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对《金瓶梅》及其污秽描写成因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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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对《金瓶梅》及其污秽描写成因的研究
现代对《金瓶梅》及其污秽描写成因的研究
周钧韬
《金瓶梅》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映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极大注目。
自它从明末成书以来的三百多年间，人们对它的研究，大体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明代末年。
《金瓶梅》只在极小范围内传抄时，就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惊叹。
公安派首领袁中郎等人“极口赞之”，虽寥寥数言，亦甚为深刻。
当然，由于《金瓶梅》中存在大量的污秽描写，故受到一些人的鄙视，斥之为“淫书”，可见其毁誉不一。
第二阶段是清代。
康熙时徐州学者张竹坡，对《金瓶梅》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评价。
在《金瓶梅》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可惜的是，他的学说一直不受人所重视。
整个有清一代，《金瓶梅》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禁毁，“导淫”之说甚嚣尘上，《金瓶梅》一直蒙受“淫书”的恶谥。
不少人对《金》书作者提出了许多穿凿附会的衍说，根本算不上什么“科学的研究”。
第三阶段是现代。
以鲁迅、郑振铎、吴晗为代表，开始运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和现代小说的新观念，对《金》书进行科学的评价和考证，将《金瓶梅》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第四阶段是当代。
学术界基本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金瓶梅》作出了既是艰苦的、曲折的，又是可贵的探索。
当代的《金瓶梅》研究又可以以“十年内乱”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今天，随着学术民主、学术研究自由的空前发展，《金瓶梅》的研究已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其前途无限光明。
本文的宗旨是对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成就及其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金瓶梅》在现代的出版及其研究概况
《金瓶梅》成书以后，在明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就有抄本流传。
万历四十五年以后《金瓶梅》才第一次付刻。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世称词话本），于1932年在山西省发现后藏北京图书馆（现藏美国）。
后来在日本又发现了两部《金瓶梅词话》：
一部是日光轮王寺慈眼堂藏本，一部是日德山毛利家栖息堂藏本。
这两部词话本与北图藏本的相违之处，只在第五回末的一页有部分异文。
可见它们属同一版本的不同刻本。
明天启崇祯年间，人们对词话本作了一次大的改写，后镂板付刻为《新刻绣像金瓶梅》（世称崇祯本）。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张竹坡对崇祯本加以评点，写了有十多万字的专论和评文，付刻为《第一奇书金瓶梅》（皋鹤草堂刊，世称第一奇书本）。
第一奇书本的刻本在有清一代大约有十六种之多。
这是在现代以前，《金》书流传、付刻的简况。
在现代中国，《金》书虽仍遭贬斥，但它的流传经久不衰。
1916年，存宝斋出版了《绘图真本金瓶梅》铅印本。
这是《金》书的第一个删节本，是清同治三年蒋敦良根据《第一奇书》本删节而成的。
十年以后的1926年，又出现了卿云图书公司排印的《古本金瓶梅》。
这实际上是《真本金瓶梅》的缩约本。
《古本》在现代流传甚广。
1935年上海三友书局又排印过一次。
对现代中国的《金瓶梅》研究和流传具有重大意义的是30年代初发现的词话本。
词话本在明末付刻后，很快就为崇祯本所代替而一直没有广泛流传。
从张竹坡付刻《第一奇书》依据的崇祯本的情况来看，他可能没有看到词话本。
也就是说在清康熙年间，词话本似已销声匿迹，以后的研究者也一直没有提到过它。
从这一点看，词话本在现代的发现及其对研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据北京琉璃厂古书装订部孔里千同志回忆，词话本的发现过程如下：
“文友堂（旧琉璃厂古书铺）在山西太原有分号，收购山西各县所藏旧书。
在民国二十年（1931）左右，在介休县收购到这部木刻大本的《金瓶梅词话》。
无图。
当时出价很低，但到了北京，就定价八百元。
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等先生都来看过。
最后给北平图书馆买去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隅卿）先生集资，用古小说刊行会名义把这部书影印一百部。
五十二回缺二页，就用崇祯本配补上，又把崇祯本每回前的图一百页，每回二幅，合印成一册添附。
共二十一页。
解放前夕，这部木刻本被携往台湾参见朱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
正是词话本的发现和影印，人们才得以见到《金瓶梅》的真面目。
在与当时流传的第一奇书本、古本的对比研究中，人们耳目一新，怀着极大的兴趣，掀起了一个《金》书出版和研究的新浪潮。
1935年5月，郑振铎就在其主编的《世界文库》中，分册出版了词话本删节本（只出到三十三回）。
紧接着，1935年10月，施蛰存校点出版了《金瓶梅词话》全本删节本，刊于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
几个月后又有襟霞阁主人重刊《金瓶梅词话》（删节本），1936年2月上海中央书店刊于《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
中央书店还出版了《金瓶梅删文补遗》一册。
1942年12月，新京艺文书房出版了《金瓶梅词话》全本。
由此可见，短短的几年间，词话本的出版、影印达五六次之多，其盛况空前。
