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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茶又称湖茶

湘茶又称湖茶,即湖南省所产之茶。

其生产历史之悠久,产销规模之盛、茶品之众、茶质之优,早已驰名中外。

为使湘茶再度辉煌,对其生产及其形成发展很值得研究探讨。

    一、湘茶生产及其形成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

    茶古称为“荼”,《诗·邶·谷风》:

“谁为荼苦”;西汉王堡《僮约》有“享荼尽具”之句。

湖南的茶陵(包括今炎陵县境)古称“荼乡”,有“荼山”(景阳山)、“荼水”(洣水)。

《汉书地理志》中的“荼陵”即为茶陵。

唐陆羽引《茶陵图经》说:

“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

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有茶叶(现藏于湖南博物馆),并有“茶”字简文和木牌。

两相印证,表明湘茶生产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如果根据“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舜帝于九疑山中教民制茶”等传说,湘茶的历史就更为久远。

    茶在我国开始被作为祭品,春秋后被作为菜蔬,西汉初期推广为药草,魏晋时期成了宫廷的高级饮料。

其时茶叶原料主要靠采摘于长江南北低山丘陵地带的野生茶树。

因唐代饮茶风习普及到民间南北各地,而且回纥驱马市茶,野茶数量供不应求,于是有茶的栽培,时人犹以为“法如种瓜,三岁可采,野者上,园者次”。

其时湖南的常德、衡阳、衡山、茶陵、益阳等县已是大宗商品茶产地。

南朝齐刘澄之《荆州风土记》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李肇《唐国史补》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湖南有衡山、岳州有邕湖之含膏”;五代十国时期,马殷据湖南,鼓励人民制茶、兴茶。

据《新唐书·刘建降传》记载:

“岁入算数十万,用度遂饶”;《旧五代史·梁记》载湖南其时“岁贡茶二十五万斤”,可见茶况之盛。

宋代,茶已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也”,《宋史·食货志》载:

“荆湖岁课茶二百四十七万余斤”。

早在宋熙宗六年(1037)克梅山在安化、新化两县设官办茶场,制茶入贡,成为当时省境第一个商品茶基地。

据安化县志记载:

其时“山涯水畔,不种而生”。

到了元代,茶已与桑、苎、棉、蔗成为湖南的五大特产作物,栽茶之法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其时“元至元二十三年二月,立岳阳、常德、澧州榷茶提举司;元统元年十月,立湖广榷茶提举司”,以加强对湘茶的管理。

明代因“湖茶多而直下,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故其时湘茶既有“储边易马”的“官茶”,亦有“给引征课”的“商茶”,产茶数量大致保持在宋元时期的水平上。

    清代,是湘茶发展的鼎盛时期,“鸦片战争前湖南除洞庭湖区的安乡、华容外,其余各县皆产茶,年产量达一万二千五百吨,贸易量一万余吨,由南北两条路线出口东南亚诸国及欧洲和俄国”。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40~1860年间,开始了湘茶的新纪元。

据《清史稿·食货志》载称:

“厥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

为适应世界市场需要,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岳阳、平江等地率先改制红茶。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后,广东商人每年均携款至岳阳造红茶,“乡人颇享其利”。

到“道光末年,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万金(白银)”;“咸丰四年(1854),粤商由湘谭抵安化倡制红茶,当时年产10万箱”。

从此,湖南各茶叶主产县相继仿制,产量大增。

其时湖南茶叶输出量常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及至民国初年,湘茶在全国仍具有优势地位。

1914年,有茶园面积10.47万公顷,产茶8.05万吨,茶叶出口额仍为全国之冠。

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至建国前夕湘茶已陷于中落境地,出口频于绝境。

经四十年的奋发努力,至1988年湘茶已东山再起,该年全省有茶园面积11万公顷,产茶8.2万吨,出口3.38万吨,创汇5966万美元,其面积居全国第一,产量仅次于浙江屈居第二,出口和创汇分别占全国的17%和14.8%。

    二、湘茶生产及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

    茶树原产于温润的热带、亚热带低山丘陵区,为多年生带叶常绿植物,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选择较为严格。

一般要求年平均气温15℃以上,冬季月平均气温不小于10℃,夏季月平均气温不超过32℃,多年最低气温不低于-10℃,≧10℃的有效积温不少于3000℃;年降雨量≧1000毫米,月平均降雨量在100毫米以上;茶树生长期内的相对湿度在80%左右,土壤湿度75%左右;喜红、黄色等漫射光,直射光不宜超过37%,日照时数以年平均1500小时为宜,喜云雾多弱光照生境。

