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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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

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

罗骥

引言

关于原始汉族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讨论汉语的来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民族的来源问题。

原始汉族的形成,传统上一般要追溯到黄帝时代,相应的考古学年代为大坟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即距今约五千年的新石器晚期,然后经尧舜禹的禅让时期到夏代,夏代前后是原始汉族基本形成的阶段,到殷商原始汉族定型。

可见夏之前后是原始汉族形成的关键时期。

从空间看,原始汉族的萌发、成形、定型一直都限定在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

据徐旭生的说法,在黄帝时代,黄河流域的主要远古居民有西方的炎黄集团,东方的东夷集团以及偏南一点的苗蛮集团。

学人多同之。

不过,似乎还应加上东南与东夷相邻的百越集团。

在原始汉族形成过程中,其活动区域都未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部落集团当然与后来的原始汉族有关。

所以,弄清楚上述部族集团间的关系对研究原始汉族的形成无疑具有关键的作用。

徐旭生等人提出原始汉族是由远古黄河流域的几大部落集团融合而成的,对此,今天的史学界可能很少人怀疑了。

这个观点是本文论述一个重要的基础。

即便如此,大家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汉族还是主要源于炎黄族,其实,这种认识是未经严格论证的,是一个思维定势。

已有学者对此提出怀疑,而把目光放到了东方,徐中舒就直截了当地说“古代环渤海湾而居之民族,即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

”陈连开在论述黄帝族与东夷的融合过程时也说,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较落后的征服者反被文化较先进的被征服者所征服而达于融合过程困罗骥从原始汉族融合中东夷拥有的空间优势主要的、大规模的融合都发生在东夷之地、文化优势东夷之地的大坟口文化和典型的龙山文化都大大优于相同考古年代的黄河流域其他文化、实力优势在部落联盟中,东夷的统治时间和统治力量出人意料地长和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东夷是天下的中心、人口优势几乎所有东夷人都整体融人了原始汉族等方面,论证了汉族的主体来源应是东夷。

川这个观点是本文论述的基础之一。

关于东夷

东夷是个部族概念,同时也是个地域概念,从这两个方面看,它都是很模糊的。

《竹书纪年》将东方远古居民合称“九夷”,他们分布在黄河下游到江淮广大地区,在古人眼中,“九夷”应是一个部族。

而今人也一般认为东方的夷应为一个系统,如徐旭生压、赵铁寒困等陈其光还认为江淮下游一带的百越与东夷应属一种民族而《后汉书·东夷传》更把辽东、东北、朝鲜,甚至东北方海外都看作东夷之地。

可见,至少广义的“东夷”是指东方、东南方远古的居民。

实际上,远古东方、东北方、东南方众多的居民罗骥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很难被纳人一种民族中,他们应是文化面貌、来源不同的民族。

泛东夷观不利于对本论题的讨论。

基于此,我们把东夷从民族和地域特征上限定为以大汉口文化及典型龙山文化为其文化特征的,大致活动在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境内的远古居民,考虑到这个时期的地理面貌,其活动区域应在山东西部及河北、河南东部相邻地区,而非山东的腹地。

其核心是其中以鸟为图腾、少昊为始祖的部族。

其实不少前代学者已有类似的观点,如郭沫若、李白凤等。

与东夷大致同时而又相关的若干部族如苗蛮、古羌族等都从古延续至今,这使我们得以追溯其早期的部族特征现代没有一个氏族自认是东夷之后裔,即使上推至秦汉时也没有,加之有关东夷的历史材料极少,因而东夷的面貌是非常模糊的,甚至形不成个大致的印像。

这就使我们的论题有失去基础和对象的危险。

但近来一些研究向我们提示,东夷是现实存在的而且可以找到其上古的代表。

有很多证据说明,商人属东夷,其中最重要的是商与东夷均以鸟为图腾,《商颂》中叙述商人的早期图腾是“鸟”