出版热必然引起研究热，反之亦由于研究热促进了出版热。
现代中国的《金瓶梅》研究成果，首先被吸收到当时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著作之中，其开创者便是鲁迅先生。
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金瓶梅》作了大段的论述，开创了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新局面。
嗣后，郑振铎在1927年出版的《文学大纲》，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又以更大的篇幅作了进一步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范烟桥于1927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胡行之于193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讲话》，谭正璧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进化史》，贺凯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胡云翼于1932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学史》，谭正璧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发展史》，陈子展于193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讲话》，杨荫深于193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郭箴一于1939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等，都对《金瓶梅》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讨。
单篇专论的大量出现，标志着现代《金瓶梅》研究的新发展。
从明末到清末的三百年间，《金瓶梅》研究的专论极少，且多以《金瓶梅》的序跋形式出现。
欣欣子和弄珠客的《金瓶梅词话序》，谢肇浙的《金瓶梅跋》，谢颐的《第一奇书序》，蒋敦良的《真本金瓶梅序》，王昙的《金瓶梅考证》等均以序跋形式附于原书而面世（谢跋例外）。
张竹坡的第一奇书《凡例》、《读法》、《竹坡闲话》、《苦孝说》、《非淫书论》，可以说是专论。
但它们仍附于《第一奇书》而流传，严格讲仍属于导言的性质。
除此之外，三百年间为数众多的研究性文字，则散见于笔记、书信、杂著之中，属随感式的笔墨而未构成专题论文。
可见，三百年间真正属于学术研究性质的论著并不多。
到了近现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人们开始用现代小说的观念和眼光及其科学的方法，对《金瓶梅》进行学术性的研究。
在现代中国的三十年间，发表的研究专论有三十多篇，还出现了一部专著《瓶外卮言》姚灵犀编：
《瓶外卮言》，天津书局1940年版。
。
涉及到的问题有：
《金瓶梅》的作者及其社会历史背景;成书年代、流传及其版本;作者的思想倾向及其《金瓶梅》的思想深度、认识价值、历史价值;《金瓶梅》的艺术特征及其成就;《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金瓶梅》中的人物;《金瓶梅》中的戏曲活动及其民间风俗;《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等等。
鲁迅、郑振铎、沈雁冰、吴晗、阿英、赵景深、姚灵犀、阿丁、冯沅君等人在论著中提出的论点和考证，标志着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深刻地启示和影响着今天的《金瓶梅》研究工作者。
关于《金瓶梅》的成就及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如何评价《金瓶梅》这部书?
历来毁誉不一，存在着严重分歧，封建统治者对它一再禁毁。
一些受封建道学思想严重影响的人称其为诲淫、导淫之书，“祸天下而害世教，莫甚于此”。
三百年间，这种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
但无论是禁毁还是咒骂，都阻挡不住这部伟大小说的流传。
一些反潮流的有识之士仍然能够透过它的污秽描写看到它的价值所在，给予高度评价。
袁中郎认为它“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并大胆地将它配《水浒传》为“逸典”。
张无咎称它为“奇书”张无咎：
《平妖传序》。
。
谢肇浙推崇它为“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谢肇浙：
《金瓶梅跋》。
。
清人张竹坡称它是“一部《史记》”，“一篇市井文字”，“此书独罪财色”，从西门庆“一家”，而写及“天下国家”张竹坡：
《第一奇书读法》。
。
刘廷玑说：
“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
”刘廷玑：
《在园杂志》。
到了清末，狄平子提出《金瓶梅》是“真正‘社会小说’”的观点狄平子：
《新小说》。
，可谓是对前人的正确评价的一个总结。
概括起来讲，现代中国前的三百年间，人们对《金瓶梅》的评价，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是：
一、人们在开始接触这部书时，只是从审美欣赏的角度，深感其“奇快”、“惊喜”，耳目一新，得出“奇书”的概念，但它何以之为“奇”，何以能给人造成强烈的审美效果，人们还来不及探讨;二、面对《金瓶梅》，有些学者则处在矛盾之中，如董其昌、袁小修等人。
从艺术批评的角度看，他们认为该书“极佳”，“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从封建道学思想的角度看，他们又认为“此书诲淫”，“决当焚之”。
这两种批评眼光的深刻矛盾，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该书作出科学的评价;三、张竹坡对《金瓶梅》的反封建性及其艺术成就，作了深刻的研究，代表中国古代《金瓶梅》研究的最高成就。
但他的研究还只是就书而论书，而且没有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
这就限制了他的研究成就;四、狄平子已开始用近代小说的眼光来看《金瓶梅》，见识甚深，但他没有深入下来作系统的研究。
由此可见，对《金瓶梅》作全面、系统的研究的任务，已历史地落到了现代学者的身上。
现代学者对《金瓶梅》的评价，正是在总结前人的认识成果的基础上起步的。
其突出的特点在于能站在小说发展史的高度，用现代小说的观念，对《金瓶梅》作出社会的、历史的科学评价。
