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恨歌》与《连昌宫词》之差异性汇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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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恨歌》与《连昌宫词》之差异性汇编
论《长恨歌》与《连昌宫词》之差异性
鞠磊
陕西电大汉中分校08秋汉语言文学专业（秋）
［内容摘要］“元白”并称的两位大诗人——元稹、白居易，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分别创作出了《连昌宫词》和《长恨歌》两首著名诗篇。
两首诗同为七言歌行体，但却存在着内容、风格等相左之处，即对李杨故事的态度不同，景物描写的作用不同，取舍史实的目的不同，虚构的内容不同，对李杨生活场景的描述方式不同，受众的接受程度不同。
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之处使得两诗形成了不同的主题，以及不同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长恨歌》；《连昌宫词》；差异性
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在“御宇多年求不得”的情况下，最终遇到了“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贵妃杨玉环，进而上演了一幕“爱江山更爱美人”的爱情悲剧。
从此这个悲剧故事就成了历代无数文人骚客笔下的创作题材。
白居易于元和元年（806）创作的《长恨歌》以其独特的主题意蕴在浩如烟海的这类文学作品中独领风骚。
与白居易同时代亦是其好友的诗人元稹也将目光投注在了李杨故事上，并于元和十二年（818）创作出了《连昌宫词》。
两首诗的创作时间前后相距仅十余年，以“元白”并称，诗风相近、创作主张相似的两位大诗人针对同一题材各取所需创作出了体裁相同但风格迥异的两首诗——有“风情”的《长恨歌》和有“风骨”的《连昌宫词》。
有“风情”是因为前者吟咏了李杨爱情，有“风骨”是因为后者通过李杨故事意欲实现劝谏的目的。
不同的创作主旨导致了两首诗在诸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差异性。
一、对李杨故事的态度不同
两诗都以李杨故事为题材背景进行创作，但在两诗中两位诗人对李杨
故事的态度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
[1]（P9）
《长恨歌》开篇写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汉武帝上承“文景之治”，开疆拓土，扬威四海，使国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盛局面。
“然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帝王并没有‘思倾国'的事实”。
他先有“金屋藏娇”的陈皇后，接着有“独不见霸天下”的卫子夫，然后有“倾城倾国”的李夫人，最后还出现了一位河间地方推荐的赵夫人。
可见汉武帝身边并不乏倾国之色的陪伴，也就自然不会出现多年求不得的遗憾了。
因此这句诗里的“汉皇”不是指汉武帝，而是另有所指。
“汉时国势强盛，威震遐迩，所以外人多称中国为汉，久之，汉人也以此自称，唐开元之强盛，类于汉时，所以唐人也多以汉自称。
”[1]（P10）“开元盛世缔造者唐玄宗被人们尊称为“汉皇”、“武帝”等，是故这里的“汉皇”实指唐玄宗。
汉武帝以“武功”留名后世，唐玄宗以“文治”开创盛世，诗人在这里用“汉皇”来称呼玄宗有几分对他的称赞之意。
这样一个称谓也将玄宗英勇神武、聪明睿智的形象展现给了世人。
“倾国”一词在这里代指美丽的女子。
这一用法发源于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
李延年在这支曲子中用倾城倾国来表现自己妹妹的容貌之美，正是因为“倾城倾国”这个词才吸引了汉武帝，李延年之妹才得以成为李夫人。
纵观汉朝历史，李夫人根本没有作出任何足以让西汉王朝倾城倾国的事。
所以“倾国”一词不含讽刺之意，它只是美丽女子的代名词。
这里的“重色”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好色”，它有重视、看重之意。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是英武多情的盛唐天子李隆基。
综合起来理解这句话，它并不存在借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来对李杨进行讽刺之意，反而有赞美、认同之感。
《连昌宫词》中，诗人写到“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杆立”[2]（P786），这里是用“上皇”、“太真”来称呼唐玄宗与杨贵妃。
众所周知，玄宗成为“上皇”皆因“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是玄宗后期怠政所致的恶果。
这个称号对玄宗来说是失道的鉴证，也是一种耻辱。
