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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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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2016年10月时事评论文章选读
时事评论文章选读
观察“马桶盖事件”需要反求诸己
10月18日晚，有网友爆料称宁波一对夫妇跟团到日本游玩时，把酒店马桶盖卸下带走，酒店发现后打电话给导游，导游跟乘客确认后回复酒店说游客没拿。
最后，在游客行李箱中查出了该马桶盖。
19日，媒体从该旅行团所属旅行社得知，游客拿走马桶盖是因其以为是上一住客遗落而贪小便宜带走。
目前，游客已将马桶盖寄回酒店，并表示歉意。
（10月20日《北京青年报》）
这几天，这则新闻引起了极大关注。
很多人谈论这件事，表示出了不屑一顾。
正如舆论所讲，这是一种贪小便宜心理，看看国内一些公厕卫生纸被扯走的报道，就有接受顺走马桶盖的心理基础了。
这样一件事，发生在日本旅行期间，真是“丢人丢到国外”。
注意到，这对夫妻已就这一事件写下了道歉书。
有反思自然是好，但还远远不够。
正如网上流行的一句话，“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什么”。
启动信用机制，把这对夫妻列入旅游黑名单，相信是舆论的共同心声。
只是，在对贪小便宜心理谴责的同时，我有着一种深深羞愧感，因为，我也曾经贪过小便宜。
记得当初刚有机会出去，住在宾馆里，既兴奋而又紧张。
兴奋是因为第一次，终于住在明亮的宾馆里了；紧张也是因为第一次，没有经验，防止出糗，于是观察别人，学习别人。
刚住进宾馆，很多东西都很新鲜，包括宾馆提供的梳子，小巧玲珑，爱不释手。
当得知每天都要更换时，于是在临走时，把梳子也带走了。
哪怕后来，出去次数多了，住的宾馆多了，对一些精致的宾馆梳子依然动心。
相信现实生活中，把宾馆梳子带走的绝不是一个两个。
在很多人看来，这可能无伤大雅，但毕竟也是贪小便宜。
而且，不仅仅是宾馆梳子，在现实生活中，有着贪小便宜心理，做出贪小便宜举动的，并不在少数。
比如我到过一个会议中心，开会时免费提供圆珠笔，我看到很多人一拿都是几支。
这同样是一种贪小便宜心理，这也说明了其普遍与顽固。
由此观察游客赴日游“顺走”酒店马桶盖事，虽然发生在国外，而且顺走的是马桶盖，有些出奇出格，但其对应的贪小便宜心理，难道是孤例存在吗？
对于我们来说，距离顺走马桶盖又有多远？
大家站在岸上谴责，可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从来没有贪过小便宜？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让其消散在大多数人中，而是想强调，观察很多不文明事件，都不应该丢掉“内视角”，应该想想，同样的心理和问题，在自己身上是否存在？
自己又做得如何？
能不能成为榜样？
有人讲，中国本是礼仪之邦，为什么在文明素质上出现这么多问题呢？
这也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正如人们所建议，当前有必要进行普遍的公共秩序教育，大力提升公民素质。
也要看到，贪小便宜心理与生活水平也有关系。
总体来说，在文明素质上，存在越年轻越好的迹象。
这不仅是因为年轻人文化程度高，接受教育多，而且与年轻人见多识广，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优越有关。
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出去游玩了，但其实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富裕状态，最起码心态还很贫穷。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去次数逐渐增多，类似不文明现象，将会大大减少。
对不起，我也曾经贪过小便宜。
这里，不是说要放弃对这一行为的谴责，而是希望提醒大家“反求诸己”。
“己所欲想方设法上下同欲，己所不欲千方百计大家同不欲”，唯有如此，文明社会才会展现现实模样。
豺狼、狐狸等野兽的叫声，一开始有点怕，后来慢慢就习惯了”；生活极度贫苦，“一家7口人都挤在一间茅草房中，3兄弟要合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裤子”。
在离群索居的生活里，看似排除了一切物质追求的烦恼，但可想象一下，这些年里，且不说贫穷的生活，求医问药怎么办？
孩子上学如何解决？
其他所有与公共服务挂钩的需求究竟能否落实？
在54年的生活中，倘若稍有意外，恐怕就没有今天这个田园故事了。
平心而论，几十年的穴居生活，“诗意”可能只是点缀，因为贫穷而寻求山洞的庇护，个体对抗苦难才是底色。