茶树根系发育,要求深厚肥沃疏松而排水条件良好的酸性沙壤土。

一般以PH值4.5~6之间,孔隙度为55%,有机质含量2~3%,含全氮0.01~0.2%、全磷0.07~0.2%、全钾19~20%,速氮60~90PPM、速磷6~8PPM、速钾120PPM,土层厚1000厘米左右,地下水位≦80厘米为宜。

    湖南省境位处长江中游和南岭山脉中段之间的内地腹地,地理坐标为东经108o47ˊ~114o15ˊ,北纬24o29ˊ~30o08ˊ之间,距海最近距离仅400公里,属于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暖湿环境。

冬季最冷月平均气温4-7℃之间,夏季最热月平均气温32-30℃以下,年平均气温16-18℃,日平均气温≧10℃的年活动积温为5000-5800℃,持续期230-240天,极端最低气温一般年平均-7℃;省境全年日照时数1260-1868小时之间,大部分地区日照百分率在30%-40%;年降水量1200-1700毫米,茶树生长期的4-10月,月降水量均在100毫米以上;相对湿度虽因地、因季节而异,但多在80%左右,土壤湿度亦多为75%左右,其温、光、水、热等气候因子均有利于茶树的生长和培育。

湖南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6.62%,另有占全省总面积13.87%的岗地。

在占全省66.62%的山地丘陵面积中,其中海拔300-1000米的面积占有48%,坡度5-25度的面积占有31%。

在土壤成土母岩中,花岗岩、变质岩、沉积砂页岩占41%以上,其发育的土壤呈微酸性反映,质地砂、粘适中,无机养分丰富,自然肥力较高,有利于茶树的生长和发育。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省境山区和湘北洞庭湖的一些岗丘地,光热水土条件组合好,往往是茶树生长的适宜区域。

尤其是700、800米甚至1000米以下,300、500米以上的向阳山丘缓坡地和台地,一般冬无严寒冰冻,夏无酷暑高温,终年气候温和湿润,光照弱、雾气大、漫射光多、风速小,昼夜温差较大,有利于茶叶的肉质发育,往往成为湖南优质名茶生产的最适宜区域。

    茶树的种质资源是茶叶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

由于湖南茶树生长的各种小区生态环境复杂多样,使湖南茶的种质资源极为丰富。

据调查,全省有19个地方品种类型,19个新品品种,分属于红茶、绿茶、黑茶、黄茶和乌龙茶等类型。

至于野生茶种仅衡山一地就有20多个,其中有的还是珍贵的名茶原料。

《潇湘听雨录》载:

“湘中产茶不一其地,佳者有衡山之‘钻林’。

盖极高岸磴所产,日色不到之处,往遣捷健樵者缘木杪采之,土人极贵重。

近有效江浙焙制者,居然名品”,实际上这就是生长于衡山悬崖哨壁之上的一种野生茶树。

    湘茶发展进入现代商品茶阶段,仅有良好的宜茶自然生态环境还不够,其较为优越的社会经济背景尤为重要。

首先,需要开阔眼界、拓展市场。

这对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自古以来形成的农业经济特征没有明显改观的湖南并非易事。

恰逢道光年间湖南形成了以前湖广总督陶澍(湖南安化人)为核心,包括魏源(湖南邵阳人)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内的带有近代色彩的第一个人才群体。

尤其是其中的魏源,以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近代眼界看世界之先河;咸同年间又形成了以曾国藩(湖南双峰人)、左宗棠为首的第二个人才群体,全系湘军集团成员,在当时清政府所设的八个总督中湘军占有其五,十五个巡抚中占有其九,其中不少是洋务运动的中坚,“湘运之兴”的功臣。

其时“迨海防既开,华茶运销外洋……一般茶商乃纷纷改制红茶”,在湖南浏阳等地,甚至出现农民“拔麻种茶”,扩大种茶面积,增加外贸出口的情况,使湘茶不仅有了国内边茶、官茶市场,而且出现了极具影响的世界市场,这与湖南早期人才群体的推动不无关系。

