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心得体会：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思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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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设定议程的能力。

一是大国应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战略规划提出相应的议程设计与制度安排。

这是议程设定能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大国设定的议程能够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可与参与。

议程的设定是大国战略谋划的第一步，要使得这一战略规划能够产生实际效力，还必须依赖于外部因素，即该项议程所涉国家的支持度与参与度。

“大国外交”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外影响力外交。

这既是大国获取威望的重要途径，也是其威望的主要表现方式。

具有实践战略的能力。

一方面，大国应具备推行战略的物质条件。

很大程度上来

说，“大国外交”应具有普惠性与包容性的特点。

也就是说， “大国外交”在进行战

略设计时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存在，有意识地向相关国家提供“公共物品” ，从而赢得他者的认同，并且要能够容忍他者“搭便车”的行为。

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具备这样的物质能力。

另一方面，大国应具备运用这些物质条件的战略艺术。

可以说，外交资源与外交艺术是保证外交政策效果的两大必要条件。

具有科学完备的决策机制。

一是应建有完善的外交决策与咨询机制，能够统筹一国的外交战略设计、政策推行与效果评估。

二是应建有相应的问责机制。

完善的外交决策机制保障了外交战略制定的科学性、外交政策执行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问责机制的构建强化了国家外交战略的严肃性、权威性，同时也增强了国民对政府决策的信心，从而赋予外交以更强大的支持。

具备足够的弹性与韧劲。

“大国外交”要求该大国具有极强的纠错、反省与复原能力，并建立起相应的评估体系与应急机制。

唯有如此，当该国的战略推进偏离方向之时，能够及时调整坐标，保持战略的延续性。

因此，“大国外交”并不意味着该国

的外交战略不出现失误，甚至是重大失误，而是指该国能够在外交战略出现致命性、颠覆性、不可逆转性错误之前加以纠正，重回正轨。

从上述四大要素来看，我国已然进入到大国外交时代。

例如，在议程设定能力方面，近年来，我国所提出的多项倡议均得到了相关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如“一带一路”建设、“亚太自贸区”建设，其中部分倡议已经转化为现实制度安排，如金砖国家新

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在物质条件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拥有充裕的外汇储备，这为外交开创新局面提供了坚实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的普

惠性也体现得愈益明显。

党的十八大报告清楚写明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突出体

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使中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2014年

8月21—23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蒙古期间发表演讲时更是明确指出：

“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胸襟与中国外交的普惠性质。

在机制建设方面，中国已经构建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外交决策体系，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以后，这一制度设计更加精细化。

在国家纠错能力方面，中国积累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外交经验，并摸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运作方式。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布局呈现出“远近结合”（周边外交与全球外交）、

“内外联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虚实并进”（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

“双向结合” （战略定力与底线思维）等特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充分运用了自身的经济优势，提出了一系列战略设计与制度安排，如设立“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这体现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外交与经济相互促进，互为依托。

当下的中国外交与经济建设已成为一对高度依赖的关系，在实践中彼此呼应，共同实现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国外交必须兼顾国内繁荣与国际战略的平衡。

简言之，在推进这一战略转型（即经济与外交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中国外交需要警惕多

样化的风险，其中战略透支的风险尤其值得重视。

21世纪初，中国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并将其作为新时期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

这表明中国在发展战略选择上摒弃了传统大国崛起与扩张的旧有路径，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国情、亚洲区情与国际世情的新路径。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大国，仍面临着外交战略透支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战略储备不足的风险。

大国外交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当前形势来看，中国外交的经济基础是牢固的，一方面在于经济体量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保证了它的稳定性与持久性；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充裕的外汇储备，可以为外交战略提供牢固的资金支持。

但是，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并且中国经济自身的抗干扰、抗风险能力还有待提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调整仍处于进行时，并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压力与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国外交战略在推进过程中不慎之又慎，就有可能面临经济实力储备不足而导致战略透支的风险。

战略推进乏力的风险。

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取决于中国自我努力与外部社会认可这两大方面，而中国能否在多议题、多层面、多领域具有辐射全球的影响力则是一个主要判断指标。

获取影响力的一个重要且必要的途径就是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

实际上，中国所提出的众多制度倡议，无不是向外提供公共物品的体现。

可是，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

如前所言，中国当下拥有较为丰富的经济资源，可为外交战略推进所用，但这些资源并非取之不竭。

因此，如何正确使用这些经济资源也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考验。

如果能将战略资源与运用这些战略资源的策略艺术有机结合，中国外交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

