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史（北大版）　全套讲义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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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达·

芬奇的诗画比较 52

四、意大利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56

五、“古今之争”与新的文体 59

六、锡德尼论诗歌的“想象” 61

七、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 62

第四章新古典主义的兴衰 67

一、布瓦洛与新古典主义 67

二、英国新古典主义 70

三、伯克与英国感伤主义 75

iii

四、启蒙主义的文学理论 78

第五章浪漫主义文学理论 85

一、浪漫主义文论概述 85

二、德国的浪漫主义文论 87

三、法国的浪漫主义文论 96

四、英国的浪漫主义文论 101

第六章19世纪的社会历史批评 108

一、俄罗斯“社会历史批评” 109

二、马修·

阿诺德的文学理论 123

三、丹纳的“艺术哲学” 126

第七章现代形态文学理论前奏 134

一、作为描述方法的“自然主义” 134

二、唯美主义的艺术主张 139

三、具有通感色彩的象征主义 144

四、现代主义的出现 149

第八章20世纪初的方法论转换 153

一、尼采的“悲剧”与救赎论 154

二、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文学理论 163

三、索绪尔论“结构”与“任意性” 170

第九章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 178

一、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概述 178

二、什克洛夫斯基的“反常化”理论 182

三、雅各布森的“文学性”理论 184

四、其他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理论 189

五、普罗普的叙述学研究 193

六、对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评价 195

第十章“新批评”和原型批评 198

一、新批评派概述 198

二、艾略特和瑞恰兹：

新批评的奠基者 200

三、南方时期的新批评派 204

四、耶鲁集团 210

五、原型批评和诺思罗普·

弗莱 215

第十一章现象学文学理论 220

一、胡塞尔现象学与文学理论 220

二、乔治·

布莱和日内瓦学派 224

三、从英伽登到伊瑟尔 229

四、从伽达默尔到姚斯 236

第十二章“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244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特征 246

二、卢卡契：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开端 248

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 255

四、从萨特到阿尔都塞 260

五、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268

第十三章结构主义文学理论 274

一、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概述 274

二、罗兰•巴特 280

三、结构主义叙述学 285

四、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292

第十四章解构主义文学理论 296

一、解构主义文学理论概述 296

二、雅克•德里达与解构主义思潮 298

三、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 304

四、保罗·

德曼的“解构”理论与批评 310

五、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 314

第十五章后现代形态文学理论 319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 319

二、“后殖民主义”批评 325

三、“新历史主义”理论 329

四、“文化研究”的兴起 333

主要人名对照表 339

后记 342

绪论

一

西方文学理论史是一门重要的文学学科。

它的任务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考察发生在西方的文学理论进程、各种文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演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关于西方文学理论的“故事史”式的讲法，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直到19世纪的真正的文学思想“文学理论化”，再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

这种“故事史”式的讲法，这种文学学说理论历险经历的描述，当然是没错的。

但是，它有一个弊端，那就是除了能给人提供一个图式化的清单以外，其他再能提供的东西就很有限了。

可以说，这种“故事史”式的西方文学理论史，还构不成一种理论的“谱系”。

而事实表明，只有“谱系”才能为人们提供某些线索，才能在纷繁复杂而又具有演化规律的文学理论现象中，看到概念和概念的碰撞与汇合，观念和观念的交融与创新。

显然，这里的“文学理论现象”与人们常常能看得见的“文学现象”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文学理论史的讲述方式和建构方式，往往从“历时”的角度来组织研究对象，并旨在呈现出一种“史”的过程。

但是，“西方文学理论史”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其范畴和内容极为复杂，它的一些流派的演变、命名、研究范围本身，都是很难以归类的。

从形态上讲，古代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以前的“辩论术”、“诗学”、“修辞学”等“人文学科”，都以我们今日所说的“文学”为研究对象，都以总结“文学的使用方式”规律为其理论目的。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艺术的批评兴起，无疑是文学理论范围的又一次扩大，此时“诗学”话语在新知识环境下的重新组织也方兴未艾。

直到17至18世纪，“现代知识学科体系”确立，文学理论才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

然而，其存在的样态，依然是极其复杂的。

从一般的形态学角度来看，它在德语学术界表现为“文学科学”，而在法国，则多表现为“批评理论”。

到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更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在所谓“文学理论”这个平台之上，流派纷呈，各较短长，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可以说，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生产的数量，要远远大于以往能够称为“流派”的文学理论的总和。

21

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西方的文学理论，就其能够追溯的历史而言，起码要在两千五六百年以上。

从古希腊时期、罗马的希腊化时期，中间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直到近代、现代和正在运动着的当代，它的理论史“分期”问题本身，就构成了一道难题。