即便如今子女成才，成为颇为生动“励志”案例，但在鸡汤之外，依然不难想见超出平常的艰辛，其间酸楚，并非田园牧歌的想象所能承载的。
正如老人梁自付对妻子说的一句“这辈子她跟着我受苦了”，究竟多少分量，外人恐怕难以掂量。
从“子女成为大学生、孙子成为博士生”，“夫妇俩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山洞中看电视”，可以看出老人其实依然向往现代生活，选择山洞并非有一套归园田居、安贫乐道的价值观支撑，而是选择了成本较低的生存方式。
旁观者对其所谓世外桃源的欣羡，恐怕也是一厢情愿。
在今天，通过离群索居、选择与物质文明割裂而寻求“诗意”，无疑是缘木求鱼。
我们观照老两口的生活，对其生活的诗意美化应当有所克制。
他们的生活也是启示，“诗意”指望返璞归真大概是难以实现的，在现代社会恐怕也是逃无可逃，唯有更为有力的精准扶贫，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更为全面的公共服务，更为扎实的生活底线，才可能契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雾霾、拥堵、生活压力等城市生活的烦恼，不能指望个体性的逃离，更需要体制性的针对措施。
公共服务到位了，是否能实现“诗意的栖居”尚不好说，但应当可以实现有尊严的生活。
故事的结尾有这样一个细节，老人自述“城里到处都是车，不自在，空气也不好，马桶我也用不习惯”。
长期的隐居，老人已经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如今的生活选择，很难分清是主动还是被动。
究竟是无奈还是超然，是困苦还是甜蜜，是颇可咂摸的。
这样的故事虽然令人动容，但还是希望不要过多地出现。
民工脱鞋跪地取款：
尊重无关身份
10月27日，一张民工在银行脱鞋跪地取款的照片刷屏网络。
据拍摄者介绍，农民工看到银行的地面特别干净，自己的鞋子太脏了怕弄脏地面，不想给拖地的保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才有了跪地取款的一幕。
而实际上保安也并不在意，他对农民工说，“没事没事，你进去，一会儿我再拖一次。
”
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却感动了无数网友。
人们在感动之余，也不无心酸：
为了保持银行地面的干净整洁，这名农民工竟如此卑微，真真切切地低到了尘埃里。
而看过新闻之后人们也为保安的同理心点赞。
这件事所体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在我们见惯了公共空间的各种撕扯之后，让人感慨。
不论是农民工，还是负责拖地的保安，按照世俗标准，他们都是最底层的人。
他们文化程度低，可能从事着这个城市最脏最累的活计；他们拿着不高的工资，没有鲜衣怒马的生活，更没有声光动人的地位，甚至，只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
但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公共空间尊重与信任稀缺的当下，给我们奉献了一出暖心大戏。
农民工的跪地取款与保安的“没关系”表明，公共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不会因贫富而有所不同。
尊重是一个人人都不缺、人人也都应该有的东西，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将它分享予别人。
我们在公共空间中见到的戾气实在不少，因排队起争执，路怒族一言不合就超车，夫妻反目大爆对方隐私。
这些一地鸡毛的事件，到处都是是非与利益，善意全无，“仓廪实而知礼节”遇到现实困境。
反而是底层的民工与保安向我们展示了人性中温情脉脉的一面。
其实，只要每个人对他人、对社会都保持一份敬意，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公共空间就不缺尊重。
农民工体谅保安，保安也想为农民工行便利，尊重就这样产生了。
它发乎心现于形，有一点同理心，做到相互尊重就不难。
隐居山洞54年，不只是有“诗意”
媒体报道，在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临江乡，老人梁自付因家贫带着妻子李素英躲进四川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山洞，以洞为家。
他们自己动手，种玉米、高粱，喝山泉水，织布做衣，用自制的竹签抓野猪、野兔打牙祭，过着原始的男耕女织生活。
54年后，昔日简陋的山洞通了电，经过三次“装修”成了一个舒服的安乐窝。
梁自付还在山洞中把一双子女培养成大学生。
报道中不少细节勾勒了山洞“诗意”的生活，“养了20多只鸡，每天都有鸡蛋吃。
想吃豆腐时，老两口就自己用石磨磨豆腐?
