔者自己的感受而言，虽然不少研究其思想观点因相互碰撞而富于启发，但更多的是给人造成混乱和疑惑。

笔者甚至认为：

想继续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来搞清楚这个问题，未必是一条合理的出路，应该回到常理上来了。

而回到常理上来讨论，也是需要勇气的。

基于对与信任问题有关的研究成果的大致梳理，笔者深感困惑的问题可以集中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科学领域中没有成熟的信任理论

信任往往被分割在不同的学科中时隐时现地加以讨论。

总体而言，社会学理论中关于信任的讨论，比较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要单薄许多。

诸多观点并没有被展开，或者没有被涉及到，理论框架也很不清晰。

在现有的社会学理论方面，对信任研究最有深度的要算是卢曼（Luhmann）（2005）的《信任》。

他在篇幅不大的书中对信任做了深入的、很有见地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亦对社会学理论本身有拓展的意义。

另一些带有理论性思考的著作要数巴伯（Barber,1989）的《信任的逻辑与局限》和艾森斯塔德等（EisenstadtandRoniger,1984）的《保护人、被保护人和朋友》等。

如今，这些著作已成为信任研究的经典。

科尔曼（Coleman,1990）和吉登斯（Giddens,1998）的思考散见于有关其社会行动系统及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论述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尚未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理论架构.还有一部比较理论化的社会学著作是由波兰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Sztompak,2005）撰写的，但这部书仅从社会学角度上梳理了信任的各个方面，尚没有建立起一种关于信任的社会学理论。

目前较为关注信任话题的学科是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

其他学科均根据这几个学科提供的定义和框架来延伸自己的相关讨论。

总之，由于整个社会科学尚处于对信任的探索之中，关于信任系统及其运作模式还没有直接的理论可以借鉴和运用。

（二）信任的含义不确定

含义上的零乱表现在各个学科、各种学科取向的学者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现在看来最具影响力的分类是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其广泛的被认可度源于它可以装下其他一些关于信任的讨论（尤斯拉纳，2006），比如认知的、情感的，个人的、制度的、计算的、了解的、认同的、人格的、权力的、关系的、策略的等（罗家德、叶勇助，2007）。

而在此所谓的影响还构成了一种文化的视角，因为在这一分类的背后有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乃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研究框架作支撑，由此可以得到一种比较清晰的对比模式来区分东方（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信任特征（周怡，2013）。

就中国学者自身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来看，更大的问题还不是在如何分类方面，而是在含义方面。

信任在中国涉及到信、诚信、信誉、信赖、相信、信息、信用，也涉及到真诚、善意、诚实、忠义、欺诈等道德和伦理品质。

这种内涵互涉、能指各异的多词现象导致了中国学界非但未能对信任作出合理的分类，且还使得大多数的讨论被深深地束缚在无意识地滥用混用词语的窠臼之中，使得一个本来就很难搞清楚的问题变得更加混乱（翟学伟，2010）

（三）信任的指向性不明确

具体而言，信任是属于非理性的讨论还是理性的讨论？

比如，信任产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信息的不充分或者社会确定性不够，那么在信息不充分或社会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人或对事做出信任的判断，究竟应当划归于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Elster,1989;

Coleman,1990;

Hardin,1991,1993,1996;

Hosmer,1995）。

再比如，涉及信任与被信任的双方之间是否应该具有契约关系或者权力关系？

因为一旦有契约或权力的外在因素介入，那么信任运行便更容易得到保证；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个被控制或害怕受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可信性行为算不算信任？

一种答案是算，因为建立健全这样的社会系统可以使人的行为变得可信（卢曼，2005:

85）；

另一种答案认为不算，因为这样的社会系统建立于“人不可信”这一假设之上。

如果人是可信的，社会并不需要建立这类惩处系统（吉登斯，1998:

21）。

（四）跨文化研究中的问题

关于信任的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福山（2001）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

而更宏大的比较研究在历史学中也有所体现（梅登，2009；

蒂利，2010）。

中国学者目前面对的问题大体上可以说仅仅是将由自身文化塑造出来的信任特点归结到西方分类中去，而并没有认真想过上述分类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是由分类取向的认知方式导致的。

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比较自觉。

他们通过对日本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信任的解放理（Emancipationtheory）（YamagishiandYamagishi,1994;

