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城市文化视野.docx
《文学的城市文化视野.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学的城市文化视野.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文学的城市文化视野
文学的城市文化视野——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笔谈
（2012-09-1817:
12:
58）
转载▼
标签：
杂谈
主持人语：
理解和阅读城市，需要从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开始。
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记录了城市的社会风俗人文信息及其发展变化，而且也是传承和发掘城市优秀文化、塑造和展示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软实力与增强市民认同感、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市的重要手段。
当前，天津文学创作及研究蓬勃发展，特别是《天津文学史》的出版，首次绘制了天津文学发展流变的全貌，为天津文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条件。
在此基础上，我们从文学与城市文化形象塑造、津味文学与城市民俗文化，地域文学的文化精神、文化意义、文化功能、文化共性、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展开研讨，以期在文学与城市的视野中探索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文学与城市文化形象
闫立飞
文化的繁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共识。
天津把文化兴市、文化强市作为当前及今后的一个战略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动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
作为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创作，与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及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一、城市与文学。
城市不仅是文学发生的一个基本条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作家的文学活动大都集中在城市，而且以其内在的特性影响了文学创作，使文学形成某种共性。
这一问题在文学社会学中有着充分的研究，如泰纳在《艺术哲学》中以艺术史为例证明了地理、气候、社会环境与风俗对文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自然条件与植物生长那么密切。
鲁迅从对“京派”与“海派”的批判中论述了城市对文学的影响，“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
‘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
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北京作为明清帝都，富丽堂皇，形成了“京派”文学的高雅气派和纯艺术的审美追求；上海作为开埠的商业城市，早经欧风美雨的浸染，形成了“海派”文学的洋场文化气派和求新追异的艺术指向。
“京派”、“海派”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流派的同时，也是城市制约和影响文学创作的典型例证。
城市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而且城市本身也成为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
乔尼在《梦想之城》一书中说：
“城市召唤着我们心中潜藏的梦想，因为广大与多样的城市世界，意味着幻想、希望、偶尔的满足和忧伤、期待、孤独，以及在神奇的人生中遇到同路人的可能性……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变化之城’，一座‘梦想之城’。
”对于老舍来说，北京就是他的“梦想之城”，北京让他怀想和热爱，“我真爱北京，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正是这种热爱激发了老舍创作的欲望，使他写就了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离婚》、《赵子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
对于曹禺来说，是天津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雷雨》就是城市情绪的一次集中释放，《日出》则是对城市印象的艺术抒写，天津使得这两个剧本的“每一个音都带着强烈的地方的情绪”。
