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四第三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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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四第三题
1．你学习本课程有哪些收获？
请具体谈谈。
答：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我受益匪浅。
（1）了解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基本内容和颁行的重大意义以及普通话、汉语方言等相关知识；
（2）掌握了普通话语音系统、方音辨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知识；（3）学习了语素问题研究、合成词研究、汉语词汇与汉文化、语汇运用等内容；（4）掌握了词类、短语、句子和句子的类别、句子的意义、常见语病等知识；（5）掌握了汉字结构、汉字现代化、汉字文化等知识；（6）了解了网络语言及其形成原因、网络语言的特点、网络语言的发展和规范等知识。
并提高了相关的能力。
2．本学期你参加了哪些形式的网上学习？
请简要总结一下。
答：
本学期我参加了上网查阅学习资料、收看专题讲座、发帖和回复、参与论坛交流、与同学组成学习小组进行讨论和学习交流、制定学习计划、参与形成性检测等形式的网上学习。
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基本扫除了学习中的障碍，克服了学习中的困难，达到了预期目标，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
3．现代汉语规范是本课程重要的教学内容，请结合学习谈谈你对语言规范的认识，同时将这个内容发送到课程论坛“语文规范大家谈”帖子里面与大家交流。
答：
一、现代汉语规范化的现状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过的是群居的社会生活。
人要生存，就要进行生产，从中获得生活资料。
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体能够进行的，而是要靠分工和协作。
人们要协作就必须保持经常的联系，经常地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有合用的交际工具。
人类的交际工具有许多种类，而其中最重要工具的就是语言。
语言是由人类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包含意义的一连串声音，是音义结合物。
它和思维结合在一起，把思维的成果固定下来，把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
语言自然离不开社会，而社会也不能没有语言。
社会离开语言这个工具，交际无法顺利进行，生产也就无法顺利进行。
社会一旦停止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就要崩溃。
就这个意义说，语言也是社会发展的工具。
人们使用语言是为了进行交际，进行交际不能只有一方，至少要有两方。
所以，语言的使用表面看是个人行为，而实质是社会行为。
为了使思想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交际双方使用的语言必须遵守统一的标准，而不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一方说的话另一方听不懂，交际就无法进行。
就这个意义说，使用语言的人没有自由。
他必须接受社会已有的语言规则的约束，按照别人的样子来使用语言。
规则就是规范。
根据语言的发展规律确定使用语言的规范，并且推广这种规范，使人们用合乎规范的语言进行交际，这就是语言规范化。
语言规范的标准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个人主观制定的，而是由语言学家根据语言发展规律确定下来的。
语言的规范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也要随着语言的发展做改变或调整。
有了规范还必须推广，用来指导实际的语文活动，克服语言使用中种种背离规范的现象。
语言规范化是任何语言都不能缺少的。
特别是80年代初，改革开放形势发展迅猛，名牌商品占领国内市场、争夺国际市场的势头愈来愈大，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涌向东南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交往明显增多，方言分歧、语言隔阂问题凸现出来，推广普通话，实现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呼声更为高涨。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销售业、文化教育业、旅游业等更趋繁荣；随着我国国力强大，外国来华投资的人愈来愈多，来华求学的学生也逐年增多；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交往、经济交往、科学文化交流等愈来愈频繁。
总之，随着现代汉语的地位愈来愈高，现代汉语规范化显得愈来愈重要。
