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就业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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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就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就业的影响

未来我国人口总量变化和人口老龄化，将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和就业产生长期和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1.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逐步下降

劳动力供给（经济活动人口总量）等于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劳动参与率，所以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人口学基础。

根据课题组关于中国人口的低方案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9.99亿峰值后开始下降，并在2030年后加速下降。

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到7.37亿，比2017年减少2.62亿，年平均减少793万多人。

减少的数量和下降的速度，都相当快（参见图3-1）。

[1]

图3-12010～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

以上讨论的是我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

实际上，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进入（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他们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积极地寻找工作。

这些人包括15岁以上的在校学生、65岁以下的退休人员、由于伤病残疾不能工作的人以及自愿选择不工作的人。

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为劳动参与率。

一些研究（如蔡昉、王美艳，2004）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有下降趋势。

[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总量数据，我们得以对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作出粗略的估计。

由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较低，农村没有失业统计，所以城乡就业与经济活动人口的差别不大。

这样估算的劳动参与率在1990～2010年的20年中，从0.85下降到0.76。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与我国青年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以及65岁以前退休人员数量的增长有关（参见表3-1）。

[3]

表3-11990～2010年部分年份人口劳动参与率变动

我国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

与此相类似，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也将不断下降。

根据表3-2列示的关于中国的两个预测，在2010～2050年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由大约21.5%下降到13.4%；印度则将由17.5%上升为19.4%，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数量上大约是我国的1.5倍。

预测还表明，到2050年我国人口的老龄化率大约是印度的2倍，所以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印度将比中国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

[4]

表3-22010～2050年中国和部分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变动

如上所述，在2017年以后的几十年中，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

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供给能力下降、劳动力稀缺性增加和劳动力成本上升。

2.劳动力稀缺性增加和工资率增长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稀缺性上升，将通过两个途径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一方面是工资率的较快增长，另一方面是就业人口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的较快增长。

我们先来讨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稀缺性和工资率的影响。

假设劳动力需求没有发生变化，劳动力稀缺性的增加必将引起劳动力价格（工资）的上升。

工资的上升还会带动与工资相关的税费上升，尤其是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费的上升，从而导致使用劳动力的成本大幅度提升。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我国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高速增长，也带动了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较快增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以隐性就业的形式容纳了数量巨大的富余劳动力或非农产业后备军。

所以农业部门可以源源不断地释放产业后备军来满足非农产业新增劳动力的需求。

由于这些产业后备军在农业部门就业的边际收入很低，所以他们进入非农产业并不会提高这些部门的工资率，于是在我国就形成了刘易斯模型所假设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即非农产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可使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维持不变（表现为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

但是当人口变化使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尤其是45岁以下的中青年劳动力）数量逐步减少，或者说劳动力的稀缺性增加后，非农产业新增劳动力需求就会推动工资的增长（表现为向上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

在中国，2002年在广东首次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人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民工荒”。

表3-3列示了1990～2010年部分年份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平均工资增长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2004年以来我国农民工的工资不断增长，但是与城镇职工工资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不同，农民工工资的增长率有较大波动。

2004年农民工从较低的工资增长率（2.7%）开始不断上涨，但在2008～2009年期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较大影响，2009年我国农民工工资增长率为5.75%，仅仅是当年城镇职工工资增长率（11.58%）的一半左右；当年我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受外需萎缩的影响，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去在沿海地区的工作，悄无声息地返回家乡。

农民工在沿海地区的“弹性”就业，为我国沿海和城镇地区顺利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弹性就业的缓冲作用，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城镇职工就业和工资的冲击会大得多。

2010年农民工工资增长率回升到19.3%的较高水平。

该表还列示了我国农民工工资与城镇职工工资之比。

可以看到，2005年以后这个比率基本稳定在0.56上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另外，该表列示的是名义工资的增长情况，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尤其是在物价上涨较快的年份如2010年，实际工资的增长要明显低于名义工资的增长。

[5]

表3-31990～2010年部分年份城镇职工工资和农民工工资增长比较

续表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将于2017年左右开始负增长，并且这种负增长将长期持续下去。

随着我国劳动力稀缺性的增加，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趋势也将长期持续下去。

表3-3的数据向我们传达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工资增长的实际路径不但受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也受到劳动力需求变动，如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劳动力需求变动的影响，工资的最终决定是劳动力供需平衡的结果。