其次,需要有邻近制茶中心和销售市场的区位交通优势。

这对于“居有山川之险,终鲜交通之利”的湖南来说,区位和交通均无优势可言。

可喜的是湖南东部有湘江洞庭湖水道,北通长江,与武汉相联;南溯湘江、耒水,经郴县、宜章陆路与北江衔接直达广州。

其时的武汉和广州都是对外的重要通商口,也是重要的茶叶加工和外贸中心。

清道光末至咸丰年间,湘中各地茶叶就是在湘谭集中装运广州的。

当时宜章境内有货栈二三十所,肩货往来于南岭的劳动大军不下十万。

与广州毗连的郴州亦形成了新的茶叶生产和加工中心,仅郴县在道光、咸丰年间,茶叶产量由250吨猛增至于1600吨,大部分由粤商运至广州而后销往欧美和南洋。

与此同时,咸丰年间的晋陕商人与俄商在岳阳、临湘采办黑茶和老青茶,由汉口运销西北、华北以及俄蒙等境;由粤商采购石门、慈利生产的红毛茶运往湖北渔洋关加工,以“宜红”名称装运上海供应欧美各国。

从而促进了湘江流域、洞庭湖环湖山丘乃至湖南全省的外销商品茶生产。

再次,要求相当数量的劳动力。

由于茶业经营是一个由茶树种植和管理、茶叶加工和包装、成品茶储运和销售等多环节组成的系统工程,具有劳动密集型性质,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口条件和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

自清以来湖南人口获得迅速发展,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已达1989万,宣统三年(1911年)更增至2340万。

其时洞庭湖环湖地带已是“濒湖开垦无虚土”,偏远的湘西山区龙山县也是“尺寸隙地,无不垦辟”,已表露出湖南人多地少的矛盾。

茶叶是技术性山地园艺作物,既不与粮争地,又可容纳较多劳动力,正好解决了湖南部分劳动力的过剩问题。

    三、历史时期湘茶发展特点及其启示意义

    回顾湘茶发展兴盛的历史过程,对当代湘茶复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

一是精心培育和制作名品名茶;二是不断调整茶类结构;三是择优布局,集中连片。

    据《宋史?

食货志》记载,早在唐宋时期,湖南各地便拥有“仙芝、玉律、先春、绿芽等二十六种”优质名茶品种,其中不少还是向朝庭进贡的贡茶。

在茶叶的加工制作工艺上,唐代时期的南岳衡山,便掌握了蒸青困茶的技术,并有“白鹤茶”、“石廪茶”等名品向朝庭进贡;到了明代又有了草子、杨树、雨前、雨后等散茶名品。

据各地方志记载,唐宋时期向朝庭的贡品茶还有古丈毛尖,沅陵碣滩茶,安化云雾茶、渠水薄,岳阳君山之黄鹤翎、君山毛尖,资兴狗脑茶,常宁塔山山岚茶,永兴黄竹白毫等。

至近代各地名茶就更多了。

如湘北君山银针,北港毛尖、洞庭春;湘中宁乡沩山毛尖,安化松针,桃江竹叶,益阳伏砖;湘东的高桥银峰,湘波绿,东湖银毫,韶山韶峰,网岭险峰,东山秀峰;湘南的南岳云雾,塔山山岚,九疑香峰,汝城白毛尖,江华大叶苦茶,桂东云雾茶,五盖山米茶,临武东山云雾,江永迴峰;湘西的大庸毛尖,保靖岚针,城步峒茶,古丈青云银峰、狮口银峰,石门牛牴茶,慈利甑山银毫等。

其中的君山银针、古丈毛尖、安化松针、南岳云雾茶等,均曾获得过国际博览会金奖、名茶奖等,或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享誉国外内。

这些名茶具有依托名山名水优势、生境优越;培育和加工制造精细;文化内涵深厚等共同特点。

如南岳云雾茶仅产于南岳衡山喜阳峰下毗卢洞山间盆地中,海拔900米,土壤肥沃,终年温和湿润,年平均雾日达251.5天,相对湿度达80%,故其茶多酚,水浸出物、氨基酸氮、儿茶数总量、叶绿素等茶叶内质指标值,均与“龙井”、“碧螺春”等国内名茶不相上下,加工也十分精细,古代贡茶即由广济寺的少妮双手搓制而成。

对于它的种植和制作加工,唐人李群玉在其《南岳龙山人遗石禀茶诗》中便有过具体描述;宋代著名理学大师张栻亦有“浮瓯雪色喜初尝,中有祝融风露香。

经欲与君同唔赏,短檠清夜正相望”的诗赞;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还有过“南岳采茶词十首”;中国科学院茶叶研究所1984年对南岳云雾茶的鉴定结论是“原料幼嫩,制造精湛,品质优良,具有特种名茶风格”。