另外，随着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信息化社会已经到来，人工智能研究已初见成效，所有这些都迫切需要现代汉语的规范化。
二、现代汉语规范化存在的问题
汉语是汉族的母语，有悠久的历史，是高度发达的语言，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它不但是汉族的交际工具，也是中国国内各民族间的交际工具，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做好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工作，提高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水平，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
现代汉语有明确的规范。
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下面就对这个规范做些解释。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言信息的载体。
共同语必须有明确的标准音，而这个标准音只能是具体的地点语音，不能是地区的语音，也不能是人造的语音。
现代汉语的标准音只能是北京音，而不是其他地方的音，这是由汉语发展的历史决定的。
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金元时代起，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
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北京音逐渐扩展到全国，得到生活在各地的汉族人民认可，确立了它的标准音地位。
明、清的官话，基本上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辛亥革命后，开展了国语运动，推广了北京音。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大力开展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普通话，北京音作为标准音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语音的语音系统为标准，不是以北京人对一个个具体词的读音为标准。
北京音的语音系统，也就是汉语拼音所拼写的系统。
所以学会了汉语拼音，也就基本掌握了北京音的语音系统。
标准音要排除北京的土音。
例如打碎的“碎”，北京土音念cèi；表示禁止性否定的“甭”，北京土音念bíng。
这都不是普通话标准音。
北京音中有一批异读词。
例如，“质量”有人读zhìlìang，有人读zhuiang；“教室”有人读jiàoshì，有人读jiàoshǐ；“阿谀”有人读ēyú，有人读āyú；“呆板”有人读dāibǎn，有人读dáibǎn。
异读词的存在不利于语音规范化。
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异读词的读音做了规定。
上面说的四个词，前一个读音成为规范音。
语音也是发展的。
有些词语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读音的规范也要适时调整。
“癌”以前读yán，60年代改读为ái。
“叶公好龙”的“叶”以前读shè，现在读yè，减少了多音字。
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
民族共同语必须以现有的一种有影响的方言为基础。
汉语各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在各方言中影响最大。
白话文是和文言文相对来说的，是和口语一致的书面语。
白话文有古代和现代之分。
《水浒传》、《红楼梦》是古代白话文，《子夜》、《骆驼祥子》是现代白话文。
典范指的是在语言上有示范作用、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
现代和当代的文学著作、科学著作、政治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都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
这些著作中使用的语法就是规范的语法。
这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正好配合一致。
这是语法规范的总原则，有了这个原则还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解决实际的语法规范问题。
所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需要规范的问题。
大量新词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开发、创收、走红、保值、官倒、转产、举报、群体、扶贫”。
有些旧词增加了新义。
例如“病毒”原来指使发病的病原体，现在还指破坏计算机程序的程序。
“炒”原来指烹调方法，现在增加了“经营”或“倒卖”等意义，如“炒股票”。
“发烧”原指体温升高，现在增加了热衷等意义。
为了丰富词汇也吸收了一大批方言词、外来词。
从广东话吸收了“炒鱿鱼、酬宾、爆满、排档、水货、发廊”等。
外来词也增加了很多，例如“卡拉OK、基因、艾滋病、桑拿浴、镭射”等。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生造词，如“抽吸、虏捉、罩盖、芬香”。