诗人在这里用“上皇”来称呼玄宗，其目的就是要揭唐玄宗的“伤疤”，告诫后来人。
对于“太真”这一称呼，凡是了解李杨故事的人对它都不陌生。
《新唐书·后妃传》云：
“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
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
幼孤，养叔父家。
始为寿王妃。
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
或言妃资质天挺，宜充宫掖，遂招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3]（P2860）。
《旧唐书·玄宗诸子》传曰：
“寿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
”[4]（P2215）“透过两部史书的记载，我们得知，杨贵妃最初是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瑁的妃子，后唐明皇经不光彩的手段辗转收为自己的妃子。
”[5]（P43）“太真”这个称呼对杨贵妃来说就是变节不贞的证据，也是对唐玄宗夺儿妃为己妃的丑行的揭露。
元稹从对李杨的称呼上就给他们的故事定了一个性——这是不伦之恋，是不值得肯定的，他所做的就是揭露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为达到讽刺目的而服务。
通观全诗，这样的称呼出现了不止一次，足见诗人对二人之事的态度。
《长恨歌》中也出现了“太真”这样的称呼，但这是在杨贵妃死后玄宗的“天子使”在蓬莱仙山找到的杨贵妃，此时的杨贵妃已位列仙班，是蓬莱仙山众多仙子中的一员，与彼时的杨贵妃是不同的。
诗人在此前通过大量的描述已将读者带入了李杨凄美爱情故事的情节中，读者深深地被玄宗的深情、专一所打动，有谁还会计较杨贵妃现在叫什么，又有谁还会去深究他们的那段历史？
人
们所希企的是此时的“太真”就是彼时的杨贵妃。
而元稹在开篇就突兀地将杨贵妃称为太真，难免生硬刺眼。
他所讲述的事情是杨贵妃在世时的事，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从而加强对杨贵妃的批判、讽刺。
两诗中都提到了因杨贵妃一人“得道”，整个杨氏一门鸡犬升天的史实。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将其概括为“姊妹弟兄皆列土”，而《连昌宫词》则把他们得势的情况细化为一个情节——“杨氏诸姨车斗风”。
《长恨歌》中将杨氏家族的人概括为“姊妹弟兄”，有脉脉温情在其间。
况且杨贵妃的“姊妹弟兄”众多，不是个个都劣迹斑斑，这个词不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反感厌恶之情。
而“杨氏诸姨车斗风”中的一个“斗”字，把她们嚣张跋扈之态展露无余。
同时，诗人在这里把因杨贵妃而得势的杨家人的范围缩小到杨贵妃的三个姐姐——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身上。
“这三夫人皆有才色唐玄宗竟呼之为‘姨'；她们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
其中，尤以虢国夫人宠遇最深，权势最大，行贿请托，嬉戏无度。
”[6]（P354）诗人在诗中也反映了这一现象，即“虢国门前闹如市”。
虢国夫人宠遇最深，但也最能仗势欺人。
将两句话结合起来理解就成了对杨家人仗势欺人的揭露，虢国夫人成为杨氏一门的代言人，他的言行举止就代表了杨家一群人。
而她之所以能如此嚣张完全是仗唐玄宗与杨贵妃之势，所以诗人在这里无形中就对李杨二人进行了指责。
两位诗人在诗中通过不同的称呼，表达了各自对李杨故事不同的态度。
态度不同，创作倾向也就会有所不同。
不同的创作倾向最终便形成不同的主题。
二、景物描写的作用不同
两诗都是讲述李杨故事的叙事诗，在叙事的过程中都穿插了大量的景物描写。
虽然都是景物描写，但其在两诗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不同的。
《长恨歌》中的景物描写集中在“马嵬兵变”以后。
杨贵妃的惨死给唐玄宗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往昔的欢乐不复存在，生命变得黯淡无光。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黄埃漫天，不时吹来阵阵萧瑟的风，悲凉暗淡就如同唐玄宗此时的心情。
本来就难行的蜀道由于痛失所爱而更加曲折，一步三回头，一步一挨。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没有了杨贵妃，唐玄宗的生命就失去了光彩，连日月也暗淡无光。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碧水青山本是美景，但杨贵妃的离去带走了唐玄宗的欢乐，水愈碧山愈青，唐玄宗的思念就愈深。
深碧的江水，青峻的高山就如同唐玄宗潮湿的心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
在蜀地的行宫中无意间看到空中的月亮，月缺总有圆时，但人却一去不复返，怎能叫人不伤心？
由于思念，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听着窗外雨打铜铃的声音更令人肝肠寸断。
