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社会治理的模式与机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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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性社会治理的模式与机制
嵌入性社会治理的模式与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在韦伯看来，任何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合法性问题，其二是合理性问题。
所谓合法性并不是指组织的合乎法律性，而是指组织为其所依存的环境所认可，这主要是一种价值的判断。
所谓合理性是指组织的设计和运行必须是理性的，理性最终表现为效率。
“郭美美”事件后，官办慈善组织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开始受到质疑。
人们纷纷提出改革官办慈善组织的建议。
首先，人们质疑官办慈善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即认为官方主办的慈善组织不是慈善组织。
他们认为，慈善组织必须具备相当的民间性。
而官办组织正与这一特性相对。
所以，他们提出要通过官办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或“去体制化”，消除其官办色彩，推动官办组织的民间化。
现在，各地政府也在尝试推动官办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
但问题是，官办慈善组织在“去行政化”的同时就真的应该“去体制化”吗？
它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真的仅仅承担与其他民办慈善组织相同的职能吗？
笔者认为结论是否定的。
官办慈善组织承担了与民办慈善组织相当不同的职能，即成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抓手，牵动其他社会力量的职能。
这就是说，政府是通过官办慈善组织来牵动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完成社会治理工作的。
那么问题是，这一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呢？
政府该如何有效利用官办慈善组织，牵动其他社会力量呢？
针对这一问题，本书结合嵌入性理论，希望通过对宝安区慈善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揭示这一机制的运行逻辑及其效果。
二理论框架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概念。
他指出，在19世纪以前，“经济体系，从原则上说，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物质货品的分配是通过非经济动机来保证的”[1]。
1985年，马克·格兰诺维特发表了《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
嵌入性问题》，主要观点是“将人看作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并假设建立在亲属或朋友关系、信任或其他友好关系之上的社会网络维持着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2]。
此后嵌入理论成为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热门研究工具。
许多学者也运用嵌入性理论研究慈善组织问题。
荷兰籍华裔学者何彼得在其对中华环保联合会的研究中发现“党-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做界定。
退休的政府干部积极推动环保类组织的成立，并利用原有的政治和社会资本来推动环保组织的发展壮大，同时这些组织又必须接受这些政府干部的监管，从而保证这些慈善组织仍然能够为政府所控制，他把政府这种由原来的小心防范转换为“既用之，又防之”策略的过程界定为一种“嵌入性行动”。
[3]
杰西卡·蒂斯在彼得的研究基础之上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
她指出：
“虽然，官方对慈善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旨在强化国家对慈善组织的控制能力，但由于政府内部部门利益和差异导致了分散的威权主义，因此政府部门也会跟慈善组织形成某种合作关系。
