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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资料整理完整版
“善治”相关论文资料
“善治”的一般理论：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治理和善治引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
到目前为止各国学者们对作为一种理论的治理已经提出了五种主要的观点。
这五种观点分别是：
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
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
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
5）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一位法国的银行家说，善治的构成有以下四个要素：
1）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都须通过司法独立、亦即法治来实现；
2）公共机构正确而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
3）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职责和责任制；
4）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
综合各家在善治问题上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五个：
1）合法性（legitimacy）。
它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
2）透明性（transparency）。
它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
3）责任性（accountability）。
它指的是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4）法治（ruleoflaw）。
法治的基本意义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回应（responsiveness）。
这一点与上述责任性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责任性的延伸。
6）有效（effectiveness）。
这主要指管理的效率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
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
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是不能没有公共管理。
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1）
综合各家在善治问题上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10个：
7）参与（civicparticipation“engagement）。
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但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还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
8）稳定（stability）。
稳定意味着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
9）廉洁（cleanness）。
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
10）公正（justice）。
公正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
本刊记者贾建芳
《转轨中的中国政治走向：
善治与增量民主——访俞可平研究员》
——《科学社会主义》，2004
（1）
善治与民主的关系：
善治是民主化进程的当然要求和必然后果，也是当代民主新的实现形式。
善治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没有民主，善治便不可能存在。
俞可平
《全球化时代的善治》
——《商务周刊》，2002
（1）
公司需要善治，社区需要善治，地区需要善治，政府需要善治。
善治实
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俞可平
《公正与善政》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人类最高的政治理想是通往善治，而通往善治必须经过善政，善政是善治的必经之途。
善政的关键是公平的关键要素，没有公平任何善政都不可能。
这是因为公平既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政治价值，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素。
实现社会公平是任何合法政府都必须肩负的职责，而政府要实现社会公平则必须建立民主法治的治理体制。
俞可平
《善政：
走向善治的关键》
——文汇报“2004年“01月“19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善政应当具备以下八个要素：
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
何哲
《“善治”概念的核心要素分析—一种经济方法的比较观点》
——《理论与改革》，2011（5）
“善治”是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学范畴之一，这一最初由学者倡导的政治理想已经逐渐被各国政府所接受。
但对于善治的意义以及善治与民主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学者之间仍有争议。
本文基于福利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跨学科比较的方法，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和分配正义两个角度，得出了善治实现的四个基本条件即：
政治上的竞争和退出的压力；公民偏好的表达和选择权；第三方社会契约的约束；信息透明下的分配正义；并发现，四个基本条件实质上可以进一步被规约为民主与法治原则。
已有的善治的十要素也可以进一步被规约为四原则或民主与法治原则。
结论认为：
认为“善治是对民主的抛弃”和“用民生代替民主”的批判是不正确的。
善治内生地包涵了民主与法治原则，善治的实
现必须通过民主和法治。
善治与民生幸福：
俞可平
《善治与幸福》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
（2）
善治事关人民的幸福，它集中体现了政府对人民幸福应当提供的必要条件和
应当承担的责任，具体地说，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府责任与人民幸福。
第二，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
第三，公共服务与人民幸福。
第四，政府治理能力与人民幸福。
第五，政府的民主治理与人民幸福。
第六，公民教育与人民幸福。
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对人民的幸福所承担的基本责任就是实现善治，改善民生，推进民主。
罗建文
《崇尚民生幸福是善治政府的价值追求》
——《中国行政管理》，2008
（1）
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本质的内在关联性。
发展好民生幸福是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善治理念的必要前提和最终目的，是检验善治政府行政能力的试金石，是善治政府的价值追求和现实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在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实现最大幸福。
因此，建设善治政府，发展好民生幸福是我们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国策，“为民谋福”应成为善治政府的基本理念。
