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城市危机管理的对策》研究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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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城市危机管理的对策》研究报告
《常州城市危机管理的对策》研究报告
罗健
一简介部分
1．标题：
常州城市危机管理对策研究报告
2．摘要：
城市危机管理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
城市危机管理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常州的城市危机管理已经有了一些成绩，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城市危机管理的现状和现实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改变管理理念；建立健全城市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危机管理教育，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构建一体化的城市危机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城市危机信息的沟通与管理；加强城市危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建立灾后评估机制等方面采取新的措施。
二主体部分
（一）研究问题
1．研究目的
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于目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损失严重，而且还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阶段，又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导致灾害事故的各种风险因素仍然存在、不断增多，城市突发事件有增无减，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在长期的城市危机管理实践中，我国逐步形成了政府统一领导、分类别分部门管理的城市应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应对城市突发事件发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同时也存在重救轻防、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管理分散、重复建设，缺乏统一应对、整体协调和综合性管理等问题。
课题从现实着眼，提出了对策研究。
2．研究意义
理论上：
城市危机管理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
当前我国城市危机管理体制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必须将其视之为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尽快予以研究。
本文对城市危机管理的分析，有利于完善常州城市危机管理理论，丰富城市危机管理的内容。
结合常州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证行分析，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善了在实证分析方面的不足。
现实上：
目前，城市危机事件已进入高发期，并呈现出频次高、规模大，组织性强、危害性大等特点，本文对于城市危机管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民众来说，有利于从实际出发提高人们对于危机管理的认识，增强人们的危机意识，主动的去应对危机。
其次，对政府部门来说，有利于政府部门改变观念，实现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加强与社会其他部门的合作，实现城市危机管理主体多元化，真正实现全民参与的城市危机管理。
通过改变机构设置，提高了城市危机管理的效率，实现了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有利于增强城市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强城市的综合实力。
再次，对其他社会组织来说，有利于转变其观念，真正的投入到危机管理之中，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加强各组织之间的联系，形成城市危机管理网。
这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持社会的安全健康稳定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张成福教授在《公共危机管理：
全面整合的模式与战略》中提出，由于危机给整个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从国际社会和危机管理先进国家的经验出发，建立一个全面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是十分必要的；薛澜、张强提出，政府、媒体、社会网络和法律体系是现代危机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这四个方面应相互协调；李泽洲提出政府、公众、媒体和其他相关公共组织这四个行为主体在危机中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但又各有一套解读和评价机制，往往很难达成一致，所以为了谋求对它们的整合，政府应建立包括四项内容的微机管理目标体系：
即制度建设、政策供给、信息交流、伦理倡导；韩小明认为，政府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他提出，应按照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思路，改造现有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决策支持系统，使之建立在对突发事件可以进行动态模拟的基础上，并将其作为政府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先行部分来建立。
以上几位学者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但都明显或隐含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政府应采取治理理念应对公共危机。
