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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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

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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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赛亚?

伯林主张价值多元论的观点同时也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自明的，政治哲学界对此一直存在着争议。

本文试图考察伯林多元性论题的内在困境，分析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多元价值冲突问题的回应，并提出在“反基础主义”的视野中来应对价值冲突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关键词】伯林｜价值多元论｜自由主义

　　如果说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家——柏拉图、马基雅维里、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伯林以及阿伦特等——都无不深切地关注他们时代的社会现实，那么作为这些思想大师的精神后裔，当代政治理论学者似乎也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写作“对论述的论述”，仅仅生产“关于文本的文本”。

1舍尔顿?

瓦林（sheldonwolin）在《政治理论作为一种职业》中指出，“承传”与“创造”是学科中两种不同的而又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

2承传“经典”是为了在言说“现今”中有所创造。

这在一方面赋予学术传统本身以鲜活的生命而得以生生不息地发展，同时又使政治理论对公共性的批判事业有所贡献。

这在我看来是当代政治理论研究的一种可取的态度。

重返多元性问题是源自当今中国现实问题的驱使与激励。

多元价值的冲突以及缺乏道德与政治共识的征兆在当下变得日益突出。

我们由此深切地感到，政治行动的合法性以及公共决策的正当性，除去对宪法与制度框架的要求之外，还取决于在公共领域中政治共同性的达成。

出于这样的关切，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和思考多元社会中的价值冲突与政治分歧问题。

　　以赛亚?

伯林（isaiahberlin）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他的思想史研究赋予他独特的视野和判断，其论述旁征博引，充满了深刻而锐利的洞见，但却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似乎印证了他对自己认识——知道许多小事的“狐狸”而不是建构大体系的“刺猬”。

然而，伯林的著作中也反复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论题：

多元性论题与自由论题。

多元性论题主张，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彼此之间常常无法公度也不能兼容，而且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失；而自由论题则强调，在人类的多种价值中，自由的价值——特别是以“消极自由”为核心的自由——对于实现生活的其它价值是基本必需的，因而具有优先性。

但伯林对这两个论题的阐述也有些令人疑惑。

首先，如果不同价值的相互冲突意味着伯林所谓的“无可避免”的悲剧，那么为什么他始终反对价值一元论而坚持多元主义的立场？

其次，如果价值是多元而不可公度的，伯林又何以能够主张（消极）自由具有普遍的优先性？

多元与自由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我们是否可以由价值多元论题来证成（justify）或推出其自由论题？

　　西方学术界对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广泛的研究，也一直存在许多批评争议。

伯林是思想史上“自由多元主义”的经典论述者之一，深入阐释他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性所面对的多元价值冲突这一核心困境，以及面对这种困境的理论可能和限度。

本文首先通过对伯林著作以及相关讨论的解读，澄清伯林多元性论题的涵义及其蕴含的双重困境，并重提一元论与多元论的理论紧张，继而简要考察当代自由主义对多元性问题的几种回应，最后通过阐释伯林思想的内在紧张及其蕴含的启示，提出在“反基础主义”理论视野中理解多元价值的冲突问题。

本文的主要论点可以作如下表述：

伯林从多元性论题出发，主张了“消极自由”优先的自由主义，但对一元论危险的防范是以多元冲突中无可避免的损失为代价的。

因此，在理论的概念逻辑上，我们无法确定自由主义在处理多元冲突问题中是否具有普适的优越性。

伯林的自由多元主义论述具有内在的紧张，反应出伯林在启蒙主义与反启蒙主义之间的犹豫与深刻审慎，这本身启示了一种反基础主义的道德与政治实践路径。

由此，积极公民的政治思考对达成政治共同性具有迫切而突出的必要性。

　　i.伯林的多元性论题及其双重悲剧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分歧与争议的世界。

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价值纷争的局面？

这是以赛亚?

伯林论著中处理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在伯林看来，如果试图用某个特定的“善”（good）或价值来统领所有生活的目标，以求得社会世界的和谐与统一，无论这种企图是出于多么良好的意愿或以多么崇高的名义，都是极为不可取的。

这种信念被伯林称作“形而上学的一元论”，在理论上是一个严重的“概念性错误”（conceptualmistake）：

　　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incommensurable），而且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

假定所有的价值能够用一个尺度来衡量，以致稍加检视便可决定何者为最高，在我看来这违背了我们的人是自由主体的知识，把道德的决定看作是原则上由计算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1]（）

　　既然在有些不可公度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那么，原则上可以发现所有价值都能和谐相处的模式这样一种观念，便是建立在关于世界本质的一种错误的、先验的观念之上”。

[1]（）伯林认为，虽然，“一元论以及对单一标准的信念，无论对于理智还是对于情绪，常常是个深刻的满足之源”,[1]（），因此对人们具有强烈的感召力，但这种错误的信念在道德与政治实践中常常会造成巨大的人性灾难。

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导致的惨痛悲剧为伯林的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经验佐证。

为了避免这样的人类悲剧，伯林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应当抗拒形而上学一元论的诱惑，以自由宽容的态度维护与包容多元的价值追求。

这是伯林为人熟知的价值多元论（valuepluralism）的主张。

这当然是一个极富洞见的论述，至今仍然具有其重要的警策意义。

　　但是，多元价值共存的世界远不是令人乐观的。

伯林同样反复地指出，多元价值冲突的局面也完全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是悲剧性的——“在伟大的善当中，有一些是完全无法共存的。

这是一个概念性的真理。

我们注定要选择，而每一种选择都可能蕴含着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2]（）这种“注定”（doomed）要做出的选择是严峻的，其中包含着牺牲我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