”[4]而刘鹏认为，就改革实践而言，当代中国政府在慈善组织管理体制方面正逐步从分类控制转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在对慈善组织的吸纳能力、慈善组织管理重点的分化、慈善组织管理制度化水平、慈善组织管理手段多元化四个方面的监管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嵌入型监管的模式能够更好地描述和解释当代中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管理的现状。
[5]那么，嵌入性理论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分析？
格兰诺维特最早提出的框架有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两种。
后来美国学者沙龙·祖金和迪马吉奥把嵌入性分为四种类型：
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
本书所说的嵌入性管理，指的是“基于特定的策略组合对社会组织的运行过程和逻辑进行深度的干预和调控。
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也愿意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这种干预和调控，即受嵌行为”。
[6]
本书认为，嵌入包括四个环节（见图8-1）。
图8-1嵌入性管理流程阶段
同时，本书还认为，嵌入包括两个方面（见图8-2）。
图8-2嵌入性管理机制
第一，结构嵌入。
所谓结构嵌入，指的是政府通过构建社会关系与资源供给网络的方式，将慈善组织嵌入其中，以使慈善组织在其中找到固定位置的做法。
第二，功能嵌入。
所谓功能嵌入，指的是政府向慈善组织转移部分功能，并通过慈善组织向经济社会进一步转移这些功能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根据政府嵌入功能的不同，我们又可以将之分为政治性功能嵌入、经济性功能嵌入、文化性功能嵌入、社会性功能嵌入以及技术性功能嵌入等几个方面。
对比西方式的市场化模式，中国传统的行政指令模式，“嵌入性”管理模式有三大优势（见表8-1）。
表8-1三种管理模式优劣势对比
第一，手段糅合。
市场化模式依赖的是市场手段，如市场准入、行为监管等，侧重于对市场的引导和外部监管。
行政指令模式依赖的是行政手段，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等，侧重于对慈善组织的内部干预。
“嵌入性”管理模式糅合了上述两种手段的精华，采用在政治、结构和功能面向上嵌入慈善组织的手段，通过筛选、引导、管理与培育慈善组织，并进而牵动整个社会领域。
第二，效果更佳。
市场化模式的正面效果是能够发展慈善组织，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但是，在中国却容易出现对慈善组织缺乏抓手，导致慈善组织游离在政府之外的问题。
行政指令模式的正面效果是政府能够掌控慈善组织，避免社会组织的离心化举动。
但其却容易出现侵夺慈善组织的自主性，甚至激发它们的对抗情绪。
“嵌入性”管理模式基本避免了上述两种模式的问题。
它能给予慈善组织自主空间，令其适度独立；同时，政府又能通过外部网络掌握慈善组织的资源渠道，使之不敢脱离政府，成为去中心化的力量。
所以，“嵌入性”管理模式的效果较上述两种模式更佳。
所以，嵌入性管理模式是一种比市场化模式和行政指令模式更为适合中国采用的管理模式。
其既不会压制慈善组织的活力，又不会使慈善组织脱离政府的管理。
三嵌入性社会治理：
宝安区慈善会的个案分析
2006年，宝安区党代会和人代会报告要求成立宝安区慈善会，区党委副书记负责推动慈善会的筹备工作。
2007年1月18日，宝安区慈善会成立，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为宝安区民政局，接受省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成立当日慈善会共募集资金5612万元，包括区政府将990万元财政专项资助资金注入慈善会作为创始基金。
在随后的近10年的时间里，慈善会秉承“透明慈善”“阳光慈善”的宗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开展安老、扶幼、助学、助医、助残、济困、救灾等慈善救助工作，促进宝安公益事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获得社会好评。
在这一过程中，宝安区政府系统[7]不断“潜入”宝安区慈善会，并通过宝安区慈善会嵌入经济社会系统，最终牵动全区众多企业、企业家、慈善组织、公众参与到慈善领域的社会治理当中。
那么，宝安区慈善会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一）政府系统向慈善会的嵌入
慈善会同政府系统的嵌入是双向的，是一个互嵌的过程。
其中，政府系统对慈善会的嵌入，既包括结构性嵌入，也包括功能性嵌入。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结构性嵌入。
从宏观上来看，宝安区慈善会的成立是地方党委政府响应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号召和执行中央政策的一种表现；从微观层面来看，宝安区慈善会的成立是宝安区党委政府策划和推动的。
