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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很基本的科学问题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哲学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将会有不同的内容和标准。

所以,我们应该在一定的条件下,客观、全面、辩证地判断科学与非科学。

中医方法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

一是辨证论治。

(1)整体观念

人体是有机的整体。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脏器、组织、器官在生理上相互联系,保持协调平衡。

人体各个部分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表里相连,上下沟通,协调共济、井然有序的统一整体。

因此,中医认为,人体局部的病理变化往往与全身脏腑、气血、阴阳的盛衰有关。

诊断时,可以通过外在的变化,判断内脏的病变。

治疗时,对于局部的病变,也从整体出发,确定治疗方法。

(2)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

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

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判断为某种证。

论治,就是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中医治病首先着眼于证,而不是病的异同。

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治疗方法就不同。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法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按照上述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标准,根据中医治病的原理、方法和效果,我认为中医是合乎科学的,理由如下:

(1)中医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中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有科学的治病原理,主要包括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象、经络、运气等学说。

(2)现代中医经得起实证检验

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科学价值已经为千百年来的历史所检验和证明。

在现代医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医药更显其独特功效。

(3)中医具有现代科学价值

中医强调“辨证施治”,与近年来西方医学中强调为每一个病人找到最适合药物的药物遗传学不谋而合;

中医的复方理论,实际上也对应着西医近年来高度重视的各种疗法的综合协同。

我们要客观公正地认识中医药,它是一门科学,对中华民族健康事业的历史贡献和现实作用不可否认的。

2.“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

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这是我当时面临的基本问题:

——我们在稍微熟悉了一下情况后,心中又产生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我想,如果过真那样的话,那又怎么可能在15世纪以前的中国一直领先欧洲,对自然界的知识比欧洲人多,能够更有效地把这些知识应用于造福人类呢?

为什么知道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领先了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请你就此问题进行论述。

对于这个问题,李约瑟本人提供了一些解释:

一封建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近代科技没在中国产生的根本原因

欧洲从13世纪中叶开始,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促进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对科学技术提出了空前的要求。

恩格斯曾经指出:

“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

”因此,从科学社会史的视角看,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作为重要的社会动因,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

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达到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才能孕育出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土壤。

而深深的扎根于中国的封建主义重农抑商、重本抑末,严格的限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和手工业进一步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严重阻碍了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传统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转化,从而失去了新兴经济这一推动力。

商品经济的发展异常缓慢,即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很难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此也就没有近代科学产生的土壤。

二、传统的系统思维方式与近代科技的思维方式背道而驰

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特定的思维方式作为智力支持。

纵观科学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分析的、精确的、逻辑的、实证的思维方式是科学形成与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

然而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就恰恰缺乏这些思维方式。

首先,中国传统思维注重综合推断、忽视深入分析。

中国传统思维重模糊思考、忽视精确化。

大胆的猜想,形象的比拟,神秘的直觉,粗糙的模型是中国古代科学的重要特征。

但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反复实验的基础之上,这种浅层次的思维方式不利于以严谨为特征的科学的发展;

再次,中国传统思维注重感官经验,忽视实证主义。

“直觉”,是一种不经过逻辑分析过程而直接洞察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缺乏向现代科学转变的决定性条件。

三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以来封建统治者奉行的都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讲的是入世,就是“经世为用”,以“功利性”为主的思想文化对科学进行了片面的取舍,很多发现滞留在经验阶段。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也不例外。

因此这个社会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意识觉悟程度如何,对科技的发展与传播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四封建统治者盲目自大、闭关锁国

历代封建统治者自视为天子,将其所管理的国家视为天朝,古时中国实力的强大,更是增长了封建统帝王自满的思想,盲目的自大隔断了中国与外国的交流。

当世界各国不断交流,相互汲取成果,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时候,故步自封的中国终于落后了。

进入21世纪,今日之中国已绝非古代之中国。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科技创新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尤其是当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中国的科技发展更是走上了快车道,不仅有量的积累,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一些重要领域,中国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在某些领域,正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古老的东方之邦正以科技强国的崭新面貌回应着“李约瑟之问”。

3.1994年,美国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索卡尔向后现代文化研究领域的主要期刊《社会文本》)(socialtext)提交了一篇题为《跨越界限:

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论文。

这篇被作者成为“文字上带有明显的胡说八道”的‘炸文’竟然被《社会文本》杂志当做严肃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

随后,索卡尔在《大众语言》中披露了他的意图:

即做一个实验,看看文化研究方面的著名知识分子们的现代科学素养,因为近些年来,某些范围内的人文科学的知识的严格性标准明显地呈现下降趋势。

这个时间从而引发了一场“科学大战(sciencewar)”:

一方是捍卫传统科学理念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另一方是后现代主义者特别是主张对科学进行社会研究或者文化研究的思想家。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这一现象反映了什么问题并如何更好的避免这一现象?