而且对于应当如何做出选择“不存在先验的、原则上可以发现正确而具有结论性的方案”。

[1]（）或者说，我们总是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悖论（paradox），“这种进退两难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

”[1]（）对此伯林给出了一些具体的例子：

　　在某一特定情形中，是不是要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来促进民主？

或者牺牲平等以成就艺术、牺牲公正以促成仁慈、牺牲效率以促成自发性、牺牲真理与知识而促成幸福、忠诚与纯洁？

我想提出的简单观点是，在终极价值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从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发现快捷的解决方法的。

[1]（）

　　我们可以辨别，伯林在其著作中实际上表达了两种强弱不同的“选择牺牲论”：

有时，他使用“不一定能避免”或“可能难以避免”这种否定式的、较弱的说法（negativeandthusweakversion）；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使用肯定式的、较强的说法（positiveandthusstrongversion）——“选择的需要，为着一些终极价值而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的需要，就成为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

”[1]（）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他目的之牺牲的世界”。

[1]（）在肯定式的表述中，选择的必然性就无可避免地要导致牺牲的必然性。

　　因此可见，多元性论题中包含着内在张力。

伯林一方面肯认多元价值的正当性，并坚决反对将多元价值“统合一体”的一元论主张。

但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另一种困境，就是在不同的终极价值的冲突中做出抉择而不得不付出的牺牲。

也就是说，伯林论题内在蕴含着双重悲剧的紧张：

为了避免一元论的极权主义悲剧，我们必须维护多元价值的正当性，但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意味着无法兼得的选择，会导致无可挽回的损失。

　　那么，哪一种悲剧更严峻？

或者说哪一种损失更惨重？

伯林又如何面对这种紧张呢？

在他看来，一元论的观念更为危险，因为“这种信念要求个体为社会的自由牺牲自己”，而这种信念“与任何别的信念相比，对个体在伟大历史理想的祭坛上被屠杀负有更大的责任”。

[1]（）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在身处冷战时代的危机之中，伯林对于纳粹德国以及苏联的两种极权政体所造成的灾难具有极为强烈的警觉和批判。

因此，他更为注重维护异端的权利，更为强调对多元价值的维护，从而主张了一种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pluralism）的立场。

而对多元冲突所可能导致的牺牲抱以人性论的无奈，甚至愿意以此为代价接受价值多元并存和纷争的局面。

　　但是，二十世纪的历史悲剧不只有奥斯维辛和古拉格，还有卢旺达的大屠杀，还有巴尔干半岛的分裂，还有形形色色的“文明冲突”。

如果脱离伯林所处的具体时代，将这一论题放置在当代语境之中权衡，我们是否确切地知道哪一种悲剧更为惨重？

　　在这里出现的理论问题是：

如果在政治哲学上予以考量，一元与多元这两种悲剧或者说两种牺牲是可以公度吗？

如果把避免这两种牺牲看作是两种相互竞争的人类目的——譬如，最典型的是，以强调秩序与稳定的威权政治来避免多元冲突造成的牺牲，和以尊重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民主政治来避免个人自由的牺牲——这两种追求在观念层面上是否可以公度？

我们有什么理由推论，这样两种合理的目标之间可以用共同的尺度来衡量，而且可以做出高低之分？

这与伯林自己信奉的终极目的之不可公度性的主张是否发生矛盾？

伯林自己选择了以消极自由优先为核心的自由多元主义，来避免一元论的极权危险，这种选择的理据是什么？

是来自哲学上的论证还是源于他对历史经验的认识和判断？

这当然涉及到伯林如何证成、以及是否证成了他的自由多元主义的问题。

　　伯林多元性论题的内在紧张所引发的政治理论问题可以做如下的重构表述：

第一，如果伯林的自由多元主义主张得以在概念上证成（conceptuallyjustified），那么多元论较之一元论的政治方案将获得普适主义的优越性。

3第二，如果像罗纳得?

德沃金（ronalddworkin）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无法在原则上判断一元与多元所造成的两种危险何者更严重，那么在价值一元论主导还是多元论主导的政治方案之间做出的选择要么是任意武断的，要么是受特定社会历史制约的情景化的合理选择，即这种合理性不具备普适主义的效力。

第三，如果像约翰?

罗尔斯（johnrawls）试图证明的那样，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可以在政治（公共）领域中得到原则上的和解（reconcile），那将消除或大大缓解伯林论题中的紧张，即多元论由于冲突的和解而优于一元论，无疑是普适有效的最佳政治方案。

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三种可能做出简要的考察分析。

　　ii.自由主义对多元性困境的回应

　　伯林主张，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世界中我们应该放弃一元论的信条，接受注重消极自由的自由多元主义。

自由主义似乎是伯林应对多元冲突困境的一种立场。

但是，从肯认价值多元论到主张自由主义的依据究竟是什么？

表面上看，伯林的推论似乎很简单：

由于我们生活的世界要求“我们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

正因处在这样的状况中，人们才给予自由选择以那么大的重要性”。

[1]（）他也说，只有在一个多种价值彼此相互和谐的世界里，“选择的必然性”与“自由选择的核心重要性”才会消失。

[1]（）由此看来，伯林似乎是从“选择的必要性”很自然地证成了“自由选择”（消极自由）的优先性。

但如果在哲学上仔细追究，伯林的论证过程可能加入了一些隐性的预设，也可能含有逻辑可疑的推论。

　　首先，伯林反对一元论的理由不仅在于它是“不可欲的”（undesirable）而且认为它是虚假的，是一个概念错误。

我们大多对价值多样性的存在本身没有争议，这是一个我们都能够经验的事实。

但许多人（不仅仅是一元论者）并不一定能同意“多样价值之间不可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