城市还是文学创作表现和分析的对象。
泰纳论述巴尔扎克时指出，“他先描写城市，然后描写街道和房屋。
他解释房屋的门面，石墙的窟窿，门窗上的构造和木料，柱子的基座，苔藓的颜色，窗栏上的铁锈，门窗上的裂口。
他解说房间的分布，壁炉的式样，壁衣的年岁，家具的种类和位置，然后过渡到衣服和用品。
”从对城市的分析和表现中，巴尔扎克揭示出巴黎城市的风俗人情及法国的整个社会。
被看作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之一的茅盾的《子夜》开头是上海一个典型地区的全景：
“苏州河、黄浦江沿岸的外滩，外白渡桥高耸的钢架，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
”茅盾通过对城市的体验和描绘，展示了西方现代性在上海的到来，以及上海城市“洋场”特征，小说的故事就是在对上海的描述与剖析中展开，上海城市构成了小说故事的背景和基本框架，是茅盾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样本。
二、城市形象与文学创作。
城市作为影响或制约因素影响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成为文学作品表现和分析的对象，文学作品不仅记忆了城市的历史，而且也以想象的方式重构了城市形象，使其成为一个“可阅读”的文本。
记忆和想象是文学重塑城市肉身和再造城市形象的主要方式。
城市是城与人的合体。
经济、建筑、历史等学科以量化指标、设计规划、人物事件等方式解释和说明城市的过去与现状，可以把丰富的城市内涵用简洁的说明文字进行概括，却无法接触到生活在城市中人们的思想所感，无法深入到他们的心灵深处的世界。
市民群体可以感受到城市的脉络气息，却因“只缘身在此山中”，完全属于城市的缘故，无法看清楚城市的形象面貌。
老舍指出，“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
”要看清楚和描述城市形象，必须是生活在城市又能跳出城市、类似于本雅明笔下的“流浪在城市中的波西米亚人”，也即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
“他们居住于城，分享着甚至也陶醉于这城市文化的一份和谐，同时又保有知识者、作家的清明意识，把城以及其他人一并纳入视野。
他们是定居者与观察者。
后一种身份即决定了他们的有限归属。
以城为审美观照对象使他们在其中又在其外”。
作家以其定居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成为城市的叙述者与代言人，他们通过文学创作不仅深入到城市人的无意识层面，而且也由此把握住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形象内涵。
作家与城市之间的契合既是城市魅力吸引的结果，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形象。
萧乾谈及北京城市的魅力时说：
“说起北京的魅力来，我总觉得‘吸引’这个词儿不大够。
它能迷上人。
著名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三十年代在北大教过书，编译过《现代中国诗选》，还翻译过《醒世恒言》。
一九四零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
他不死心呀，总巴望有回去的一天。
其实，这为现年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的部分。
”（《北京城杂忆·游乐街》）宋安娜在《神圣的渡口：
犹太人在天津》一书中谈到了犹太人伊莎贝尔·梅纳德对天津的感情，“她说：
‘天津，中国，始终萦绕在我的整个生命之中，无法从我的生命中抹去。
’于是，她在成为作家和艺术家之后，在移民美国多年，深深地融入了美国社会之后，却拿起笔来，写她在中国天津的生活。
她把这本书命名为《中国梦——犹太人在天津长大》”。
天津之所以让伊莎贝尔魂牵梦萦，除了是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之外，也与该城市的国际性特征及其文化的开放包容性有关，而这些都构成了天津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学对城市的想象，建构了“文本”中的城市的同时，文学本身也成为城市形象构成的一种话语。
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指出，“城市首先是一个有着其自身力学（尽管这力学已经变得难以确定）基础的物质的现实，然后才是文学的和文化的观念”，尽管文学的观念和文化范式不能取代公路和建筑，不能取代物质的城市，但它们有助于将城市进行“概念化”，“它们对现实进行抽象而非立足于现实，每一种观念都提供给我们一种将城市概念化的方式，以便可以重新将城市恢复到人的尺度，以便可以将城市引向知识的焦点，由此，使一种脱离其物质现实的、对城市的知识性的理解成为可能。
文学文本和文化范式有助于我们注意并捕捉住时间的变迁”。
文学想象不仅以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了城市的利与弊——城市存在于文学的叙述中，而且成为阅读城市、探索城市性格与形象内涵的重要手段，“阅读城市就是解读城市化了的自我，就是从内部了解城市……如果罗兰·巴特是正确的话，那是一个必须像某个置身于东京的巴黎人那样去阅读城市符号的自我”。