善治与法治：
张文显
《和谐精神的导入与中国法治的转型——从以法而治到良法善治》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有过两次革命。
第一次，从人治到法治（以法而治，rulebylaw；或依法而治，ruleoflaw）。
第二次，从以法而治（依法而治）到良法善治（governanceofgoodlaw）。
从人治到法治，是公共治理模式的形式革命，从“国王就是法律”演变为“法律就是国王”，实现了法律至上、权利平等和形式正义。
而从工具主义的以法而治和依法而治到良法善治则是公共治理模式的实质革命，以法律的“人性化”、“人文化”、“人权化”而消解了“法律暴政”，实现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
和谐精神的导入正引领着中国法治迈向以良法善治为表征的和谐法治。
梁莹
《治理、善治与法治》
——《求实》，2003
（2）
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即治理和善治理论,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被认为是替代传统的政府统治理论的新思想。
治理与传统的统治有着很大的不同,它要求实行法治。
治理理论与法治有着密切联系,两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推进民主化进程,肯定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参与国家治理。
善治与德治：
余玉花
《现代德治：
追求和谐社会的善治》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3）
以国家善治为视角研究德治的地位、价值和内涵,必须在法治的前提下讨论德治问题,正确理解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德治是国家善治的内在需要,同时,法治治国资源不足也需要德治的补充；德治应理解为公德之治,只有公德才能够满足德治的公共性、普遍性、管理性特征的需要；公德善治的领域和实施路径可从国家治理的内部性对象与外部性对象两个方面得到理解和阐述。
善治与环境、生态：
林美萍
《环境善治：
我国环境治理的目标》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2）
从环境善治内涵出发，指出环境善治是对传统环境管理的一种突破，强调进行环境治理的主体不再是政府这一单一主体，而应该是多主体的，即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来共同治理，追求的最终目的是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并且使得生态环境利益最大化；结合善治的几个基本要素，指出衡量环境治理是否达到环境善治的四大衡量标准；分析环境善治作为我国环境治理目标的必要性。
黄爱宝
《生态善治目标下的生态型政府构建》
——《理论探讨》，2006（4）
在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以及生态管理理论薄弱与实践困惑的背景下,时代向我们提出了生态善治目标和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命题。
生态型政府构建呼唤生态善治的理想目标。
生态善治目标下生态型政府构建,必须以生态环境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以善治的基本要素为标准,实现政府与生态市场、政府与生态企
业、政府与生态公民社会、政府与生态公民个人等良性互动的合作生态管理过程。
善治与社会资本：
郭忠华
《善治：
中国的思考——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研究范式》
——《理论与改革》，2003
（2）
社会资本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的关系。
随着我国不断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取向。
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制约了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
必须发展公民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必须发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助水平；必须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形成现代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
社会资本的发展是推动我国“善治”型公共管理模式形成的必然选择。
赵孟营王思斌
《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社区建议目标模式的理讼合析》
——《江苏社会科学》，2001（4）
城市杜区建设是在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与丧失的双重背景下出现的一股潮流,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缺乏理论分析。
有鉴于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时空特性基础上,提出“善治”和“重建社会资本”的双重目标模式。
唐皇凤陈鹏
《社会资本、善治和政治信任》
——《比较政治学研究》，第5辑
本研究基于全球191个国家的截面数据,通过路径分析法考察社会资本、善治和政治信任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的测量指标,使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四个分析性变量：
物质现代性因子、文化现代性因子、情感型社会资本与结构型社会资本。
偏相关分析和路径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
社会资本对善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情感型社会资本对善治的影响明显大于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善治的影响；情感型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呈正相关,结构型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的相关性未达到显著水平；善治比情感型社会资本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呈正相关,情感型社会资本通过善治对玫治信任起着正相关影响。
善治与城市治理：
钱振明钱玉英
《善治城市：
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目标与路径分析》
——《江海学刊》，2006（3）
“善治”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治理模式。
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要实现其缓解或消除越来越严重的城市问题的使命，必须摆脱传统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实现城市善治。
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离城市善治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实现城市善治，形成善治城市的关键战略是适当的能力建设和协作管理，即城市政府通过自身“再造”，提升治理能力，增进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同时，努力寻求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企业、公众对城市治理的支持、参与和合作。
钱振明
《善治城市与城市政府治理能力建设》
——《城市管理》，2005（3）
告别传统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实现“善治”城市，是人类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动选择。