YamagishiandCook,etal.,1998），指出本属于西方人划分的有信任部分，在日本人那里不叫信任，叫保证或者承诺。

为此，他们认为信任是在保证和承诺之外出现的，换句话说，不能保证和承诺的地方才会有信任问题。

这类研究本可以给中国学者带来重要的启发，但事实上却没有。

面对上述信任研究的处境，是进一步沿着林林总总的观点走下去，还是暂且搁置如此五花八门的专业讨论来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突破呢？

本文认为，有必要先回到生活常理中来，在惯常经验中思考信任现象以及信任缺失的意味，然后再回到学理中来同上述的信任研究进行对话。

因为当见仁见智的学术概念,观点以及专业研究手段不再限制和干扰我们的思考时，说不定反而可以使我们能更轻松自如地径直理解信任的本质为何。

二、回到社会常理中寻找信任

撇开繁复的问卷填答和数理统计加概念建构，仅就常识而言，讨论信任首先起因于人是群居的动物。

从常理上说，一个人一旦离开他的群体，就无法生存；

反之，人人都在群体中，就都有机会存活。

群体生活的作用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其内部有一个动态的相互依赖协调机制，简单地说，就是互相支撑和照顾的问题。

一个文明的社会（也就是文明的群体）通常会假定，一个人一生中的两端，即童年和老年需要他人照顾；

中间一段，即青年和中年，是自己照顾他人。

由于任何一个个体一生总要经历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因此一个个体一生就既有他人照顾自己的时候，也有自己照顾他人的时候。

由此而言，任何人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均由于人的生活是建立在彼此依赖的基础之上的。

依赖是人类生活的必然，构成了所谓社会性的基本特性之一。

可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依赖方式却有着很大的分别，家庭、亲属、朋友、团伙、帮会、组织、机构、国家等，都可以成为人们生存与发展的依赖对象。

依赖方式的多样性导致了人们对可靠性的选择，也就是说，一个人究竟选择什么样的依赖对象才能够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衣食住行、日常活动和其他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社交、文娱、交易、教育及其他精神活动等，将受到自然环境和相应文化观念的驱使。

所谓可靠性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表达之一就是信任，但是，这一表达又不是其内涵的全部。

信任只是可靠性的一个层面、一个方面，其他方面还有信念、信仰、信誉，也有纽带、习俗、伦理、制度、法律等。

信任之所以会与这些概念相互牵扯在一起，就在于可靠性自身的多样性。

可是，信任同这些概念有关，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被随意地与这些概念相混淆，因为在上述各种概念的彼此交错中，有的使信任变得重要，有的则会使信任变得不重要；

有的会增强信任，有的则会减弱信任；

有的会导致信任消失，有的则会使信任成为可有可无。

为了便于在常理意义上讨论信任，笔者先以人类最基本、最需要、最有依赖性的婚姻为例。

婚姻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形式，是一种文明的体现，动物界只有交配而无婚姻。

如果人类的婚姻形式是群婚制，那么信任意义不大，其中既不需要确定谁一定要依赖谁，也不需要考虑交配对象的唯一性和持久性。

这种婚配制属于强依赖、少信任，即跟谁过不是过；

如果婚姻形式是配偶确定性的制度，比如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或者是一夫一妻制等，那么其确定性、唯一性和持久性的要求越高，信任的要求也就越高。

在许多文化中，贞洁、贞操或忠贞不渝的表达是信任在婚姻中的极致性表达，是彼此间最高程度的信任诉求。

可是当社会的文明形态达到这一阶段时，信任概念一方面在凸显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个悖论（吊诡）。

因为社会为了保证夫妻双方信任关系之建立，出现了很多约束性的机制：

道德约束、习俗约束、规制约束或者法律约束。

无论哪种约束，都在指向一个含义，这就是夫妻之间的情感维持被文明社会假定为有很大的难度，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反之，如果文明社会假定夫妻之间会持续保持彼此的信任，那么附加任何约束机制就成为多余。

正是透过这一点，使我们意识到，作为约束机制以外的男女关系，比如因爱情而同居或因爱而形成的伴侣关系，恰恰可以定义为一种没有约束机制的信任关系。

没有约束机制的信任还可以体现在社会的其他方面，比如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因故把随身行李托付给一个陌生人保管，而这个陌生人就守着这个行李等此人来取。

他既不走开也不打开，也属于无约束机制的信任。

又比如有不少社会经常发生陌生人要求搭便车现象而并不受到拒绝等。

无约束机制的信任很容易被划归为道德信任或人格信任的范畴，甚至可以同信仰、信念挂钩。

如何进一步归类，这里暂不讨论。

笔者只想表明，这样的例子在人类生活中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