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和城市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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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控制了有港口的最大城市，能够更容易进入外部市场）贸易自由化会降低城市集中度。

JEL代码：

F1，R1，O1。

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城市集中程度呢？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呈现了高度的城市集中。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被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原因，它使得某一国家内一个或两个城市远超其他所有的城市地区。

图1（a）和图1（b）借助城市集中度的两种衡量指标——

（1）1985年最大城市中的城市人口占比；

（2）1985年某些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经济体中城市人口的赫芬达尔指数——进行举例说明。

当然，图中所观察到的城市集中水平并非近期的现象。

大约在1930年，当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12%时，有16%的城市人口居住在14个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中。

发达经济体早在1880年就达到了类似的城市集中水平，当时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更高，为23%。

发展中经济体大城市的数量以及大城市中城市人口占比在1930～1980年迅速增长。

1980年，发展中经济体城市人口占比为43%，与发达经济体持平。

然而，发达经济体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65%，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城市化水平仅仅达到了这一水平的一半。

[1]近期的一份调查指出：

“由于首位城市总是国家首都，它们是决策和舆论形成的中心。

因此，这些城市可以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主导它们的国家。

”（Balchinetal.，2004：

第64页）

图1（a）最大城市中的城市人口占比

图1（b）城市人口的赫芬达尔指数

政策制定者和国际机构担忧这些大城市中的人口过剩、拥堵、犯罪和“城市等级不平衡”的成本。

[2]城市和发展经济学文献指出，尽管在经济发展初期，高度的城市集中可以在基础设施和信息存在溢价时通过保护经济基础设施和改善信息溢出效应而展现出良好的效应，但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高度的城市集中会导致资源错配。

[3]一旦城市集中达到一定水平，规模经济效应逐渐耗尽，大城市便会转变为基础设施成本高、拥堵的地方。

这种资源错配的后果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

例如，亨德森（Henderson，2003）研究表明过度的城市集中对于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鉴于城市过度集中后果的严重性，自然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其原因。

目前大量的文献认为所观察到的城市集中水平来源于政治制度的本质和其遵循的政策选择（AdesandClaeser，1995；

KrugmanandLivas，1996；

HendersonandBecker，2000；

DavisandHenderson，2003）。

一个观点是国家政府可能会更青睐某些城市。

受到青睐的城市可能是首都城市（墨西哥城、首尔、伦敦或巴黎）或传统的精英城市（伊斯坦布尔或圣保罗）。

这种偏爱可能表现的形式是省级交通或通信网络的投资不足、金融市场和交易的限制、受偏爱城市中的精英在获得执照、配额、生产和贸易权利等方面的优惠待遇以及地方公共服务的不按比例分配。

[4]

另一种观点的提出沿袭了此类思想，也是我们在本文中所实证检验的。

这一观点是大城市可能源于限制性贸易政策的采用。

关于贸易政策对城市集中度影响的文献研究由两代人的模型进行分析。

新一代的模型与旧一代的模型存在两方面差异：

（1）放松了旧一代偏好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

（2）将旧一代模型中外生的区域规模经济内生化。

这两代均包含假设国家内部位置相同或引入一些地区间所固有的非均质特征的模型。

在一个国家空间内的相同位置，贸易对城市集中的影响通过不同的渠道发挥作用，这取决于特定模型中采用的规范。

早期的文献，以亨德森（1982）为例，发现在完全竞争和外部区域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大城市行业保护通过将资源吸引到这些行业中而促进城市集中。

“新经济地理学”文献中，假定市场被认为是垄断竞争的并将规模经济内生化，贸易自由化是否会导致城市集中提高或降低取决于集聚和分散力的相对强度。

本文情境中假定集聚以下述方式发挥作用是必要的。

当贸易壁垒高时，面向国内市场的垄断竞争企业更愿意将其位置尽可能地接近大都市中的大量消费者（后向联系）。

企业也喜欢大都市，这是因为大都市更好地提供了供应生产过程中投入品和员工消费品的其他公司（前向联系）。

贸易自由化将增加海外商品购买和海外销售份额，从而降低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的强度。

当不同城市在进入外国市场、获得外国商品方面的便利性相似时，贸易将弱化集聚的逻辑性并推动企业和消费者在城市中心中分散开来。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分散力为城市集中程度的发展附加了一定的限制。

根据克鲁格曼和利瓦斯（KrugmanandLivas，1996）的研究，这些城市拥堵成本采取外生的形式，与贸易水平无关，但受到聚集力的影响。

贝伦斯等（Behrensetal.，2007）引入了两种额外的分散力。

第一种分散力来源于假定的某些工人（“农民”）在各地区的固定性，这种力量使得公司和流动产业工人在位于接近农民的地方分散开来，从而避免食物或制成品昂贵的长途运输。

这就是克鲁格曼（1991）最初模型中的分散力。

第二种分散力来源于“利润随着当地竞争强度的增加而下降”这一假设。

[5]因此，公司更倾向于在空间上分散，以避免因城市地区企业高度集中导致利润降低而带来的收益减少。

蒙福特和尼可里尼（MonfortandNicolini，2000）以及帕鲁兹（Paluzie，2001）等研究预测称，贸易自由化超出一定阈值会导致高水平的城市集中，这取决于分散力强度的下降速度比集聚力快。