又如君山银针产于洞庭湖中的君山岛上,终年云雾撩绕,一般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壤疏松肥沃偏酸,极有利于茶叶芳香物质的形成和积累,使之具有持嫩性强,自然品质佳的特点。

劳动人民积累了一套严格的采摘和加工制作的方法,使其色、香、味、形俱佳,世称“四美”。

《潇湘听雨录》载:

“洞庭君山之毛尖,首推湖茶第一”;《湖南省志》亦称:

“君山茶色味似龙井,叶微宽而绿过之”;清嘉庆进士彭昌运的“尝君山银针”和清代著名诗人高爵尚的“洞庭竹枝词”,都对君山茶进行了高度赞美。

足见湖南名茶不仅品质佳,而且文化品位高,故使其名闻久远,长盛不衰。

21世纪的国际国内茶叶市场更大,但竞争也更激烈,湖南应继承和发扬生产和制作优质名茶的传统。

并要按照当代市场的新要求,提高茶叶的科技含量,大力生产无公害茶、绿色茶和有机茶以及适合消费者需求的特种茶。

而且应在传统名茶的基础上,加强包装,提高文化品位,使消费者不仅能品赏到湖南茶的优良品质,而且还能领略湖南优雅而深厚的茶文化。

    湖南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利于多茶类的生产,但不同历史时期的茶类结构并不一样。

早期的湘茶主要供宫廷和封建官府、寺庙宗教及民间用茶,所产茶类多为青茶或绿茶;唐以后,为满足西北边区兄弟民族用茶,开始大量生产边茶(黑茶),因成品茶紧压成砖形,故又称“砖茶”或“紧压”茶,此时期应该是绿茶或青茶与黑茶并重的时代。

鸦片战争以后,为满足欧美及东南亚市场的需求,又开始了红茶的生产,甚至有的是黑茶和绿茶的传统区域改种了红茶,乃至形成了红茶、边茶和绿茶三足鼎立的茶叶结构。

因满足了国际国内市场各个方面的需求,才开始了湘茶生产和贸易的新纪元。

尽管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湘茶生产国际上受到印度、斯里兰卡、日本、印尼等新兴茶叶生产国的竞争;继而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以及国内受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摧残,曾一度中落。

但建国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和湖南人民凭着既有的传统优势和经营之道,使湘茶再度出现生机和活力,而且形成了红茶、绿茶、边茶、花茶、乌龙茶五大类的茶叶结构。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湘茶的荣耀和风光已随风而去。

据权威部门统计,湖南目前茶叶种植面积只有9.34万公顷,退居全国第6位;年产量5.5万吨,列全国第五位,年出口创汇不足2000万美元。

须知,在环保潮流、绿色消费推动下,人们祟尚自然,追求健康意识增强的当代,国际国内的红茶市场日益狭小,而绿茶市场大增,湘茶再度中落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及时调整结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应尽量设法适应国内外茶叶市场的新变化,在保证黑茶边销和部分红茶外销的同时,应着手大力发展优质有机绿茶产品,才是当代“湘茶振兴”的有效途径。

    为使茶叶生产能取优质、高产、高效之功效,必须向自然生态环境最适宜、交通运输、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能源条件、农民营茶基础等社会经济条件最为优越的区域集中。

在凭经验、感觉的历史时期,湖南人民经长期摸索,宋代的官茶生产就集中到了以烟溪、东坪为中心的安化、新化雪峰山区,并有衡山、君山、九疑山等山地优质名茶生产基地,“高山出好茶”的历史概念在湖南已经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湖南茶叶生产的主产地一是以安化为中心的湘中地区,二是以临湘、岳阳为中心的湘北地区。

前者属资水下游峡谷段多雨山丘,其外围相邻地带为多雨中心;后者濒湘江和洞庭湖,因江湖水体效应而相对湿度较大,且多由板页岩风化物发育成的深厚土壤,有利于茶树生长。

二者的自然生态条件都可称优越,而且水陆交通较为便利,劳动人民有营茶传统和经验之利。

择优布局,集中连片,既有利于充分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又便于集散加工,这也是湘茶长期以来能誉满全球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中国已加入WTO的21世纪,湘茶将面临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

机遇和挑战并存,更需要把茶叶生产集中到自然社会经济条件最好的区域,以实现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以最优的质量和最适宜的价格抢占世界市场。

据报导,湘茶生产正在向湘西、湘南和湘北洞庭湖濒湖山丘区等优势区域集中,并继衡山南岳有机茶出口基地之后,又集中资金和技术在安仁、石门、益阳、祁东、常宁、桂东、平江等基地县地建成了一批有机茶出口基地,而且计划在3至5年内全省建有机产出口基地50个,茶园20万亩,年产优质有机出口茶1.5万吨,并力争全省茶叶总产突破7.5万吨,产值突破12亿元,实不愧为明智之举。

