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秘书李鸿章的成功秘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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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秘书李鸿章的成功秘籍
政治秘书李鸿章的成功秘籍：
好马也吃回头草
政治秘书李鸿章的成功秘籍
2013年04月02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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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文史频道
李鸿章（资料图）
本文摘自《清朝秘书政治》，眭达明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3
两年半时间虽然非常短暂，但对于李鸿章来讲，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正是这段非同寻常的从幕经历，才使得早想建功立业却屡遭挫败的李鸿章时来运转，福星高照，其一生事业也因此“隆隆直上”，到后来几乎与曾国藩“双峰对峙”。
可以这么说：
这两年多既是李鸿章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又是他日后能够独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的一个非常难得的契机，而所有这一切又都与他能够有幸充当曾国藩幕友、得到曾国藩高度赏识和鼎力推举分不开。
在晚清政坛上，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知名度极高的人物。
这两个影响了近代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军政重臣，人们都知道他们是靠军功起家，后来又都封侯拜“相”（清代没有宰相，所以必须打上引号），但许多人不一定知道，他俩既是师生，又有宾主关系，因为李鸿章不仅师从过曾国藩，而且做过曾国藩的高级幕宾（友）。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李鸿章曾经做过曾国藩的政治秘书。
清朝的地方官员不仅都有幕友，而且这些幕友有高低之别。
在总督、巡抚幕府工作的，可称之为高级幕友;在中下级衙门工作的，便是一般的绍兴师爷。
高级幕友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幕主策划、办理军政要务和起草奏折文书等。
将他们中的这部分人称之为高级政治秘书，是比较恰当的。
被史家称为“幕府人才，一时称盛”（《清稗类钞?
幕僚类》，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同）的曾国藩幕府，是晚清最著名的幕府。
曾国藩回湖南带兵打仗后，延揽聘用了一大批高级幕友，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李鸿章、李瀚章、李元度、郭嵩焘、丁日昌等，都在曾国藩幕府工作过。
曾国藩的幕友虽然可以分为好几大类，但就其工作性质来讲，其中又以治文书章奏和策划、办理军政要务为首端，其办事机构类似于如今的秘书处。
它不仅在曾国藩幕府中居于首要地位，而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发给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等等，都通过这个机构运转处理。
据史家记载，在上奏折这件事上，曾国藩是极为倚重幕友的，凡是比较重要的奏折，曾国藩都是吩咐幕友分头起草，然后从中选定一份作为修改定稿的蓝本，经过自己精心雕琢之后，才作为正式文本发出去。
从曾国藩两江总督府上呈清帝的奏折，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全都关系到国家军政要务的核心内容，所以这些奏折有“天下第一奏折”之称。
仅书写奏折一项，任务就十分繁重，加上其他公私文书的撰写，曾幕的文字工作量有多大，也就不言而喻了，没有一批公文高手专司其事，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文章才学极为赏识，所以李鸿章在曾幕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曾国藩起草奏折等公私文书。
李鸿章到曾国藩幕府充当幕友的时间为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到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之间，前后三年多些时间。
但中间李鸿章负气出走了大半年，所以他实际上只在曾幕工作了两年半不到。
两年半时间虽然非常短暂，但对于李鸿章来讲，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正是这段非同寻常的从幕经历，才使得早想建功立业却屡遭挫败的李鸿章时来运转，福星高照，其一生事业也因此“隆隆直上”，到后来几乎与曾国藩“双峰对峙”（《能静居士日记》二十七）。
可以这么说：
这两年多既是李鸿章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又是他日后能够独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的一个非常难得的契机，而所有这一切又都与他能够有幸充当曾国藩幕友、得到曾国藩高度赏识和鼎力推举分不开。
纵观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宾主关系，大致可以分为结识、雕琢、欣赏、出走、重用五个阶段。
一、与曾国藩的关系渊源
李鸿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东乡人（今安徽肥东）。