而《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少昊后裔郑国的郑子述少昊族凤鸟氏胞族中正好有个“玄鸟氏”不少古史学者都注意到,甲骨文中的“商”上部象凤冠,而商先祖之一王亥之“亥”上端有“鸟”形或“佳”形。

商人活动地域应在大坟口乃至典型龙山文化圈内,李济说“事实上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上。

田田昌五认为殷商的先人应是大汝口居民,传说中的先商活动于河北、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一带,这大概是商先人从山东西迁与戎狄有娥融合,与西方的夏族接融,而产生一种以东夷文化为基础又别于东夷的商文化,但它仍应包括在大的东夷文化圈内。

〔‘。

〕张光直说,先商历史至少一部分与东夷文化可能重合,又不可避免地受夏文化影响。

可见商文化是东西方文化接融的一个结果。

“〕

商的历史颇为悠长,若干学者如张光直、田昌五把汤、契、舜、帝誉系联为商一系,把禹还应有周的祖先后樱、尧、黄帝作为夏一系。

张光直说,夏和商作为两个政治集团并存至少从黄帝时已经开始。

而汤之前之十四世先公,其历史已经相当光辉了。

〔“〕陈梦家甚至以为,夏之十四世,即商之十四世。

〔‘〕从上可见,商既有能力作为东夷中与夏族长期一直抗衡的部族,它应是东夷最有实力、最有活力的主体部分,并最终取代夏族。

一、从原始汉族的形成看汉族的主体来源

传统的原始汉族系统来源一元即黄帝说,经系统转换自然会导致原始汉语来源的一元说。

即汉族语源于黄帝族所用的语言,也就是说原始汉语源于古羌语和一种古匈奴语融合而成的语言。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原始汉族的一元论是不可信的,因而这种汉语来源观也是不可信的。

如果我们接受原始汉族是若干部族融合结果的观点,并以之作为讨论的基础的话,相应来说,我们就得承认原始汉族实际上是一种混合语,即由炎黄语以古羌语为主,其后继为藏缅语、苗语其后继为

苗瑶语、东夷语后继不明、百越语后继为侗台语种语言融合而成的一种语言。

我们更进一步相信,这种融合的结果不会是等量构成的,它应有一个主体语的选择。

从理论上讲,伴随民族融合,其主体语言的选择的主要因素按顺序应是文明的高下,实力主要指武力的强弱,主客的差异,人数的多寡等。

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就构成了以下几个语言选择的类型,文明实力型,文明、实力均占优的一方在融合中,应选择其语言,如近现代西南少数民族对汉语的选择文明地主型,文明占优又是当地主人者,应选择其语言,如满族、蒙古族恃其武力人主中原,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汉语。

邢公碗就说,语言具有抗入侵的特性,作为主人的语言很难被人侵语同化而常恰恰相反〕人数地主型,人数绝对占优者,应选择其语言,如周太伯、仲雍及其族人统治吴越、楚庄踊人滇等,结果不是选择了文明实力均占优的外来语而是当地语言。

无论哪一种语言选择类型,均有一个双语阶段,并大致按上层到基层,中心到边远的模式扩展,最后所选择的语言成为全民共同语的主体。

东夷的情况大致为型“文明地主型”,总体来说,炎黄、苗蛮、百越均为外来者,从文明程度来说,东夷显然强于其他各族,另外就实力来说,东夷并不弱,所以,当原始汉族融合之初,选择东夷语应是合理的。

罗骥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当然,这种选择并不意味着仅仅使用纯粹的东夷语,其中也融合进了其他语言的成份,只不过是以东夷语为主体。

原始汉族在黄帝开始就在形成之中,那么原始汉语的形成也应追溯到夏以前,在上层集团中,所谓“雅言”恐怕早就形成并日益扩大,到夏商时就已成型并加以固定,很多学者说,三代的文化是一致的,这说明早在夏代或夏代以前至少在发达地区语言是一致的,都使用以东夷为主体的一种语言,并一直延续了下来。