还有滥用方言词、外来词的问题。
如广东话的“炒更、拍拖”，外来词的“迷你、影碟”，都是应该规范的。
1、民族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问题
民族共同语是民族内部共同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
汉民族共同语的产生年代还不能说得很确切，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和春秋时期就产生了。
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左传》、《孟子》中都有一些用雅言解释方言的例子。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他有弟子三千，分别来自四面八方，其语言各异。
孔子讲学时就用雅言而不用鲁国方言，我们可以说孔子是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
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也叫做凡语、凡通语或通名，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
隋、唐时代，人们做诗词、写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韵书应运而生。
韵书的出现，正音风气的盛行，都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行民族共同语的作用。
元代的民族共同语叫天下通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记录的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语。
明清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
官话最早用于官场，后来也流行于民间。
老白姓也以会讲官话为荣，因为人们认为讲官话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民国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
新中国成立后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
汉民族共同语和各个方言都来源于上古汉语，同出一源。
汉民族共同语是在某一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现在常听人批评一些作品“滥用方言”，但何谓“滥”，向来没有量化标准。
一般认为，一个方言词语，如果在普通话里能找到其同义形式，它已无法提供比其同义形式更多的信息量，就不宜再用。
道理很简单：
同样的工具何必配备两个呢？
这不是重复、累赘吗？
但是，方言作为方言文化的载体，它的内涵有时要大大超出语言的内容，而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在特定场合它具有一定的感情容量；比如文学作品中，为了凸现地方风情，作者有意在事物名称和亲属称谓等方面使用一些方言俚语，常常可以表达出一种特有的情趣。
“一次，主席听了蒋桂英演唱的民歌，说有荆楚特色。
他最喜欢有小女婿的那一首，对这个词尤感兴趣。
他说如果翻成北方话的‘小不点儿’或普通话的‘一点点’，就没有荆楚特色了。
”（梅白《毛泽东看黄梅戏》，《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1月26日）作为诗人，毛泽东同志以他的艺术敏感，从方言词中捕捉到的，首先是“荆楚特色”，所以他不赞成翻成“小不点儿”或“一点点”。
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对待方言词语，一定要全面考察，分清不同的使用目的，区别对待。
普通话要从方言中吸取养料以丰富自己。
这种吸取，不像在自选商场选购货物，事先早备好了满货架东西供你慢慢比较，从容挑选；这种吸取，自始至终是在使用过程中进行的。
不使用无以鉴别，不使用难从发展趋势看，方言总要慢慢萎缩；从局部看，在某个特定时期看，方言也可能占一定优势，它会主动向普通话渗透，不仅会给普通话增加一些东西，也会挤掉普通话中原有的东西，而以自己的东西取而代之。
近年来粤方言以及港台词语的大举渗透，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这也许对普通话的发展有好处，完全用不着惊慌失措。
正如海潮涨落一样，来势迅猛，到时又会退去，再看此时的海滩，虽不复旧时模样，但基本面貌未改，而且还会留下不少意外的收获。
2、书面语言与日常口语相统一的问题
首先，迄今为止，语言学家们判断一种语言现象是否规范的主要依据，基本上是与此有关的某些语言规则。
语言本身的规则和语言运用远不是一回事，用语言规则来驾驭语用，难免捉襟见肘。
何况，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还不时会出现一些偶发现象，几乎无法取舍，更应慎重。
例如，“金庸热”兴起后，原本只在武侠小说中使用的一些词语，迅速流行开来，特别在体育报道中，更是被大量地、反复地应用。
再如，一部《秋菊打官司》，使“有个说法”“给个说法”之类很快在全国成为大众习语，而且毫无争议地被各阶层接受，就连李锐这样的知名人士，也受影响，情不自禁地以“请给一个‘说法’”作为自己文章的题目，并在该文结尾接连写道：