还有学者从经济对策角度进行的研究，如代鹏主张建立常备国家援助机制；也有学者从法制建设角度进行研究，如韩大元和莫小川提出，我国现行公共危机应急法制存在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公共应急法制不健全，二是对现行公共应急法律执行不到位。
莫于川考察了公共危机管理的行政指导措施，认为这符合行政理性原则，树立现代行政法治观念有效规范行政指导行为。
信息管理是整个危机管理机制的核心。
张韬、倪芬等研究了信息协调机制，认为加强灾害一次鉴定信息管理、急救医疗人员信息管理，避免重复鉴定和工作，在救援危机过程中很重要。
危机信息管理模式研究涉及到“集中模式”和“分散模式”两种。
“集中模式”通过整合政府和社会所有危机管理资源，成立专门的危机管理指挥中心，代表政府全权行使危机管理指挥。
王威介绍了深圳、广西南宁市的集中模式。
国内大多数城市都采用分散模式，造成危机管理系统多、指挥中心多、决策层次多、反应速度慢等。
金会庆等认为危机管理只强调指挥中心内部的通讯调度和接处警系统建设，对于预警防范、决策执行等外部要素考虑不够。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认为部门分工负责、分级管理，造成协调不足，综合风险评估薄弱，信息沟通不足，社会参与程度不高等问题，需要加强跨部门协调，发挥政府主导协调作用。
（三）研究程序
1．研究设计
以城市危机管理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关理论，对城市危机管理进行了分析。
其目的在于促进常州城市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在文章的构思上，遵循研究现状、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完善常州城市危机管理的对策，这是本文的重点部分，详细探讨了城市危机管理的具体建设。
1建立健全城市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2加强危机管理教育，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3构建一体化的城市危机应急管理体系4加强城市危机信息的沟通与管理5加强城市危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6建立灾后评估机制。
对策结合市情，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2．研究对象
常州城市危机管理。
主要包括危机的一般理论和常州危机的现状和具体对策。
3．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
对常州危机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文献研究：
对危机的含义、特征等进行文献研究。
比较研究：
对国内外城市危机管理进行比较研究。
（四）研究内容
1．城市危机及其管理概述
1）危机的概念
对于危机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福斯特（Foster）指出了危机有四个显著特征：
急需快速做出决策，并且严重缺乏必要的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来应对。
巴顿（Barton）认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员工、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
巴顿将危机影响的范围还扩大到了包括人和组织的名声。
由此而认为沟通形象管理是必要的。
危机对策研究的先驱C·F·赫尔曼（Hermann）认为：
危机是威胁到决策集团优先目标的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中，决策集团做出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且形势常常令决策集团惊奇的方向发展。
美国著名的危机管理专家斯蒂文·芬克（StevenFink）认为：
危机是指事件处于即将发生决定性变化的一段不稳定时间或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荷兰著名危机管理专家乌里尔·罗森塔尔（Rosenthal）从整个社会系统的角度定义危机：
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中国学者高世屺认为，危机是一种非预期性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张拥军将危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
各种紧急的、意外发生的、对人员、组织和其他资源有重大损害或潜在重大损害的突发事件。
张成福认为，危机是这样一种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它的出现和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生命、财产、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
薜澜认为：
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者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所谓危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突然发生的、严重危及社会规范秩序、给人们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以及社会不良影响的事件。
2）危机的特征
一是突发性。
也即不可预测性。
从逻辑上说，危机必定是突发事件，然而突发事件未必就形成危机。
那些无法预知的、被忽视的、具有重大后果的意外事故，才是危机事件。
二是紧急性。
从突发事件的爆发到酿成危机的过程时间极短，具有紧迫性。
危机时间要求管理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快速获取充分有价值的信息，分析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危机的实质、危害的影响程度，紧急调动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找到合理、有效的应对措施，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避免涟漪效应以防波及其它领域。
三是不确定性。
危机之所以成为危机，不仅仅因为这种事件的开端无法用常规性规则、惯性思维进行判断预防，而且其后的发展和可能涉及的影响也没有经验性知识进行指导，一切都是瞬息万变的。
同时，由于信息时代的发展，事物之间的联系愈发呈现多元和共时的特征，资源的有限性也会导致解决危机过程中的顾此失彼，形成“连带效应”，可能扩大危机的不良影响。
四是社会性。
危机事件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其影响和涉及的主体往往具有社群性。
危机事件一开始可能只是某个狭小区域或为数不多的个体，但是事件往往是公众关注的焦点、热点，因为信息的迅速传播，使得更多的人在社会范围内成为危机事件的利益相关人。