?
山上还有野生的板栗、核桃，他甚至还在山洞周围的花丛中放了几个蜂箱，酿制蜂蜜，梁自付就像一个工匠，大自然所能赐予的一切，都被用在他诗意的生活中。
高兴的时候，他还会对着大山唱山歌。
”一副田园牧歌的诗意生活。
报道刊出后，也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不少网友感慨其生活的轻松自在、自得其乐，远没有雾霾、拥堵、生活高压的城市烦恼，言语中不乏欣羡之意。
但细究细节，54年的生活是否只有诗意？
1962年，两位老人住进山洞的原因是“在山沟里有两间茅草房，后来下大雨，房子塌了”；常年与野兽为伍，老人自述“在山洞里睡觉，每天我都能听到
1
赞美农民工“跪地取钱”也是道德鸡汤
大学生小张在西安雁翔路附近一家银行看到的一幕让他动容：
一农民工在进入银行前，脱掉鞋子，然后跪着去ATM机前进行操作。
农民工说，他的鞋太脏了，会弄脏地面，不想给保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农民工进银行脱鞋跪地取钱称怕弄脏地板”，这是某门户网站的新闻标题。
按照某些网友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习惯，大概会急不可耐地抛出两个论断：
一是银行店大欺客，二是保安弱弱相残。
但
在这件事上，这两个论断全都不适用，因为“跪地取钱”完全是这位农民工大哥的自愿行为。
不容忽视的一个细节是，在这位农民工大哥进银行之前，保安曾劝说：
“没事没事，你进去，一会儿我再拖一次”，但被他拒绝。
于是事情走向了温情的路子。
目击者小张感到“这一幕很温暖”，农民工和银行保安都挺好，都是值得尊重的人。
更多的网友则从中读出自尊自爱、教养与公德心。
比如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也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比如身体虽然跪下去，但人格高大起来，比如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
一言以蔽之，这一跪不仅跪得好，而且跪出了正能量、跪出了精神气质、跪出了优良品质。
记者没有采访到这位农民工，当时的场景都来自目击者转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件事所引发舆情的探讨。
对某些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批判就是赞美，这是舆论场里的常见病之一，尤其是在快餐化阅读和观点泛滥的自媒体时代，表现更为明显。
对这件事，当然不乏令人感动的元素，但更多的还是酸楚与悲凉。
必须承认，“跪地取钱”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只是因为“农民工”的人设，而具有了别样的意味。
赞美之前，不妨先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假如这位农民工大哥大大方方走进银行，站着把钱取了是不是更好？
同样的场景下，你或者你的亲人朋友，会不会因为鞋上沾了泥而脱鞋进入银行等公共场所？
如果“跪地取钱”真有某些人说得那么美好，是不是我们都该学习？
和之前有农民工因为怕弄脏公交车座位而不敢落座一样，“跪地取钱”恐怕主要还是源于一种自我定位。
在相对陌生的城市里，他们本能地有一种紧张感，进而产生低人一等的心态，处处小心翼翼，甚至过度谦卑。
而这种自我定位，又与他们身处的现实环境和日常感受密不可分。
尽管在不少城市，“农民工”的称谓已被“新市民”取代，但身份歧视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有些是直观可感的厌恶与排斥，有些则是只可意会的冷漠与距离感。
在这种语境下，农民工群体变得敏感而脆弱，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隐忍与退让，与其说是一种自我保护，不如说是无声抗议。
而网友对农民工“跪地取钱”所附加的赞美，恰恰证明，他们的担心一点都不多余。
“跪地取钱”，这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怎么到了农民工这儿就成了一种美德？
还不是因为有些人拥有某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以不同的标准来评判农民工？