由此而言，理解和阅读城市形象，需要从文学的创作与阅读开始。
津味文学与城市民俗文化
李小茜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积淀了600多年灿烂的城市文化。
民俗文化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吸纳了中外、南北各种文化精华，素来以“杂”著称。
对于天津民俗民风大规模的文学书写，源自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津味文学的兴起。
这一时期，冯骥才、林希、张仲、肖克凡等津味作家致力于凸显作品的津味特色，将民俗文化作为重要的地域特征加以呈现，推动了津味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文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对文化观念具有传播、展示的作用，韦勒克称“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可以作为一项社会文献，充当社会史大纲的功能”。
民俗文化为津味文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津味文学对民俗文化也有着义不容辞的传达之责。
津味文学之所以被冠以“津味”，正是由于地域文化已经成长为独立的审美客体，与作品的其他部分形成有机的统一体。
林希认为：
“文学作品中的‘味儿’，主要的还是指作品中的地域特色，而这个‘味儿’，又主要指的是作品中所描绘的地方风习和地域生活气息，离开了地方的特色，自然就谈不上什么‘味儿’了。
”毫无疑问，津味文学的解读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其中也必然包含着对民俗文化的把握与理解。
冯骥才是一位典型的地域文化书写者，其笔下的“轶事、俗事、世事、琐事”处处不忘捎带对天津民俗文化的勾勒。
小说《神鞭》开篇就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初天津卫闹皇会的风俗，不惜笔墨地把拜天后娘娘、绝活儿、特色小吃等民俗逐一解说，这绝非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需要，而是作家刻意设置的特定历史地理空间；林希的津味小说将人物与环境放置于旧时天津这个特定的坐标系上，从中我们看到了人情风貌，体味了世事百态，观察了生活的根系。
作品详细介绍了杨柳青镇、书铺买水、小梨园等民俗民风，并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市井人物形象，“高买”、“相士”、“蛐蛐四爷”、“婢女”、街头混混等各色人都为当时的社会风貌提供了饶有趣味的解释。
民俗文化的展示充分体现了作品的民族性，别林斯基曾经说过:
“一切这些习俗……构成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民族就好比是一个没有脸的人物。
”不容置疑，民族性是文学作品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根本。
地域文学使用了特有的民族语言，刻画了本土的人情风物，展示了特有的民俗风貌，这些特定的民俗文化正是地域文学不断发展的凭借。
津味文学虽在中国文学中不具有先锋之位，但它致力于本土文化特性传达的努力与贡献，及对本土语境中特定状况的诠释，与天津地域文化构成了互为参照的镜像，成为作品民族性的标识。
地域文化拥有自己的特色与风貌，但这种囿于本土文化的局限也随之不断放大。
我们唯有放眼整个中国文学大格局，正视津味文学的缺失，打破区域属性的限制，走向人性的深处，才能更好地收获创新的视野与勇气。
自古以来，民俗传播以人的行为为媒介，社会发展加速了民俗文化的流变与消亡，越来越多的民间艺术家呼吁全社会都主动承担起民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工作。
津味作家作为地域文化的书写者，一方面负担起地域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本土文化革故鼎新的突破与超越，如何以自信的文化心态，与主流文化遥相呼应共同发展，展示出民俗文化在新时期特殊的艺术魅力，这便是当下津味文学创作过程中需要突破的关键。
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天津一直是南北畅通的水陆码头，八方云集的各种文化形态随之涌入，形成独具津门特色的历史文化，如盐文化、码头文化、漕运文化、妈祖文化、市井文化、租界文化、洋务文化、直沽文化、港口文化等。
诸多的历史文化衍生了多元的民俗文化，孕育滋养着天津深厚的文学土壤。
民俗是大众集体的生活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直观体现，它不仅是作家创作的取材来源，也是文学样式发展的渊源。
天津人善于将人生的苦难化为至上的幽默，阅尽沧桑笑看人间百态，深刻地影响着津味作家们的文化选择与创作。
