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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梯若尔市场权力与规制下
让·梯若尔：
市场权力与规制（下）
文/让·梯若尔（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译/余江5.应用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梯若尔及其合作者曾深入分析的两个产业的规制：
电信业和银行业。
5.1电信产业的规制
鉴于电信网络建设需要巨大的固定成本，这个产业在历史上被视为自然垄断性质，（①例如，给每个家庭连通两套网线以建立两个相互竞争的地方网络，成本将非常昂贵。
）往往被一家老牌企业所把持，要么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那样的受规制私人企业，要么是英国电信公司（BT）那样的公共企业。
1980年代的改革带来了重大变革：
私有化浪潮、从回报率规制走向价格封顶规制的调整等。
（① 例如，AT&T在1982年被分拆，BT在1984年被私有化。
1989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AT&T引入价格封顶规制，取代传统的回报率规制。
有研究总结和评估了价格封顶规制在电信业的普及历史（SappingtonandWeisman，2010）。
）社会普遍认为，应该允许新企业进入，在大多数电信服务领域同老牌企业进行竞争。
这些改革的一个动机是，人们认为老牌垄断企业在降低成本和改进质量上缺乏足够动力，服务价格是由较为主观的会计程序来决定，而非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
（③这里的重点是电信业，但电力、煤气、邮政和铁路等其他产业也面临类似课题。
正如拉丰和梯若尔（2000）所强调的那样，这些产业在许多方面各有特性。
根据梯若尔的其他研究所秉持的精神，我们不能在不认真考虑特性的情况下，简单地把对某个产业的分析照搬到其他产业。
）在2006年发表的《电信业竞争》一书中，拉丰和梯若尔以他们此前有关规制的研究为基础，借助一系列模型探讨了电信产业的规制改革和竞争促进问题。
价格封顶与拉姆齐定价
如本文第2.3节所述，拉丰和梯若尔（1990a）的研究证明，在合理的假设条件下，多产品垄断企业的有效价格结构可以用拉姆齐定价公式来决定。
此外，拉姆齐定价是效率的合理标杆（LaffontandTirole，2000，第2章）。
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价格封顶的规制措施可以实现拉姆齐定价，带来有效的资源配置。
从直觉上说，拉姆齐价格是属于商业导向的，即利润与需求弹性成反比，这是不受规制的垄断企业所遵循的规律。
但问题在于，虽然相对价格结构合理，不受规制的垄断企业制定的平均价格却过高。
拉丰和梯若尔的研究指出，这可以通过价格封顶来纠正，把企业的平均价格控制在适当水平，在此约束条件下企业可以调整相对价格。
这种分权化的价格结构符合商业导向，也服从拉姆齐规则。
为计算平均价格，每个价格pj都应该根据产品j的预期产量水平进行加权。
因此，实现最优价格封顶在计算和信息方面都可能具有挑战性。
拉丰和梯若尔（2000）还研究了价格封顶等强激励机制的潜在弱点。
此类机制使高效率企业能获得很大租金，存在社会成本。
此外，租金太多还会带来可信度问题：
如果受规制企业的利润较高，会带来修订规制政策、剥夺企业利润的政治压力。
相反，如果受规制企业出现亏损，则会通过游说来争取改变规制政策。
拉丰和梯若尔强调，主张强激励机制的人必须做好准备，反对此类修订，否则棘轮效应可能打消压缩成本的动力。
如本文第2节所述，强激励机制还会带来其他潜在问题，如服务质量下降和规制俘获等。
因此，想让强激励机制如愿发挥作用，往往需要改进监督和采取其他组织改革措施。
接入定价
在网络化产业中，老牌企业通常控制着零售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必须获得接入的关键环节。
例如，英国的墨丘利（Mercury）等新兴长途电话公司需要接入老牌的英国电信公司掌握的地方电话网络。
其他许多产业也有类似瓶颈：
铁轨和车站、电力传输网、天然气管道等。