克鲁格曼和利瓦斯（1996）以及贝伦斯（2007）等人将这两种相对立力量的反向配置纳入他们的模型之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由于地点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引发了其他的考虑。

在一种竞争格局良好的环境中工作，劳克（Rauch，1991）引入了城市间的贸易成本差别。

在自给自足的平衡中，所有城市的规模相同，因而城市的地理位置是无关紧要的。

当贸易成本处于中间水平时，贸易成本较低的城市（边境城市、港口城市）可能会比内陆城市规模更大。

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将使得边境地区的城市规模更大，也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城市集中。

曼索里（Mansori，2003）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内获得了类似的结果，这是因为进入外国市场的成本提供了集聚力自我显示的另一种渠道。

布吕哈特等（Bruelhartetal.，2004）以及克罗泽和康尼锡（CrozetandKonig，2004）构建的模型表明贸易自由化可以将一些国内企业吸引到有着较低贸易成本的边境城市（或港口城市）。

这些企业还可能会搬到内陆地区，因为它们在这里面对的外国企业竞争较少。

因此，贸易自由化是否促进了城市集中就再次成为一个实证问题。

[6]

我们迄今探讨的机制仅仅在静止的格局中发挥作用。

然而，贸易自由化具备动态结果，这主要是因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GDP增长率，因此威廉姆森（1965）开展的开创性工作认为我们应当在不断上升的收入水平和城市集中度之间寻找一种非单调的关系。

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城市集中度可能相对较高，那么当经济发展受制于基础设施和信息的稀缺性之时，高度的城市集中会保证基础设施中的投资并提高信息的溢出效应。

当收入水平较高时，将基础设施和信息分散到腹地便成为可能，而城市地区不断上涨的拥堵成本会迫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从之前的中心地区逃离。

这种收入增长的格局，最初会导致较高的城市集中度，而随后又会降低城市集中度，这一结论得到了若干实证研究的支撑（El-Shakhs，1972；

RosenandResnick，1980；

WheatonandShishido，1980；

Mutlu，1989；

AdesandGlaeser，1995；

Junius，1999；

DavisandHenderson，2003；

MoomawandAlwosabi，2004）。

贸易自由化是否会强化城市聚集或分散力就成为一个实证问题。

关于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

[7]第一大类依赖于跨国回归分析；

第二大类研究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间的影响差异。

第一大类研究中得出的一种非常稳健的结论是贸易开放度对于城市集中度并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大类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模糊不清的。

在布吕哈特的14份研究（2011）中，有7份研究支持贸易开放度与空间分布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假设，还有3份研究支持其对立假设。

在第二大类研究中，雷丁和斯特姆（ReddingandStrum，2008）近期开展的一项更为细致的研究中考察了德国分裂所带来的贸易伙伴丧失对城市集中度的影响，发现贸易降低了城市集中度。

为了理解这些结论，我们有必要从第二大类研究开始。

第二大类研究主要依赖于国家内的数据并将一个国家作为其研究重点（因此面临着标准外部有效性的问题）。

对于空间集聚的典型衡量是地区人均GDP的水平或增长速度（在某些情况下，衡量标准是地区产业的就业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关于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标准，必须指出的是，第二大类研究中几乎有一半都使用了墨西哥的数据以及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关的贸易自由化案例以识别政策中的变化。

墨西哥案例中，空间离散性的结论可以通过贸易自由化推动经济活动向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地区聚集的现象很容易地进行解释。

在贸易自由化之前，美墨边境地区的工业化和富裕程度要超过墨西哥其他的地区，因此贸易从整体上加剧了地区不平等性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诧。

在第二大类研究中，具有启发意义的案例是桑吉内蒂和马丁库斯的研究（SanguinettiandMartincus，2009），他们发现1985～1994年，阿根廷受到最大限度关税减低待遇的制造行业在特定的地区雇用人数增长较快，这些地区与主要港口城市也是最大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周边制造业活动活跃的传统地区关联并不密切。

这一结论同样十分重要，是因为与第二类研究中大部分非墨西哥数据研究不同，桑吉内蒂和马丁库斯在研究中借助了关税率的变化衡量贸易开放度，而没有采取如贸易占GDP总量的比例等内生衡量方法。

从罗森和雷斯尼克（RosenandResnick，1980）、阿德斯和格莱泽（AdesandGlaeser，1995）的研究开始，对于贸易开放度的标准衡量方法就是贸易占GDP总量的比例。

正如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RodriguezandRodrik，2000）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希望超越一般性的关联分析而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城市集中度（空间趋同）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使用诸如贸易占GDP比例（或进口占GDP比例）等结果变量就不大合适。

贸易（或进口）和GDP都是内生变量，贸易政策变化效应的因果经济效应识别需要有与贸易相关联但与城市集中度无关的外生工具变量。

阿德斯和格莱泽（1995）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即贸易开放度（以贸易占GDP比例来衡量）在工具变量第四回归不再显著，从而引发了对贸易开放与城市集中度的因果关系的质疑。

在本文中，我们来认真讨论因果关系问题。

为了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避免使用与当前政策制定者直接控制的贸易政策衡量标准不符合内生“结果”衡量标准（如贸易量）。

我们采用一种改进的方法和数据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城市集中（空间趋同）的影响，从而解决了上文所提及的问题。

我们寻找由决策者控制的关税措施并使用连续的衡量方法进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