“我希望老熟人吴冷西给我一个‘说法’，也给历史一个‘说法’。
”（李锐《请给一个“说法”》，《读书》1995年第1期）电视剧《爱你没商量》刚一播出，“××没商量”的格式立刻风靡全国。
尽管你可以指斥它语言“痞气”，或愤愤然于“电子传媒文化”的无孔不入，以致使人们“交出了自己的语言”，但你却无法拒绝这样的语言事实，也无力扭转这类现象。
有些词语，句子在书面语中是合适的、清楚的，但放到口语中就有可能引起误解，碰到这种情况报告人必须及时调整，用口语形式表达。
如:
在一次有关扫六害的报告中，报告人巧用了几个成语“性”风作浪，大发“黄”财，这种书面语上的妙处在口语中却无法体现，听众们把这两成语听成“兴风作浪”“大发横财。
”在分析赌博原因时，报告人用了“爱资病”一词，但听众却听成赌博原因是“爱滋病”，如堕五里雾中，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原因就在报告人照本宣读，没有适当地转化为口语。
看来，尊重语言规则，尊重规范意识，首先就得尊重千百万群众的富有创造力的语言实践。
3、语言规范化和语言发展以及个人风格的问题
我们谈的是语言的问题，也不妨举文字的例子。
汉字简化，减少一些字的笔画，使它们易认易写，方便了群众，是一件大好事。
由于方针正确，所以进展顺利，成绩很大。
但也有片面追求笔画简省，忽视其他方面的情况。
例如“厂”字，繁体由“广”和“敞”组成，现在简成了“厂”，笔画一下子从15笔简成了2笔，可算是简得不能再简了，但综合起来看却不见得简便。
因为繁体“厂”字学起来虽然麻烦些，但一经掌握后就捎带着学会了“敞”字；简体“厂”字好学好记，但“敞”字得专门另学。
两相比较，从效益看，简得并不划算。
不仅如此，简体“厂”这种笔画结构，给书写也造成一些局限。
首先它只能一横一撇写得规规矩矩，不大能横撇连写（连笔酷似日文）。
其次它不容易写得好看。
软笔还比较好办，比如可以适当将横笔写得短肥些；硬笔就相当棘手。
第三，跟别的字搭配在一起，且字体又较大时，“厂”中间的大空缺简直难以处理。
竖行尚能勉为遮掩，横写实在无计可施。
这大概就是有的书法家题写厂名时不愿用简体的原因之一吧。
再往深层说，“厂”本是个独立的古字，读hǎn，像突出的石崖，下可住人；又读ān，同“庵”，多用于人名。
现在用作“chǎng”的简化字，跟古字“厂”撞车，导致二字相混。
由于古字“厂”现在基本不用，一般人也不认识。
所以这种撞车，平常情况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一遇特殊情况就会带来麻烦。
清人俞蛟，号梦厂（ān）居士，所以他的一部颇有价值的笔记小说，书名也叫《梦厂杂著》。
如果出版此书，题写书名怎么办？
用简体，“厂”很可能被人读成“chǎng”；用繁体，又有碍汉字规范。
你看，汉字简化的第一要义本是为了简便，现在却有点自寻麻烦了。
再如“鱼”，下面原是四点，后来简成了一横，笔画少了三笔。
但繁体的四点基本上是相同笔形的简单重复，不会给认和写增加什么负担，简不简掉三笔实在无所谓。
而从书法角度看，一横放在字下而容易使笔势板滞，极难写好；四个点并列，放在字下，写起来却可以千姿百态，变化万端。
笔者无意对这两个简化字的得失优劣妄加评议，更不配对整个汉字简化工作说三道四；引这两个字为例，无非是想说明汉字除了是记录汉语的工具，具有交际功能外，尚有艺术功能和学术功能。
倘使当年进行汉字简化时，在强调汉字的工具性之外，也兼顾一下它的后两种功能；倘使今天在进行汉字规范、特别是社会用字规范时，能将它这三方面的功能综合起来考虑，也许会在工作中少几分尴尬，多一点主动。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
汉语言文字规范问题始终是一个难以彻底解决的难题，它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人们对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音习惯；小学教师的误导；具有权威性的主持人、播音员偶尔出现的发音错误；港台普通话对规范语言文字的干扰；网络语言对规范语言的冲击等等，这些都增加了语言文字规范的难度，更何况汉语言文字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古代和现代对某些文字的发音就有明显的差别，许多古代诗词用现在的发音标准读起来不押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此就汉语言文字的发音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四、所述问题的解决办法
从事汉语规范可以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容纳，一种是剔除。
容纳的实质是宽容，即对突破原有规范模式的一切语言现象不忙着定是非，判正误，而是坚信语言本身的筛选能力，承认不同表达形式的表达特点，尊重语言使用者的创造。
其结果是语言本身的丰富，语言使用的活跃。
容纳当然不排斥选择，但这应当是在语言实践之后，而不是在实践之初。
剔除采取的是审视的态度，对一切新出现的语言现象总喜欢像海关人员那样左检查右挑剔，生怕一不留神混进一些走私货物，溜进几个奸滑之徒，从此酿成大灾大祸。
这也难怪，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语言的纯洁。
世界上万事万物真能做到纯洁的可谓凤毛鳞角，语言这东西又偏偏最不容易做到纯洁。
在封闭凝滞的环境中，语言相对稳定，人们还勉强可以感受到它那副纯洁的面孔。
