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取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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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取向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取向

  一、当前宏观经济走势

  “九五”期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复杂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健康的持续发展,这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分不开的。

由于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2001年初以来,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回升的势头再次受到了抑制,全年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的水平。

  由于国际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减缓,200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将比2000年大幅下降,降幅将达20个百分点以上。

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2001年中国继续实施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内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不足。

2001年,中国投资增长迅速,特别是由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有投资增长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5.8%,高于上年同期4.4个百分点,高于上半年0.7个百分点,增长率大大超过上年;消费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0.1%,增长将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一个在2000年较高基数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

2001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尤其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预期的外部环境中,更显得“一枝独秀”。

可是,2001年内需的超额增长并没能完全抵消外需增长的猛降,从而使全年的增速低于2000年的水平。

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7.6%,据预测,2001年我国GDP将达到7.5%左右。

  目前看来,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最近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事件将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调整还需时日。

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中国经济的影响,滞后期大约是半年。

在外需不太稳定的情况下,2001年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还必须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

从长期看,由于中国有12亿多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以内需为主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以内需为主意味着一国的需求结构偏重于内需,并要有一个适当的外贸依存度。

在人口众多、内需为主的大国,外贸依存度一般不会过高。

经济最发达的大国如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为20.1%(2000年,根据联合国LINK网站资料计算)。

这一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高于美国、日本等许多经济大国一倍多。

不过考虑到汇率等因素,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的较大规模,该数值似乎也还可能有合理的成分。

但中国人口为12.6亿,大大超过美(2.73亿)、日(1.27亿)诸国,其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

为适应我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多、国内市场潜力特大的大国特点,实现以内需为主的长期方针,减缓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慎重考虑适当调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

从中长期看,今后为了稳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适当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应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来实现。

  二、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1998年到2000年,三年国债投资3600亿元,据测算,国债投资对1998、1999、2000三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个百分点、2,0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

2001年国债规模1500亿元,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

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方面,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改革的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倾向于低收益或无收益的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减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腐败。

另一方面,国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

但是,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我在2001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说过,银行存贷差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说,这种有“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

基本原因一是银行存贷款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我国目前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已超过7腕亿元,2001年10月末达到7.18万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0.9万亿元,存贷差额3万亿元多,社会资金绰绰有余。

民间投资不畅不足,不是由于财政挤出,而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

二是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公路、供水、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

一般来说,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应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

  目前情况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挤出效应上,当然,随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显现,民间投资的扩大以及闲置资源的消失,瓶颈的出现,这种挤出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而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判断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看三条:

一是看国际经济形势何时能够好转,外需增长势头能否恢复,而这在当前看来是不确定的,目前世界经济放慢的趋势,有说是周期性的,有说是结构性的,加上“9·11”事件的影响,国际局势的动荡,对今后走势众说纷纭,难于肯定。

二是看社会投资何时能够上去,而2001年社会投资,1—3季度,集体与个人投资增长9.1%,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18.2%的水平,这也与外需不足情况下为外需配套的社会投资受到抑制有关。

三是看财政指标离警戒线的距离,国际上常用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过3%、国债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60%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的这两项指标离国际常用的警戒线都还有距离,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000年的2.9%,接近欧盟规定的3%警戒标准,仍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从债务角度看,我国国债负担从1997年的7.3%上升到2000年的14.6%,远远低于欧盟规定的60%的警戒线。

  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时间要推迟,至少2001年还要继续实施。

但在国债使用方向上要有所调整,要加大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国债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加大对西部的投资。

据国家经贸委的材料,国债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贴息项目,近3年共安排了265.4亿元,拉动投资2810亿元,拉动银行配套贷款1721亿元,就是说1元的国债资金带动了10元的社会投资、6元的银行贷款。

  诚然,我国能维持7-8%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了,问题在于这个速度在我国现时还难以解决就业问题。

在中国,就业问题应主要靠结构调整来解决,要靠大力发展民间中小企业,靠发展服务行业,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

而结构调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完成,因此现阶段增长速度还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政策力度还应加大。

在外部需求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显得越发重要,据此,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放慢的话,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淡出,力度还应有所加强。

  此外,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还应多发挥作用。

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了比较好的相互作用。

过去3年金融机构共贷款7000亿元配套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项目的实施。

目前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的补位作用有待加强,近期货币供应量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2000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2000年同期低8.5个百分点,比2000年年底低3.7个百分点,比2001年上半年低2.6个百分点。

1-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比年初低1.37个百分点,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

如果再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进一步加快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显得十分必要。

现在物价形势较稳,目前通胀压力不大。

前三季度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0.6%,金融货币政策可适当放松,这个“闸”还可以运用,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减慢趋势。

不过货币政策的松动要相当谨慎,一是由于加入了WTO,要考虑金融风险的问题;二是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淡出,不仅取决于财政自身的状况,还要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状况。

如果不及早为货币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当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时,有可能货币政策仍然发挥不了作用,陷入日本式的财政货币政策困境。

为此,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关于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

  前几年实施的政策,是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

我国经济学界最近有人提出,还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主张今后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实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与供给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强调供给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主张。

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是象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有活力。

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投资的积极性。

  所谓供给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运用税收杠杆降低税负、企业改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鼓励中小企业等刺激供给积极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发挥企业的活力。

  应当说,降低税负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包含的内容。

这几年我国财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与收入政策不太协调、政策效应被削弱的问题。

政府一方面扩张国债投资与支出,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每年增加1000亿元以上。

近年来税收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如2001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同比增长22.7%,大大超过GDP增长7.6%的速度。

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

应该指出,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增辟税种,没有增加税率,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打击走私、加强征管的结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为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适当减免税收的空间也是相当大的。

考虑到普遍减税可能遇到的困难,可以实施结构性的减税。

如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进一步减免农民税费负担,探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调节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等。

有人建议,降低国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由增加发行国债来弥补,即对积极财政政策适当转型,国债资金运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资逐步转变为以国债来支持减税和税制改革,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减税措施导致的投资消费增长的效应,等同于国债支出的扩张效应,但更直接启动社会民间需求,为国债支出所不能及。

  至于国有企业改制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问题,其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经济不太景气时期往往是企业重组的频发时期,我们亦应抓住时机推进战略性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

有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机制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的因素。

民营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取得显着的成效,应进一步推广,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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