如果处理不好，

中国所提出的诸多倡议可能会出现两个后果：

一是止于战略设想层面，根本无法推进下去；

二是仓促推进，最终成为“烂尾工程”。

显见，无论是何种结果，对于中国国

家形象与国际声誉都将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后者，更可能损及中国的实际经济利益。

三、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路径选择（弘利遴选）

清晰界定国家利益。

对国家利益的科学界定是有效配置战略资源的首要前提，也是外交精准发力的关键所在。

一般来说，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与一国的地缘环境、历史文化、制度体系、发展阶段等密切相关，同时受到国内各利益群体的深度影响，具有层次性、变动性甚至冲突性特点。

层次性指的是各利益元素对一国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同的。

有鉴于此，国家利益可根据重要程度划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等不同层次，其所对应的战略资源运用也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一国生存与发展之必要条件，如国土、人口、主权独立等属于国家生死攸关的利益，需要动用国家全部战略资源，使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加以捍卫。

变动性指的是某一时期内才出现或受重视的国家利益类别，例如海外利益，它是在中国“走出去”战略深入推进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国家利益。

此外，国家利益的界定还与国内各利益群体博弈与互动有很大关联，这些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互冲突。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利益主体也更加丰富。

庞大的利益群体可能会将部门或群体利益不恰当地转化为国家利益，从而导致“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国家化” 的现象，这种情况将会给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维护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历史上，这样的集团利益绑架国家利益，从而导致盲目扩张而消损国力的案例并不少见。

因此，中国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设立相关专家委员会，对国家利益的内容、层次以及针对不同级别的利益

维护方式进行论证、分析，最终形成统一结论，并择机对外权威发布，如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此举一者可展现中国对外战略的高度透明与自信，二者可发挥有效的震慑效果。

突出外交重点。

从当前形势来看，中国外交要以维稳为主，兼顾维权。

自2012年以来，中国外交在维权方面成绩显著，如实现了对钓鱼岛常态化立体巡航、划设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南海岛礁的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等等。

但同时中国外交也因此被外界贴上了“进攻性”的标签，并继而引发了连锁反应：

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地区性战略的意图与目标疑虑感增加，并进而加大了防范与牵制力度，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便是突出反映；

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尤其是与日本以及南海争端各相关方的关系出现紧张趋势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惧，这为美国低成本、高收益地实践其亚太战略提供了重要契机。

实际上，从目前来看，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虚多实少”， 但其获得的政策收益巨大，对中国外交牵制作用显著，重要原因即在

于美国利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而采取了“楔子”战略。

因此，在当下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需要关注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稳固战略收益，这意味着要将外交维稳置于中心位置。

中国快速发展是当前时代最突出的地缘政治事件，其所产生的外溢效应首先反映在对周边国家与国际体系主导国家的影响上。

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敏感期，从外部因素来看，这个敏感源主要来自于上述两类国家。

因此，从维稳的对象上来说，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其一是周边与中国存有争端的国家；

其二是美国。

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度。

近年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其表层原因虽然是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存在着某些不适应，一些国家对中国能否和平发展存在疑虑；

但就

深层原因而言，在亚太战略区域事实上出现了因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形成的、中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结构与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之间，发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

因此，很大程度上来说，后者更具有战略性。

稳定与发展中美关系应注意慎重处理好两大维度。

一是中美之间的直接关系。

中美需要在安全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危机管控与战略协调等方面多做努力，尤其要运筹好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互动。

二是中美两国的间接关系。

其主要表现为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伙伴国之间的关系，它易受到第三方事件的影响。

当前形势下，不仅要重视第一维度，更要特别注意第二维度，使得第一维度与第二维度形成正向联动。

做好战略设计、政策落地与效果评估。

中国对外战略首先要做好战略设计与战略沟通。

一方面，中国外交在战略设计中需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与清晰的路线图，需要考察这一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以及其他风险，这是一个需要经过充分、反复论证的过程，也需要得到包括智库在内的多方智力资源的支持；

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与相关国家保持密切沟通，以取得这些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从根本上说，中国外交奉行的是合作共赢的理念，这对相关国家而言具有强大吸引力与感召力。

如果能够获得这些国家的理解与配合，中国在战略推进过程中能事半功倍，同时能够对冲风险。

其次要做好战略决策与评估。

外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