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象似性与右文说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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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木类，其左皆从木。

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

水之小者谓浅，金之小者谓钱，歹而小者谓残，贝之小者谓贱。

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宋人王圣美提出的这种文字学，即是最早的“右文说”。

所谓“右文”，一般是指形声字的声符。

而“右文说”，即是这样一种理论：

在形声字中，声符本身具有一定的意义，可以与本字的意义相通。

或者如王圣美所说，形声字的义符只表示义类，而真正的意义则在声符之中。

自王圣美后，宋人张世南的《游宦记闻》卷九，戴侗的《六书故·

六书通释》也都提到“右文”的问题。

清代，朱骏声、段玉裁、王念孙等凭借古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将其推演为“音近义通说”。

“右文说”被推阐得淋漓尽致，以声读之法尽文字假借之妙，寻绎出统系来，蔚为壮观。

这也标志着“右文说”的顶峰。

段玉裁在《说文叙注》中说：

“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着于形。

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

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

”段氏以为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相互关联，应三者互求。

而三者之中，最重要的在于了解声音。

他在《段注》里特别注意音与形义的关系。

因此，他在训话中，能循着语音的线索，提出“声义同源”的说法，构成“因声求义”、“音近义通”学说的理论基础。

音近义通在某些情况下有其客观依据，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所有音近字的意义一定相通。

它的条件必须是同源。

只有语源相同或相近的词中，才可能有音近义通的现象。

“一方面，同从一声的形声字不见得都有相同、相近或相关的意义。

同一个声旁也可能表示几种相关的、乃至无关的意义。

另一方面，为同族词所造的形声字，也不见得都从同一个声旁，而完全可能使用音同或音近的不同声旁。

例如从‘舆’声、‘余’声和‘予’声的一些字都跟‘宽缓义’有关，从‘禁’声和‘今’声的一些字都跟‘含蕴义’有关。

这种虽然使用不同声旁但是音义都很相近的字，它们所代表的词，一般也应该是有同源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把声旁用作研究同源词的线索的时候，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同从一声的形声字的范围里。

”（杜念峰2004）我们不是否定右文说的合理性。

相反，我们认为在声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右文说促进了的同源词的研究。

王力的《同源词典》中同源词中有许多就是形声字。

“右文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只把形声字的声旁看作标音符号的偏见。

但就形声字而言，声符表义的情况十分复杂，既有用同一声符表示同一意义的，又有用不同声符表示同一意义的，还有用同一声符表示不同意义的。

传统右文说只适用于这三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况，而对其他两种情况就不那么有用了。

它囿于形体，无法把用不同声符表示同一意义的同源词系联在一块;

又容易以偏概全，把本来表示几种不同意义的声符硬说是表示一义的。

所以，我们应该从音去找义上的联系。

王力（1980：

534）在清儒的基础上进一步摆脱字形的束缚，从声音和意义两方面找它们的亲属关系，他指出：

明母字（暮、墓、幕、昧、霾、雾、灭、幔、晚、茂、密、茫、冥、蒙、梦、盲、眇）常表示黑暗义或有关黑暗的概念，至于“明”字作为反义词存在，这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反义词也是有语音上的联系的。

影母字（阴、暗、荫、影、翳、幽、奥、杳、黝、隐、屋、幄、烟、哀、忧、怨、冤、於邑、抑郁）常表示黑暗和忧郁的概念，以及有关的概念。

日母字（柔、弱、荏、软、儿、孺、茸、韌、蠕、壤、辱、）常表示柔弱、软弱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概念。