安化黑茶定义:

益阳地区特有的地理标志产品。

是以在特定区域内生长的安化云台山大叶种、槠叶齐等适制安化黑茶的茶树品种鲜叶为原料,按照特定加工工艺生产的黑毛茶,以及用此黑毛茶为原料,按照特定加工工艺生产的具有独特品质特征的各类黑茶成品。

安化黑茶,因其产自湖南益阳安化而得名。

传说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运茶的马帮经常由于遇到下雨天而淋湿了茶,茶商痛心而又不甘心丢弃。

在途径一个痢疾横行的村子时,发现村里病了很多人,村民们普遍没吃没喝,茶商想自己带的茶反正也长霉了,值不了多少钱,就送给这些可怜的家庭吧,结果奇迹发生,村子里的人们痢疾全好了。

而事实上,安化黑茶的产生,比传说中的要早得多。

加大青少年茶叶知识教育

当今世界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中国也正在缔造和谐社会。

与世界和平与和谐社会相一致,中华茶文化的作用显得格外突出。

在历史上,中国茶文化曾经载誉着和谐社会的使命,羽化于山川异域,慧泽于民俗风情,让无数人从茶的“和谐”中得到熏陶。

茶成了传播中华文明及其礼仪规范的媒介。

在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宏大工程中,继承和发扬中华茶文化,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建设和谐社会,仍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如果我们推动中华茶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促进全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茶的沟通能力会更加明显。

在这个意义上说,茶是和谐社会的文明通道。

  一、茶文化与文明修养

  从功能上讲,茶具有健身怡神、醒脑开智的功效,经常饮茶可使人神采焕发;茶还具有明目养颜、涵养神思的作用,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

民间有“食怡养身,歌怡养心,茶怡养筋”的说法,这实际上是调养家的养生格言。

经过数千年的实践证明,茶叶本身具有抗衰老、抗幅射、抗癌症、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益神智、美容颜等一系列保健功效。

经常饮茶,能调节人的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提高身体素质。

况且,茶是一种大众饮料,人们在日常饮用中即可达到保健效果。

加大茶的饮用量,减少其它酒类饮料、碳酸饮料和化合饮料的饮用量,将会有效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

如果我们从人的身体感受方面来观察饮茶活动,会发现茶本身含有兴奋因子,但这种兴奋因子不会使人失去理智,相反,还会使人更加明睿。

这是茶在物质方面的积极作用。

  人们饮茶,可以体验茶的平和作用,怒者气有所消,厉者声有所减,心情烦闷者能够得到舒缓,情绪波动者可以调解而静化。

学界曾有“快日明窗闲试墨,寒泉古鼎自煎茶”的联语,反映出文人儒士的修养情调;又有“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的诗咏,体现出饮茶者知识境界。

这说明茶对人的精神有调节作用。

中国自古流传的品茶、点茶的操作模式,从烹茶和茶艺的结合中增加饮茶者的感受。

比如说点茶,内容很丰富,早在宋代蔡襄的《茶录》中,已将点茶技艺分为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盏、点茶等程序,每道程序都讲究心境的平和。

唐代人煮茶已有“三沸水”之说:

一沸,“沸如鱼目,微微有声”;二沸,“边缘如涌泉连珠”;三沸“腾波鼓浪”。

水在刚三沸时就要烹茶;再煮,“水老,不可食也。

”(见《茶经?

五之煮》)。

南宋罗大经认为,点茶应该用“嫩”的沸水,“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

”(《鹤林玉露?

茶瓶汤侯》)。

因此,他主张在水沸后,将汤瓶拿离炉火,等停止沸腾后,再冲泡茶粉。

这样才能使“汤适中而茶味甘”。

正式点茶时,先将适量茶粉用沸水调和成膏,再添加沸水,边添边用茶匙击拂,使茶汤表面泛起一层浓厚的泡沫(即沫饽),能较长时间凝住在杯盏内壁不动,则为成功。

人们之所以这样用心地对待饮茶,完全是在追求茶的感染力。

  在不同的地区,中国人有着不同的饮茶风习。

北京茶人注重民俗风味和文化格调,他们在茶室中不但摆设茶品茶点,还增加曲艺、戏剧和综艺的表演;在一些茶事中,还有人引入了禅茶模式,利用佛光禅韵来烘托饮茶情调,给人以度身世外、净化心灵的感觉。