李鸿章少年聪慧，六岁入家馆学习，后来又拜合肥名士徐明经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鸿章奉父命入京参加乡试，次年顺利中举。
二十七年（1847），又考中丁未科二甲进士。
李鸿章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其中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可谓豪气万丈，志向非凡，因而为世人所传诵。
他还以诗言志，表达了“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强烈愿望和好进之心。
入京后，李鸿章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不仅遍访了安徽籍在京名人，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而且因为父亲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两人交情又很深的关系，李鸿章与其兄李瀚章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投靠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从此以后，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而且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应付科考的八股文技巧，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
李鸿章考取进士在翰林院学习任职期间，仍然经常向曾国藩请教问题。
在丁未科进士中，曾国藩特别器重李鸿章、郭嵩焘、帅远燡、陈鼐四人，称他们为“丁未四君子”。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由广西杀进湖南，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奉命帮办团练。
第二年，李鸿章也被征调回安徽老家，先后在吕贤基、周天爵、李嘉端、福济等人幕府工作，协助他们办团练。
几年下来，本想有一番作为的李鸿章却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无家可归，落魄潦倒、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师曾国藩，于是千里迢迢来到江西建昌（今江西省南城县），投奔曾国藩大营。
二、走上“翰林变绿林”的军旅之路
说到李鸿章被征调回安徽老家带兵打仗这件事，先得叙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取进士，被录用为翰林院庶吉士，顺利实现了科举时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中进士、点翰林”的人生目标。
经三年研习，他又以优异成绩授职翰林院编修。
翰林院编修的官职虽然不高，只是个正七品，但清代的汉族名臣，十之八九由此起家，所以这是李鸿章仕途中极为重要的起点。
正当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准备沿着传统升官之路平稳地走下去时，国内局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咸丰元年（1851）初在广西爆发的震动全国的太平天国起义，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
太平军在围攻长沙，攻占岳阳、武昌和九江后，又沿江东下，相继攻占了安徽省城安庆和江南重镇金陵，并在金陵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瞬间出现的大变局，既打破了李鸿章平稳的官场生活，也为他在晚清政坛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当时清廷的“八旗”和“绿营”已不堪使用，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一旦有紧急情况，“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
面对严酷的现实，咸丰皇帝不得不把汉族地主豪绅拉过来，利用他们在本土的势力“结案团练”、“搜查土匪”，并为此在众多省份任命了一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
李鸿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跟随吕贤基回到安徽家乡办团练的。
关于吕贤基奏请李鸿章帮办团练之事，《异辞录》作者刘体智有过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文忠（李鸿章谥号）感念桑梓之祸，过文节（吕贤基谥号），怂恿上章。
文节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
文忠归，翻检书籍，审查时势，惨淡经营而得长篇。
书成已深夜，幸居距文节宅不远，使人持往，不至误翌晨封奏。
文忠倦卧，迨醒日已过午。
当时京朝官不得见本日朝报，心念昨事，驾车往见文节。
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
登堂，文节自内跳而出，曰：
“君祸我，上命我往。
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异辞录》卷一《李鸿章自京至皖》）
刘体智的父亲刘秉璋是李鸿章的学生和部属，作者本人又从小在李鸿章家塾读书，与李氏父子叔侄、门生故吏朝夕相聚，不拘形迹，这段出于口耳相传的史实，自然十分可信。
据刘体智《异辞录》卷一所写：
安庆失陷的警报传到京城时，李鸿章尚不知最新情况。
咸丰三年（1853）新春正月某一日，他正在北京海王村逛书摊，偶然遇到一位安徽同乡，此人见他心定气闲地挑选书籍，很觉得惊讶，就对他说：
“少荃，你难道不知道咱们省城已经失陷了吗?
怎么还有心事买这些无用的东西?
!
