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象似性与右文说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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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木类,其左皆从木。
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
水之小者谓浅,金之小者谓钱,歹而小者谓残,贝之小者谓贱。
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宋人王圣美提出的这种文字学,即是最早的“右文说”。
所谓“右文”,一般是指形声字的声符。
而“右文说”,即是这样一种理论:
在形声字中,声符本身具有一定的意义,可以与本字的意义相通。
或者如王圣美所说,形声字的义符只表示义类,而真正的意义则在声符之中。
自王圣美后,宋人张世南的《游宦记闻》卷九,戴侗的《六书故·
六书通释》也都提到“右文”的问题。
清代,朱骏声、段玉裁、王念孙等凭借古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将其推演为“音近义通说”。
“右文说”被推阐得淋漓尽致,以声读之法尽文字假借之妙,寻绎出统系来,蔚为壮观。
这也标志着“右文说”的顶峰。
段玉裁在《说文叙注》中说:
“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着于形。
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
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
”段氏以为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相互关联,应三者互求。
而三者之中,最重要的在于了解声音。
他在《段注》里特别注意音与形义的关系。
因此,他在训话中,能循着语音的线索,提出“声义同源”的说法,构成“因声求义”、“音近义通”学说的理论基础。
音近义通在某些情况下有其客观依据,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所有音近字的意义一定相通。
它的条件必须是同源。
只有语源相同或相近的词中,才可能有音近义通的现象。
“一方面,同从一声的形声字不见得都有相同、相近或相关的意义。
同一个声旁也可能表示几种相关的、乃至无关的意义。
另一方面,为同族词所造的形声字,也不见得都从同一个声旁,而完全可能使用音同或音近的不同声旁。
例如从‘舆’声、‘余’声和‘予’声的一些字都跟‘宽缓义’有关,从‘禁’声和‘今’声的一些字都跟‘含蕴义’有关。
这种虽然使用不同声旁但是音义都很相近的字,它们所代表的词,一般也应该是有同源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把声旁用作研究同源词的线索的时候,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同从一声的形声字的范围里。
”(杜念峰2004)我们不是否定右文说的合理性。
相反,我们认为在声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右文说促进了的同源词的研究。
王力的《同源词典》中同源词中有许多就是形声字。
“右文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只把形声字的声旁看作标音符号的偏见。
但就形声字而言,声符表义的情况十分复杂,既有用同一声符表示同一意义的,又有用不同声符表示同一意义的,还有用同一声符表示不同意义的。
传统右文说只适用于这三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况,而对其他两种情况就不那么有用了。
它囿于形体,无法把用不同声符表示同一意义的同源词系联在一块;
又容易以偏概全,把本来表示几种不同意义的声符硬说是表示一义的。
所以,我们应该从音去找义上的联系。
王力(1980:
534)在清儒的基础上进一步摆脱字形的束缚,从声音和意义两方面找它们的亲属关系,他指出:
明母字(暮、墓、幕、昧、霾、雾、灭、幔、晚、茂、密、茫、冥、蒙、梦、盲、眇)常表示黑暗义或有关黑暗的概念,至于“明”字作为反义词存在,这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反义词也是有语音上的联系的。
影母字(阴、暗、荫、影、翳、幽、奥、杳、黝、隐、屋、幄、烟、哀、忧、怨、冤、於邑、抑郁)常表示黑暗和忧郁的概念,以及有关的概念。
日母字(柔、弱、荏、软、儿、孺、茸、韌、蠕、壤、辱、)常表示柔弱、软弱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概念。
阳部字(阳、光、明、朗、亮、炳、旺、王、皇、章、昌、张、扬、刚、强、壮、猛、长、永、京、广、旷、洋、泱)常表示光明﹑昌盛﹑广大﹑长远、刚强等等的概念。
二、音义间的象似性
近年来随着认知功能语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语音的语义之间的象似关系。
即:
语言的临摹性。
他们越来越关注语音与语义的联系,认为他们的结合有一定的理据性。
段玉裁、王念孙、朱俊声等清儒之所以能因声求字,提出“声义同源”的说法,构成“因声求义”、“音近义通”学说,也就是因为音义之间是相通的。
1.语义与元音(韵母)的有关。
郭中(2005)提出了以下几条:
(1)u、o表示“圆形”,如:
“圆、环、碗、挽、丸、湾、腕、完、全、圈、拳、泉、蜷、管、罐、玩、珠、玉、球”。
(2)a表示“偏小的面积或体积”。
如:
“巴、芭、坝、扒、靶、疤、耙、拔、把、大”。
(3)ai介于i和a之间,表示“小、薄、细、距离近”,如:
“爱、矮、碍、埃、隘、挨、白、摆、掰、排、牌”。
(4)an表示的范围比ai大。
“庵、安、案”。
(5)ang表示的范围比a、an更大。
“广、逛、筐、框、旷、炕、缸、窗、床、闯”。
(6)ao常表示“相对封闭的空间”或者“高空”有时也指“半圆形”如:
“套、掏、涛、冒、帽、铆、罩、窖、勺、舀、槽、搅、扰、绕、鞘、铐、牢”。
(7)ong表示“圆形、庞大的、有份量的”,如:
“洞、栋、冬、筒、捅、通、桶、瞳、弓、公、宫、功、巩、轰、洪、宏、鸿、虹、孔、窿、钟、龙”。
其中“洞、栋、筒、捅、通、桶、弓”既有“圆形”之意,又有“长”之意。
(8)i、ing表示“大的范围和体积”但是和“细小、薄”有关系,如:
“小、细、下、低、青、清、晴、静、净、精、镜、颈、柄、饼、屏、平、瓶,并,拼”其中“清、晴、静、净、精”都有“在大的范围内较纯洁而无小杂质”的意义指向。
(9)有的音节既包含有小口形的发音,又包含大口形发音或鼻腔共鸣发音,这类音节有时表示兼具两种特征的事物和特征,如“细而长或者薄而大”,“一部分小另一部分大”。
“丁、钉、茎、秧、柄、饼、屏、平、量、梁、桨、疆、墙、枪”。
上面提出的这些规律并不是没有反例的。
(4)、(5)他自己就给出了反例。
这说明音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这么简单。
这里面有诸多因素同时起作用。
“a”是否表示“偏小的面积或体积”值得商榷。
发“a”时开口度较大,所以“a”常表示大的意思。
常与i相对。
大—小、细。
“ang”应表示“大”的意思,这从王力先生提出的“阳部字(阳、光、明、朗、亮、炳、旺、王、皇、章、昌、张、扬、刚、强、壮、猛、长、永、京、广、旷、洋、泱)常表示光明﹑昌盛﹑广大﹑长远、刚强等等的概念”中可以得到证明。
雍淑凤(2001)在分析了《说文》中“奄”族字后指出“奄”族字有以下4个义项:
①具有“大”义;
②具有“覆盖、蔽藏”义;
③具有“无光明、昏暗、黑暗、黑”义;
④具有“覆盖、遮蔽、盛装物体的东西”义。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4个义项的引申关系。
这正好证明了(4)“an”表示范围大。
刘卫宁(2004)认为“乔”声表示“高”源义素;
“乔”声表示“大.”源义素;
“乔”声表示.“长”源义素;
“乔”声表示“突出翘企”的源义素。
而“高”、“大”、“长”、“翘起,突出”诸义同出一源,以“乔”为他们的共同语源。
而“乔(qiao)”的韵母既有表小的i又有表大的ao,而这时为什么不表示小,而表示大。
但戋(jian)族字却表示小。
(水之小者谓浅,金之小者谓钱,歹而小者谓残,贝之小者谓贱。
)这里,人们却突出了i而忽视了表大的an。
具体原因不清楚。
可能是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对音的敏感不一样。
