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党课讲稿(21页)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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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组织在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2.高等教育发展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

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

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3.国耻情绪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

1914年11月7日占领全部的德国租借地胶州湾。

1915年1月，

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了作用。

五四运动时的徐世昌政府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即加入了协约国。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

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

同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

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

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被北京学生痛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4.工商背景

巴黎和会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重要力量。

5.北京政府内部派系的权力斗争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

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

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

“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工具，藉传媒煽动学生举办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

除此之外，“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

是以“五四运动”绝对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

事件源起、扩大都深受党派斗争之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

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

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最终激起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是我国民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二、五四运动：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断奋斗的壮丽画卷。

在这109年进程中，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它为中国的前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人们也许会问：

五四运动前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呢？

其实，只要把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爱国救亡：

五四运动的出发点

五四运动决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单靠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愿和决心就能够发动起来的。

它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爱国救亡怒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说到底，人们被那时祖国苦难境遇激发出来的满腔悲愤，对创造合理的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是五四运动能够发生的内在动力。

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中；

也许很难体会到，那一代中国人在几乎看不到一点光明前景的艰难岁月里，是怎样为祖国的悲惨命运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煎熬。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出居于世界前列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在几千年内绵延不绝，从来没有中断过。

但是，中国在近代却大大落后了。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国家炮舰的威胁下，中国开始丧失独立的地位，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刺激。

翻开20世纪历史的第一页，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幅更加惊心动魄的图景：

西方的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

中国真的要灭亡了吗？

昔日的辉煌同任人宰割的现实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对这种屈辱和不幸格外感到无法忍受。

“振兴中华”这个响亮的口号，便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喊出来的。

它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顽强追求的目标。

但是，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

在这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出于独霸东亚的野心，开始对中国进行规模空前而野蛮的侵略掠夺。

他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1919年1月开始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原先期望能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去的特权归还中国，而巴黎和会却不容讨论地把这些特权又交给了日本。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

“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

”

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

原来抱着很高热情期待的“公理战胜强权”，至此全部化为泡影。

过高的期望，使这种失望带来的痛苦格外强烈。

愤怒终于像火山那样爆发了。

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学

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决定在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他们的文言宣言写道：

“山东亡，是中国亡矣！

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白话宣言中写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

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

同胞起来呀！

”这是用血泪写成的文字。

国势的危急、民族的苦难，使人痛

苦，也催人奋进。

五四运动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起步的。

2.群众运动暴风雨的洗礼

五四运动一发生，人们看到：

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席卷全国、有着各社会阶层民众参加的声势宏伟的群众运动。

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过去，中国人民也有过多次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行动，可是他们或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只有较少人参加和只在部分地区进行的爱国活动。

而支配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却有着盘根错节的强大实力。

如果只靠少数人而没有广大民众奋起投入，这种力量自然异常单薄，远不足以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

以往近代历次革命以至改革运动的失败，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五四运动就大不相同了。

5月4日那天，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的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师生在天安门前集合，先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抗议，但被阻挡而无法通过。

愤怒的学生奔赴在山东问题上负有严重责任的曹汝霖家采取激烈行动，不少学生被捕。

第二天，北京大专院校总罢课，中学生也参加进来。

运动迅速推向全国。

5月7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集会抗议。

9日，是当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许多学校停课一天，许多工商团体停业一天，各

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天。

6月3日，北京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传来，许多工厂的产业工人宣布罢工。

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载：

“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

”中国工人开始以独立的姿态、以如此规模的行动走上政治舞台，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

此外，各地纷起响应，其中特别激烈的有济南、天津、武汉、长沙等。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大地似乎笼罩在一片黑暗中，革命处在低潮。

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着中央政府，正在叫嚣“武力统一”。

环顾海内，仿佛没有什么足以同黑暗势力抗衡的力量。

谁也没有想到，在原来相当沉默的民众中竟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大风暴来。

一场暴风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冲刷，常常可以使大群大群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

运动中，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

这种成千上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多少年也难以达到，也不是几个刊物或者几次演讲的影响所能相比的。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包括早期的共产党人，几乎没有谁不曾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影响。

瞿秋白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写道：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

友朋的交

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

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

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

”“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

孤寂的生活打破了。

”“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

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