通过各种可能的变革，重振城市政府治理城市的能力，增进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实现善治城市的关键环节。
善治城市中的治理结构：
一、非政府组织：
重要的治理主体。
2、私人企业：
特殊的治理主体。
3、社会公众：
必然的治理主体。
徐晓林周立新
《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体系构建》
——《管理世界》，2004（11）
石柏林,付小飞
《“善治”视野下的城市管理》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从“善治”的角度,分析了现行城市管理的不合理之处。
继而提出“善治”下法益的多元化,并从通过不同类型的组织化方式来保障多方利益主体的参与,以及完善决策程序等方面入手,论述了如何在“善治”的观念下改善城市管理。
善治与地方治理：
张孝芳
《善治理论与中国地方治理》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地方治理意味着地方政府从中央一体化的垂直结构下抽身，确立自身的独立地位与利益；同时，它也表征着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并逐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地方治理中重要的参与性力量。
在此意义上，善治理论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
但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用善治理论观照中国地方治理时，其前提和基础条件的具备与否是受到质疑的，从而，这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也是有限的。
王立京
《从善政走向善治——县级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取向》
——《江汉论坛》，2005（3）
县级政府是靠近基层的一级政府，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县级政府从善政走向善治，不仅可以为国家各个层级的政府治理提供典范，也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李森
《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与中国地方政府善治》
——《中国行政管理》，2008
（2）
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结构重构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最重要、最深刻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利益群体对地方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已经成为影响地方政府善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本文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群体的重要特点、利益群体对地方政府善治的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意义,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措施。
善治与管理体制：
刘鹏
《善治的改革导向：
从政府社会性管制到多元共治》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4）
政府社会性管制行为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进行的跨产业、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传统的仅仅依靠社会性管制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做法已经逐渐失效,社会公共管理实践中出现了一股以政府管制为基础,结合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浪潮,而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全球治理理论。
这种包括政府社会性管制在内的多元共治模式必然以善治作为它的追求目标,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公共管理的发展。
梁莹
《政府善治与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治理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第三部门应运而生,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张志刚,高姝楠
《善治：
第三部门管理的众望所归》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突显了第三部门的社会地位和价值。
但是,正处于成熟与发展中的第三部门面临着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法规不完善、管理水平滞后等很多问题。
第三部门的发展迫切需要达到善治,实现从混沌到有序的转变。
周红云
《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基于治理与善治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5）
从治理与善治的理论视角出发,文章提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落脚点在于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最后,文章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与相关政策建议。
吴兴军
《政府善治视阈下的公民问责》
——《科学社会主义》，2009（3）
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
善治的实质与向度内在地规定了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问责。
公民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具有其它问责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
建立与完善公民问责机制,是保障问责效果、推进政府善治的重要环节。
张义忠
《善治视野下的有限政府塑造》
——《社会科学战线》，2005
（1）
现代各民主国家纷纷通过实施依法行政、监督和制约政府的行为及防止行政权滥用来重塑政府形象,打造取信于民的信用政府。
与此相应,实施善治,构建政府与公民、市场和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便成了当代政府治理的必然选择。
其核心在于有限政府的塑造。
王子昌
《善政和善治：
新加坡“好政府”模式的理论定位与走势》
——《当代亚太》，2002（8）
新加坡“好政府”的实践是以新加坡领导人改良的精英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的,它的成功为第三世界国家探索了一条从落后走向发达的成功发展道路,但它的一些做法也值得深思。
新加坡“好政府”的核心是善政,政府对社会的强计划控制是其根本的特征,从善政走向善治是其发展趋势,即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经济与社会治理的强政府色彩将逐渐变淡,社会自主治理色彩将越来越浓。
颜如春
《从“共治”到“善治”——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探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
（1）
中国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加入WTO后将发生进一步的变革。
面对WTO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全方位的挑战,市场、政府、社会任何一方的“单兵作战”都将难以应付。
政府与社会“强强联合”,实现从“共治”到“善治”,将是应对共同挑战的客观抉择。