北京茶馆业主喜欢营造静心品茗的气氛。

上海在饮茶风格方面更显“精致”,不但对茶叶本身相当挑剔,而且讲究茶舍茶具,海派饮茶“精致”融入到茶生活中的每一处细节之中,就像上海女孩一样秀美。

广东人所说的饮茶还包括吃点心和聊天的意思,他们理解的“茶”,其范围要比外省为广。

由于经商成风,人们喜欢到茶楼谈生意,茶楼便成了生意圈中的一个联络点和接待处,一般说来,广东大茶楼都修得很气派,要想在广东加大茶文化的力度,恐怕还要讲究一点排场。

然而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看,任何地区的茶文化都是和谐的、文明的。

  中国茶文化的和谐氛围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熏陶下才培养得如此和谐。

众所周知,孔子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不但在中国社会上进行了千年滋育,而且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上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无论从哪一个切入点进入中国文化,都离不开孔子思想的感染。

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

“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2500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实际上,中国茶始终感悟着孔子思想的的精髓,只要我们穿透茶生活的时空隧道,就一定会发现,饮茶本身包含着传统文化的无数细胞,孔子倡导的“仁”的博爱准则和“礼”的行为规范,与饮茶活动中所体现的感情交流与礼节文明是那样天人合一,以至于所有饮茶的中国人都能无形地感受到一种文化的陶熏。

孔子之“道”已经穿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位。

因此,我们倡议,用“孔子茶道”来充实中国茶文化,强调茶之有“道”为孔子之“道”,我们于此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冠名权,更是一种思想理念的张扬。

就算孔子当时未饮茶,中国茶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也从未脱离过先哲定义的轨迹。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茶道”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感情与先哲智慧,同时也让孔子思想在另一个领域内获得释放。

在茶文化方面多宣扬孔子,应该是一个主渠道,同时也加强文明修养的一个好方法。

  总之,茶对于人民生活的保健作用是多方面的,对人的个性修养是行之有效的。

在和谐的环境里,茶自然会成为文明的调合剂。

  二、茶文化与人际关系

  人们饮茶之际,可以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跨越隔阂的交流气氛。

茶的那种平和清淡的自然秉性会与人们追求和谐的要求息息相通。

人际关系可以因茶而生缘,因茶而更加融洽。

社会上的茶室大多是宁静的场所,为人们提供了祥和安逸的交流环境。

记得一首当代《茶室铭》有云:

“斯是茶室,唯茗德馨。

龙井西湖绿,观音碧螺春。

普洱兴鸿儒,往来聚嘉宾。

可以健身心,侃茶经。

仰清泉之润耳,仰国门之昌隆。

敬茶神明!

”来到茶室,谁都不会惹是生非。

茶在人际交往的连接带上具有其他媒介所没有的润滑作用。

俗话说“以茶会友”,其中就体现着交际的功能。

  与之相比,酒虽然是用途更广的饮料,文化寓意也很深远,然而酒给人的刺激力过分强烈,不知有多少人因酗酒而闹事,酗酒而伤身,但从未听说过饮茶而引起的负面作用。

这说明酒与茶在人际关系方面具有不一样的行为取向,二者之间区别甚大。

“茶为韵清常注盏,酒因气烈再添杯”,这句联语也反映出两种饮品的不同作用。

  围绕着饮茶中的人际关系,我国茶界创造出饮茶的交际艺术,这种艺术与饮酒相比,具有更高雅的文化境界。

饮酒者一般在兴奋中相互沟通,而饮茶则在平静中享受交往的乐趣。

中国过去流行的“斗茶”就是一种交流活动。

尽管有人把斗茶活动称为“茗战”,带有比赛性质,但仍属于心灵沟通的交往,并非单独的争强好胜。

宋人唐庚《斗茶记》所记:

“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

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的做法就充满着乐趣。

范成大《题张氏新亭》诗有云:

“烦将炼火炊香饭,更引长泉煮斗茶。

”宋代斗茶,除比试茶汤的色泽之外,还要比试沫饽的多少和停留在怀盏内壁时间的长短,而“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格调甚高。

过去斗茶,人们总要相约三五知己,各取所藏好茶,轮流品尝,决出名次,以分高下,虽较输赢,却无争夺。

这种斗茶,只能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而不会引起纠纷。

  茶文化中的游艺活动很多,这些活动大都能够活跃人际关系。

宋人陶谷《荈茗录》说:

“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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