”或许是书生意气使然，也许是报国心切，李鸿章赶忙离开海王村，直接奔赴安徽籍在京高官、时任工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家里，慷慨激昂地怂恿他上疏，请朝廷火速发兵“剿贼”。
李鸿章深知，只有请出吕贤基这样的先贤和高官出面喊话，朝廷才会重视此事。
吕贤基不仅早就认识李鸿章，而且因为李鸿章写得一手好文章，人又聪明伶俐，所以对这位乡里后生非常喜爱和看重，一直把他当笔杆子使用，遇有上疏言事总是请他捉刀代笔，此事习惯成自然已成家常便饭。
这回李鸿章鼓动吕贤基上书皇帝请求发兵拯救桑梓，根本无需费多少口舌，吕贤基那根平静的心弦就被慷慨激昂的李鸿章拨动起来了，他雄心万丈地答应下来并要李鸿章连夜代草奏疏，准备明天一早就呈递皇上。
李鸿章回到家里，即刻躲进书房，翻检书籍，寻找资料，又将丢失安庆后的危急形势和朝廷必须出兵的诸多理由一一想清想透，然后挥动如花妙笔，遣词造句，排比铺陈，绞尽脑汁，惨淡经营，终于赶在上朝之前将一篇洋洋洒洒的雄文写成并誊写完毕，然后派人迅速送到吕贤基手里。
好在李、吕两家相距不远，吕贤基收到后，还有时间浏览一遍。
他感觉非常满意，一字不改，就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李鸿章本有睡懒觉的习惯，昨晚又差不多忙了个通宵，因而十分困倦，倒头便像死猪一样睡了过去。
等他睁开眼睛，一看钟表，竟然已是午后时刻!
他很想知道吕贤基的上疏结果，却又看不到当天的朝报，只好吩咐车夫驾车，亲自前往吕家探听消息。
谁知刚跨进吕家院门，就听见里面叫骂声、哭喊声连成一片，院子里差役人等，个个惊慌失措，一片乱乱哄哄，像是死了人一般。
就在李鸿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进退两难之时，吕贤基却从里面跳着脚冲了出来。
他一把扯住李鸿章的衣领，两眼瞪得灯笼似的大声吼道：
“少荃!
你还敢上我家来?
你害得老夫好苦啊!
”李鸿章对吕家人如丧考妣、大放悲声本来就大惑不解，如今听了吕贤基这番没头没脑的责怪，更是茫然不知所措。
他正想开口问个究竟，吕贤基却抢在前面说话了：
“皇上看了我的奏折，当即命我回安徽督办团练。
我一介书生，又一大把年纪，哪里担负得起练兵打仗的重任啊!
你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让我白白去送死嘛!
你害惨了我，我也要拉个垫背的。
我已经奏请皇上同意，让你跟我一道回老家办团练!
”
李鸿章虽是有理想抱负的热血青年，但突然要他离开翰林编修的位置，奔赴战场带兵打仗，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像被人打了一记闷棍，让他感到头昏脑涨，分不清东南西北!
李鸿章立马僵在那里，好久回不过神来。
其实李鸿章应该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发生。
因为从头一年夏天开始，咸丰皇帝就尝试着在“贼氛逼近”地区直接下令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
如今太平天国运动越演越烈，“八旗”和“绿营”又完全不中用，朝廷不依靠地方团练进行防御和抵抗，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但道理归道理，事实是事实：
吕贤基毕竟是个“恂恂儒者”（《清代碑传全集·续碑传集》卷五十四），几乎没有谁想过皇帝会派他这样的人上前线带兵打仗;李鸿章虽然勇于任事，但毕竟只是一个低级官员，如果不是吕贤基硬拉他下水，皇上肯定不会点到他头上来。
正因为有这些没有想到，才最终产生了道理与事实反差巨大的结果。
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李鸿章怂恿吕贤基上奏引起的，吕贤基说李鸿章害了他，当然不无道理。
朝中官员尽管将赴前线办理团练视为畏途，但皇上命令已下，哭丧着脸也无济于事。
不久，李鸿章就离别翰苑，跟着吕贤基返回家乡，走上了“翰林变绿林”的军旅之路。
吕贤基从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受命，到当年十月舒城陷落而死，在办理安徽团练防剿任上不足一年，这一事实表明李鸿章确实把他害惨了。
吕贤基自然也害苦了李鸿章，他不仅在太平军兵临舒城城下时差点丢命，而且在此后五年多时间里，战场累累受挫，前景一片暗淡，“昨梦封侯今已非”，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才千里迢迢奔赴江西，投到曾国藩幕下。
三、受到曾国藩的整治和“敲打”
李鸿章到江西后，开头并未受到他的老师曾国藩的热情接纳，相反还被冷落了一段时间。
据《庸庵笔记》和《清稗类钞?