事实上，墨丘利公司为大企业客户建立了直接线路，绕过地方电话网络，但仍然需要依赖英国电信的地方网络给居民客户提供长话服务（LaffontandTirole，2000，第1章）。
拉丰和梯若尔（1990c）设计了最优规制的规范模型，针对高需要客户可以绕过老牌企业的现有网络，建立与其竞争对手的直接连接。
对于墨丘利这样的新企业应该收取怎样的接入价格？
占主导地位的思路一直是边际成本接入定价，不过拉丰和梯若尔认为，接入定价只是多产品企业规制的一种特殊情形。
由于建设和维护网络的固定成本必须支付，就应当适用拉姆齐定价原则。
把接入价格定在高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以负担固定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拉丰和梯若尔（2000）推导出了有效接入定价公式，其中的关键是认识到，老牌企业相当于把长话服务分包给新进入的企业。
我们可以将老牌企业视为两类长话服务的生产商：
一种自己提供，另一种外包。
对这两类服务来说，有效的拉姆齐定价都意味着利润取决于边际成本和需求弹性。
具体而言，定价公式要考虑交叉弹性，如果一类服务的价格提高导致另一类服务的需求增加，则其价格也应上涨。
因此，拉姆齐定价应考虑到可能的“吸脂效应”，意指新企业试图吸引老牌企业的最优质客户。
在直觉上，如果新企业只是把顾客从老牌企业那里拉走，而没有创造附加价值，这应该反映到接入价格中。
让老牌企业独立负担网络建设固定成本，而让新企业以极低的边际成本接入价格免费搭车，将严重扭曲消费者的选项，使其完全倒向新企业。
（①另一方面，过高的接入价格可能导致低效的绕开，新进入的企业给最有价值的客户建立直接连接（见LaffontandTirole，1990c）。
）还有，如果长话业务变得极具竞争性，老牌企业可能会对其依然掌握垄断权的其他业务（如本地通话）收取高价，以弥补固定成本，这同样意味着严重的市场扭曲。
尽管公式可能非常复杂，但有效接入定价的经济原理却很简单直接：
可以把老牌企业视为多种服务提供商，最优定价遵循我们熟悉的拉姆齐规则。
拉丰和梯若尔不但做出了学术上的贡献（LaffontandTirole，2000），而且给缺乏经济学理论训练的实践者和决策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解释工具。
此外，他们还证明在其他情况下可以适用同样的原则，如最大负荷定价、价格歧视以及新技术应用等。
最后，高效的拉姆齐接入定价也是商业导向的，可以授权给企业来操作，规制部门只需要确立平均价格水平即可（当然测算恰当的平均价格也可能很复杂）。
竞争定价
在新企业接入网络后，竞争部分（如长话服务）的价格该如何确定？
通行的思维认为，对竞争部分进行规制并无必要，因为竞争会使零售客户享受到低价格。
不过拉丰和梯若尔的研究表明（LaffontandTirole，2000），如果严格的接入定价政策（如边际成本定价法）让老牌企业不能从接入中牟利，则可能促使其利用其他手段来阻止别的企业接入。
例如，老牌企业可能声称，接入要求对现有网络进行耗资巨大的升级改造。
证明这种说法是否合理往往较为困难，需要采取繁杂的规制措施。
如果老牌企业能以此阻止接入，则竞争对手会被排斥，老牌企业从而能够将其市场权力从价格受到管制的受规制领域，延伸到定价不受规制的竞争领域。
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可以像拉姆齐公式那样把接入价格定到高于边际成本的水平，或者对老牌企业在竞争领域的定价也进行规制。
无论哪种做法，都不同于对接入价格进行严格封顶、同时完全放开竞争领域的传统观点。
更普遍地说，拉丰和梯若尔（2000）认为，不对称机制（老牌企业的某些业务被严格规制，而其他业务则不然）容易导致恶性激励的结果。
例如，受规制企业可以利用会计或实体上的决策，通过交叉补贴来获益，把最为高效的投入品（如最有能力的经理人）放到不受规制的业务领域，把最低效的投入品放到受规制领域。
即便受规制领域有价格封顶，由于棘轮效应的影响，这个封顶也会调整到与实际成本相当的水平。
于是，把最低效的投入品放到受规制领域，最终会迫使价格上升，与此同时，最高效的投入品可以在不受规制的业务领域给企业带来现成的收益。
拉丰和梯若尔（1994，1996，2000）建议实行全面价格封顶办法，以对称的方式对待全部产品线。
如前文所述，只限制平均价格将促使企业按拉姆齐规则进行恰当的定价。
具体来说，网络接入应给与其他所有产品同等对待，并纳入全面价格封顶的测算之中。