(1)原因

1)从科学发展的历史分析:

萨达尔指出,一战以前,个体的或者“孤独的科学家”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科学是一种与技术和产业相分离的、超乎社会之上的、纯粹的、自主的活动。

”科学以其独特的客观性、普适性、真理性而确立了自己公正无私的形象。

科学与主观性、局部性、虚假性、丑陋、邪恶等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线。

科学具有“绝对的纯粹性”。

事实上,一些实验物理学家正在卷入技术产业及军事行业。

由此,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马赫(ErnestMach)开始怀疑科学的“绝对纯粹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损害了科学纯粹性这种神话式的信念。

”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日益明显。

人们开始讨论,社会因素与科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

前者对后者的建立及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从当时的思想环境分析:

近代科学是在与人文主义的结盟下诞生的,它们共同推崇理性,反对至高无上的宗教神性。

当诗人、作家、演说家以各自的精彩方式迅速将近代科学颂至为人类心目中普遍接受的智慧偶像时,却发现科学已演变成科学主义的庞然怪物。

科学家和诗人、作家之间的结盟以反目而告终。

当面对科学主义把理性推崇至极时,人文主义开始强调非理性的价值。

科学主义在哲学上表现为从老实证主义到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推崇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坚持可证实性原则,主张从科学中清除形而上学,拒斥价值。

而人文哲学家叔本华、尼采、萨特等人通过强调意识、意志的重要性,把人的生存问题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

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等人认为,精神和价值之研究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内容,人文科学在人类知识中具有自然科学所无法替代的地位和价值。

据此,人文科学家自20世纪初以来对科学在知识界的专断和霸道开始了一连串激烈的批评。

这样的与环境成了索卡尔事件最终得以爆发的深厚的思想土壤。

3)从后现代性的时代背景分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领域中的渗透,在知识界充满着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持怀疑倾向的相对主义思潮,其特点是:

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认识论价值进行挑战,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

在其中科学家堕落了,堕落为争权夺利的政客。

作为一位在政治上持左派倾向的物理学家,使索卡尔感到更为不安的是,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潮是以政治上的左派面貌而出现的。

从文艺复兴以来,左翼思潮一直是和科学结盟,反对蒙昧主义,相信理性思想和客观实在的分析(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而这两者是反对由强权所提倡的神秘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然而在过去20年中,大量“进步的”和“左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受法国思想家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女权主义影响,已经抛弃了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投入各种相对主义的怀抱。

索卡尔自己说过,他的诈文的目的是要把左派从相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批判文化研究领域的浮夸作风。

(2)要回应这场“科学大战”,首先要回答:

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崇尚真理和真实的人们的,永无止境地探索、实践,阶段性地趋于逼近真理,阶段性地解释和揭示真理的阶段性、发展性、历史性、辩证性、普遍性、特殊性、信息性等特点,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且是一项永远造福人类社会的高尚事业。

科学与人文从来就不是两个对立面,他们同样重要,让人类不但可以探索真理的玄奥,更可以思考自身的命运和价值。

它们将如同飞机的两翼,推动人类飞向更高的文明形态。

但是二者在发展的历程中又并不总是同步的、协调的,而是常常表现出断裂、矛盾甚至互相冲突的关系。

因为学科性质的差异,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领先于人文学科的发展,表现在人类从规律和技术上掌握自然界的能力,往往走在人类建立社会秩序和提升道德知识的能力之前。

当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时,人类就很难处理科学技术发展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三大关系”的冲击,就有可能面临危机。

对于科学工作者和人文工作者来说,加强两者之间的沟通是十分重要的。

面对强大的、无孔不入的科学技术力量,我们必须凭借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方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对于技术的掌控能力;

方可防止科学技术力量的滥用,以及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侵蚀和物化。

尤其是人文工作者,应该加强对人文精神的重视和弘扬,关注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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