“安史之乱”终于平定，局势一片大好，本应欢欣鼓舞，打马扬鞭才是，但却出现“到此踌躇不能去”的滞留与徘徊，因为这是杨贵妃赴死的刑场。
伤心的往事涌上心头，“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终于回到长安，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物是人非，睹物思人，往事历历在目，可杨贵妃不在了，情何以堪，叫人怎能不伤心落泪？
“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
因为有杨贵妃，玄宗的生活充满欢声笑语，桃李花开，春光旖旎；随着她的逝去，一切皆空，唯有凄清悲凉的秋雨滴落在满地的黄叶上。
“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一派无人洒扫、破败荒凉、乏人问津之景，衬托了玄宗孤寂落寞之情。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因为思念杨贵妃而难以入眠，漫漫长夜，看着昏暗凄清的寝宫，何时才能天亮？
诗人通过这些景物描写烘托了唐玄宗痛失所爱后悲痛哀伤的心情，以景衬情，感人至深，唐玄宗深情孤寂的形象跃然纸上。
至情至性、用情专一的帝王形象就在这些景物描写中逐渐清晰明了，李杨的专一爱情也在这些描写中得到充分体现。
《连昌宫词》开篇写到：
“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
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
”通过对连昌宫宫竹、千叶桃落花的描写，表现了连昌宫的荒凉景象。
就是这样的景象引发了“宫边老人”的感慨，并回忆道：
“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
”昔日的连昌宫何等辉煌，可是“安史之乱”爆发了，摧毁了昔日的辉煌，留下的只有“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
舞榭欹倾基尚在，文窗窈窕纱犹绿。
尘埋粉壁旧花钿，乌啄风筝碎珠玉。
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
蛇出燕巢盘斗拱，菌生香案正当衙。
”昔日的皇帝行宫，现在却狐兔横行、乌鸦乱飞，连蛇和燕子都驻扎进来，其破败之形可见一斑。
唐玄宗所偏爱的临砌花依旧斜倾于御榻之前，香案由于长时间无人使用生出一层霉菌。
此时的连昌宫哪还有皇帝行宫的气派，分明就是一座荒废的院落。
今昔对比，发人深省。
“安史之乱”的爆发导致小小一座连昌宫都受到如此重创，整个大唐江山损毁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诗人以连昌宫的兴衰变迁表现了唐王朝的变化，而这则是通过对连昌宫景物的描写而体现出来的。
显然元稹在
《连昌宫词》中的景物描写是为凸现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服务的，其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借景抒情、以景衬情为塑造人物的目的是有所不同的。
三、取舍史实的目的不同
《长恨歌》与《连昌宫词》都以历史上的李杨故事为题材，故必然会在诗中涉及相关的历史事件。
但作为诗歌，其任务不是记录历史，所以没有必要完全依照历史来写。
诗人可以根据需要删减修改历史来完成自己作品的主题。
白居易和元稹都这么做了，可他们却对相同的题材作了不同的修改取舍。
《长恨歌》中，诗人说杨贵妃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但根据两唐书的记载，杨贵妃曾经是唐玄宗的儿媳妇。
白居易在此隐没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把杨贵妃塑造成了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清纯少女。
很多人认为白居易这么做是“为尊者讳”。
但问题是，何以元稹在《连昌宫词》中一开始就把杨贵妃称呼为“太真”，而能够毫不留情地揭露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呢？
《长恨歌》创作于元和元年（806），而《连昌宫词》作于元和十二年（818），两诗前后相距仅十余年时间。
白居易必须“为尊者讳”而元稹却无此讳忌，这显然难以站住脚。
况且与《长恨歌》同时创作的《长恨歌传》也写到“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7]（P156）。
洪迈在《容斋续笔二·唐诗无讳避》中说：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讳。
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8]（P236）可见，唐代的政治环境相对还是比较宽松的。
因此白居易就没有“为尊者讳”的必要了，更何况该诗的创作距李杨时代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了。
结合《长恨歌》的主题倾向，笔者以为白居易这样写的目的是要把杨贵妃塑造成一个家世清白、背景单纯的女子。