如果处理不当，危机事件可能引发更多的人参与，带来具有破坏性的后果，或者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3）危机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危机种类进行如下界定：
从危机产生的原因来分，有自然危机，人为危机；从危机主体来划分，有组织机构危机，行政区域危机，国家危机；从危机的范围来划分，有综合性危机和单一性危机；从危机的性质来分，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性危机，价值危机等；从采取手段看，有和平方式的冲突方式与暴力性的流血冲突方式。
这样的分类是相对而言的，危机事件具有相互转换性、相互融合性甚至构成复杂性的多重危机。
结合我国当前出现的危机的具体情况，可以把我国危机的主要类型概括为以下几类：
我国社会公共危机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自然灾害型社会公共危机。
由于自然天灾，环境的破坏以及疾病的扩散和蔓延而引致的如地震、洪灾、SARS等；
二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保障上的不均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上的缺陷引致的危机，如罢工、集体上访等；
三是政府权能体系的失效，管理的缺位、越位等引致的危机，如各类重大安全事故、暴力抗法、示威游行等；
四是社会管理的失效，导致社会公平的严重缺失而使得民众权益受损，如生态环境权益、住房权益、交通权益等。
五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引致的意识冲突型危机，如民族纷争、邪教组织活动等；
六是与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发展相关的国际关系型危机，如国际恐怖活动、国家间的紧张局势、经济制裁等。
4）危机的特征
目前，我国危机形态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危机事件涉及的领域多样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不仅接连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新的突发事件发生的种类不断出现，譬如：
水资源紧缺、高温热浪、雪灾、地震等新增自然灾害。
随着社会的转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危机事件。
空气污染、垃圾污染、网络病毒、工程事故等新增事故灾难，SARS疫情、高致病性禽流感等新增公共卫生事件，商品抢购、静坐示威、交通堵塞等新增社会安全事件。
二是危机事件呈现出高频次、大规模现象。
尤其近几年我国发生多起严重的安全事故，如矿井、交通重大安全事故接连不断，特别是同类型的重大事故接连发生。
各地严重的治安案件以及地区性的恶势力有抬头的趋势，地区性恶势力层出不穷，犯罪手段触目惊心。
三是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危害性增强。
据信访部门调查，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幕后有人策划、煽动和组织，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更是如此。
随着组织性趋向明显，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持续性和反复性的态势，闹事方式不断升级，规模不断扩大，对抗性不断加剧，不少上访群众或闹事者存在“不闹不解决，越闹越让步，大闹大解决”的心理，或专在重大节日或政治活动期间闹事，扩大事态。
四是危机事件的连锁反应性增强。
由于目前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涉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敏感性、连带性很强，传播渠道多元化，危机与危机之间的引发与传递往往是瞬时而快捷的。
城市中各个部门或行业之间联系极为紧密，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往往会引发连锁反应，产生一系列次生衍生灾害，突发性灾害极易被放大为社会危机，导致整个城市系统的部分或整体功能的瘫痪。
五是国际互动性增强。
目前，我国城市正处于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中，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发生的危机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世界各地。
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化都会程度不同地涉及到我国。
国内的极端个人及组织往往与各类国际反华势力紧密勾结，互为呼应，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
而中国公民在境外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常常受到威胁，成为各类恐怖主义直接或间接的目标。
近几年来，已屡次发生我国公民在国外遭当地武装恐怖分子绑架、枪杀的危机事件。
5）城市危机的主要诱因
这里主要讨论人为的社会危机。
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改革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从全民‘分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从‘人人受益’增长到‘部分人获益型’增长。
在市场成熟的过程中，资本市场的集聚效应作用日趋明显，地区及个人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这种差距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十分悬殊。
另外，我国的基尼系数也明显上升，己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收入差距的拉大，引发了一些人的不平衡心理甚至仇富心理，带来了许多隐含的矛盾，在特定条件下会激起大范围的对抗情绪直至群体性事件。
政治等体制全面改革有待深化。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确实带来了经济领域的突飞猛进，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必然需要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体制相一致。
但我国政治等体制性的弊病表现在许多方面：
如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行政权力的滥用、司法腐败的泛滥、基层政权的恶性病变社会监督的乏力等。