天津被称为“北方戏曲之乡”，民俗文化的积淀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相声、评书、快板书、“卫派梆子”、鼓曲等曲艺形式，同时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曲艺艺术家，如京韵大鼓艺术家骆玉笙，相声大师张寿臣、马三立，双簧表演者皮恩荣，评书艺人张诚润等。
天津悠久的曲艺文化底蕴熏陶了一代代文人，极大丰富了津味文学的素材来源。
作家冯骥才深受天津评书、快板的影响，其津味小说中同素连用、拟声词叠用等艺术手法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营造出生动逼真的环境氛围，为作品增色不少；肖克凡《一九三五年的真相》中的评书艺人杨瞎子，将每日天津发生的重大新闻编成评书的开场白，吸引观众；中篇小说《小阔》中男主人公的妻子原来唱的是西河大鼓，后改去南方歌厅唱通俗歌曲；林希在小说《高买》中花费了半个章节的篇幅详细描写了可与颐和园大戏台相媲美的津南“大舞台”。
津味作家以天津历史为写作背景，从天津人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素材，为中国文坛增添了一朵朵津味奇葩。
津味文学对曲艺文化精髓的吸收，以及对鼓曲、评书、相声等津门曲艺的穿插介绍，既是叙事情节建构的需要，也是对天津生活气息的直接呼应与记录。
津味文学题材广泛，有工厂改革、乡土怀旧等，更多的是着眼于近现代的市井风貌，此类作品往往具有“传奇”色彩，它们都展现了天津某个时期特定的社会风貌，具有相当的历史认知价值，有别样的审美趣味，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反思。
近年来，不少作家尝试着将触角延伸开来，其作品体现了对当下生活纵向的深入理解，如李治邦的官场小说、李玉林的慈善小说，肖克凡也一改津味小说定格为旧时代的局限，作品《小阔》就是一部深刻反映社会转型时期天津人生存状态的佳作，表现了当代天津人特有的性格风貌。
津味文学展示了绚丽多彩的民俗文化，为我们了解天津的往昔与今朝打开了一扇窗户。
民俗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基所在，津味文学要突出自己的个性与特色，就必须时刻洞悉时代风云的变迁，紧扣人性的本质与民族的深层心理，不断增强本土文化内涵的厚重度，提升作品的民族使命感，从而深入把握时代精神的本质。
在新旧文化的裂变与接轨中，我们要善于寻找富有生命力的素材，发掘民俗文化的特质，超越区域文学的价值意义，与主流文化接轨，并以独特的自我形象与世界文学对话。
总之，津味文学的流变发展，必定与本土文化互为表征，互为依存。
民俗文化作为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津味文学创作中重要的素材来源与表现对象。
由于各地区域文化结构的差异，民俗文化形成各自的特色，也正是由于这多姿多彩的区域文化，衍生出各具风味的地方文学，才组成了这百花争艳的文学世界。
民俗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人格和精神品位。
津味文学只有把民俗文化这种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创作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
鲁迅先生说过：
“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薪火相传的民俗文化在今天的市民生活中如何充实壮大，并以自身的地域魅力获取更广泛的认可与接纳，正是新时期津味作家创作过程中亟需思考的现实问题。
地域书写与文化精神
王云芳
地域书写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
自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这一领域逐渐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聚集了众多作家耕耘，并产生了许多经典之作。
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实践为地域书写提供了典范；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作家则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地域文化，在拓展地域书写方面功不可没。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各地以展示地域特色为主题的作品纷纷涌现。
天津作家的一些长篇小说创作可归入这一潮流，如李治邦的《津门十八街》、扈其震的《大画坊》、晨曲的《赶大营》以及郁子的《天子门户》等。
然而，在地域书写的蓬勃发展中，当下这股文学热潮是否能沉淀出优秀作品呢？
我认为，衡量的标准即在于是否形象地传达出了地域文化的神髓。
一、对当下地域书写的反思。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从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经济腾飞必须与文化提升齐头并进。