人们常常为了拔高一件事，硬要赋予它某种意义，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本来的、正常的样子，甚至必须以一种夸张、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才更符合我们的审美。
但事实上，这不过是权利不对等下的一种谬赏。
农民工“跪地取钱”承载不了那么多的赞美。
在一座城市里，他们不比谁高大，也不比谁渺小，他们需要的是城市的包容与接纳，以及一视同仁的目光，而不是专为他们这个群体定制的道德“鸡汤”。
对他们来说，能够大大方方地融入社会，胜过所有的赞美。
东也谈到了乡下父母来到北京的种种不适应。
据刘强东介绍，他的父亲甚至还偷偷赶到车站，要坐车回家。
在左右权衡和博弈后，最终刘强东还是把父母送到乡下老家养老。
刘强东都如此，可以想象，其他家庭同样存在这样的烦恼。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
可在很多时候，子女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可能时时陪伴。
而且老人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子女陪伴，对于他们来说，也需要与同龄人的交流与娱乐。
这种养老需求的存在，也是现在广场舞流行的一个原因。
当一种需求具有了群体特征时，就需要社会提供帮助。
不妨假设一下，假如城市能够给老年人提供交流与娱乐的场所，老年人在城市依然可以感受到熟人社会的好处，他们又何至于生出漂流感与疏离感？
由此不难看出，善待“老漂族”是道社会治理课题，表现为当前城市结构还不适应老年社会，特别是不适应乡下老人进城养老的实际。
面对这样的现实格局，人们希望城市在功能设计上，能够更加突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比如，能够以社区为单位为老年人提供娱乐场所，能够通过组织活动让老年人结交更多朋友。
如果我们在陌生人社会构建起了熟人圈子，再加上年轻人更多关心老年人，那么“老漂族”的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
希望城市更加重视进城老人养老问题。
由此实现的老有所乐，也能够让年轻人安心地在城市创业就业、创新创造。
公众愤怒是守卫底线
9月9日，山西省长治市屯留一中南校区的24名高二年级老师放假后，一起到当地商业街一家饭店提前庆祝教师节，聚餐饮酒共花费1390元，AA制后每个人付了50多元。
9月30日，当地纪律监察委员会发布了一则《关于对屯留一中南校区部分教师聚餐饮酒问题的通报》，在全县范围内通报批评了上述24名教师，引起广泛热议。
山西长治屯留一中24名教师自费聚餐被县纪委通报批评引爆了舆论，论法不合法规、论情违反常情、论理有悖天理的做法，使该县纪委成为众矢之的。
这件事之所以引爆公众反感，不只在于个案的荒唐，更在于触动了公众的痛点：
一些地方在执行“从严”时走过了头，对象弄错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越走极端越能表明“执行到位”，有违常情常理，让人厌恶。
很多人看了这条新闻后都义愤填膺，这让我看到了温暖，这温暖来自民众面对一个社会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共通的是非感和集体的常识感——新闻让人愤怒，但看到民众在评论中所表现出的集体反对，我就放心了。
这种温暖，源于价值认同的温暖，源于底线被捍卫的温暖，也源于常识共鸣的温暖。
个别官僚表现出的法律冷漠和常情缺失并不可怕，可如果整个社会对此麻目不仁、毫无权利被侵害感、毫无捍卫常识的共识感，平静地接受了权利被侵犯的现实，那就非常可怕了。
总有人不断尝试挑战着人们的常识感，比如对某个政策或制度的执行，总会用力过猛，悖离初衷和常识，走向让人反感的形式主义，往极端的方向一路狂奔。
比如，八项规定的初衷，显然是为了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的公款消费，遏制大吃大喝的恶劣风气。
但少数地方，不知道是理解力太差，还是想凑“典型案例”，或者有别的目的，总会把好经给念歪了。
教师教师节前自己花钱聚餐，也没大吃大喝，也没违反规定，你凭什么处理人家？
纪委这样粗暴地干预民众的正常生活，颠倒是非，只会激起公众的强烈反感。
如此违反制度精神的极端做法，名为执行规定，实为抹黑规定，替规定拉仇恨，制造公众与规定的对立，是为高级黑。