幕僚类》等文献记载，李鸿章在宾馆住下之后，便托人给曾国藩捎信，表达了想到老师手下工作，一展平生抱负的迫切愿望。
他非常自信地认为，曾国藩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又比较了解和赏识，在此战败沦落之际前来投靠，老师肯定会欣然接纳。
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曾国藩的回音，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曾国藩也没有约他见面。
曾国藩的异常表现，不仅李鸿章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曾幕幕友们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懂他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
早在曾幕工作的陈鼐出于对“同年”好友（同科考取进士的人俗称“同年”）的关心，就旁敲侧击地向曾国藩打听消息，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干脆替李鸿章当起说客来：
“少荃是您的学生，这次特地前来侍奉老师，是希望在您手下学习本领，得到锻炼。
”曾国藩这才慢条斯理、拿腔作调地说：
“少荃嘛，是翰林呀!
志大才高，是办大事的人，咱们这个小地方，就像条小水沟一样，哪里容得下他这条大船呢?
算了吧，还是叫他回京城当朝官吧!
”陈鼐又说：
“这些年少荃吃了不少苦头，经历了许多磨难，再不是当年那个意气用事、好高骛远的少荃了，老师为什么不能试用他一下呢?
”经陈鼐这么一说，曾国藩才答应让李鸿章入幕。
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李鸿章，只是他对李鸿章的优点虽然十分欣赏，对其缺点和毛病同样看得非常清楚，为了将这个可塑之才变成真正的可用之才，他于是故意让李鸿章坐一段时间的冷板凳，打一打他的傲气，这样，他就会变得更加成熟，养成内敛沉稳、宠辱不惊的性格脾气。
《庸庵笔记》是“曾门四弟子”之一、曾长期在曾国藩幕府工作的薛福成的名著，他的这一记载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为许多文章和书籍所引用。
曾国藩考察历练人才的方法确实非常独特。
据说，后来担任第一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曾与另外两人一道慕名拜访曾国藩，如约而至后，曾国藩却故意避而不见。
时间一久，两个同伴很不耐烦，唯独刘铭传心平气和地欣赏墙上的字画，这些都让曾国藩了解得一清二楚，刘铭传因此得到曾国藩的推荐。
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曾国藩在考察历练人才方面确实与众不同，很有一套。
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幕府后，起先掌管文书，继而负责向朝廷拟写奏稿，相当于文字秘书角色。
李鸿章素有才气，善于握笔行文，批阅公文、起草奏折等公私文书甚为得体，曾国藩对其工作非常满意，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赞他说：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为适合，所拟文稿远远超过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庸庵笔记》卷一）
李鸿章虽然能干，但身上的毛病确有不少，落拓不羁、自由散漫便是其中之一。
曾国藩的日常起居和工作习惯颇有规律，一直秉承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做事的原则，历来都是黎明即起，查营完毕即吩咐伙房开饭。
他不仅自己长期这样坚持，而且要求幕友们必须与他步调一致。
湘军军营惯例是天亮即吃早饭，李鸿章却有睡懒觉的毛病，日上三竿才肯起床，初来湘营的他，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很不适应，宁愿不吃早饭也想多睡一会儿。
有一天，他便以头痛为名，赖在床上不起来。
哪想到曾国藩非常看重这顿早饭，只要有一人不按时起床，他就不开饭。
他想利用共进早餐时间与幕友们谈经论史，商量工作，既可充分利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又能增进相互了解，融洽同事感情，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此培养团队的严明纪律和整体观念。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懒散作风早就看在眼里，这回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他接连派了好几批人去催李鸿章起床，非要李鸿章起来吃饭不可。
李鸿章见势不妙，只得披衣而起，踉踉跄跄赶到饭厅。
吃饭时，曾国藩一直板着脸，不说一个字，放下筷子后，才严肃地教训李鸿章：
“少荃，你既然进了我的幕府，有一言就不能不讲：
我这里所推崇的，惟有一个‘诚’字而已!