蔡淑梅(2005)对汉字中从“同”得声之字分析,则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第(7)条的描述。
她指出:
“在汉字近56个从“同’,得声的形声字中,就本文材料所能证明的同源词有35个,而这些理据式同源词按其所含有的共同意义可分为两大组:
一、表大义、盛义;
二、指事物直通、中空、外圆的特征和动作直的特点及由此引申出的通达之义。
”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以上的
(2)、(3)、(4)(5)、(6)、(7)归并为:
a、ai、an、ang、ao、ong倾向于表示大及与大相关的概念。
以上的9条规律就可以简化为4条:
(a)u、o、ao、ong表示“圆形”,引申表示大的事物。
(b)a、ai、an、ang倾向于表示大及与大相关的概念。
(c)e、i、ing表示大的范围和体积”但是和“细小、薄”有关系。
(d)有的音节既包含有小口形的发音,又包含大口形发音或鼻腔共鸣发音,这类音节有时表示兼具两种特征的事物和特征。
郭中虽然对某些语音倾向于表示某种语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但没有解释为什么。
我们认为上面的这些倾向性正是语音象似性的表现。
主要表现有:
一是用发音口形象似物体的形状,如(a);
二是开口度大小象似事物的大小、重要与否,如(b)、(c);
当音节中既包含有小口形的发音,又包含大口形发音或鼻腔共鸣发音时,就会出现这种语音象似的竞争。
这类音节两种意思都有可能表达,这时就取决于表达者当时强调哪一方面。
2.语义与辅音(韵母)有关。
(1)j、q、x、y、z、c、s、zh、ch、sh表示“细小、很薄”等特征和事物。
其中j、q、x象似程度最高,如:
“极、细、小、线、尖、点、面、丝、狭、夹、掐、卡、齐、脐、皮、披、一、衣、依、倚、椅、聚、集”。
这是因为这些辅音只能跟i相拼,而元音i也是表示小的意思,这样,这个音节既符合元音象似,又符合辅音象似,所以象似程度高。
(2)m、p、y、w、r常表示消极及与消极有关的概念。
王力先生(1980:
533)指出:
上古16个否定词,按上古音读,它们都是唇音。
其中11个是明母字(莫、末、蔑、靡、曼、罔、无、毋、亡、勿、未),5个是帮母字(不、弗、否、非、匪)。
上文提到的明母字常表示黑暗义或有关黑暗的概念、影母字常表示黑暗和忧郁的概念以及有关的概念、日母字常表示柔弱、软弱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概念也是个证明。
(3)指示代词的近指、远指的区别有时就是辅音的不同,一般来说,近指的辅音响亮度低于远指。
辅音的响亮度级别为:
边音﹥鼻音﹥擦音﹥塞擦音﹥塞音;
送气的﹥不送气的。
(参见石毓智2000:
164)如:
官话区的指示代词与普通话接近,近指的声母一般用zh,远指用n,如神木方言、大同方言、临县方言等。
阳新方言近指声母用t,远指用l。
湘潭方言近指用k,远指用n。
3.语义还与字调有关。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字义与字调之间也有一定的倾向性。
岳阳方言的指示代词有2对:
一对的近指调值为13,远指为24;
另一对的近指为24、远指为33。
在同一系统里,远指代词的调值要高于近指的。
黄冈所辖各县市区方言中,黄州区、团风县、浠水县、罗田县、英山县、蔪春县、红安市、麻城市的远指代词的调值是6,而近指是5。
武穴市、黄梅县的远指代词的调值也不低于近指,都是5。
孝南方言指示代词有两套:
近指的调值都是5,远指是6。
嘉鱼方言也是如此,可见,调值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许多方言的指示代词的近指远指的不同还体现在音是否拉长。
有些方言(如,赣方言)的指示代词可以三分、四分。
有些是用三个完全不同的语音形式来表示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些地方其实只有两个语音形式,为了表达第三个、第四个意义,则采用变调的方法。
如星子、乐平、临川、东乡、龙南、定南等。
(刘伦鑫主编,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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