总有一些人，习惯把一些做法推到违反常识常理的极端，好像越极端就越革命。
他们知道，这样做虽然过了，即使引起反感，但起码能在上级面前树立一种“坚决执行规定”的存在感——我是在雷厉风行地执行啊，只不过是有点“过”了。
千万不能纵容这种“越极端越革命”的过头取向，远离了制度初衷和常识，危害性甚至比“不执行”还强。
我想问问，县纪委那么多人，难道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常识感吗，难道都觉得这样的通报批评合法合理吗？
可贵的是，社会主流保持着应有的常识感，支持“从严”，但知道这种“严厉”的尺度在哪里，知道主要矛头应该指向谁，知道公权与私权的界限，知道哪些事情纪委可管、哪些不归纪委管，心中有一把理性的尺子去衡量是与非、合法与非法、美与丑。
可一些地方部门失去了这种常识常情感，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沉浸于任性、自负、全能的权力幻觉中。
看新闻很愤怒，看评论很温暖，民众致力用评论去纠正那些明显偏离常识的任性行为，用舆论的力量去驯服任性的权力。
正如一句名言，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从“老师自费聚餐被县纪委通报批评”的新闻跟帖中，看到了民众的不沉默，看到了人2
善待“老漂族”是一道社会治理课题
远离故乡求学，学成后独自来到城市打拼，然后在城市成家立业，当小日子过得红火之后，很多人都想把乡下父母接到身边来照顾。
可是，老人来到城里，面临着种种不适应，于是成为“老漂族”。
近日，媒体走访广州不少“老漂族”家庭发现，这种生活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但现实是“老漂族”这一群体依然在不断壮大。
而这一矛盾的背后，更多的是儿女们深深的无奈。
说其无奈，绝非夸大之词。
“事非经过不知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深刻理解其中的无奈与无力。
“可怜天下父母心”，永远不要怀疑父母对子女的感情；”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也永远不要怀疑子女对父母的感情。
对于很多从乡下出来的人来说，等到自己小日子安定下来，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尽一下孝心。
可当父母真要来到身边了，却又面临着融入难。
在社会大发展的今天，从本质上讲，农村依然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
对于很多农村老人来说，他们一辈子生活在乡下，早已习惯了鸡犬相闻的生活。
一旦到了城里，等待的就是陌生的一切。
老年人毕竟不是年轻人，很难在短时间适应城市生活，对一部分老年人来说甚至根本不可能融入城市生活。
与子女在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虽然结束了“身体空巢”，却进入了“精神空巢”。
如果只是偶尔在城市生活，倒也有点新鲜感，可一旦定居下来，这种“精神空巢”感与日俱增。
千万不要小看了“精神空巢”带来的压力与挑战。
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他们在城市生活，如同生活在一个人为隔绝的孤岛上，虽然衣食无忧，但精神空虚，很多老人都有一种回到乡下生活的冲动。
如果说年轻人是因为物质的原因，想要逃离大城市，对于老年人来说，则是因为精神的问题想要逃离大城市。
而这，不是经济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子女想解决所能解决的。
在一档央视节目中，京东刘强
们捍卫常识而避免权力肆无忌惮入侵私人领域的努力。
只要公民保持着这种常识感，一个社会就不会坏到哪儿去。
就是一种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
“狗事”之狗血，说到底，就是一些人过分强调自己的尊严。
这起“狗事”中，让人看得到狗主人“人仗狗势”的一面，更让人看到狗主人无视法律的一面。
法律既保护财产权，也保护人的尊严。
任何权益的维护，应在法律的框架下推进，而不能逾越人的尊严这条底线。
近些年来，因为“狗事”而引发的纠纷不在少数。
环卫工因狗被碰、被赶而被狗主人打，遛弯干部因狗事被一家三口痛打，“我的一条狗都比你命值钱”?
?
