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文化与盐城精神-2019年文档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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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经盐城北部人海，使沿海泥沙堆积作用大大增强，海岸线东移加快。

　　1978年10月，对阜宁施庄东园遗址出土的石器考证，距今约5300年前左右；

1995年东台溱东开庄遗址发现的石器和陶片，距今约5500年左右。

说明在5500年之前，盐阜一带的先民就生活在这块滨海的平原上。

当时我们盐阜的先民属于“淮夷”，是我国古代民族的一个分支。

与中原政权夏、商、周本不属于一个族氏，曾有过多次战争。

到了秦朝，淮夷才渐渐融入华夏民族的大家庭。

　　在盐阜的历史上至少有过五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

第一次是由太湖流域迁入。

阜宁板湖陆庄遗址大约处于4200年前，出土的文物均具有太湖良渚文化的特征，这一发现解开了良渚文化由太湖流域向北迁徒之谜。

第二次是汉景帝年间，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

第三次是汉武帝时，东瓯王和闽越王发生矛盾，为避免闽越的威胁，东瓯王向汉中央政府提出举国迁居江淮之间。

其中有一部分进入盐阜。

第四次是晋武帝太康元年，因为战乱，江淮一带“地虚不居者百里”。

朝廷下令江淮人民返回故里，还鼓励东南无地农民北迁。

第五次是明朝“洪武赶散”，强制江南移民4000多户迁至盐城各场为盐丁，同时又将各地罪徒迁徙到海滨制盐。

五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除第一次外，其他四次都与“制盐兴灶”有一定的关系。

从上可以看出盐阜的居民构成之成份复杂，融汇全国各地，三教九流，贵贱贫富。

这就决定了盐城文化的交融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决定盐阜的文化以盐为根、以盐为魂。

　　2、因盐设县。

从汉武帝元狩年间，实行盐铁官营，官府募民制盐，官收、官运、官销，并设置盐官。

元狩四年（前119）在古射阳县东部地区的沿海单独建县，即盐渎县。

建县初，朝廷未派县丞到任，仅设盐官，便留下有县无治之说。

这也恰恰说明了制盐在相当长的时间是新置县的全部内容。

盐城的置县与汉初吴王刘濞有很大关系。

他在海边募人煮盐，产业越做越大，富可敌国，联合同姓王抗拒朝廷。

“七国之乱”平息后，继位的汉武帝对盐业的生产经营十分重视，因为盐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盐渎县便因此催生。

　　南北朝时，这里的盐业更为发达，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运，来往船只以千记。

唐宋时期，盐城已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盐业生产中心。

唐宝应年间，全国设四场十监，盐城境内便有海陵、盐城二监。

“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城时有剧邑之称。

到了元代，有“两淮盐税甲天下”之说。

盐城境内十三场产盐100多万担，是两淮产盐量的60％以上。

清顺治十年（1653），全国盐业税课入库212.8万两，两准盐税119.7万两，是全国盐税的56.3％，康熙三年是全国盐税的64.5％。

盐城境内产盐数量的具体数据难以查清，但据《元史?

地理志》注“盐城为上”，也足以说明盐城是因制盐而兴旺发达的上等之县。

盐城不仅因制盐创造了自身的兴盛，也给周边地区带来繁华，扬州在唐代盛极一时，就是靠盐商的聚集。

　　3、地名印记。

地名是盐文化中最为鲜活的符号，也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虽全民制盐业已成为历史，但由此而诞生的地名，已深深地镌刻在盐阜大地的版图之上，蕴藏着盐文化的独有内含。

在范公堤两侧的镇村组，到处都能嗅到盐的“成”味，至今仍保存的“场”、“团”、“灶”、“总”、“丿”、“仓”等都与制盐业密切相关。

孔尚任《西团记》说“海上之村大曰场，次曰团，小曰灶。

”

　　“团”是灶户“聚团共煎”的生产形式，是明代灶户的“团灶”组织的基础。

每场设几个团，每团设若干灶。

聚团煎烧目的是防外出煎私盐。

明代的草堰场，共设东西南北四个团，拥40灶，其中南团就有20灶。

以团为地名的，东台、大丰境内居多，如南团、西团、新团、卞团等。

　　“灶”，是煎盐的重要设施。

也是盐区的最基本生产单位。

明初规定，灶户必须“世守其业”，世代“以籍为主”，入了灶，永世不得更改。

子子孙孙都得为朝廷煎办盐课。

盐城境内因“灶”称名的有头灶、三灶、四灶、六灶、沈灶、南沈灶等。

　　“总”，是盐场灶民聚居的单位。

“洪武赶散”的移民来到海滨煮盐，为了对散居在沿海的灶户实行管理，各场设总若干，以次为序。

清嘉庆年间，东台富安场就有30个总之多，故今之沿海仍有一总、二总、三总的地名。

　　“仓”即盐仓。

宋代置仓于县城，明清时盐业发展，各场均设官盐仓于集镇。

时有正仓、便仓之分。

今之便仓原是伍佑正仓的副仓。

“三仓”因置盐仓于第三条沙河畔而得名。

　　“丿”是清代煮盐的生产工具。

因煎盐省草省时，两淮盐场普遍使用。

以“丿”为地名的如东台有“曹丿”，大丰有“潘丿”。

　　二、盐文化的精神蕴涵

　　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的居民）在历史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形成并内化于民众之中的，经由历史凝聚而沿袭着的稳定的，特殊的心理气质或习惯。