因此，从其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就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政府系统对慈善的结构性嵌入也就顺理成章。
这种结构性嵌入的首要表现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
慈善会的领导层包括荣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会（包括理事和常务理事）以及监事会，在领导层中最为重要的是会长、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以及监事会成员，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员负责慈善会的日常运营与管理。
从第一届慈善会来看，会长为原宝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常务副会长为原宝安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如果说这两个职位是由已经退休的政府系统人员来担任，那么其他一些重要职位则由现任的政府系统人员担任，如时任宝安区民政局局长、区工商联主席、区政协秘书长担任慈善会副会长，涵盖党委、政府、政协系统；时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调研员担任慈善会秘书长；监事会成员则由宝安区民政局调研员、财政局行财科副科长和审计局行政事业审计科负责人担任。
第二届慈善会的领导层的结构在原则上同第一届大致相同，即会长、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和监事会由政府系统人员担任。
此外，慈善会的一般工作人员中有3个属于公务员编制。
通过编织这样一张社会关系网络，政府成功地将慈善会嵌入其中，从而增强了对慈善会的控制。
同时，慈善会也通过这一渠道获取了体制内资源。
慈善会通过将体制内资源与体制外资源融合的方式，放大了两种资源力度，提升了政府的社会号召力，改善了社会治理的效能。
其次，这种嵌入还表现为资源供给的嵌入。
慈善会的工作场所由政府提供，同时这个场所就位于宝安区委区政府大院内，以至于一些人甚至认为慈善会就是党委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在资源供给方面也对慈善会实现了部分控制。
第二，功能性嵌入。
政府系统对慈善会的功能性嵌入主要体现在政治性功能嵌入、经济性功能嵌入和社会性功能嵌入。
（1）政治性功能嵌入。
所谓政治性功能嵌入是指政府系统通过一些政治仪式对慈善会表示一种支持。
政治仪式是一种象征体系，这种“象征体系尤其代表着社会的特定模式或政治范式以及它所起的作用……这种仪式起着某种认知的作用，使社会和社会关系得以理解，并使人民的关于过去和现在的知识以及他们想象未来的能力得到组织”[8]。
政治仪式的这种象征性具有“使事物合法化，起导向作用的特性”[9]，因而具有权威性。
在慈善会的成立大会以及换届大会中，政府系统的主要领导人会出席相关活动。
此外，在汶川地震募集等大型募集活动过程中，区委书记及其他相关政府系统领导带头捐款。
通过这些仪式活动，慈善会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
（2）经济性功能嵌入。
所谓经济性功能嵌入主要是指政府系统通过为慈善会提供资金来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
对于慈善会这样的慈善组织而言，资金缺乏是经常遭遇到的难题，尤其是在创立之初。
政府系统通过两个途径对慈善会进行注资，一是直接拨款990万元作为创始资金，二是为其提供每年200万元的办公经费。
这种经济性的功能嵌入让慈善会对政府系统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尤其是在创立之初。
（3）社会性功能嵌入。
所谓社会性功能嵌入，指的是政府向慈善会转移职能，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帮助宝安区政府以及街道办解决政府职责范围内需要解决的问题。
宝安区政府民政局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组织、协调救灾救济工作，接收捐赠款物，接收、管理和发放救灾款物，协调受灾群众的安置和转移，负责指导慈善事业发展和救灾募捐，负责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开展困难群众的临时救济。
[10]慈善会在过去10年里开展的主要工作同民政局具有很大的关联性或者是重叠性，或者说慈善会通过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承担部分民政局的服务职能。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嵌入与受嵌的过程。