如果我们接受原始汉族主体源于东夷的话,这个问题会更简单一些,按照系统转换原理,既然汉族主体源于东夷,那么汉族语言主体来源自然也应是东夷语。

二、从殷商语与汉语的关系看汉语的主体来源

从东夷与先商,先商与殷商,殷商语与汉语的关系看,汉语与东夷语直接有关。

商人是东夷的主体,东夷的语言系统不得而知,先商即夏乃至夏以前的语言系统也不得而知。

但甲骨卜辞却无疑是殷商的书面语系统,陈梦家说,甲骨卜辞是“殷代的王家档案”,〔‘则其作为商人语言的代表性无庸置疑。

另一方面,甲骨卜辞与后世汉语应是一个系统的语言,王力先生举出了汉语大致以春秋以后的语言材料为标准的九种语序,除被动态一种外,均与卜辞相合’」陈梦家在分析卜辞的十四种语法规则后得出结论“卜辞的文法与现代的汉语法在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样,我们可以说,汉语的前辈是殷商的语言,即甲骨卜辞。

那么,是不是殷商的语言与先商语言就是一个系统呢问题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肯定,因为有可能先商使用的是另一语言系统,而卜辞是其后人转用的一个语言系统。

这种转用会不会存在呢回答是否定的。

语言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一个民族除非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语言,尤其一个强势民族更是如此。

商人作为一个文明、实力都占有很大优势而且夏以前就一直自成体系的民族会在蓬勃发展中改变自己语言的基本面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另外,某些具体语言现象也能证明此论不谬,如果我们承认象“大昊”、“少昊”是东夷包括先商的更古说法的话,

那么卜辞中大量的大乙、小甲之类的庙号称呼法显然来源于前者,不但其结构方式完全相同,而且其文化背景也相同,“昊”意为“白色日光”,这显然有太阳崇拜的意味,而卜辞中商王及先公大乙、小甲之类庙号中的甲、乙等天干字均为太阳名,从中亦可见其太阳崇拜的背景。

上述对部落首领的称呼方式及文化背景似为东夷包括先商、殷商所特有,夏以前的炎黄、苗蛮、百越的首领均不如此称呼,只有一孤零零的、不太有名的“少典”,由于没有一个“大典”与之相配,不成系统,所以可疑。

夏初有大康、仲康、少康之称,且不说要把其中的“康”与太阳联系起来有些困难,而且这种称呼也完全可能是受东夷或先商的影响而致,因为正如我们所论,这个时期,东夷先商的影响是巨大的。

可见,我们还是相信殷商的语言卜辞与先商是一个系统,当然,卜辞可能已非纯粹的商人语,它已经混合了若干相关部族的语言。

先商是东夷的主体,而先商与殷商属同一语言系统殷商书面语卜辞又是汉语的前辈,所以,说汉语的主体源于东夷是合乎逻辑的。

三、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看汉语的主体来源

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上可以直接证明汉语来源于东夷语。

考古发现一系列新石器晚期陶片上的、可能是原始文字的刻划。

专家们发现,这些刻划大致可分为西部的以几何线条为主的刻符和东部以图形为主的刻画。

东部的刻画以在大汉口文化遗址营县发现的四个形体它卜母乙为代表。

专家们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些刻画与商周文字为同一系统,高明进一步将前三形辨认为戊、斤、旦,‘于省吾把第四形认作岳旦的繁体。

‘』如此说成立,则能证明大波口时代的东夷与商人使用的是同一种文字,使用同一种文字即意味着极有可能使用同一种语言,因为特定的文字应与特定的语言相适应。

当然,同一种文字的使用者不一定就是相同的民族且操相同的语言,因为文字系统是可以借用的,如日本人使用汉字但并未将其语言改变为汉语。

但首先这种情况太少,其次这种借用发生较晚,我们认为,在罗骥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文字发生阶段,在自然的状态下,借用的可能微乎其微。