这种文化精神对外而言具有独特性，对内而言具有共同性，是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的主色调、主旋律。

这种文化精神是深层次的，也是隐性的方面，融汇于人的血脉之中。

盐城盐文化既不同于江南文化，也有别于齐鲁文化。

它具有盐“苦”、“咸”所致“爽”的特点，又具盐的调味特征的“和”。

盐文化的精神蕴含集中体现为四句十六字：

勤劳坚韧、不屈不挠、尚智崇文、自强进取。

　　1、勤劳坚韧。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盐阜人的美德。

我们的先辈们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新唐书?

食货志》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串场河两岸星罗棋布的集镇都是盐阜的煮盐先民辛勤的创业之果。

两千多年中，盐阜的先民们“煮海为盐”，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

而且淮盐以色白粒大饮誉全国，被世人称为“五味之主，食肴之将”。

这是因为淮盐有其独到的制作工艺。

他们世世辈辈辛勤劳作，为盐城的兴起，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盐阜先人以制盐为主，除具有“勤劳”之美德外，还具有“坚韧”的品质。

这是由“煮盐”这种特别辛苦的职业特征决定的。

　　正如沿海民谣所说：

盐民是“生在海头，晒煞日头，压煞肩头，吃煞苦头，永不出头。

”盐民的劳动是强制性的，没有择业的余地，实际上祖祖辈辈都是官府的奴隶。

生存和作业环境极其恶劣，他们终年“同虺蛇处，同豺狼游，所饮者成苦之水也，所食者脱粟之餐也。

老幼男女终年岁月胼胝，出入于灰碱泥漳之中，鹑衣百结，形容如鬼。

”制盐是个靠天吃饭的行业。

炎热的夏季是制卤煎盐的黄金季节。

当炽热的太阳晒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盐民们冒着酷暑，在灶边烧火，向J内浇卤，刮盐、挑盐，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

盐民诗人吴嘉纪真实地反映了灶民的艰辛和苦难：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热火旁。

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小舍煎盐火焰举，卤水沸腾烟莽莽。

斯人身体亦犹人，何异鸡鹜釜中煮。

今年春夏雨弗息，沙柔泥淡绝卤汁。

坐思烈火与烈日，求受此若不可得。

　　虽然是身如釜中鸡鹜，但却苦苦坚持忍耐，一旦遇到多雨季节，影响到盐业生产，仍然盼望在烈日中煎熬。

　　除此之外，海潮也经常对盐民的生命构成威胁。

清康熙四年（1665）七月初三，飓风大作，海潮涌起高达数丈，海边灶民房屋倒塌，淹死盐民男女老少数万人。

为了生存，灶民先辈们就是这样不顾海风烈日，海潮侵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以辛勤坚韧的精神坚持着。

　　2、不屈不挠。

官府为了垄断盐业生产获取暴利，将近海盐民编为特殊户籍，并规定凡身属灶籍的盐丁，世代只能以盐为业。

雍正六年（1728），法定对灶民实行“十家连保制”。

一家犯法，九家连座，互相牵制。

乾隆五年（1740）改为“五人互结制”，也就是说一人犯法，四人同罪。

盐民实际上是官府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

盐民们还要忍受盐官的的压迫，盐商的剥削和灶长、亭主的欺凌。

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盐民们和骑在他们头上的官吏、官商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根据史料记载，盐阜地区曾暴发过多次盐民起义斗争。

如南宋末年的盐城卞整起义，元朝末年的草堰张士诚起义，清道光末年的南十灶秀才徐凤田为灶民鸣冤而死于狱中的壮举，民国初年盐民的罢灶斗争等等。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张士诚在大丰草堰北极殿十八条扁担起义。

因为无法忍受盐场大小官吏的敲诈勒索，铤而走险，奋起反元。

长江两岸民众云起响应，并建立了“大周”政权，自立王。

虽然最后为朱元璋所败，但张士诚起义的壮举，一直为盐阜人民所称颂。

盐民们这种敢于抗争，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了盐城人民的脊梁。

　　3、尚智崇文。

智商高、智谋深、机智、灵动、聪明，是盐阜人比较典型的性格特性。

而“智”的特征又是与“崇文”紧密相连的，因智而善文，因文而益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人们都会说江南自古多才俊，其实盐城在盐业的繁华中也吸引了文人的荟萃和文化的兴盛，使盐城自古以来就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

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

　　第一，水文化孕育灵性。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南人的特质是机灵”，北人的品行是厚重。

“杏花春雨江南”，“秋风骏马塞北”。

是山和水、南与北，两种不同的审美观及性格与风格，休现两种不同的文化。

盐阜地处江北、淮南，大文化应属于南方文化。

最早的祖先是淮夷，所以不属于中国正统的中原文化。

其地域特点是东临浩瀚的黄海，域内是平原广阔、河渠纵横，河与海的融汇，海洋的壮阔与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