据统计，2007～2015年，慈善会共为1705名户籍困难居民提供医疗救助合计1514.17万元，为997名困难劳务工提供医疗救助共计757.99万元；个案救助119人共计172.67万元；慰问943名困难居民共计299.7万元。
慈善会还向区以及街道的福利机构提供各种设施和救助款项。
通过上述机制，政府从政治理念、经济资源、社会功能方面完成了对宝安区慈善会的嵌入，加强了对宝安区慈善会的管控。
由此，宝安区慈善会便成为一个合格的“抓手”。
（二）慈善会向经济社会系统的嵌入
在构建了政府向慈善会嵌入的体系后，慈善会也开始向经济社会系统嵌入。
这里所说的慈善会向经济社会系统的嵌入，主要是指慈善会与企业以及慈善组织等互嵌。
与政府系统向慈善会的嵌入一样，慈善会向经济社会系统的嵌入一样存在结构性嵌入和功能性嵌入两个面向。
不过，这两个面向的嵌入显得更为复杂和多样。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点。
1.结构性嵌入
在结构性嵌入方面，慈善会从三个方向进行了嵌入。
第一，平台型嵌入。
慈善会搭建了各种平台，将各类企业以及慈善组织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
比如，2014年和2015年慈善会连续举办两届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第一届大赛共有20多个公益类慈善组织和社会福利机构报名参赛，第二届大赛共有92个慈善组织117个项目参赛。
在第二届大赛还吸引企业直接参与到大赛之中，即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直接选择慈善组织进行捐助。
通过这种方式，慈善会吸引了大量的企业与慈善组织加入，而自己则是掌控这张网络的核心。
第二，合作型嵌入。
慈善会通过同其他组织签订协议的方式，进一步丰富了各种社会资源，构建了一个互相支持的社会关系网络。
比如，2016年慈善会先后同新安商会、西乡商会、福永商会、沙井商会、松岗商会、石岩商会以及宝安区义工联合会签订了《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打造“合力慈善”。
根据协议，慈善会同这些慈善组织通过联席会议、半年的座谈会和年度总结的机制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在资金、项目、宣传等方面共同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该协议的有效期为1年。
此外，为了进一步丰富资源，慈善会还在这一关系网络中加入了政府的力量。
比如，慈善会同新安街道办签订《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该协议，区慈善会与新安街道共同开展探访慰问活动、“生命接力”新生儿资助项目等。
第三，成员型嵌入。
慈善会通过将企业家或慈善组织领导纳入慈善会，发展其作为会员以及慈善会的领导层，完成了新一轮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渗透。
从第一期慈善会的领导层来看，第一届慈善会的名誉会长和副会长共有19人，其中来自企业的有16人，来自慈善组织的有2人；副会长10人，来自企业的有6人；常务理事27人，来自企业的有21人；理事中来自企业的则更多。
第二届慈善会领导层的人员组成同第一届大致相同，大多数成员还是来自企业。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章程》，慈善会理事及以上领导层的任期是5年。
正是通过上述三个渠道，慈善会完成了对社会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嵌入，使得自己成为牵动政府、企业、慈善组织、社会精英等的核心力量。
通过这一核心力量，政府可以轻松完成对社会各项资源的整合，从而完成慈善领域的社会治理工作。
2.功能性嵌入
慈善会向经济社会系统的功能性嵌入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性功能嵌入。
近年来，慈善会通过多种渠道筹集了大量资金。
比如，慈善会通过企业会员提交会费的方式，向企业募集了大量资金。
此外，慈善会还积极利用其他专项募款方式，包括举办晚宴和拍卖会、设立冠名基金、定向募捐、推行社会化大型募捐活动等方式募集资金。
从近10年募集资金的来源来看，企业所捐赠的资金占大部分。
在募集了大量资金后，慈善会通过两种方式，完成了向社会经济系统的经济性功能嵌入。
（1）慈善救助方式。
慈善会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通过向社会发放慈善救助资金的方式，完成了向社会的嵌入。
从宝安区10年来募集资金的情况来看，因自然灾害而募集的资金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如2008年因汶川地震募集1.7亿多元，占当年募集款的比例为80%；2009年因台湾风灾募集300万元，占当年比例为23%；2010年因玉树地震募集3575万元，占当年比例为54.1%。
这些资金随后上缴到宝安区慈善会，最后向灾区政府发放。