文化在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价值观对国民主体的塑造，取决于文化价值观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正是着眼于地域文化对塑造现代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地域书写的作品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
作家们在创作上不仅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资助，且大多创作完成后又被迅速“通电”，改编为电视剧，在荧屏上热播。
然而，优秀作品的诞生亦与植物的生长相似，适宜的阳光、土壤、水分固然可以促进植物的茁壮成长，但根底上仍取决于种子的生命力。
种子的生命力强，则经过沃土培育雨露滋养可结出硕果；种子的生命力孱弱，则往往会辜负大自然的呵护，即使侥幸结出果实，也会干瘪瘦小。
当下书写地域的文学作品，其成就并不尽如人意。
它似乎走进了一些误区，从而使其难以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
一个明显的误区是为文化而文化，文本书写中各种地域文化符号随处可见，却缺乏地域文化的精髓。
这些地域书写作品，大都偏爱以地域史上杰出人物的传奇经历为摹本，在挖掘地域文化的同时，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应该说，这些作品在展示地域文化功能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正如作家孙犁所说，为人生的文学也需要为艺术而艺术。
文学作品中文化功能的发挥应该建立在艺术形象的基础上，好比盐溶于水，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
在地域书写中，作家们过于重视地域文化符号的“展示”，虽然文本中出现了许多天津的民俗风情，但对隐藏在这些日常生活背后的地域文化精髓却忽略了。
作品中植入的这些地域文化符号仿佛以文本为舞台的民俗表演，由于缺少地域文化的魂魄，看似热闹新奇却无法真正地感染读者。
而且，从特定角度来看，文学文本又像人体一样，需要各个器官协调一致，才能呈现出健康的精神面貌。
地域书写中，文化要素的运用，也需与文本的整体水乳交融；如果于艺术表现无关紧要，不仅对增强作品的文化底蕴无益，反而会使之显得枝蔓横生，臃肿不堪。
另一个误区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与故事发展上本末倒置，过分追求故事的传奇性。
对于大多数小说来说，故事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正是通过讲述故事，作家才能形象地表现出他独到的思想或生命体验。
换句话说，讲述故事只是手段。
审视当下的地域书写，故事发展却成了重中之重。
故事情节的设置并不围绕人物形象的塑造展开，而是刻意追求一波三折、高潮迭出的审美效果。
虽然，历史上地域人物的悲壮经历如晋商走西口、山东人闯关东、天津人赶大营等，为故事情节的传奇性提供了有利的创作条件，然而，仅仅追求故事传奇性的文学必不能行之久远。
将这些地域书写并放在一起阅读，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些小说中，人物形象大都具有相似的面貌：
他们头脑精明而又注重诚信，善于经营却又深明民族大义，他们身上凝聚了许多优秀的民族品格。
然而，原本天南海北、地域风貌差异极大的文化氛围中，人物形象为什么会呈现出概念化倾向呢？
其根源即在于作家着意经营故事的传奇性，忽略了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性格并不是随着故事情节而发展，人物形象自然就缺乏生命力。
而另一方面，作家们对地域文化的开掘又停留在单纯的文化符号植入，人物形象身上没有折射出地域文化的精髓，出现千人一面的情形在所难免。
二、地域书写的根在文化精神。
地域书写抓住地域文化的精气神儿，才能勾画出这一地域的魂魄。
卡尔维诺认为，20世纪的文学写作约略可以分为火焰派与结晶派，前者重视写作中灵魂的热度，后者注重小说的物质形式。
两种写作方式各有千秋，而伟大的作品常能以形而下的物质方式表达形而上的精神内涵，从细密的物质描写中透露出人类灵魂的秘密。
地域书写中，地域文化符号是地域文化精神寄寓的物质外壳，特定历史时空下该地域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的文字常常必不可少。
然而，这些地域文化符号的存在，不是为了炫奇或者为文本涂抹文化色彩，其指向不是自身，它们与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合二为一，共同指向其背后的地域文化神髓。
沈从文非常讲究文字的“经济”，但他却舍得花费大量笔墨去描绘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那里的人事风物、生活习俗、地理状况等等，因为没有这些文字，我们很难想象，单纯善良、乐观坚韧、勇于承担人生痛苦，这种沈从文所赞赏的健康向上的人性缘何而生。
老舍的作品也是不厌其烦地详细铺写老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人情往来，唯有如此，才能凸现出皇城根下老北京人特有的精神面貌，他们温文尔雅，礼貌周到，有时又失之圆滑与怯懦。
