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史中的总体定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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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史中的总体定位

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史中的总体定位

徐军（作者单位为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04-1610:

45:

11　　　来源：

《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2期

　　所谓第二国际，是相对于第一国际（正式名称为“国际工人协会”）而言的，其正式名称为“社会党国际”，是在恩格斯直接指导下于1889年在法国巴黎创建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正式宣告解体，存在时间大约为25年。

第二国际的创立，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新发展、国际工人运动孕育新高潮的背景下产生的，更是在第一国际奠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上形成的领导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工人组织。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中取得了领导地位，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和工人政党的成熟;同时，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工人党的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在传播、捍卫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主要有考茨基、拉法格、梅林、卢森堡、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库诺夫、伯恩施坦以及狄慈根等。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等也是第二国际时期的重要成员和理论家，根据国内外学界研究状况，笔者不将上述理论家纳入本研究的关注范围;此外，从第二国际创立的时间看，1888年逝世的德国理论家狄慈根一般是不被列入这一范围的，但笔者认为狄慈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研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其理论活动的主要年代也大致在19世纪的60—80年代，因此将他纳入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范围内。

他们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第二国际时期的主要理论家群体。

从当代视野看，至少包括列宁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学者，这两条理论发展线索与第二国际有着直接而紧密的理论关联性。

具体来讲，我们主要从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完成的主要工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学者和列宁对第二国际的基本评价等三个方面阐发这一总体定位的问题。

　　一、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方面完成的主要工作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学生和思想理论的直接传承人，第二国际理论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时代变迁、理论转换的过程中所认定、研究的思想文本是思考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这一点直接决定了他们继承、捍卫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目标指向。

从现在看来，第二国际理论家所掌握、研读的主要马克思主义文本、著作包括这样三个时期和文本群:

一是1845年之后的《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文本总体上是不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之内的，这一点对他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产生重要影响的;二是1859年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序言”、“导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第一卷;三是恩格斯在1870年以后完成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以来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特别是恩格斯晚年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

第二国际理论家围绕历史唯物主义完成的理论工作，主要包括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宣传普及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在翻译、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方面，普列汉诺夫多次将《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翻译成俄文版，考茨基在1914年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普及本（通称考茨基版）。

在编辑出版马恩著作方面，恩格斯晚年指导考茨基对《资本论》的第四卷（一般称为《剩余价值学说史》）进行编辑整理，一段时期内成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文献;1902年梅林编辑出版了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题为《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斐•拉萨尔遗著》），收录了马恩早年发表在《莱茵报》、《德法年鉴》、《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对广大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马克思女儿爱琳娜、劳拉与拉法格、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努力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书信也逐渐编辑发表、出版，劳拉•拉法格与其丈夫保尔•拉法格最先在《社会主义者》杂志上发表了马恩的几封书信;1902年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与库格曼之间的全部书信;19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要领导人倍倍尔与伯恩施坦编辑出版了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共收录马恩从1844年到1883年间的1386封书信。

在翻译、编辑和整理马恩著作文献的工作上，考茨基、伯恩施坦、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理论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各国工人党、马克思主义者和普通工人群众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为宝贵的基础性文献资源。

　　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南”展开的思想史、理论史的阐释工作，是将历史唯物主义通俗化、具体化、专题化的重要理论维度。

在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考茨基在1887年完成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就是他阐述“剩余价值理论”的著作，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1886年拉法格发表的《社会斗争》一文，详细地摘录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苦》一书的重要内容和相关原理;梅林经过25年理论准备完成的《马克思传》一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品之一;拉布里奥拉撰写的《纪念〈共产党宣言〉》一文，是通俗易懂又透彻明了地介绍《宣言》的重要文献［1］。

同时，遵循恩格斯晚年的这一理论“遗嘱”，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纷纷在“历史性”层面上运用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创造了一批杰出的历史性研究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

考茨基撰写的《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年）、《1789年的阶级斗争》（1889年）、《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2卷）;梅林撰写的《莱辛传》（189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8年）、《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1年）以及《马克思传》（1918年）;此外，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史论丛》、拉法格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财产及其起源》等作品也属于这一系列的研究范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对具体问题的详尽研究和理论具体化，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专题化研究的开端和重要成果。