这样的女子凭借天生的丽质“一朝选在君王侧”，足以令人引发一连串有关爱情的联想，一旦她真与君王擦出爱情的火花，那么很容易得到世人的认可。
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也。
“将杨贵妃的形象清纯化，意在为李、杨爱情创造一个纯而又纯的发生背景。
”[5]（P43）这种背景下的爱情更易得到人们的赞同与尊重。
“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内容意蕴和美好品质。
”[9]（P288）杨贵妃单纯的出身加上她美丽的容貌和美好的品质，唐玄宗作为一国之君能对杨贵妃用情专一，更是难能可贵。
这样的爱情遭遇突发的灾祸，让人怎能不同情，不为之扼腕？
突然而至的灾祸使得“宛转蛾眉马前死”，杨贵妃在众目睽睽之下凄楚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资治通鉴》载：
“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
”[10]（P6974）《旧唐书·后妃传》同样有载：
“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诀，遂缢死于佛室。
”[4]（P1470）《长恨歌》中杨贵妃的死亡显然与史实不符。
杨贵妃是美丽高贵的，却不得不在六军的注视下结束生命，两者形成了巨大反差——美人血溅马蹄，场面触目惊心。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11]（P44）在这里，白居易把美丽高贵的杨贵妃毁灭给六军看，也毁灭给世人看，杨贵妃的死是赤裸裸的，由此而增强了故事的悲剧气氛。
《长恨歌》中另外一处引人争议的地方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问题集中在两点：
一是时间，二是空间。
关于时间，是唐玄宗与杨贵妃七月七日在长生殿，或者说在骊山是否可能。
关于空间，即密誓是否可能在长生殿进行。
”[12]（P251）“温泉之浴，其旨在治疗疾病，除寒祛风。
”[13]（P16）“夫温泉祛寒之旨即明，则玄宗临幸温汤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时节。
今详检两唐书玄宗纪无一次于夏日炎暑时临幸骊山，而其驻跸温泉，常在冬季夏初，可以证明者也。
”[13]（P41）至于空间，关于长生殿历来说法不一，经过史学家陈寅恪的考证得出“华清宫中的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13]（P43）。
可见，在时间和空间上李杨二人都不可能在七月七日长生殿盟誓，诗人这么写的原因何在呢？
七月七日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的“七夕”，而“七夕”源于牛郎织女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七夕”便成了爱情意象。
诗人在这里让李杨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盟誓，就是借用这种意象来肯定李杨的爱情。
“‘长生殿'中的‘长生'二字是佛道两家的常用语。
佛之‘长生'强调精神的修养与快乐，道之‘长生'偏重身体不灭与补益。
但无论佛道，其追求固然有现实生命的延续，更有人神延通、快乐永生的向往。
”[12]（P261）白居易受佛道两家思想影响，“以‘长生'暗示两情长久的强烈愿望，加强誓言力度，亦以‘长生'愿望终遭无情毁坏，构成强烈的悲剧效果。
”[12]（P263）毫无疑义，这样改造的结果体现了作者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表达了作者对有情人不能长相斯守的“怨恨”，并最终凝结为“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浩叹。
在《连昌宫词》中也有诸多与史实不尽吻合的内容。
连昌宫，在河南郡寿安县。
“杨贵妃入宫之后，明皇既未有巡幸洛阳之事，则太真更无以皇帝妃嫔之资格从游连昌宫之理，是太真始终未尝伴侍玄宗，一至连昌宫也。
”[13]（P82）元稹在诗中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很多活动都安排在连昌宫——“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
把这些不可能发生在连昌宫的事都安排在了这里，其目的是为了附合题目。
因为诗人把诗题定为《连昌宫词》，所以这些不可能发生在这里的事就都发生在了这里。
如果题目不是“连昌宫词”而是别的什么宫词的话，这些事照样会被搬到别的地方重新上演。
除此而外，还有“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
薛岐，是唐玄宗的弟弟岐王范、薛王业。
唐玄宗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以非嫡长子的身份继承正统，与兄弟间的友爱分不开。
因此他即位后，就“鼓吹友悌”，标榜兄弟友爱，玄宗诸兄弟的地位遂得尊贵，并理所当然地受到这样的礼遇。
可是在开元年间他们都已病逝，在这里把他们与得势的杨氏诸姨并举显然是不合史实。
“薛岐”受到这样的“礼遇”，不仅因为他们出身皇室，更是因为得到了玄宗的庇护。