至于西部刻符,专家们认为很难将其纳人甲骨文系统,即使是纳人其中的指事也不行。

所以,即使西部刻符是文字,与殷商文字亦非一个系统。

’〕这样,史前刻划的特征不但能证明东夷语与汉语是同一系统,也能证明西部的炎黄语与汉语不是一个系统。

四、从语育特征看汉语的主体来源

我们也可以从语言特征看汉语的主体来源,通过对后世汉语的分析,可以得出汉语的几个最基本的特征①类型上汉语是分析语、孤立语②基本语序是主动宾③词的构成方式是单音节性④无复辅音声母。

若干迹象表明,原始汉语也应具有以上基本特征,通过对汉语的若干可能来源语上述几方面的现状与历史的分析,我们大致可推断出汉语的主体应来源于哪一种语言。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东夷语并未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留传下来,其语言材料难以觅得、我们把殷商卜辞作为较晚的、主体为东夷语的材料来对待,使用时姑不考虑其本身是否就是汉语的问题。

从语言类型看,汉语属分析语,缺乏形态变化早期汉语缺乏形态变化,早期和后世汉语在这一点上没有明显不同。

据此,我们相信原始汉语的主体仍是分析语。

苗瑶、侗台语均属分析语,不少专家如吴安其相信,与汉语一样,台苗诸语很早就具有分析语的特征〕而藏缅语的类型据孙宏开说,有一个从古代粘着语向分析语演变的过程,而且其北部语言更为明显。

〔‘叼也就是说北部藏缅语的前身古羌语的类型应为粘着语。

据学者研究,直到现在,某些藏缅语方言仍有较丰富的形态变化。

我们找不到直接材料来证明东夷语的语言类型,但却可以肯定甲骨卜辞属于典型的分析语,形态变化少,主要以语序和虚词表示各种语法意义。

可见,汉语属分析语这一个主体特征的来源应首先排除掉炎黄语东夷语,古苗语、古百越语都可能是其来源,但考虑到后两种部族及语言的弱势特征,亦不应加以考虑,这样,汉语的这个语言类型特征只能源于东夷语。

主语、谓语、宾语的顺序是一种语言最重要的语序。

汉语从东汉开始就只有主动宾语序,此前存在一些少量的主宾动语序,有人大胆推测,越往前推,主宾动语序应越多,直至全部为主宾动,但相应的语言材料对此推测并不予以支持。

由此,我们相信原始汉语的主体语序仍是主动宾而不是主宾动。

参加原始汉语融合的炎黄集团的古羌语包括古阿尔泰语是主宾动苗蛮集团和百越集团的古苗语和古越语都是主动宾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东夷语的语序特征,但卜辞的语序基本上是主动宾,陈梦家说,甲骨卜辞的主要句型是主动宾。

」所以汉语的这种主体语序的来源应排除掉古羌语。

由于在融合中,苗蛮、百越其部族及语言均属弱势,所以古苗语、古越语也应排除在外,这样汉语中的主动宾这种主体语序只能来源于东夷语。

甲骨卜辞中及后来汉语的主宾动这种非主体语序应是古羌语的语言成份。

它尽管融人了原始汉语,但始终不是主体语序,而且这种语序可能还是逐渐进人原始汉语的。

余志鸿以为古汉语“宾十是之动”这类宾语前置中的“是”或“之”来源于藏语的后置宾格助词,〕可见这类宾语前置的句型来源于古羌语。

而陈梦家则说,宾语与动词间加“之”者,在《尚书·无逸》中才有,“尤为晚出”。

」考虑到西周初羌族的姜太公封于齐,大批的羌人随迁至东方,这种句型可能在这个时期才进人汉语。

古苗语和古越语语序也为主动宾的原因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均受东夷语影响所致,一是他们的语序本来就与东夷语相同。

无论如何解释,均与他们在东西大融合之前即被东夷先行融合有关,后世苗瑶语、百越语语序很纯,连主宾动的痕迹都没有,可见古羌语对他们影响很小,因为当炎黄集团进人黄河中下游以后,他们就一直被作为打击对象并被排挤至南方。