一方面社会结构在发生剧烈的变动，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这种交互作用造成传统权力结构畸变和传统权威模式失效，使得旧的政治社会体制在宏观控制、协调矛盾、平衡冲突、扼制腐败的主动性和能力有所减弱。
随着人们民主、政治参与要求的增强，传统的行政思维模式、行政管理方式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要求。
作为民意表达和一定程度缓解来自社会政治压力的主渠道的民主选举仍然停留在村民自治层次上，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还有一些局限，人们的政治参与、民主决策、利益表达的渠道仍然有梗塞；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
社会管理创新不够。
在经济层面上，政府己经逐步从经济领域的直接控制向有序监管转型，但在实际操作中，部门、行业利益依然发挥着主导、主控作用，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民间力量发展缓慢，社会管理功能与经济发展不匹配。
我国公共管理的实际运作方式和社会管理受到了来自信息技术的挑战与机遇。
民众对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合理权益具有更为广泛的要求，对政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对原有较为僵化的政府与民众沟通机制形成了冲击。
在法制层面上，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
由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同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在人、财、物等方面依赖地方政府，使得我国司法实践活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司法权地方化的倾向。
这不仅易于滋生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妨碍了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影响了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更多机会。
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消解与失稳。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层的、也是最内核的东西，它是规范、引导人类行为的自觉力量。
在经历了西方社会发展的冲击和建国后的几次文化变革后，传统的孔儒思想教化功能逐渐弱化，道德滑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
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文化的功能认识不清、文化发展的地位长期以来消弱，这必然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物质化、金钱化、单一化。
思想道德教育没有很好重视，社会道德、公共伦理出现失范，腐败的社会风气使道德基础发生动摇。
现代生活方式已经严重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道德虚无主义情绪已经逐渐蔓延。
严重的规范缺失和规范偏离现象、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在不断出现的新的生活内容面前缺乏必要的规范引导和约束；既有的规范系统在急剧变迁的社会生活之中的紊乱，也造成了人们在具体行动中的严重偏离和越轨。
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消解与失稳也会深刻影响一个组织的结构、文化和管理体系，影响到决策者与执行系统的有效性，在组织层面上也埋下了危机诱发的祸根。
弱势群体生活满意度降低。
比较权威的调查表明，城市居民对现状的满意度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不满意者主体都是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以及文化程度低者等“弱势群体”，特别是对于进城务工的新时代农民工，相关保障体系的极度缺乏，“弱势群体”的地位被“边缘化”。
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社会形势的稳定程度。
不仅如此，这部分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生活中处于底层，而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也处于低参与度状态。
在自我感知自身境况改变希望不大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又没有为这类人群设置表达意愿的渠道，这些充满不满情绪的个体就会变成破坏社会稳定的“隐性炸弹”，在一定的突发事件的“导火索”的作用下，就可能形成破坏性的危机事件。
6）城市危机管理含义
面对危机的发生，政府势必采取紧急措施和特殊手段，努力控制、化解并最终消除危机，使社会重归正常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危机管理。
这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依赖于一系列的决策行为。
一般来说，决策行为可以划分为两类：
一种是程序化决策，即结构良好的决策；另一种是非程序化决策，即结构不良的决策。
危机事件从本质上说是非程序化决策。
对于危机状态，要在有限信息、有限资源、有限时间条件下寻求“满意”的处理方案。
因此，迅速地从正常情况转换到紧急情况（从常态到非常态）的能力是危机管理的核心内容。
危机管理是指政府组织各方力量，通过监测、预警、预控、预防、危机处理、评估、恢复等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危机，应对处理已经发生的危机，达到减轻损失，消除隐患或不良社会影响以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维护国家的安全。
“危机管理”也称为“突发事件管理”、“危机管理”。
对于危机管理通常是结合时间因素进行的，即将危机管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危机的发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处置措施。
一般来说，城市危机由以下过程组成：
前兆期，危机发生前总会出现各种危机的先兆现象，特别是各种社会危机事件往往是由于政府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引起；紧急阶段，关键性事件已经发生，随着时间的演变，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而及时控制导致事件的扩大延伸；持续阶段，事件总体上已经得以控制，但由于各种困难还没有被彻底解决；危机解决阶段，各方通力合作将事件完全解决，将后果降低到最低限度。