一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思想活跃，交流频繁，语言的每一个分子简直都被激活起来，它的发展演变，真叫人眼花缭乱，此时再要求它纯洁，实在显得有点一厢情愿。
想当初，“的士”“巴士”刚出现，说惯了“出租汽车”“公共汽车”的人有过一阵骚动，有人惊呼这是“旧时方言外来词回潮”。
又是“旧时”，又是“方言”，又是“外来词”，可谓不纯洁之至，但曾几何时，“打的、面的、的哥、的姐、大巴、中巴”纷纷用开，原先蹙眉的人也跟着改口，再让他说“出租汽车”一类名称，倒反而不习惯了。
最近广东又出现了“冷巴”的叫法，倘若流行开来，不知还会不会引起骚动？
剔除倒不是一概排斥，符合规范的当然也吸收，一时拿不准、无法定夺的也可容纳。
但这一切的决定权据说主要在语言学家手里。
谁个规范，谁个不规范，谁个处于两可之间，诸如此类，都主要得由他们说了算，其余的各色人等一概不必为此劳神费心，只需照他们指点的办理就是。
遗憾的是，这番好意好多人不愿领情，在语言使用上依然我行我素，不怎么把语言学家的训诫当回事。
于是有人感叹曰：
“规范意识太差！
”诚然，这确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但深究一下便不难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当今有些语言学家，可以算是语言研究家，就研究而言，可能十分高明，但语言实践的范围不广，除写学术论文外，不大有兴趣写其他种类的文章，比较缺乏语言使用的具体经验，对别人写作中的创新不大习惯，对别人写作中的甘苦体会不深，所以评议起来难免有不周到、不切实之处，严重的，甚至用一般扭曲了个别。
他们判定一些语言现象是否规范时，经常言而不中，大概与这些情况不无关系。
基于以上理由，语言学家要想对个别语言现象的发展走向进行预测是可能的，但要做到从总体上准确地预测语言发展中的诸多复杂情况，就不那么容易了。
例如，语言运用中，在一些职业、职务、职衔前冠以“男”或“女”的字样，有的单纯是为了区分性别，如“男同胞、女同胞”“男教师、女教师”等；有的则除了区分性别外，还兼有强调的作用，如“女部长、女将军”等。
这类情况，往往没有或不必有对应的词语出现，如旧社会理发是男人的职业，妇女是不会干的，解放后男女平等，妇女也从事这一职业，于是有了“女理发师”的说法，但一般并不说“男理发师”。
有时根据语言体系均衡的需要，可以预测出现了“男保姆”之后，会继之而出现“女保姆”，原有“富翁”，后来有“富婆”，但不能据此推断出在出现了“男阿姨”之后，是否一定会出现“女阿姨”。
至于下面这句话：
“《论语》有‘后生可畏’的话，想不到女后生也这样可畏。
”（张中行《负暄三话》7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我们甚至很难判断“女后生”的说法是否规范，更不要提预测今后会不会有“男后生”一说了。
再比如，汉语里表示某件事情或某个动作行为开始的意思，喜欢用“开”字打头，后面再配一个相关的词语。
例如开始收割叫“开镰”，开始演出叫“开演”，会议开始叫“开幕”，比赛开始叫“开赛”，诸如此类。
近来这种格式用得多了起来，也变得复杂起来。
例如旧时京剧开演又可叫“开锣”，可重大的拍卖活动也曾经叫“开锣”，后来又改称“开锤”，而击锤明明是表示一桩拍卖交易结束，而不是开始。
高尔夫球和台球比赛都用“开杆”，这是一种叫法指称两件事物。
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收割小麦已很少用镰刀，因此今年报道三夏情况的新闻已不用“开镰”，这是旧有叫法的淘汰。
面对如此复杂的语言现象，你怎么预测呢？
桥牌比赛如果可以叫“开牌”，钓鱼比赛呢，是叫“开钩”还是“开竿”？
虽然从理论上说预测是可行的，但要付诸实践，特别是要预测准确，却很不容易。
因为预测往往需要假设种种条件，而这些假设不是根据已有语言规则进行推论，就是主观的分析，都不一定跟得上语言的变化。
特别是，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假设不准，预测也会随之落空。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是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一个总结，是语言文字工作的一座里程碑，她的公布与实施，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我们相信，有这部语言文字工作的专项法律作为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语言规范化工作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规范化的水平也会越来越高，人们推进规范化的自觉性也会越来越强。
结论
总而言之，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普通话词汇规范化是社会生活大势所趋，而普通话作为现代汉语词汇的具体体现，因此，不论词汇是稳定还是不断变化的，其词汇规范化的使用也是人们生活所向，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工作,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只能因势利导,使用扩大影响的方法,通过编纂规范性的现代汉语词典、审定语文教材等方式来进行,另外,还要与新闻、广播、电视、电影、戏剧、出版等各个部门通力合作得到全民的重视,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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