此外，慈善会还为扶贫而募集资金。
比如，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广东扶贫济困日分别募集1874万元、2938万元和1439万元，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8.4%、88.8%和82.1%。
广东扶贫济困募捐所得的6375万元，上缴市慈善会1440万元，下拨“双到”资金2935万元。
其中“双到”扶贫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推动的扶贫项目，通过区慈善会募集资金，帮助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解决一部分扶贫资金问题。
（2）组织发展方式。
慈善会还向慈善组织提供发展资金，以促进慈善组织的发展。
比如，慈善会先后举办了两届公益创新项目大赛。
在这两届公益慈善大赛上，慈善会先后为19个慈善组织提供资金资助。
此外，慈善会还对多家非营利性福利机构提供资金帮助。
从最近几年来看，慈善会正逐步由自己做慈善转变为向慈善组织提供资金推动慈善组织做慈善。
第二，技术性功能嵌入。
所谓技术性功能嵌入，主要是指慈善会凭借自己在公益慈善领域服务多年而总结出来的管理经验帮助建立慈善组织以及帮助现有的慈善组织提升项目运营能力和资金获取能力。
诚如以上所述，2016年，慈善会同新安街道签订《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这一举动在实现慈善会向街道的结构性嵌入的同时，也推动了技术性功能嵌入。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慈善会帮助新安街道探索成立2～3个社区慈善基金会、培育1～2个社区冠名基金，以此提升新安街道社区服务功能。
同时，慈善会还要帮助新安街道打造“1+22+N+n”公益慈善体系。
这里所说的“1”是指街道慈善帮扶促进会；“22”是指22个社区慈善帮扶协会；“N”是指各类慈善公益组织形式；“n”是指各类慈善公益项目。
通过这一架构，宝安区慈善会能帮助新安街道的街区慈善帮扶促进会以及帮扶协会和各类公益慈善类组织提升慈善项目的策划管理能力和资金募集能力，以将自身的先进技术转移给这些慈善组织。
此外，慈善会在实施公益项目大赛过程中，还通过举办项目训练营的方式，以及通过对参赛项目的筛选、展示和答辩等活动，整体提升了宝安区慈善组织的公益项目运营管理能力及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这也是技术性功能嵌入的一个表现。
第三，文化性功能嵌入。
慈善会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宣传慈善会的慈善文化，向政府、慈善组织和公众嵌入了自身认同的慈善文化和理念。
从慈善会第一届领导班子开始，慈善会就非常重视慈善理念的传播，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海报、车身广告、慈善画册、候车亭、立柱以及具体的慈善活动等形式向社会宣传慈善，同时通过宣传慈善典型人物、推动慈善人物参与各种评价让更多人了解慈善。
第二届领导班子更是通过设计慈善会会歌、设计慈善动漫和慈善娃娃玩具，将慈善理念形象化、具体化。
此外，慈善会还开展了“慈善之语”征集和慈善征文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参与慈善。
同时，慈善会还同宝安区教育局合作，推动慈善文化进校园，将这项工作作为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慈善会还吸纳慈善组织参与开发慈善公益类项目，并在这一过程中向其传播慈善文化；慈善会还同各镇街商会签订合作协议，推动慈善文化进企业。
（三）案例分析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发现，政府对社会领域的管控，特别是对慈善组织的管控，未必是以直接介入的方式实现的。
诚如前文所述，传统的行政指令的方式相对低效，不适应社会的现实环境。
而通过嵌入官办慈善组织，并由官办慈善组织再嵌入社会的方式，政府可以有效牵动慈善组织。
在上述案例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种运行机制（见图8-3）。
图8-3宝安区慈善会嵌入性治理运作机制
首先，政府通过两个面向嵌入慈善会。
这两个面向分别是结构性嵌入和功能性嵌入。
其中，结构性嵌入重在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功能性嵌入重在向慈善会传导理念转移功能。
通过两个面向的嵌入，政府成功地将慈善会纳入了自己的网络之中，并承担起了政府转移的社会治理职能。
在这一情况下，慈善会将难以脱离政府的结构体系，成为游离在政府之外的独立力量。
同时，站在慈善会的角度来看，这也有利于慈善会充分利用体制内资源，并增强了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力。
其次，慈善会通过两个面向嵌入社会领域。
这两个面向分别是结构性嵌入和功能性嵌入。