政府在达成“善治”目标的进程中要完成两件任务：
一是培育社会的自治能力,二是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高卫星
《善治视野下的政府责任探析》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1）
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理想状态和终级目标,其基本要素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性和有效性。
善治目标规定了各治理主体的具体责任,特别强调了政府要在其所掌握的公共权威运行范围内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等。
善治视野下实现政府责任的途径主要有：
树立有限责任政府理念,健全和完善政府公职人员问责制,完善绩效评估奖惩机制和政府责任自律机制。
靳永翥
《从“良政”走向“善治”—一种社会理论的检视》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2）
“良政”是精英政治、集权体制与动员型民主相结合的产物；“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普遍代表性或治理绩效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或模式，它是在政府与公民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对公共生活的有效合作管理。
依据“善治”的10条标准，社会治理要达到“善治”的境界任重而道远，国内外政治社会环境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去追求。
为了社会和谐与善治的目标，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回应公民需求以解决“民本”问题；充分赋权于民以解决“民权”问题；保证最大限度的民众利益代表性以解决“民生”问题；通过与民间更多合作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均衡治理格局以解决“民享”问题。
善治与公民社会、民主：
黄湘莲
《公民社会、国家与善治》
——《湖湘论坛》，2007
（1）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
公民社会是善治的基础,没有健全发达的公民社会,不可能有善治；反之,公民社会的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善治的形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中国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并推动了善治的进程。
夏晓丽
《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基于治理的视角》
——《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治理和善治可以被作为一个民主的管理体系来加以分析,就像民主一样,治理和善治首先建立在一个规范化的空间之上,公民都可以而且应该参与其中。
随着我国政府治道变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
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具有内在关联性,公民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
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不足影响了其在政府走向善治过程中作用的发挥,政府必须从多方面为扩大公民参与创设有利条件。
何霜梅
《善治视野下的公民参与》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
（2）
广泛的公民参与是走向善治的必然要求。
公民参与要以发达的公民社会为现实基础,以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为制度保障,同时,又要以公共精神的健康发展为必要前提。
在扩大公民参与的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相结合,切实保证公民参与的实效性。
徐祖荣
《善治语境下创新政协民主监督机制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6）
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就是一个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的过程。
民主执政理念体现了执政党对善治的追求,政协民主监督是民主执政理念的实践。
政协委员应邀担任政府部门特约监督员是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之一,而政府部门聘请政协委员担任监督员,则是发挥委员民主监督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和制度安排,是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善治“通道”。
燕继荣
《善治理论3.0版》
——《人民论坛》，2012（8）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
就国家这样的共同体来说，
实现善治的关键在于处理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
何增科
《治理、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3）
用治理和善治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指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
笔者认为，我国政治发展的已有成就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角度来看，过去20年的努力为政治体制的演进奠定了基础并预示进一步变迁的方向。
曹堂哲
《走向善治：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新发展》
——《社会主义研究》，2005
（2）
十六大以来,当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
新一届政府通过修订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定新的公共政策、推行新的行政作风,推动了中国政府治理的发展,从而在治理理念、制度基础、政府他事务管理和政府自事务管理四个层次上形成了新的政府治理模式。
董明
《善治视域里的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探微》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
（1）
以善治视域来观察,构筑当下中共执政合法性最坚实的基础性工程就是：
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合理划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
这也是加强中共执政能力的一个方面重要内容。
王臻荣张树峰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晋阳学刊》，2005（6）
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
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
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
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
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善治的中国适用性：
颜佳华王升平
《论善治理论在我国地方公共管理中的适用性——基于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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