”说完，也不等李鸿章答话，扭头就走。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这番批评和“敲打”，既整治了他的自由散漫习气，又敲打了他“不诚实”的缺点，可以说是既有纪律约束，又有道德说教，真是话虽不多却语重心长，言虽不重却芒刺在背。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敲”，李鸿章哪里感受不到其中的深意呢?
从此以后，李鸿章自觉以曾国藩为榜样，对自己严格要求，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工作规律和生活习惯。
到李鸿章晚年时，有人仔细观察他的饮食起居，每天早起，看书习字，午饭后踱步，与曾国藩如出一辙，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可见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之大。
同时也说明：
在有些方面，李鸿章确实得到了他老师的“真传”，“薪火相传”，也确实惟有李鸿章这位“门生长”。
多年后，李鸿章回忆往事时，还对人津津乐道：
“我拜过的老师很多，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善于教导人的，随时、随地、随事都能有所指示。
”又充满深情地说：
“我曾经在好几位高官的幕府做过幕友，然而都茫无头绪，自从进了老师的幕府，才真正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搞清了努力前进的方向，确实获益匪浅啊!
”
四、过人的政治才干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欣赏，主要有下面写到的这几件事情。
前面说过，曾国藩十分重视奏折撰写工作，常常让幕友们分头起草同一份奏折，然后从中选定一份作为修改定稿的蓝本。
曾国藩这样做，主观上当然是为了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幕友的作用，但客观上也取得了培养和发现人才的效果。
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固然与这些人本身素质很高有关，但也与曾国藩善于培养和使用他们分不开。
就拿分头起草奏折这件事来说，幕友们每次参与奏折起草，就像参加一场重要考试，压力之大不亚于如今的高考学子。
他们写的奏折最后能被曾国藩看中，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和高兴的事情，即使落选了，也可以从别人的成功经验和自己的失败教训中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对于提高幕友们的公文写作水平，培养他们的从政能力，无疑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李鸿章的公文写作能力之所以被曾国藩特别看好，他之所以能在众多幕友中脱颖而出，就是通过一次次奏折写作“竞赛”实现的。
在曾国藩幕府期间，李鸿章究竟写了多少奏折，如今虽然说不出准确的数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为数定然非常可观。
其中最有名的，当推《参翁同书片》。
严格说来，《参翁同书片》并不是一份独立的文件，而是附在奏折中的一个“夹片”。
“夹片”与如今的公文附件有点儿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
但“夹片”往往有非常重要的内容。
《参翁同书片》，就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夹片”之一。
翁同书当时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咸丰八年（1858）后担任安徽巡抚。
咸丰九年，捻军联合太平军进攻翁同书驻节所在地定远县城，翁同书无力抵御，弃城逃跑，退守寿州。
咸丰十年，太平军围攻寿州，赖当地团练竭力抵御，寿州始得保全。
后来，由于翁同书不能妥善处置境内团练首领之间的内部矛盾，导致当地团练首领之一的苗沛霖和其他团练首领相互仇杀而激成大变，反攻寿州。
翁同书为招抚苗沛霖，答应了他的一切条件，将其仇人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等人杀害，并将他们的首级交给苗沛霖祭灵雪仇。
但苗沛霖目的达到后，并不投诚，最终导致寿州失守。
曾国藩忍无可忍，决定上章弹劾。
然而，翁家一门鼎盛，是当时的第一家族。
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翰林出身，咸丰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入值上书房，是同治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都鼎鼎有名，一个曾为督抚，是封疆大吏;另一个则为状元，先后做过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师傅，并在光绪朝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
翁家门生弟子布满朝列，在皇帝面前“圣眷”甚隆，要将翁同书扳倒谈何容易。
在《参翁同书片》中，李鸿章却以区区不足六百字的文字，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贪生怕死、弃城而逃，措置失当、连失两城等数条罪状，然后指出翁同书所上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颠倒是非，荧惑圣听”的种种狡辩之言，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
尤其是“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更可称之为文章之眼。
它先亮明上奏者的身份，明确上奏者的职责，接着把翁家的门第摆出来，以表明上奏者完全是为朝廷着想，不敢徇私害公的大无畏精神。
文章写得恭敬诚恳，说得入情入理，却又字字如刀、义正词严，将朝廷可能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而想“瞻顾迁就”、从轻发落的后路彻底封死，也使那些想帮忙援救的人有口难开。