杨氏诸姨则是沾杨贵妃的光才威风八面，肆意横行。
由此可见，两者并举，乃是对唐玄宗、杨贵妃的讽刺与谴责。
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的纵容，怎会出现如此嚣张跋扈的场面呢？
《长恨歌》中诗人用艺术语言含蓄地交代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而《连昌宫词》中诗人则用一句“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把内容切换到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从未踏进连昌宫，因而御路上根本不可能留下其足迹。
诗人在这里这样写是为增强讽刺的力度：
皇帝走过的路，乱臣贼子竟然亦趋其辙。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腔忿恨倾泻而出，可以说戳到了唐王朝的痛处，有力地警告统治者莫忘国耻，要“努力庙谟休用兵”。
《长恨歌》中不合史实之处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歌颂专一爱情，表现爱情悲剧；而《连昌宫词》乃是附合题目、凸显主题而为之。
四、虚构内容有所不同
两者都存在一定的虚构内容，但这些虚构的内容在两首诗中的作用是
不同的
从《连昌宫词》的内容看，这是诗人在经过连昌宫时听到一位“宫边老人”讲述连昌宫的变迁后忠实地记录下了老翁所言，诗人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但据陈寅恪考证：
“连昌宫词非作者经过其地之作，而为依题悬疑之作。
”[13]（P74）既然诗人没有经过连昌宫，也就不可能遇到“宫边老人”所以，“宫边老人”完全是诗人虚构出来的，诗中老人所描述的景象也是诗人根据已有经验加上虚构想象出来的。
“宫边老人”之言其实都是诗人自己的话，“宫边老人”的观点其实就是诗人自己的主张、见解；或可说，“宫边老人”只是诗人的“代言人”。
诗人之所以为自己找这样一个“代言人”，是因为他代表了下层市民百姓。
市民百姓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人的力量是强大的。
如果诗人直接在诗中说“我本人”认为应该如此，诗歌的说服力将是有限的，因为诗人只代表部分文人士大夫阶层，与绝大多数市井百姓阶层相比社会性、客观性及说服力、感染力是极其有限的。
《长恨歌》中的虚构内容集中在“蓬莱寻仙”一节。
诗人在这一部分内容中根据民间传说结合自己的想象用浪漫主义的笔法虚拟了寻仙情节，并通过这一情节将李杨爱情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皇宫中的李杨爱情，一开始可能是建立在以杨贵妃外在美为基础的肉欲之爱，即性爱。
随着接触时间的增长，李、杨找到了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时他们的爱情由玄宗看重美色而转入内在的情爱阶段。
以情爱为基础，李杨二人经历了“安史之乱”、“马嵬兵变”，天人永隔，玄宗沉浸在无边的思念之痛中，杨贵妃也已“得道”成仙，但经过时世变迁的考验，二人的心灵得到净化，抛开世俗的一切，忍受着天人永隔的折磨，更加坚定于对爱情的信念，此时他们的爱情发展到了最高境界——以信念相守的挚爱。
白居易通过虚拟“蓬莱寻仙”完成了李杨爱情的三部曲，使他们的悲剧成为最伟大、最高尚、最具有震撼力的爱情。
《连昌宫词》虚构了人物，《长恨歌》却虚构了情节。
虚构人物是为了增强说服力，而虚构情节是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感染力。
五、对李杨生活场景的描述方式不同
两诗都是七言歌行体，都具备七言歌行体音调流利、抑扬动听、富于变化、铿锵上口、明丽流畅的特征，但《长恨歌》却比《连昌宫词》更具感染力，这主要是因为诗人的描写重点有所不同。
《长恨歌》中诗人极尽渲染之能事描述了李杨的生活场景，诗人从细处着手，通过对杨贵妃体态、服饰及其居室环境、音乐节奏、舞蹈节拍等的描写，描绘出了李杨的生活场景，笔调细腻。
这些细腻的笔调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华美的工笔画，画面中洋溢着浓烈的爱情氛围。
如：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等。
而《连昌宫词》中诗人则从大处着眼，粗线条地勾勒出二人的生活场景，场面总是喧嚣不静的，而诗人则置身于喧闹之外，冷眼旁观，用冷漠的笔墨大笔勾勒出喧嚣的场面。
如：
“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
归来如梦复如痴，何暇备言宫里事。
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
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
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
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
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