3.支持比下降和社会保障负担

劳动力成本不但包括工资报酬，还包括企业缴纳的各类社会保险费。

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一般是税前列支，但并未包括在工资总额内。

所以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险费是劳动力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不断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员（包括非正规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城镇（非就业）居民以及农村居民等三类人员的社会保险体制。

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项目，其中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涉及的参保人数和资金规模最大。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和职工个人社会保障负担影响的一个直接度量，是“潜在支持比”（PotentialSupportRatio）的变化。

“潜在支持比”是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是有几个劳动年龄人口支持1位老年人。

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的潜在支持比会不断下降。

例如根据历次普查数据计算，我国人口的潜在支持比已从1982年普查的12.53降为2010年普查的8.41，下降了近三分之一。

但是未来潜在支持比的下降将更加严重。

例如根据上述课题组的低方案预测，中国人口的潜在支持比将由2010年的8.41持续下降为2030年的4.00，并在2050年进一步降为2.28。

或者说，2050年的支持比仅仅略高于2010年的四分之一，如图3-2所示。

图3-21990～2050年中国人口潜在支持比变动趋势

以上所讨论的“潜在支持比”，是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

如表3-1所示，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只有76%是经济活动人口，其中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要比农村低得多。

对于养老保险基金来说，“支持比”的更精确的度量是缴费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率。

显然，养老保险基金的支持比要比上述潜在支持比低得多。

例如根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8391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1565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6826万人，以参保职工与离退休人员的比率来度量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支持比为3.16。

显然，在城镇就业人口中，正规就业参保率较高，而各类非正规就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的就业人员，以及在正规部门工作但却不属于用工单位编制的人员，如农民工和派遣制人员等，参保率仍然较低。

根据上述《公报》提供的数据，2011年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863万。

相比之下，截止到2011年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140万人，不足农民工总量的六分之一和略超过外出农民工总量的四分之一。

我国从2011年7月1日开始实施《社会保险法》，尽管该法律要求各地农民工加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但是当年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仅仅新增856万人。

从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账户来说，由现收现付的收支平衡条件，可以得到：

替代率=缴费率×支持比

式中，替代率是平均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率，缴费率是养老保险缴费占工资的百分比，支持比是缴费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率。

如果在职职工的缴费率是20%，支持比是3（即3个在职职工支持1位退休人员），全部缴费都用于发放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相当于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60%（20%×3）。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基本养老保险的支持比下降。

要保持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只能提高缴费率或降低替代率，或两者的结合；但无论是提高缴费率还是降低替代率，都是比较困难的抉择。

当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增加公共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

不过这样会加大公共财政的支付压力和财务风险。

具体来说，假设若干年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支持比下降一半，即下降为1.58，则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的选择为：

（1）将城镇参保职工的缴费率提高一倍；

（2）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减少一半；（3）要求财政补助养老金支出的一半；（4）以上各项的部分措施的混合。

显然，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支持比下降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的近邻日本的情况。

日本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人口负增长。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高桥重乡（Takahashi，2012）的预测，按照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低、中、高三个方案，即总和生育率从目前的1.39逐步变化并长期稳定在1.12、1.35和1.60的水平上，那么到21世纪末，日本人口总量将从2010年的1.28亿相应地下降到2110年的3086.7万、4286.0万和5921.4万，分别为2010年的24.1%、33.5%和46.2%。

[6]目前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23%，在21世纪中叶后可高达40%以上。

2011年度日本社会保障相关支出高达108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22.3%，财政收不抵支，国债占GDP的比重已达220%以上，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

[7]人口老龄化、支持比下降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社会保障负担将不断加重，所以代际福利平衡问题也凸现出来。

由于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的社会保障负担越来越重，日本年轻人参加社会保障的终生收益将低于他们的终生缴费，所以很多日本年轻人不再缴纳国民年金。

这又使日本社会保障的财务困难变得更加严重。

日本面临这样的局面，实际上除了削减老年人社会保障福利或增税外，并无其他良策。

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已分别于2012年6月26日和8月10日通过了消费税增税案。

按照该法案，日本政府将于2014年4月和2015年10月分别把消费税由现行的5%提高到8%和10%。

但是对于数额巨大的社会保障亏空来说，这个法案生效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帮助日本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