阳部字（阳、光、明、朗、亮、炳、旺、王、皇、章、昌、张、扬、刚、强、壮、猛、长、永、京、广、旷、洋、泱）常表示光明﹑昌盛﹑广大﹑长远、刚强等等的概念。

二、音义间的象似性

近年来随着认知功能语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语音的语义之间的象似关系。

即：

语言的临摹性。

他们越来越关注语音与语义的联系，认为他们的结合有一定的理据性。

段玉裁、王念孙、朱俊声等清儒之所以能因声求字，提出“声义同源”的说法，构成“因声求义”、“音近义通”学说，也就是因为音义之间是相通的。

1．语义与元音（韵母）的有关。

郭中（2005）提出了以下几条：

（1）u、o表示“圆形”，如：

“圆、环、碗、挽、丸、湾、腕、完、全、圈、拳、泉、蜷、管、罐、玩、珠、玉、球”。

（2）a表示“偏小的面积或体积”。

如：

“巴、芭、坝、扒、靶、疤、耙、拔、把、大”。

（3）ai介于i和a之间，表示“小、薄、细、距离近”，如：

“爱、矮、碍、埃、隘、挨、白、摆、掰、排、牌”。

（4）an表示的范围比ai大。

“庵、安、案”。

（5）ang表示的范围比a、an更大。

“广、逛、筐、框、旷、炕、缸、窗、床、闯”。

（6）ao常表示“相对封闭的空间”或者“高空”有时也指“半圆形”如：

“套、掏、涛、冒、帽、铆、罩、窖、勺、舀、槽、搅、扰、绕、鞘、铐、牢”。

（7）ong表示“圆形、庞大的、有份量的”，如：

“洞、栋、冬、筒、捅、通、桶、瞳、弓、公、宫、功、巩、轰、洪、宏、鸿、虹、孔、窿、钟、龙”。

其中“洞、栋、筒、捅、通、桶、弓”既有“圆形”之意，又有“长”之意。

（8）i、ing表示“大的范围和体积”但是和“细小、薄”有关系，如：

“小、细、下、低、青、清、晴、静、净、精、镜、颈、柄、饼、屏、平、瓶，并，拼”其中“清、晴、静、净、精”都有“在大的范围内较纯洁而无小杂质”的意义指向。

（9）有的音节既包含有小口形的发音，又包含大口形发音或鼻腔共鸣发音，这类音节有时表示兼具两种特征的事物和特征，如“细而长或者薄而大”，“一部分小另一部分大”。

“丁、钉、茎、秧、柄、饼、屏、平、量、梁、桨、疆、墙、枪”。

上面提出的这些规律并不是没有反例的。

（4）、（5）他自己就给出了反例。

这说明音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这么简单。

这里面有诸多因素同时起作用。

“a”是否表示“偏小的面积或体积”值得商榷。

发“a”时开口度较大，所以“a”常表示大的意思。

常与i相对。

大—小、细。

“ang”应表示“大”的意思，这从王力先生提出的“阳部字（阳、光、明、朗、亮、炳、旺、王、皇、章、昌、张、扬、刚、强、壮、猛、长、永、京、广、旷、洋、泱）常表示光明﹑昌盛﹑广大﹑长远、刚强等等的概念”中可以得到证明。

雍淑凤（2001）在分析了《说文》中“奄”族字后指出“奄”族字有以下4个义项：

①具有“大”义；

②具有“覆盖、蔽藏”义；

③具有“无光明、昏暗、黑暗、黑”义；

④具有“覆盖、遮蔽、盛装物体的东西”义。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4个义项的引申关系。

这正好证明了（4）“an”表示范围大。

刘卫宁（2004）认为“乔”声表示“高”源义素；

“乔”声表示“大.”源义素；

“乔”声表示.“长”源义素；

“乔”声表示“突出翘企”的源义素。

而“高”、“大”、“长”、“翘起，突出”诸义同出一源，以“乔”为他们的共同语源。

而“乔（qiao）”的韵母既有表小的i又有表大的ao，而这时为什么不表示小，而表示大。

但戋（jian）族字却表示小。

（水之小者谓浅，金之小者谓钱，歹而小者谓残，贝之小者谓贱。

）这里，人们却突出了i而忽视了表大的an。

具体原因不清楚。

可能是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对音的敏感不一样。

蔡淑梅（2005）对汉字中从“同”得声之字分析，则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第（7）条的描述。