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
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
李谟擫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等。
诗中场景热闹有余，但诗人的热情不足，缺乏感染力，这与《长恨歌》中诗人用全部的热情去描绘浓烈的爱情氛围显然有别。
六、受众接受程度不同
同样的李杨故事、同样的七言歌行体却在传播接受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唐宣宗李忱在《吊白居易》诗中写到：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14]（P50）就连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提到：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
妓大夸曰：
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
由是增价。
”[7]（P650）连小孩子都会解读《长恨歌》，歌妓因会诵《长恨歌》而身价倍增，可见其传播范围之广，受众之多，影响程度之大。
《连昌宫词》则没有如此幸运，其受众范围有限，且其受众基本上都是文人士大夫。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连昌宫词》作为诗歌，实现了自身的政治价值，其主题、内容符合儒家诗教观，故被文人士大夫所接受。
文人士大夫普遍具有“兼济”之志，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国家的兴衰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而市井百姓则不同，他们处于社会底层，“运筹帷幄”不是他们能参与的，不能参与就不必关心，只要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一般不去过问政治。
因此《连昌宫词》很难引起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市井百姓的关注。
《长恨歌》则不同，它讲的是爱情故事。
爱情离百姓生活很近，是他们所熟悉的。
更重要的是，《长恨歌》讲的是一帝一妃的爱情故事。
帝妃在百姓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生活在百姓眼中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都想揭开这层面纱去窥探一下里面的究竟。
《长恨歌》则为人们掀起了这层薄纱，把帝妃的生活公诸于众。
于是，人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
《长恨歌》也把帝妃人性的一面展露给世人，即与芸芸众生一样，他们也有七情六欲。
如此，帝妃与市井百姓的感情距离得到了有效缩进。
此外，《长恨歌》所表现的帝妃间至死不渝的爱情，乃是人们所渴求的。
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强化了人们对专一爱情的渴望，帝妃能对自己的爱情如此坚贞专一，他们成了人们标榜的偶像，成了人们对专一爱情的寄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白居易所处时代是唐王朝的“中兴”时期，此时的经济有了相对的发展，百姓生活有了一定的好转。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
《长恨歌》应时出现，满足了人们的审美夙愿和审美期待。
因此《长恨歌》一问世就受到世人的青睐。
不仅在中国，《长恨歌》故事不断地出现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其出现频率之高，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最。
”[15]（P182）可见《长恨歌》影响之大，不是《连昌宫词》所能企及的。
《长恨歌》是中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这首诗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
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婉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
《连昌宫词》是唐代诗人元稹于公元818年（元和二十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
这首诗含蓄地揭露了唐玄宗及皇亲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认识意义，作者意在通过李杨故事实现劝谏的目的。
[注释]
[1]靳极苍.长恨歌及同题材诗详解[M].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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