这样做会使接入服务成为一个正常的业务领域，消除老牌企业排挤竞争者的动机。
但拉丰和梯若尔也强调，老牌企业或许还会通过掠夺性定价来打击对手，并建议利用鲍默尔—威利格的“有效成分定价规则”（Baumol-Willig“effcient-componentpricingrule”）来检测这种行为。
（① 关于接入价格受管制而零售价格不受管制时的进入壁垒的深入研究，参见ArmstrongandSappington（2007，第5.1.4节）。
）双向接入
如今，越来越多新进入企业（如移动电话运营商、有线电视公司和互联网服务商）建立了自己的网络，这引发了双向接入的问题：
不同网络必须相互连接，需要对涉及多个网络的服务进行定价。
例如，A给B打电话，A所在的网络必须给B所在的网络支付所谓终端费，那么这些费用应该如何决定？
国际长话是这种双向接入问题的一个经典案例。
传统上，当A国的客户给B国的客户打电话时，B国的电话公司会向A国的电话公司收取终端费。
这种费用由各国电话公司通过谈判来决定，通常极为昂贵，甚至往往超过使两家公司的联合利润最大化的水平。
梯若尔等人设计了一个双向接入的规范理论模型（Laffont、ReyandTirole，1998a，1998b），其假设是受话方不需要付费（拨号方所在的公司支付终端费），电话公司可自由决定零售价格水平。
该模型被拉丰和梯若尔后来的研究进一步深化（LaffontandTirole，2000，第5章）。
（① Armstrong（1998）独立也设计了一个类似的模型。
）借助这个理论框架，他们证明在现有和建议的多种规制条件下，终端费高到了严重损害效率的水平。
鼓励正面竞争的体制存在问题，因为每家企业都希望从自己的垄断业务领域（即终端费）收取高额费用。
可是，允许企业相互合作的体制也未必更好，因为企业有共同的激励通过提高终端费来减缓零售市场的竞争，就共同接入费达成合作协议可能鼓励零售市场上的串谋活动。
（②不过，拉丰和梯若尔还讨论了若干与电信市场有关的、使企业难以进行合谋的特殊因素（LaffontandTirole，2000，第5章）。
）面对上述问题，拉丰、雷伊和梯若尔等人探讨了新的定价模式，其中某些在后来随着移动电信网络的数量扩张而投入了应用。
5.2银行与金融市场的规制
梯若尔在金融规制领域有若干重要贡献，首要的课题是为什么需要对金融中介（如银行和保险公司等）进行规制。
规制的根本理由
第一个理由在于，金融机构往往通过复杂的短期借贷合约保持着紧密联系，当某家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时，资金断供会迅速波及其他金融机构，形成系统性金融危机，给整体经济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例如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情形。
第二个理由是，许多给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人是普通消费者和居民，关系到他们的存款和养老储蓄金。
由于居民家庭缺乏足够的信息来评估和监督银行的经营状况，他们在金融机构倒闭时可能损失惨重。
缺乏信息还可能触发金融恐慌，人们会竞相去传言要倒闭的银行挤兑，无论传言是否属实，都可能导致该银行事实上走向破产。
出于上述理由，政府需要有救助问题机构的能力，防止系统性危机和银行挤兑，并保护消费者。
然而，事后救助出问题的金融机构，本身却可能带来事前的道德风险，因为银行经理人会有更大的激励去承担较高风险。
因此，规制部门还需要在事前限制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和风险水平，例如最低股本金和流动性等指标。
梯若尔的研究所针对的主题之一是，金融规制的设计应该最合理地权衡事后效率（如通过干预来避免系统性危机）与事前效率（如减缓道德风险问题）。
银行间市场
以此前的研究（HolmstrmandTirole，1998，本文第62节已有介绍）为基础，梯若尔等人建立了一个银行间交易和规制模型（RochetandTirole，1996a），分散化的银行间市场容易发生系统性危机，但也鼓励同行之间的互相监督。
如果政府承诺会对问题银行进行事后救助，银行在事前对交易对手进行监督的积极性则会相应下降。
这篇文章分析了处理此问题的多种规制机制，并预见到了在2008年危机中出现的许多问题。