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渲染景物还是铺写风俗，其实都是在写人，而当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呼之欲出时，地域文化的神髓也就在其中了。
地域文化包涵甚广，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其自然沿袭常常是泥沙俱下的。
优秀的作家，往往能够通过文学方式形象地表达他们对地域文化的思考。
而开掘地域文化的哪些层面，则常常取决于社会现实与作家心灵碰撞所产生的契机。
鲁迅笔下的故乡绍兴，愚昧落后，是祥林嫂一类弱小者的坟墓，对绍兴地域文化封闭保守层面的开掘是为了警醒民众以达到文化启蒙的目的。
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世界则截然不同，虽地处偏远，却是山明水秀，孕育着健康向上的人性。
面对日益为都市文化阉割的现代人，湘西世界是寄托沈从文理想人性的希腊小庙。
综观以往地域书写的经典之作，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哪种书写方式，其背后往往都站立着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
由于具有忧患意识，当面对诸多的社会问题时，他们的地域书写往往不是文化赞歌，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回顾，以期从源头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也正是由于这种忧患意识，他们才能以文化承继为己任，甘于寂寞，孜孜矻矻地追求艺术世界的完美。
而当他们最终以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形象传达出其文化诉求时，他们的地域书写也才具备了深远的文化意义。
地方文学研究的文化意义
张大为
地方文学研究不仅具有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和人文学术研究的性质，由于它自身的属性，它也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或者说，在这方面有着比较突出的表现。
这就要求人们不仅仅将它看成是现代学术建制当中一个学科或一种学术取向，而且也要将其放置在整体性的文化视野来考量它的文化地位和文化担当、文化影响和文化功能，这样不仅对于地方文学研究本身的功能作用可能得到一种客观公允的评价，而且对于地方文化的资源、结构和构成也能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一、地方文学研究是一种对于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发现和整理，具有一种文化拓展意义。
地方文学研究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将一个地区、地域与文学作品、文化名人联系起来，更不仅仅是对于该地区的文化资源的一种“争夺”，而是对于这种地区性文化资源的一种深度发掘和发现。
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体现在吸引眼球、争取外在的经济效益上，而是对于地方文学研究和该地区的文化空间和文化积淀具有双向的拓展、深化作用，因而具有长远的社会历史意义。
过去人们常常误认为曹禺话剧中的场景发生在上海和一些南方城市，后来的一些研究表明，这些戏剧场景的原型，可能就是天津这座曹禺出生和成长的城市。
人们之所以将它误认为是上海等城市，不仅仅是文学研究上的失误，而且也表明了人们（包括天津本地人和本地研究者在内）对于天津和天津文化缺少深入的了解和认同。
将天津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形象与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名剧联系起来，不仅为天津这座城市增加了许多文化的光彩和内蕴，而且也是正确、深入地考察曹禺的创作和作品本身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但事情显然还不只是如此，很多深层的联系，仍然有待于地方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比如，曹禺的剧作中究竟有多少东西是与一方水土、这一文化环境具有或显或隐的内在关联？
孕育曹禺及其剧作这一文化环境的深层特质我们有多少研究和了解？
曹禺的作品怎样表述、提升、改变、影响了这一文化境况？
从这二者的相互关联中，究竟可以搭建出怎样的一种文化空间、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
从这种文化上的深层联系和深度关系入手，在处理包括作家作品、文学研究在内的文化现象与某个地区、区域的地理空间关系时，也就使得人们的思路和思维方式更加开阔与多样。
通常意义上的地区归属和地理联系，也许只是一种外在的关系，更有意义的显然是文化的联系和文化上的归属。
由此，也可以终止许多诸如由作家籍贯等引起的归属争议。
但文化归属的认定，恰恰不是一个简单的籍贯考证就能做到的，而需要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