从构词看,现代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越往古代,这种特征越明显。

炎黄语应是复音词为主的语言,卫聚贤说“新疆出土的与匈奴语有关的文字为复音语,而现在的蒙古以至西伯利亚等均为复音语系。

”这与他们的语言类型粘着语应有密切的关系。

现代苗瑶、侗台语词根以单音为主,这一点与现代汉语相同,但原始苗瑶语、侗台语单词的构词类型罗骥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却可能是双音的。

美国人白保罗把苗瑶语、侗台语和印尼语南岛语等纳人一个系统中,构成所谓“原始南方语”,认为它们之间有发生学关系。

以后法国人沙加尔,邢公碗、倪大白等表示赞同并进一步论证之。

他们发现,前者若干单音词与后者的双音词之间有对应关系,一般来说对应的重要部分是在后一个音节。

可见,原始苗瑶、百越语构词特征确与现代不同,当时应存在大量的双音词。

我们无法获得成系统的东夷语来说明其构词特征,但殷商语却肯定是典型的单音节语。

甲骨卜辞基本上是用一个字表一词,仅仅据此尚不能肯定相应的词就是单音词,因为纳西东巴文中的单字很多记录的就是多音词。

但我们认为甲骨文单字应记单音词,这从卜辞合文的演变可得到证实,卜辞的合文如大乙在形体上算一个字,而在音节上肯定是多音节的,后来这种合文都独立为相应数量的单字,陈梦家就此解释说,其原因是合文与甲骨文单字单音节的特征不一致。

山卜辞中还有一些用两字或两字以上表一个概念的情况,如大乙、伊尹、人方、多羌、妇好等。

但这些都限于专名,而且都能以短语的结构加以分析,其实,早期的这类结构应看作短语,所以陈梦家把这类结构不少是合文称作“专门的词组”,是有道理的郭锡良也说,卜辞中的复音结构“都还是词组，而不宜看作复音词”,所以“甲骨文时代的语言可以说还是一种单音节语”。

卜辞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不会与短语混淆的多音词,如上古汉语中常见的加词头的双音词,如有仍、有夏,在卜辞竟然没有。

可以据此推想,东夷语也是典型的单音节语。

早期汉语文献中比较稳定的人名、族名等专名也能反映这些汉语不同来源的原始语言的构词面貌及其演变。

先看四大部落集团首领的称呼。

黄帝号轩辕,轩辕应是古匈奴语的说法,唐善纯认为“轩辕”应与阿尔泰语中“可汗”、“合汗”等相同,意为国君。

此说可从由于此词与汉语基本构词方式有很大差别,很早学者们就不能够正确分析其词意。

帝江氏之子名浑敦,亦称浑沌,按贾遴、杜预的说法,帝江即为黄帝。

根据《西山经》的描述,浑敦应指太阳,突厥语太阳为〕,正好相合。

肖兵认为“匈奴”在突厥语中也指太阳。

匈奴、浑敦音近,恐属同源。

卿〕古代汉语中另有一个表太阳的“墩”,如《东君》“墩将出兮东方,照吾槛乎夫桑。

”音义均与浑敦有关,可见为同一来源。

撷项的族属尚有争论,但鉴于黄帝族的有虞氏、夏后氏全对他行祖祭,故应属黄帝族。

黄帝族的大禹之父“稣”,为单音,但又称“祷机”。

炎帝的后代有称“婆餐”的。

以上双音词应源于古匈奴语或古羌语。

苗蛮族的首领称蛋尤,称罐头罐兜。

百越族首领称皋陶,皋陶在江淮间的部族有舒寥、舒鸿、舒鲍、舒庸、舒龚等,在曲阜附近有撷臾、须勾等。

以上双音词应源于古苗语或古百越语。

传说中的东夷首领都以单音称之,如“昊”“少昊”应为短语、《尝麦篇》中的少昊族首领“清”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郑子提到少昊族高祖“挚”,还提到少昊氏四叔“重”、“该”、“修”、“熙”等,夏初代夏的“界”等。