此外，梯若尔等人的另一份研究对比了不同清算体制的特点，这是本轮金融危机后金融规制改革的前沿课题（RochetandTirole，1996b）。
消费者利益
在1994年发表的《对银行的审慎规制》（ThePrudentialRegulationofBanks）一书中，梯若尔等人（DewatripontandTirole）关注了另一类问题：
储户等大量银行债权人的规模太小而权利分散，不足以给银行产生任何控制。
因此，规制的作用之一便是代表这些债权人对银行行使控制权，防止经理人过度承担风险。
该书利用金融合约的理论框架分析了有关清算规则、再资本化、会计和证券化等领域的最优规制方法。
集体风险承担
梯若尔等人的研究表明（FarhiandTirole，2012a），金融机构可能集体性地承担过多的短期债务并采取关联投资策略。
原因在于，这种操作会增加某家银行在遭遇问题时受到救助的可能性，因为其他银行也会同时面临困局。
或者说，不同金融机构对杠杆率和风险承担的选择存在策略互补性，从而加剧系统性危机的风险。
基于这个观察，梯若尔等人推导出了最优规制政策，把利率政策（在危机中降低利率以促进融资）与注资政策（直接给金融机构提供资金）进行了对比研究。
最优政策既包括事前的流动性要求，也包括利率政策，当然后者带有扭曲成本。
梯若尔等人还探讨了所谓“宏观审慎规制”的合理性，其含义是，最优规制干预措施不只是基于个别金融机构的状况，还要考虑到整个金融体系的需要。
走出金融危机
梯若尔（2012）提出了如何在危机中“启动”金融市场的问题，危机往往是由关于金融资产价格的负面新闻所触发，如2008—2009年危机中对美国的抵押担保证券的感知价值的负面冲击。
由于逆向选择的影响，某些负面新闻可能导致金融资产市场被完全冻结。
银行对自己的资产有着更全面的信息，在出售这些资产以筹集必要资金时，可能导致其他市场参与者推测银行掌握着某些对这些资产质量不利的内部信息。
而随着银行资产的市价下跌，有着较高质量资产的银行也会发现自己的资产在贬值。
于是，资产市场会走向枯竭，银行不能为投资融到资金，整个金融体系无法恢复清算能力。
为解决上述问题，许多规制部门（包括美联储与欧洲中央银行）对资产市场进行了干预，买入银行资产。
但此类措施将使纳税人付出代价，因为资产质量较低的银行最希望利用这种干预。
梯若尔推导出了处理此类问题的最优政策：
回购最危险的资产；给资产质量中等的银行提供资金，但把资产保留在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这样做将使交易中只剩下最高质量的资产，从而恢复市场的正常运转。
6.其他贡献
9、淡水是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十分有限，地球上的多数地区缺水。
在规制与产业组织领域之外，梯若尔还做出了其他许多开创性研究。
本节将非常简略地介绍其中的某些内容。
6.1工具箱：
博弈论与机制设计
在梯若尔对博弈论求解概念的研究中，上文提到的他对马尔科夫完美均衡的成果尤其引人瞩目（MaskinandTirole，2001），此外，他对于完美贝叶斯均衡（PerfectBayesianEquilibrium，以下简称PBE）的研究也具有很大影响（FudenbergandTirole，1991a）。
PBE概念放松了序列均衡概念中内在的连续性要求（KrepsandWilson，1982），很有直观上的吸引力，并被大量用于应用研究。
梯若尔等人还分析了不完备信息条件下多种形式的双方议价博弈（FudenbergandTirole，1983），在这种博弈中，一个参与人的行动可能传递自身类型的信息，而且对手会对意外（出离均衡的）行动做出何种反应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借助PBE概念，梯若尔等人得以分析外部参数（如交易成本等）会如何影响妥协或交易失败的概率。
他与合作者的著作迄今依然是博弈论领域最全面的研究生教材（FudenbergandTirole，1991b）。
14、大我数地区的自来水水源取自水库、湖泊或河流。
自来水是主要的饮用水，饮用水源受到污染，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梯若尔对机制设计研究的突出贡献是对设计者（委托人）拥有私人信息的博弈所做的研究（MaskinandTirole，1990，1992）。
例如，规制部门对某个受规制产品的需求可能有私人信息。
在委托人给代理人提出合约建议时，这建议就可能表达了某些私人信息。