这些是“狗事”冲突中最为常见的行为逻辑，其所暴露的是“狗”的尊严比人的尊严高，背后则是“我的尊严”比“你的尊严”高。
人的尊严是平等的，不分财产多寡，职位高低。
过分看重自己的尊严而无视他人应有的尊严，本就是粗鄙的。
狗事解决的顺利与否，自然体现涉事方的品性和素养。
“人仗狗势”不可取，也不能取。
有事解决事情。
肇事司机本就主动提出赔偿。
这是符合法律要求的，也体现了解决事情的诚意。
当双方本着互相尊重、合法的前提下，“狗事”便可得到有效解决。
说到底，“狗事”就是人的事情，勿超越人的尊严解决事情。
家庭教育才是提高孩子情商的主要方法
许多人在中小学阶段，除了接受学校教育，还上过各种各样的“培训课”，有学乐器的，有学书画的，有学运动的，也有学奥数、英语的，不一而足。
然而，最近却有一种绝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培训课流行了起来，那就是“情商课”。
近日，一则新闻把“情商班”推入公众的视野：
家住上海的黄女士，觉得自家上初三的女儿“还不具备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于是花了两万元，为女儿报了一门“情商培训课”。
尽管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黄女士却对课程赞许有加，认为这门课程有利于补全校园课程在孩子心理建设方面的缺失，给孩子的心态带来积极改变。
（《新闻晨报》9月20日）
确实，情商对一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高情商会明显增强一个人的社会竞争力，低情商则很可能造成社交障碍。
然而，为培养未成年人情商，花重金让孩子上“情商课”，未必是最优选项。
一方面，“情商课”价格不菲，黄女士的女儿上一堂课就要花掉300元，普通家庭难以轻易承受如此高的开销；另一方面，“情商课”终究还是一种课堂教育，一周一次的课程至多只能对孩子起一定指导作用，而无法取代日常生活的情商培养。
归根结底，培养孩子情商的职责，还是要落到家庭教育上。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跟孩子接触最频繁、最密切，也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人。
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在成长中经常模仿他们身边的成年人，因此，家长的一言一行，都会给孩子作出好或坏的榜样，进而影响孩子的人格发展。
“情商”的核心，一是对自身情绪的认识、了解与控制能力，二是与人交际，融入集体的能力。
这两种能力的培养，不能仅依赖课堂学习，而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实践。
孩子能否培养出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和社交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
如果父母能在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并且在孩子有情绪时及时介入，告诉孩子正确处理方式，孩子自然会养成优良的情绪控制能力。
反之，如果父母总乱发脾气，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孩子当然会被带偏。
而在交际能力上，孩子与人交流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模仿父母与人交流的方式。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父母的言传身教，会给孩子打下坚实的情商基础，而如果父母总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显露坏榜样，或者对孩子疏于关照，不管不顾，自然会给孩子的情商带来负面影响。
这种家庭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就算是由专业的心理教育人士进行授课辅导，也很难轻易根除。
父母出于为孩子好的心理，花钱给孩子上“情商课”，固然不是坏事。
但是，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只要搞好家庭教育，“情商课”的锦上添花可有可无，而如果搞不好家庭教育，再昂贵的“情商课”，也不一定能达到“雪中送炭”的目的。
孩子车窗抛物，父亲的行为何以值得点赞
10月25日早高峰，上海松江的黄先生在送儿子上学途中，把儿子扔向车外的酸奶罐拾起放回车内并批评了儿子的不文明行为，这一幕被后面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拍下。
引发网友热议。
（10月27日《澎湃新闻网》）
车窗抛物不仅是种不文明行为，而且也是一种违法行径。
儿子作为未成年人，实施了车窗抛物的行为，作为监护者、教育者的父亲，具有教育和纠正的天然责任，对孩子进行批评教育并把扔出车外的垃圾捡回来，按理说属于正常行为，不值得拔高式表扬。
不过，当事人认为不值一提的“举手之劳”，依然得到了警方微信公众号视频推送的待遇，获得了网友纷纷点赞。
用意与反差，确实值得深思。
在车上喝完的矿泉水瓶，吸完的烟头，用过的纸巾，摇下车窗随便一扔——这些典型的“车窗抛物”，不仅把大街和公路当成了垃圾桶，也已成为威胁道路安全的“杀手”。
在媒体的报道中，环卫工人因为捡拾车主扔在路上的垃圾，而被撞伤残和致死的案例时有发生，或者因为车窗抛物引发的交通案件，也不在少数。
虽然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有明确规定：
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撒物品，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撒物品，违者驾驶员和乘车人将分别处以50元和20元罚款，如果因抛撒物件造成其他交通事故的，将承担相应事故责任。
不过，由于取证不易，对车窗抛物的实际处罚很难做到“发现一例处理一例”。
因而，从文明的角色出发，让每个都能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恪守不向窗外抛物的底线，就显得尤为关键而重要。
也是基于车窗抛物现象的严重性，以及恪守文明底线的重要性，使得“不抛物”的个人自律，反倒具有了示范意义。
难得的是，这个父亲对孩子向车外抛扔垃圾的行为，没有只停留在“口头教育”一番，而无视抛撒垃圾既定事实，而是立即通过捡回垃圾，以消除安全隐患和控制风险，这样的举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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