此片确实写得十分老辣，立即参倒了翁同书这个地位高、后台硬的大人物。
经王大臣会同审讯，翁同书本来被判死罪，后因其父病重并去世，两宫皇太后为眷念两朝老臣翁心存起见，才罪减一等，免去死罪，发往新疆军台效力赎罪，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充军”。
据说，《参翁同书片》一出来，即被全国各大衙门的幕友们争相传抄、广为传颂并奉为圭臬。
作为曾国藩的高级幕友，李鸿章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帮助幕主策划、办理军政要务。
在此方面，李鸿章同样有着很高的天赋和不俗的表现。
咸丰十年（1860）秋天，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接着向北京方向推进，不久直逼北京城下。
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给驻扎在安徽祁门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要他速派鲍超率部北上救援。
鲍超是湘军的一员悍将，他指挥的部队称为霆军，很有战斗力。
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大伤脑筋。
他既不愿意湘军主力被朝廷抽走，落入别人的掌握中，又不敢公开违抗皇帝命令。
他决定集思广益，请幕友们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
大多数幕友主张派鲍超北上勤王，只有少数人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而反对发兵。
李鸿章却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
他认为：
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以他们的实力，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湘军千里迢迢派兵北上救援是远水不解近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徒劳无益。
再说，英法联军即使打进了北京城，最终无非是和朝廷“金帛议和”了事，他们不可能和满族人抢皇帝做，真正威胁清王朝统治的还是太平军。
但救君父之难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公开反对发兵既不明智，也有犯上嫌疑，万万使不得，社会舆论乃至后世史评也令人惧怕。
李鸿章于是给曾国藩出主意说：
我们不妨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过几天再给皇帝上一道奏折，说鲍超只是一员战将，非方面之才，位望和能力都不够担当援兵统帅的重任，请朝廷于曾国藩本人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间选择一人为主帅，统兵北上，护卫京畿。
而奏折来往需时，曾国藩所接圣旨已在路上走了半个月，这里再耽搁数日复奏，等奏折送达热河皇帝手上时，又要半个多月，在这一来一往一个多月时间里，形势肯定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需要湘军北上了。
这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曾国藩欣然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
果然，朝廷很快便有新的命令下来：
和议已成，援兵无需北上。
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帮了曾国藩的大忙，而且也让曾国藩看到了李鸿章过人的政治才干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更使曾国藩对李鸿章刮目相看的，还是“祁门移军”这件事。
咸丰十年（1860）初，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一举击溃后，苏、浙形势万分危急，朝廷连下八道命令催促曾国藩率部援救，并授予他两江总督实职。
为配合朝廷援浙要求，曾国藩把湘军大本营设在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安徽省祁门县，李鸿章大不以为然。
他说那个地方像个锅底，兵家把这样的地方称为绝地，如果把大营建在这里，等于自寻死路，从战略上看十分危险，必须赶紧离开。
曾国藩不从，李鸿章再三陈说。
受李鸿章移营思想的影响，湘军上下要求曾国藩移师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
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对湘军毫无特别重要意义，他之所以驻守祁门，主要是做给朝廷看，以表明自己坚决执行朝廷命令的坚定态度。
也就是说，李鸿章建议移营主要是着眼于军事，曾国藩死守祁门更多的是考虑政治。
在曾国藩看来，军事当然必须服从政治，所以他很气愤地公开声称说：
“你们要是胆小怕死，都离开好了!
”不久，李鸿章果然因其他原因负气出走。
李鸿章虽然离开了湘军，但并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他多次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
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
后来，曾国藩胞弟曾国荃也从安庆前线来函，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请大哥迅速移营。
加之在太平军的攻击之下，祁门大营的确险情不断，曾国藩这才深切感到李鸿章是真心诚意为他着想，咸丰十一年春天，曾国藩终于将两江总督衙门从祁门山区搬到了长江边上的东流（位于安徽省东至县），并对李鸿章的战略眼光殊为欣赏。
五、好马也吃回头草
“祁门移军”之争产生的裂痕尚未弥合，李鸿章与他的老师曾国藩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事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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