因此这里的关键议题是，代理人的判断会如何受到建议的影响。
马斯金和梯若尔的论文分析了私人价值的情形（MaskinandTirole，1990），即委托人的私人信息不会直接进入代理人的回报函数。
他们确立了这种博弈的PBE均衡与有摩擦的交换经济体的竞争（瓦尔拉斯）均衡之间的对应关系。
他们的其他研究则分析了更复杂的有共同价值情形的结果（MaskinandTirole，1992）。
1、月相的变化有什么规律？
（P49）梯若尔对委托—代理理论还有其他重要贡献，涉及收入平滑（FudenbergandTirole，1995）和合约再谈判（FudenbergandTirole，1990）等议题。
6.2金融中介与流动性
梯若尔与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Holmstrom）合作，针对流动性给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影响做出了若干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单模型，来分析金融中介资本的作用（HolmstromandTirole，1997）。
企业由于道德风险受到流动性限制，而金融中介则可以通过监督来部分减轻道德风险问题。
然而金融中介可能采取投机行动，因此其筹集外部资金的能力受到自有股本的限制。
研究者主要预测了在企业资本（抵押品）、中介资本（信贷）或普通资本（储蓄）减少时，投资行为和资本成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他们还指出，对中介机构的最优资本金要求应该是顺周期性质的，因为在衰退期的监督回报更高，中介机构更容易开展有效监督。
顺周期性质的资本金要求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已成为新的金融规制的组成部分。
霍姆斯特罗姆—梯若尔模型实际上也成为分析金融中介和公司金融的关键工具。
（①参见Acharyaetal（2007），Allenetal（2011），ParlourandPlantain（2008），以及Chen（2001）。
）
霍姆斯特罗姆与梯若尔的另一篇文章（HolmstromandTirole，1998）关注的是流动资产对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提供此类资产方面的作用。
企业需要确保能得到未来的流动性来应对未来冲击，可以预先为此储备流动资产。
但这样做缺乏效率，因为企业可能保留过多的并不需要的流动性。
更有效地防备未来冲击的办法是从银行得到授信，在实际发生冲击时加以利用。
然而，银行体系必须有足够的流动性来满足各家企业的需要，在宏观经济冲击发生后，许多企业如果同时面临资金短缺，银行就难以应付。
霍姆斯特罗姆和梯若尔由此强调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流动性的作用，政府可以发行公债，作为私人资本的价值储备，并在流动性短缺时迅速变现。
（①以之前的研究（HolmstromandTirole，1998）为基础，梯若尔等人推导出了私人部门的流动性需求对资产定价的影响（HolmstromandTirole，2001），证明有着较高（较低）总体流动性需求的资产的交易价格较高（较低），而预期回报率较低（较高）。
）6.3资产市场泡沫
第三单元宇宙资产定价理论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理性的泡沫，也就是价格超出资产回报的净现值。
例如，一张稀有邮票的高价或许应该视为泡沫，人们为这样的邮票付出高价不是因为能带来持续的回报（无论是资金还是观赏方面），而是因为他们预期邮票的价值还会增长。
支持理性泡沫的力量是，人们预期资产价值平均来说会以折现率增长。
这种理性泡沫或许不会破灭，而是无限制地膨胀下去。
梯若尔对理性泡沫理论做出了两项根本性的贡献。
他的一篇文章证明，如果市场是完善的、人们足够理性，纯投机泡沫就不可能出现（Tirole，1982）。
另一篇文章则显示，如果市场不够完善，则理性泡沫非但会存在，而且会发挥重要作用（Tirole，1985）。
这种可能性早就由1970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提出过（PaulSamuelson，1958），但当时的假设是没有其他价值储备。