从有关商人君王及先公的称呼来看,商民族首领亦以单音称呼。

陈梦家说,殷本纪上甲前七世的称呼,昭明、昌若、曹困等为复名,但都见于较晚的文献契、冥、振亥为单名,见于较早的文献。

可见,把先商的构词看作单音更有理由。

炎黄族和东夷族的神山分别为昆仑和泰山,早期泰山被称为泰、太或岱,两大部族的构词差异在这个著名的地名上体现的十分明显。

现代汉语没有辅音声母,根据早期的韵书来看,中古汉语也不存在复辅音声母,但学者们根据谐声系统、异文、通假等材料,不断发现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痕迹,这使不少学者坚持,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另一些学者如王力、唐兰、刘又辛等则不予认可,主要理由是现代汉语不存在复辅音声母,古罗骥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代汉语也没有成系统的、直接的材料可证明之。

关于汉语复辅音声母问题,有两点公认的事实,一是上古汉语确实有不少复辅音声母的痕迹,二是即使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也早就成系统地、整体性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代已知的当初参与原始汉族融合的各部族的后续语言都有或多或少的复辅音声母,据专家考证,这些语言古代有着更丰富的复辅音声母这一点下面还要被详细地论述。

对此,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原始汉语的主体来源应是纯单辅音声母语言,其他复辅音声母是融合中的非主流音节结构。

处于强势中的单辅音声母弱肉强食,消灭异己,很快就一统天下,使汉语成为纯粹的单辅音声母语言。

不建立原始汉语主体来源是纯单辅音语言的观点,我们就无法解释在复辅音声母的汪洋大海中,为什么单单汉语的复辅音声母如此早就蒸发得无踪影,而参与融合的诸语言的复辅音声母却枝繁叶茂,延继至今。

上古汉语有辅音声母论者,多以汉语亲属语言的音节结构论证他们的观点,这恰恰印证了所谓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属非主流音节结构。

原始汉语的主体音节结构是单辅音声母,那么这个特征是来源于种参与融合的部族语言中的哪一个呢？

我们无法确证上述哪一种语言当时是纯单辅音声母,但却能弄清楚哪些语言是复辅音声母,这样,通过排除法,就能大致明白原始汉语这种音节结构特征源于何处。

首先看古羌语藏缅语,现代藏缅语的很多语言仍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复辅音声母。

据考证,上溯到公元世纪,其辅音声母更加丰富,这使专家们相信,古羌语是一种复辅音声母极其丰富的语言。

古苗语苗瑶语据王辅世、毛宗武等研究,现代苗瑶语很多语言也保留了不少复辅音声母,他们对苗瑶语古音构拟表明,古苗瑶语复辅音声母更加丰富。

百越语侗台语据梁敏、张均如等研究,现代侗台语的少数语言仍保留复辅音声母,他们对侗台语古音构拟表明,古侗台语的复辅音声母也比现代丰富。

〔绷东夷语现代没有东夷语及其后继语言,我们也无法分析殷商语的音节结构,但是,我们至少不能确认东夷语是一种复辅音声母语言。

这样只有东夷语才是原始汉语纯单辅音声母这个特征的最可能的来源者,而其他已知是复辅音声母的三个语言只能被排除在外。

五、结论

汉族的主体来源是东夷,根据系统转化,汉语的主体来源也应是东夷,这是符合逻辑的。

甲骨卜辞是现能确认的既是最早的汉语书面语,又是商人的书面语。

殷商与先商语应属一个系统,而先商又是东夷的一个主体部分,从上述关系看,汉语也确是源于东夷语。

从汉语史来看,汉语的几个基本特征与古羌语和古阿尔泰语、古苗语、古百越语或有根本差异,或不可能有来源关系,据此推论,这几个基本特征只能源于东夷语。

建立汉语主体源于东夷的观点,汉语史上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有了解决的线索。

如与汉语基本面貌格格不人的连绵词、复辅音声母、宾语前置等现象都可归入汉语形成时的非主体融人部分,在汉语主体来源的强势作用下,它们都很快消亡或仅仅成为一种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