面对这个问题，面对流派繁杂而又形态各异的文学理论，我们究竟怎么能清晰地表述一个西方“文学理论谱系”呢？

在组织编写这本教材的过程中，我们反复切磋和讨论，几次更改提纲和思路，最后，还是觉得“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的思想和方法，给我们的启发与帮助最大。

毫无疑问，社会形态发展得越完备，其早期各种社会结构元素也就发展得越充分。

“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亦是如此。

在当下发展到最复杂形态的文学理论中，注定也包含着最初的文学“理论要素”；

而在最初形态的“诗学”、“修辞学”等古典“人文学科”之中，必然也包含着后来包括当前理论形态的基本“因子”和“元素”，或者说，反映出历时态的“理论流变”的根源及其问题。

在研究和编写该教材过程中，我们确实发现，文学理论——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它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和论述范围，或者说它的“问题性”和“思考域”，是有某种稳定性的，换种说法，即是在不停的变动中有不变的成分的。

这就提供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据。

例如，从公元前431年高尔吉亚开创智者学派传授“修辞术”、苏格拉底在雅典就文学的社会意义进行提问开始，文学理论的“边界”实际上就已经划定了。

文学自身的形式规律和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那时就成为了文学理论的基本话题。

不难看到，此后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朗吉努斯，直到“古典时期”结束时的昆体良，他们的“文学理论”学说之间，实际上潜在地构成了“文学文本研究”和“文学与社会关系研究”之间的矛盾与紧张，而正是这种矛盾与紧张，为“西方文学理论”后世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这种动力，即便是在“中世纪”这个历史上公认的黑暗年代，也未曾被完全遏制和压抑。

尽管基督教义使得正统思想从文学的负面社会价值来否定文学的功用，并因而抹煞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使文学成为“神学的奴婢”，但基督教的“隐喻解经”传统，却对文学文本的符号研究、形式研究和语言研究，起到了客观的促进作用。

这一点也是不能漠视的。

如果知道这一情况，那在最具有“后现代主义”意味的罗兰•巴特式的文本解读方法——

1 ［德］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马克思这里所做的是一个形象的比喻，马克思意在强调，那些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其结构的理解，能够使我们透视已经覆亡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正是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而其中一些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

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

这种观念和研究方法，是值得文学理论研究借鉴的。

例如他的《罗耀拉、傅立叶、萨德》一书——当中，甚至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的那种“符号结构”理论，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再如，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形式研究”和“文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有融合的趋势。

这应该被视为“文学理论学科”开始形成自己“明确论题”历史走向的表现。

随着西欧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语言和民族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在“文学理论”当中得到细致的反映。

这时的意大利、法国等国家，“诗学”又重新兴起，不过其论题却已经很明确，那就是为自己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辩护。

这里，对文学“社会性”的强调是显而易见的。

无疑，这种理论融合的趋势表明，任何对文学社会性的研究都是不能与文学的形式研究相脱离的。

18世纪初，意大利维柯的《新科学》一书，明确提出“文学研究”具有区别于一般科学研究的特殊方法，自此之后，文学理论的“轮廓”就愈加明了和清晰了。

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虽然某种程度上已经将对文学的形式规律研究和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或者称对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研究——两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面存在的差异和问题还是相当大的。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各种理论强调的侧重点极不相同；

这种问题，主要表现为还没有找到文学“自转律”和“公转律”相统一的答案。

这种状况，在19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就已经很明显。

当时欧洲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多是从文学的“形式”着眼，认为文学形式是“自足”和“自律”的，它于社会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仅仅是种“间接”的关系。

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说，就是其典型的理论代表。

而与之相反的另一潮流，即“社会历史学派”，从斯达尔夫人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直到丹纳的《艺术哲学》，都强调社会历史与文学形式之间的“直接”关系。

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等人，甚至走的更远，把革命和“文学介入”联系了起来。

到了20世纪，这种争论仍然在激烈的继续着。

“新批评”理论和“现象学”文论之间的论争，同样是围绕着文学的内部法则和文学的外部因素影响而展开的。

在20世纪，其他自然、社会和人文学科的迅猛发展，也为西方的文学理论引入新方法和新观念提供了条件。

人类学、精神分析和索绪尔语言学等，为文学理论的形式研究培植了增长点；

“神话－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在新的知识语境下，把文学形式因素的研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同样，“存在主义哲学”、“接受理论”、“文化研究”则在文学的“社会介入”功能、读者及主体价值、历史与阶级政治等方面，给予了特别的强调。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在20世纪被西方文学理论不断解构的同时，也被不断曲折地扩散和利用着，它受到持久而特别的重视是十分明显的。

因为，要“否定

一个不可否定之物”，对任何一个学派来说都是难以做到的。

而且完全可以这样讲，在许多西方文学理论的学说中，我们都能隐约地感知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

倘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