　　三是系统全面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这方面的基本文献包括:

梅林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和《论历史唯物主义》，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拉布里奥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丛》，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唯物主义历史观》、《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考茨基的《伦理学和唯物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等。

上述作品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们已经系统地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或思想史来源、唯物史观的理论定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原则等重大问题，全面地反映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定位、基本原理和功能等问题的认识理解，在部分问题的阐发上也包含了一定的理论创新维度，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历史唯物主义观的基本体现。

当然，正是主要基于上述文本的批判性分析，列宁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展开了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全面反思和批判，“经济决定论”、“修正主义观点”等认识也主要源于上述文献。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学者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分析和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在匈牙利、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一种在全新的实践视野和理论维度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派和实践运动。

其初期的主要理论代表包括匈牙利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家卢卡奇、意大利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和著名的理论家葛兰西以及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柯尔施等三人。

从实践上看，这些早期学者都受“一战”后在欧洲国家爆发的短暂的社会主义革命及最终失败的重大影响，从而引发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深入思考;从理论上看，对比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一致对长期由第二国际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产生怀疑，进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2］。

他们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反思和批判。

　　第一，第二国际理论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表现有哪些?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三位学者认为，第二国际理论家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严重背离了马恩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放弃“革命”和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是去推翻而是去依靠资产阶级的国家”［3］;二是采用各种方式提出和宣扬“经济决定论”，试图用绝对的“经济主义”否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和领导地位，这种“等待”革命论在实践上等于解除了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在理论上把无产阶级引向了“宿命论”或“唯意志论”;三是用进化论、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和实证主义等非（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补充马克思主义，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补充”或“修正”，坚持一种无原则的改良主义或彻底的修正主义，认同或完全等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理论;四是在方法上主张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狭隘的科学主义，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纯粹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否认它的价值立场和总体性的科学价值，而在实践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指向、实践功能，割断了它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血肉联系;五是忽视或彻底抹杀革命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社会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和革命性意义，特别是对辩证法、历史观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将其等同于进化论或一般实证科学，等等。

面对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的反思性批评，考茨基说:

“对柯尔施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社会革命的理论，别的什么也不是。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便是确信，社会革命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只有在特定的国家和时期才是可能的。

”［4］考茨基由此表明的理论和实践态度也就非常明确了。

　　第二，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到马克思主义”、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价值?

一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基础地位。

柯尔施认为，由于错误地理解马恩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关于“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关系”的论述，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没有自身的哲学基础，因此他们普遍用当时流行的学说、理论来补充或修正马克思主义。

梅林就不止一次描述过他自己关于哲学问题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他接受了‘大师们不朽成就的前提’:

‘抛弃所有的哲学幻想’。

”［5］54而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持有独特的辩证法、历史观和哲学理论，即辩证的唯物论和辩证的历史观。

在柯尔施看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立性、完整性的最重大的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它“构成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形式。

这一唯物主义哲学是从最先进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体系之中产生出来的”［2］61，是与资产阶级社会本质完全不相容的，是革命的实践的学说。

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指向和实践功能。

1917年11月24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不久，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理论家葛兰西在《前进报》上发表了题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

葛兰西认为，“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

这种驳斥不是针对马克思的，而是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沾染了实证主义、自然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观。

因此，十月革命虽然否定了《资本论》的某些结论，却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互相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是了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5］90。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强调的特定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发生作用的阶级斗争。

　　三、列宁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分析与评价

　　列宁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总体态度是一分为二的，在传播、普及和一定意义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列宁对包括普列汉诺夫、梅林、拉法格、考茨基、狄慈根等人都作出了较高的评价。

当然，随着自身理论修养的提高和政治斗争经验的日渐丰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通过对以马赫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开始系统深入地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实践中表现出的根本错误进行了全面地分析和批判。

　　第一，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文献中寻找批判第二国际的直接依据。

在《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佐尔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4月6日）中，列宁以马恩书信体文献为依据指出，两位革命导师一直以来都在批判和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工人政党中的“右翼”。