她指出：

“在汉字近56个从“同’，得声的形声字中，就本文材料所能证明的同源词有35个，而这些理据式同源词按其所含有的共同意义可分为两大组:

一、表大义、盛义;

二、指事物直通、中空、外圆的特征和动作直的特点及由此引申出的通达之义。

”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以上的

（2）、（3）、（4）（5）、（6）、（7）归并为：

a、ai、an、ang、ao、ong倾向于表示大及与大相关的概念。

以上的9条规律就可以简化为4条：

（a）u、o、ao、ong表示“圆形”，引申表示大的事物。

（b）a、ai、an、ang倾向于表示大及与大相关的概念。

（c）e、i、ing表示大的范围和体积”但是和“细小、薄”有关系。

（d）有的音节既包含有小口形的发音，又包含大口形发音或鼻腔共鸣发音，这类音节有时表示兼具两种特征的事物和特征。

郭中虽然对某些语音倾向于表示某种语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但没有解释为什么。

我们认为上面的这些倾向性正是语音象似性的表现。

主要表现有：

一是用发音口形象似物体的形状，如（a）；

二是开口度大小象似事物的大小、重要与否，如（b）、（c）；

当音节中既包含有小口形的发音，又包含大口形发音或鼻腔共鸣发音时，就会出现这种语音象似的竞争。

这类音节两种意思都有可能表达，这时就取决于表达者当时强调哪一方面。

2．语义与辅音（韵母）有关。

（1）j、q、x、y、z、c、s、zh、ch、sh表示“细小、很薄”等特征和事物。

其中j、q、x象似程度最高，如：

“极、细、小、线、尖、点、面、丝、狭、夹、掐、卡、齐、脐、皮、披、一、衣、依、倚、椅、聚、集”。

这是因为这些辅音只能跟i相拼，而元音i也是表示小的意思，这样，这个音节既符合元音象似，又符合辅音象似，所以象似程度高。

（2）m、p、y、w、r常表示消极及与消极有关的概念。

王力先生（1980：

533）指出：

上古16个否定词，按上古音读，它们都是唇音。

其中11个是明母字（莫、末、蔑、靡、曼、罔、无、毋、亡、勿、未），5个是帮母字（不、弗、否、非、匪）。

上文提到的明母字常表示黑暗义或有关黑暗的概念、影母字常表示黑暗和忧郁的概念以及有关的概念、日母字常表示柔弱、软弱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概念也是个证明。

（3）指示代词的近指、远指的区别有时就是辅音的不同，一般来说，近指的辅音响亮度低于远指。

辅音的响亮度级别为：

边音﹥鼻音﹥擦音﹥塞擦音﹥塞音；

送气的﹥不送气的。

（参见石毓智2000：

164）如：

官话区的指示代词与普通话接近，近指的声母一般用zh，远指用n，如神木方言、大同方言、临县方言等。

阳新方言近指声母用t，远指用l。

湘潭方言近指用k，远指用n。

3．语义还与字调有关。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字义与字调之间也有一定的倾向性。

岳阳方言的指示代词有2对：

一对的近指调值为13，远指为24；

另一对的近指为24、远指为33。

在同一系统里，远指代词的调值要高于近指的。

黄冈所辖各县市区方言中，黄州区、团风县、浠水县、罗田县、英山县、蔪春县、红安市、麻城市的远指代词的调值是6，而近指是5。

武穴市、黄梅县的远指代词的调值也不低于近指，都是5。

孝南方言指示代词有两套：

近指的调值都是5，远指是6。

嘉鱼方言也是如此，可见，调值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许多方言的指示代词的近指远指的不同还体现在音是否拉长。

有些方言（如，赣方言）的指示代词可以三分、四分。

有些是用三个完全不同的语音形式来表示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些地方其实只有两个语音形式，为了表达第三个、第四个意义，则采用变调的方法。

如星子、乐平、临川、东乡、龙南、定南等。

（刘伦鑫主编，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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