建立城市危机管理的目标原则应是：
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员、财产及其他损失降到最小程度。
城市危机管理需要根据危机发生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首先，在危机的预警与应对危机的准备阶段，需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管理手段、疏通艺术等对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进行综合分析，及时事先制定预案，尽可能将危机消解在萌芽状态；在危机持续阶段，需要分析危机的性质与发展趋势，根据变化的情况修改完善预案，合理调动人力、物力、财力有序应对，防止危机蔓延，以最终解决危机并消除危机造成的影响及隐患。
任何一种城市危机的应对和管理都会涉及多个部门，它们之间的配合与沟通是处理危机的关键。
一个完善的城市危机管理体系需要通过组织机构整合、人力物力资源整合和行动力量的整合，建立统一指挥、分工合作、统一行动的城市危机管理运行体系。
7）城市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
城市危机事件种类繁多、危害严重，每种危机事件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各自的特点。
因而，政府应对危机事件要因事、因时、因势而异。
但从总体上审视其基本特点，政府应对危机中蕴涵着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共性原则。
防患于未然原则。
最成功的危机管理要求政府采取超前的行动，在制度上成立以对紧急、危机事务进行预警监控的专门机构，科学地、定量诊断、监测社会总体状态变化，把握社会的动态演化趋势，预测社会稳定的临界突破，提供社会稳定的处理对策，构建一个完整的识别社会稳定总体态势的系统。
如对国际、国内重大事项对我国城市社会可能产生的重大危机事件、经济活动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重大城市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海啸）等问题，都可以防范或最大限度减轻损害。
公共利益至上原则。
公共利益至上是现代政府管理的普遍原则，在危机管理中，公共利益至上原则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
危机具有不可抗性、危害性比较大，一般公众在危机面前力量无法抗衡而显得非常脆弱，迫切需要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将公共利益作为一切决策和措施的出发点和依归。
在危机事件中往往会给公众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不仅是物质上的，还包括巨大的心理创伤。
政府必须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和帮助，组织社会集体力量及时解决危机所带来的困难。
这种公共利益至上原则，有助于快速恢复社会的稳定，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透明度原则。
即政府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电视、新闻、网络媒体等有效渠道发布权威的信息，让公众及时了解政府在治理社会危机时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危机的处理的进展、遇到的困难、下一步的具体措施以及需要公众配合的事项，将危机的真相公诸于众。
在社会危机中，由于公众获得的信息不全或者受到歪曲，往往会伴随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而这些恐慌很大一部分造成了对社会危机、对政府等组织的认识偏差。
因此，在发生社会危机时政府要及时与媒体和社会公众沟通，与公众保持良好的接触。
在非典型肺炎爆发的初期，公众缺乏官方的正确信息，所以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但随着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将事实真相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发布后公众又慢慢恢复平静，这就说明了透明度原则的重要性。
快速反应原则。
危机事件通常都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震撼性、破坏性的特征，来势凶猛，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变化迅速，有时甚至无章可循或无先例参考。
危机事件一旦发生，政府必须立即在事发现场组织力量采取一系列紧急处置手段，及时控制危机事态发展。
应对危机事件初始阶段的应急措施，如果能够做到及时、准确，则民众从心理能够得以初步安定，社会秩序也得以初步维持，这就为争取整个危机事件处理工作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
如果政府在危机事件面前反应迟钝，优柔寡断，势必丧失抢救机遇，造成险象环生、岌岌可危的被动局面。
因此，为了有效地防范危机的深化和灾害的蔓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行动必须快捷，措施必须有效，以免延误良机。
合法性原则。
依法行使危机管理权是现代民主宪政原则的基本要求。
危机事件属于非常规状态决策和非程序性问题，因此，在危机事件的应对过程中，政府危机管理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就特别关键。
危机情境下，政府虽然拥有了许多特殊权力，但不能误用、滥用危机管理权以防伤害公众的其他利益。
而且，在一些涉外危机事件的处理中，由于各国的法律不尽相同，而且很多危机事件还连着政治、经济、宗教和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处理危机事件需要遵守法律。
科学性原则。
危机应对中应该遵循性科学原则。
危机事项一般具有复杂性，解决起来需要各种专业知识，如因工业技术而引起的灾害以及由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危机事件，前者包括：
危险物品、辐射事故、水坝决堤、资源短缺和大面积建筑物着火等；后者包括：
干早、洪水、海啸、森林大火、山崩、泥石流、咫风、龙卷风和地震等。
社会人为危机事件也需要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管理学、人际交往等相关专业知识。
解决社会危机事件，应对中一定要组建专门科研队伍，征求特定技术领域内专家的意见。
2．国外城市危机管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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