列宁认为，马克思在严厉地批评赫西伯格的错误，而梅林却在“竭力缓和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对机会主义者的抨击，而且做得我们认为有些过分。

……梅林固执己见，认为马克思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评价不正确”，而这些在列宁看来最重要的意义是“马克思对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某些派别所作的原则性的评价”［6］118。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仍然“始终不渝地在‘过分地矫正’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路线”［6］121。

对此，列宁的评价是，德国社会主义党作为实行马克思主义政策和策略的模范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不是偶然的现象，是这个党数十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党内潜藏的宗派主义、庸俗习气、会议迷等现象必然孕育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危机和分裂。

　　第二，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基础上批判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错误理论。

列宁认为，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学者后面主张“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也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本理论基础;同时，修正主义典型而明显的错误还表现在，它也“反对哲学唯物主义”，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同时完全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在辩证法方面的内在关联，把后者当做“死狗”看待，并用“简单的”“演进”去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再有，修正主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理论教育，把宗教信仰变成“私人的事情”［6］150。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的理论更为典型地体现出机会主义立场，也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列宁指出，“修正主义确实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

他们说，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的根据，并且使《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个旧原理变得不正确了。

他们说，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做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去反对反动派。

”［6］153作为这种理论的进一步集中体现，伯恩施坦一直宣扬其“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的理论，这种机会主义的论调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其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妥协退让:

“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6］154

　　第三，深入批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和实践。

列宁主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等文献中严厉批评了第二国际特别是考茨基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和实践上的背叛行为。

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资产阶级政权、国家机器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即“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全部国家机器”，而伯恩施坦却要“告诫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6］277。

对此，考茨基在驳斥伯恩施坦时却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说来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而对马克思从1852年就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却只字不提。

因此，这样做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6］277。

考茨基这种以往的动摇态度在“一战”后《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革命》、《取得政权的道路》等著作中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因此，列宁认为，考茨基对上述问题的态度已经清楚表明他已经转到“中派”立场和无原则地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的事实。

　　从上述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三位学者和列宁的评价看，虽然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对第二国际的否定性评价是总体一致的。

而与此直接相关的是，经过斯大林对列宁相关思想“整理”后对第二国际所作出的“定论性”评价，对前苏东国家和中国的第二国际研究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

从中国学界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第二国际研究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一重要发展阶段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更得不到全面系统和准确深入的挖掘，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7］侯惠勤教授曾指出，“第二国际可能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尚存的、为数不多的‘富矿’之一”，而它在理论上处于“从一元分化为多派的转折点”、实践上是盛行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都表明了它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第二国际的“一切争论都围绕着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解而展开……堪称马克思旗帜下的‘青年黑格尔运动’”，由它最终导引出的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新阶段，上述原因都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第二国际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内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

即使作为“中介性”、“过渡性”的发展阶段，第二国际理论家总体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是不能轻易带过的，作为马恩亲手培养起来的学生、战友，绝大多数第二国际理论家在主观愿望上“都具有忠实于马克思学说的良好愿望，而且事实上他们也都把整理、宣传、阐发和捍卫老师的理论遗产作为自己的最高使命”［8］。

而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他们造成的效果史与这种愿望的不一致甚至是对立，恰恰是这一发展阶段理论家群体评价的复杂之处和悲剧性所在［9］。

而悲剧的重大价值，就是在矛盾中、在张力的持续存在中还原思想史境况、整理思想事实和挖掘提升宝贵的经验教训和理论“富矿”。

这应该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责无旁贷的重大学术使命，也是我们从当代视野出发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史中所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重新认识的重要任务。

（脚注略）

　　参考文献:

　　［1］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148．

　　［2］李志军．革命的意义与马克思的理论贡献［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4）:

36－39．

　　［3］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

西方马克思主义卷:

上册［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93．

　　［4］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9:

19．

　　［5］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学者卷下［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7］应该重视和加强对第二国际的研究——姚顺良教授访谈［J］．国外理论动态，2008，（6）:

1－6．

　　［8］方章东．第二国际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观研究［M］．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序言1，5．

　　［9］徐军．论唯物史观理解的历史性视野［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

（2）: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