鲁迅就是这种研究的开创者。
鲁迅从1922年到1935年之间，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论讽刺》等论著中都谈过《金瓶梅》。
鲁迅反对把小说看作“闲书”，把研究小说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
早期他受近代改良主义小说理论的影响，后来他吸取了近代小说理论中的进步的合理的部分，逐步以唯物的科学的文艺论分析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
评价古代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把我国小说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鲁迅对《金瓶梅》的正确评价就产生在这个时期。
鲁迅对《金瓶梅》的研究，首先不是像以往的多数研究者那样就书论书，而是把它放到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它的地位和存在价值。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从中国小说的渊源——神话开始，研究了汉人、六朝志怪小说、唐人传奇、宋话本到元明清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揭示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金瓶梅》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鲁迅认为，在长篇小说中，最早出现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是讲史小说的代表，《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代表。
《金瓶梅》则是稍后出现的“人情小说”的代表。
他说：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
《金瓶梅》的历史地位就在于它在它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刚刚才露头的明代末年，就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小说创作的新观念，开创了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以描摹世态人情”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新潮流。
对此，鲁迅作出了简明而又深刻的揭示。
第一、《金瓶梅》的题材特征是“记人事”，“描摹世态，见其炎凉”。
这就是说，它不同于《三国志演义》以描摹历史故事为题材，《水浒传》以描摹英雄传奇为题材，《西游记》以描摹神魔故事为题材。
《金瓶梅》的突出贡献，也就是区别于上述几部古代小说的地方，就在于它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反映、表现这个世俗社会为宗旨，“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揭示这个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第二、《金瓶梅》在人物塑造上的特征，不是像《三国志演义》那种专写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不是像《水浒传》那样专写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也不是像《西游记》那样专写神仙妖魔，而是写当时社会中的活生生的各色人物。
特别是“市井俗人”。
作为“市井俗人”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
《金瓶梅》着意塑造了西门庆一家的各色人物，及其与这“一家”相联系的权贵、士类等社会各类人物，收到了“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的典型效果。
无疑这又是《金瓶梅》的一个突出贡献。
第三、鲁迅还认为《金瓶梅》的艺术表现手法亦有显著的特点。
它不像《三国志演义》那样据于史实而顺序铺排;也不像《水浒传》那样以几个一人一事式的故事大段拼接展开，而是以描写西门庆一家为中心，以整个社会为背景，结构形式错综复杂，情节开展曲折多姿。
鲁迅指出：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可见，《金瓶梅》在结构形式、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表现出了与古代小说相区别的显著特征。
上述诸点说明，鲁迅完全是用近代小说的观念来评价《金瓶梅》的。
所谓近代小说观念是相对于古代小说观念而言的。
小说作为文学的一大样式，其独特的功能就是能够充分运用语言艺术的各种表现手法，广阔地、深入细致地反映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多方面地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
显然处于萌芽时期的小说和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古代小说，都还不可能完全表现出这种社会功能。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金瓶梅》突破了古代小说的旧观念，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的成熟。
鲁迅也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看到了《金瓶梅》的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当然勿庸讳言，鲁迅的这些认识还仅仅是开始，且并不全面，并不系统。
而继承这条认识路线，进一步向前开拓的是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对《金瓶梅》的研究文字有三篇：
1927年出版的《文学大纲》第二十三章;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六十章;1933年发表的专论《谈〈金瓶梅词话〉》。
郑振铎认为：
“《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
在文学的成就上来说，《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为尤伟大”，“西游、封神只是中世纪的遗物，结构事实，全是中世纪的，不过思想及描写较为新颖些而已。