以2010年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戴蒙得的研究成果（PeterDiamond，1965）为基础，梯若尔证明，这种情形可以推广到人们可以用实物资本来储蓄的高增长经济体中。
当经济学家们继续探讨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是否不完善到足以形成理性泡沫时（以及这会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带来何种启示），他们都应该感谢萨缪尔森、戴蒙得和梯若尔等人奠定的理论基础。
20、在水中生活着许我微生物，常见的有草履虫、变形虫、喇叭虫、眼虫、团藻等。
近来，梯若尔还把有关泡沫的早期研究与有关金融规制的后期研究（同EmmanuelFarhi合作完成）结合起来。
（①以此前的研究为背景（HolmstrmandTirole，2008），梯若尔等人后来又分析了流动性短缺问题（FarhiandTirole，2012b），认为外部流动性供给越稀缺，可抵押的公司收入越少，泡沫越容易出现。
泡沫的一个积极作用是放松企业的财务限制，扩大企业可获得的资金，促进投资。
泡沫的一个负面影响在于它们是一种缺陷较大的流动性，在企业最需要的时候容易破灭。
）6.4组织经济学
梯若尔在组织经济学领域有开创性贡献，本文第2.5节提到的他的委托人—监督人—代理人模型（Tirole，1986a）已成为组织体系建模的常用工具。
这种三角色模型结构比标准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缺乏监督人）能更好地描述许多情形的本质。
大量组织至少存在一层监督人，负责把代理人的行动或情况向委托人报告。
例如，会计师主要就是负责收集和传递此类信息。
梯若尔的文章所激发的许多研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弱激励机制可以成为防范监督人—代理人串谋的最优措施。
在代理人的任务较轻松时，监督人可能不会严格地报告实情，而是成为低效率代理人的庇护者，只反映关于任务难度的信息。
很自然的推论是，对于自称成本较高又无法进行核实的代理人应实行极弱的激励机制。
另一篇颇有影响的组织经济学论文（AghionandTirole，1997）则借助前人（GrossmanandHart，1986）的不完全合约模型来分析组织中的决策权分配。
（①一篇有关的早期论文是AghionandTirole（1994）。
梯若尔对不完全合约理论还做出了几个方法论方面的贡献，本文不再详述。
）把任务委托出去会提高代理人的积极性，代价是委托人失去控制权。
推论之一是，授权会增强代理人收集和利用决策信息的激励。
实证研究对此进行了检验，并发现了大量的支持证据，例如分析银行借款决策对软性和硬性信息的不同依赖（如Bergeretal，2005；LibertiandMian，2009）。
15、经过有效处理的废水，可以排放到湖泊、河流和海洋中，也可以渗入地下。
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是针对组织中的倡导者的现象（DewatripontandTirole，1999），即某些代理人的目标不是服务于组织的整体利益，而是捍卫某个特定的目标。
例如在法庭上，律师为被告人的利益服务，检察官则完全相反。
倡导者组织的合理性在于，不同辩护人群体之间的竞争会更高效地收集和利用信息，从而带来更有效率的决策。
6.5公司金融
4、咀嚼馒头的外皮也可以感觉到甜味吗？
为什么？
梯若尔在公司金融领域亦有成就，其中之一是他的研究生教材（Tirole，2006）。
同产业组织领域的教材类似，该书不仅是对过去研究的概述，而且以统一的理论框架对大量文献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包含若干新的应用和结论。
很自然，这样的优秀著作已成为标准参考书，在世界各国大学的公司金融研究生课程中广为采用。
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梯若尔与霍姆斯特罗姆的合作成果（Holm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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