其中，结构性嵌入重在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即通过搭建平台、契约合作、延揽人才等方式，建立起了一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网络；功能性嵌入则在履行慈善会的职能的同时，也向社会注入了资金、技术和文化。
资金注入是以慈善会的慈善救助、组织发展助力等方式实现的，技术注入是以慈善会帮助慈善组织提升能力实现的，文化注入是以慈善会开展大量的文化传播活动实现的。
通过这种方式，慈善会整合了大量的社会力量，而自己正是这一社会力量的中心。
由此，政府可以通过牵动慈善会的方式，带动这些社会力量，从而实现社会治理工作。
那么，宝安区慈善会嵌入社会治理的效果如何呢？
我们认为，这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政府的嵌入为慈善会带来政治上的合法性。
党的十六大以来，慈善公益类和社区服务类领域的慈善组织逐步受到政府重视，在政府的推动下，它们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政府在提升对慈善组织的重视程度，扩大慈善组织在经济和社会管理领域内所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希望这些慈善组织在政府可控的范围之内。
而通过对慈善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和功能性嵌入，政府正可以将慈善组织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从而让慈善组织获得政府的认可，实现政治上的合法性。
第二，政府的嵌入有助于实现提升组织的合理性，即提升效率。
这一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让慈善会的创立和早期发展更为顺畅，让慈善会渡过早期最为困难的时期。
类似于慈善会这样的慈善组织在创立初期容易遇到两大难题：
资金的难题和管理的难题。
政府系统为慈善会提供创始资金、运行资金并帮助其募集资金，这让其安然解决第一个难题；而政府系统为慈善会提供人力资源（尤其是组织核心骨干）以及提供督导（监事会），这也有助于其解决管理的难题。
（2）政府系统的嵌入让慈善会进行社会救助的过程更为高效。
从慈善会实施救助的情况来看，这种高效一方面表现在政府系统帮助慈善会对救助对象进行甄别，如在确定困难户籍人口进行救助时需要街道办对其进行权威认定；另一方面表现在一些项目的推行过程中有政府的组织支持，如在推动慈善文化进校园项目上，通过同宝安区教育局合作，慈善文化进校园项目由一项慈善会的工作内容变成政府的工作内容，这样推动起来更容易；再如在实施扶贫的过程中，通过扶贫办来使用扶贫资金也有利于总体上提升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公平性。
第三，政府的嵌入，以及慈善会向社会的嵌入也使得慈善会获得了社会的合法性认同。
作为公益慈善类的慈善组织，慈善会在早期募集资金的过程中要想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必须有公众信任的组织或人员为其背书，而慈善会的官办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得到社会大众（包括企业）的信任，这有助于慈善会的资金募集。
第四，宝安区慈善会向社会的嵌入，也使得社会力量可以通过慈善会这一渠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工作。
这等于为社会力量提供了一个参与社会的门路。
而这一思路的转换其实是最为契合中国社会现实需求的。
所以，慈善会向社会的嵌入，也使得慈善会在社会领域获得了合法性认同。
四结语
官办慈善组织改革真的要去体制化吗？
慈善会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
官办慈善组织承担了远远超过民办慈善组织能力的重要职能，这就是以自身为中间点，向上承接政府的嵌入，向下嵌入社会领域。
这样的职能不是普通的民办慈善组织可以完成的。
在近10年间，慈善会从原来只是注重与政府的嵌入，现在开始注重同社会的嵌入，尤其是嵌入慈善组织之中。
慈善会正从原来从事传统的慈善救助工作转向既做慈善救助，同时也推动其他慈善组织的发展，包括帮助创建各类公益慈善类的慈善组织，提升这类慈善组织的项目策划和运营能力，为它们注入急需的资金等。
慈善会凭借着自己的体制内优势、资金优势和管理优势，不仅在社会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时在慈善组织中的地位也在稳步提升。
因此，政府系统通过嵌入慈善会，通过慈善会来带动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这一机制经过近10年的探索已经相对成熟了。
我们认为，这一模式值得中国其他地区的官办慈善组织学习借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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