《水浒传》也不是严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们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简直可以说是超人式的了）。
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册第60章。
。
郑氏将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以《金瓶梅》为转折，划出了一条明晰的界线，在它以前的作品基本上是中世纪式的、古典式的小说，《金瓶梅》才是严格的近代期的小说。
这个观点较为准确地揭示了《金瓶梅》的最本质的特征，从而肯定了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贡献。
如果说鲁迅对此已有所意识，但还没有明确指出的话，郑氏则极其鲜明地揭示了出来。
郑氏就这个问题对《金瓶梅》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他指出，《金瓶梅》“不写神与魔的争斗，不写英雄的历险，也不写武士的出身，像《西游》、《水浒》、《封神》诸作”，它写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
当然，《水浒传》等小说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揭露也是有分量的，但就其深刻程度、广泛程度而言，是不能与《金瓶梅》相比的。
因此，郑氏认为：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
《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郑氏还认为：
《金瓶梅》的“写实”成就，是它超出古典型小说，而成为近代期小说的重要标志。
他指出，《金瓶梅》所写的是“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的故事”，“写中等社会的男与女的日常生活”。
而这样的“写真实作品，在宋元话本里曾经略略的昙花一现过”。
然而就是这样的宋元话本，如《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尚带有不少传奇的成分在内”。
这种情况在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中都存在。
这些作品“写实”的成就也是很高的，但勿庸置疑，传奇的成分亦不少。
郑氏认为，就是《红楼梦》也是这样。
“《红楼梦》的什么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尚未能脱尽一切旧套。
唯《金瓶梅》则是赤裸裸的绝对的人情描写”，“将这些‘传奇’成分完全驱出于书本之外”。
当然，从总的艺术成就上讲，《红楼梦》是超过《金瓶梅》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说《红楼梦》较之于《金瓶梅》反倒退了一步。
因此，郑氏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在我们的小说界中，也许仅有这一部而已”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期第60章。
。
郑振铎对《金瓶梅》的评价，在某些提法上可能有拔高之嫌，但就其总体而言，是符合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事实的。
他的评论高屋建瓴，超越前人，代表了现代中国《金瓶梅》评论的很高的水平。
继鲁迅、郑振铎之后，现代学者中能对《金瓶梅》作出深刻评价的，还不乏其人，亦不乏其独到的见识。
例如：
阿丁认为：
“《金瓶梅》之意识，实是反抗的、积极的”，它的宗旨“在于讽世，在于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态，他描写上至朝廷下至奴婢的腐败，他描写人情的险恶，世态的炎凉”，“他描写愤恨，他描写谄佞，他描写刁滑，总之把整个的现实社会，为之露骨的摄出。
如其说《水浒》是反抗现实的小说，《儒林外史》是暴露知识阶级的丑态，《红楼梦》为描写人情的杰作，那末我可说《金瓶梅》一书是兼而有之的。
或者还可说《金瓶梅》是更深刻更现实的代言者”。
阿丁还指出，《金瓶梅》反抗的矛头是“上至徽钦二帝、蔡太师朱太尉”的，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阿丁：
《〈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载《天地人半月刊》第4期（1936年）。
李辰冬认为：
“《金瓶梅》是一部写实派的真正杰作。
我们读了他后：
知道了明末清初的人情风俗、言语文字。
更知道了那时候的家庭状况和妇女心理，连带着又知道了那时的社会的一切。
等于我们读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二书，知道了法国十九世纪的一切一样。
”李辰冬：
《〈金瓶梅〉法文译本》，载《大公报》1932年4月25日。
这就是说，《金瓶梅》是相当于《人间喜剧》那样伟大的，反映一个时代全貌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其见解之新之高，令人敬服。
现代学者还就《金瓶梅》的艺术特征、艺术成就作了不少研究，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现代学者认为，《金瓶梅》作为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其区别于历史小说、神魔小说的艺术上的最大特征是善于“写时俗，描世情”。
阿丁指出，《金瓶梅》的特长是“在平凡处透不平凡，琐屑处见不琐屑”，它“不似《水浒》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儒林》有寒酸可笑的穿插，及《红楼》之儿女缠绵的言情，材料愈现实愈平淡，而能在平淡中曲曲传出各人的心情，社会的世相来，这就是不可及处，也就是《金瓶梅》的出色之处”阿丁：
《〈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
。
姚灵犀认为，“《金瓶梅》纯写市井小人”，“《金瓶梅》注重实际，个中人物贪色好财、趋势嗜利之状，不论何时何地，皆能遇到，故社会状态，如明镜照影，无所遁逃，写得实实在在”姚灵犀：
《瓶外卮言》，天津书局1940年版。
。
施蛰存认为，《金瓶梅》好就好在“文章细腻。
凡说话行事，一切微小关节”，“详尽逼真”，“雕镂入骨”，“所有人情礼俗、方言、小唱，《词话》所载处处都活现出一个明朝末年浇漓衰落的社会来”施蛰存：
《金瓶梅词话跋》。
。
魏病侠认为，“《金瓶梅》所记述，固以世态人情之刻画为多，其对于西门庆家庭之俗恶，不著一字褒贬，而阳秋自在言外，尤合于社会小说之旨”魏病侠：
《瓶外卮言序》。
。
这些观点，对《金瓶梅》的最根本的艺术特征的揭示，是相当深刻的。
《金瓶梅》在艺术结构、人物创造、语言等许多方面，都有其突出的特点，现代学者亦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例如，三行对《金瓶梅》的结构特征就有研究。
他说：
“我们知道中国小说底缺点，尤其是大部头底长篇小说，结构上是很松怠的。
……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都是一段一段叠凑上去的。
《三国演义》有史事可据，较为整齐，而它底缺点就在于牵拘，求其稍有结构，而为创作的文学作品，《金瓶梅》实是其中杰出的一部。
”三行：
《金瓶梅》，载《睿湖期刊》第2期（1930年）。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对后世的人情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的创作，具有极大的影响。
姚灵犀认为：
“若论《红楼梦》一书，实属青出于蓝，华丽丰赡，允推杰作，倘无《金瓶梅》为之影本，余恐凭空结撰，无从翻新，必不能成此言情高尚之说部”姚灵犀：
《瓶外卮言》。
。
阿丁认为，《金瓶梅》是《红楼梦》“之师”，后者是“脱胎”于前者的。
这些看法虽不是他们首创，且还有偏颇之处，但给人的启示仍是深刻的。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评价欧仁·苏的著名小说《巴黎的秘密》时指出，“这本书以鲜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
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
。
《金瓶梅》不也是“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的作品吗?
现代学者在对《金瓶梅》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的研究中，已初步看到了《金瓶梅》所开启的小说观念、小说性质的重大变革，从而认识到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
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一个新贡献。
关于《金瓶梅》中污秽描写成因的研究
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对《金瓶梅》中污秽描写的成因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
《金瓶梅》是一部“淫书”，还是一部伟大的写实的作品?
这是《金瓶梅》研究中带根本性的问题。
三百年来人们争论不休，各执一端。
在《金瓶梅》刚刚问世，以抄本流传期间，这场争论就开始了。
袁中郎“极口赞之”，当然不把它当“淫书”论之。
沈德符就不同。
冯梦龙、马仲良劝他“应梓人之求”时，他却说此书“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
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泥犁”是梵语地狱的音译。
佛教以为作绮语，写淫书是十恶之一，死后要下地狱。
李日华亦斥该书为“市诨之极秽者”。
而有些人的态度是矛盾的，如董其昌一面认为该书“极佳”，一面又说“决当焚之”;袁小修一面赞其“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一面又说“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
”袁小修：
《游居柿录》卷三。
到了清代，《金瓶梅》一再被封建统治者列为禁书，严令销毁。
封建道学者或受道学思想影响深重的文士亦众口一词，“淫书说”甚嚣尘上。
或称此书“丧心败德”者有之，或称此书“祸天下而害世教，莫甚于此”者有之。
某些人还制造种种因果报应之说，什么某孝廉著《金瓶梅》“血污闱卷”之报，某者刻《金瓶梅》身死绝嗣之报等等。
处在这道学思想弥漫的社会状态中，竭力争辩者当然亦有，但少得可怜。
张竹坡著有专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以孔子诗三百“思无邪”的观点竭力辩之。
在《竹坡闲话》中又说：
“此仁人之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
”张竹坡文载臬鹤草堂刊《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
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提出“欲要止淫，以淫说法”的观点。
直到清末狄平子等人才从近代小说的观念来看待《金瓶梅》，认为它是一部真正的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狄平子：
《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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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什么在这样一部伟大的小说中，有那么多污秽的描写?
他们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
《金瓶梅》中确实有不少污秽的描写，这是客观事实，勿庸讳言。
正如郑振铎说：
“诚然的，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末的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
”郑振铎：
《谈〈金瓶梅〉词话》。
问题是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
这是前人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对此，现代学者的贡献在于：
一、运用辩证的观点，近代小说的眼光，透过这些污秽的描写，看到《金瓶梅》的真正价值，而不是停留在是不是淫书的简单争论上（前文已谈及，此不赘述）;二、运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对《金瓶梅》的污秽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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