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专题》学习重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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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专题》学习重点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专题》学习重点
《尤利西斯》分析
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塑造了三个“代表着全人类”的典型形象。
书题上的“尤利西斯”即主人公布卢姆，是一位现代的庸人主义者。
作为生活在都柏林的中年爱尔兰犹太人，布卢姆是一家普通报纸的广告承揽人。
他性格懦弱，庸俗无能，安于现状。
独生子卢迪幼年夭亡，给他以极大的精神创伤。
生活的颠簸，是工作的劳累，使他10年前丧失了性机能。
他知道妻子对他不忠，在众人面前深感羞辱，也只能沉默忍受。
常年来他的生活就如这一天平庸琐碎：
除了工作，无非就是起床、洗澡、吃饭、写信、散步。
他在街上游晃，无聊之至，只是在猥亵庸俗之中寻找一丝快意，如：
他一直用假名写信与女打字员调情；洗蒸汽澡时在池中自窥自娱；在海边听三位少女在岩石上聊天，与其中一位交换纵情寻欢的目光。
午夜时分在妓院遇上喝醉酒被人殴打的斯蒂芬，悉心照顾，并带斯蒂芬回家吃夜宵。
从斯蒂芬身上，布卢姆感受到了重新找到儿子的精神慰藉。
布卢姆作为现代“非英雄化”的“当代英雄”，具有善良、正义的一面。
作为一个从匈牙利来到爱尔兰落户的犹太人后裔，对歧视并围攻他的本地人说，他“属于一个被歧视、被迫害的民族”，并指出“侮辱和仇恨并不是生命，真正的生命是爱”。
作为犹太人，他不屈服于受人欺凌侮辱，情不自禁卷入到一场为犹太人辩护的政治辩论中去，结果受人攻击，差点挨打。
在路上，他向两个处境困难的女人表示同情并给予帮助。
在自己极度痛苦之中仍关心照顾受难的斯蒂芬。
应该说，布卢姆不是完人，仅仅是千百万普通家庭中养家活口的丈夫，他所面临的困难和挫折，以及对生活的期望，是受压迫的犹太人、爱尔兰人和在苦难中挣扎的人类的集中体现。
布卢姆对莫莉的渴望则是一个男人对世俗女人的渴望；对他母亲的企望，是对人世间永远不可能得到的温暖和安全的期望。
他既不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正面人物，也不是令人憎恶的恶棍；既不是一个悲剧人物，也不是一个喜剧人物。
他失去了和谐融洽的生活环境，渴望摆脱精神的痛苦折磨，这真实反映了西方文明价值观念已面临的崩溃瓦解。
从布卢姆身上所透露出来的人性特点，体现了爱尔兰小市民大恶不作、至善不能却不乏善良之举的气质。
大学毕业不久的中学历史教师斯蒂芬是个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者。
他性格内向，优柔寡断，对现实强烈不满，烦躁不安。
追求艺术和理想的失败，使他整天处于懊丧无奈与无聊之中。
从小对母亲过分的爱恋情结，使他觉得愧对父亲。
为求得父亲理解，他拒绝母亲临终前要他皈依宗教的要求，但并未得到父亲的谅解，他为此遗憾不已。
这一天斯蒂芬上完课，无所事事，踯躅街头，思想飘忽，渴望找到一位可以依托自己精神的父亲。
晚上他喝醉酒，来到妓院，被两个士兵殴打，不省人事。
从救助他的布卢姆身上，他感到那种他长期向往追寻的父爱。
另一方面，斯蒂芬具有艺术家的气质，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和文艺观，思维敏锐，感情脆弱。
他痛苦地探索爱尔兰民族前途与社会人生的出路，对爱尔兰遭受英国奴役十分愤慨，同时又对爱尔兰统治阶段深表痛恶。
因此他回避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愿当任何人的奴隶，不管是家庭、祖国，或者教会，他都不再盲目地承担义务责任。
他说：
“历史是一场噩梦。
我正在设法从梦里醒过来。
”于是他四处漂泊流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与生活道路：
沉默、流亡、艺术。
莫莉，作为一名歌唱家和布卢姆的妻子，则是个肉欲主义者。
她是个完全被肉欲本能所支配的人物，充满炽烈的情欲。
丈夫的无能，生活的平淡，使她终日沉溺于官能的享乐之中，以此寻求空虚精神和灵魂的安慰。
刚刚送走情人的莫莉，当布卢姆告诉她斯蒂芬将加入他们的生活一事后，朦胧中感到一种母性的满足和对青年男子的情欲意识。
睡意朦胧的脑海中潜意识出现早年的情人和父亲，展现出自己与丈夫热恋的情景，想起现在的情人和将要住到家中来的斯蒂芬。
似真非真，迷离朦胧，充满了情欲的冲动和喜悦。
同时在她的潜意识深处，依然怀有对丈夫的浓郁情意，回忆向她求婚的情景，想起丈夫对她的感情以及种种优点，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的人物身上，寄寓了极为深刻的内蕴含义。
作品通过三个人物交叉的意识流程及其庸俗无聊的生活展示，表现了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绝望、精神崩溃、无可救药的情状，从而展示趋于沉沦衰亡的爱尔兰整个历史及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幅。
英国评论家维特艾伦在《英国小说》一书中论述道：
“乔伊斯所展示的都柏林全局是关于一个社会无可挽回的分崩离析，这个社会在罗马天主教会和大英帝国的主宰下受到剥削，濒于毁灭”。
同时作者又站在历史的高度，把人物放进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在古今对应对比之下，去认识现代人生、现代社会本质，使作品具有了寓意深邃的象征内涵。
《尤利西期》借用奥德赛，亦即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同名英雄作为书名，把古希腊英雄在海上漂泊十年，最后终于返回家乡的故事予以现代化，并反其意而用之。
乔伊期在书中精心构思安排了《奥德赛》中相对应的结构模式，把《奥德赛》中的24章缩为18章，对应三个主人公18小时的心路历程，象征性地展示“现代英雄”归家途中竭力躲避或努力征服的障碍和灾难。
甚至每个章节和每个主要人名、地名，都用《奥德赛》中的人名、地名来隐喻。
充满智慧勇敢的古希腊英雄奥德赛在海上的种种历险，变成了现代“尤利西斯”、小市民布卢姆的都柏林街巷中的无所事事的漫步。
奥德赛回家设计勇敢地射杀那群向他妻子求婚的无耻之徒，而布卢姆明知妻子在家与剧院经理鲍伊岚交欢，却不敢去过问，只是龟缩在小酒店里痛苦地想象妻子与别人偷情的情景。
这一对比使古希腊英雄精神在20世纪的变得卑微胆怯，猥琐可悲，古代令人振奋的英雄主义让位于现代碌碌无为的庸人主义。
《奥德赛》中沉着处理纷乱家事、冒险出海寻找父亲、具有务实主义精神的奥德赛之子忒勒马科斯，变成了空虚无聊，沉溺于内心苦闷、成天逛荡并在酗酒、嫖妓、打斗中寻找刺激的现代独生子斯蒂芬，坚毅务实的精神被虚无主义所替代，务实的行动，被不切实际的对现代哲学、文学艺术理论的冥思所替代。
最后斯蒂芬逃避现实，逃避生活，走向流亡。
同样，古希腊坚贞贤良，善于思考，对丈夫忠贞不渝的王后潘涅洛帕的形象让位给了现代妻子、轻佻放荡的莫莉，理性的情感变成了内欲主义。
乔伊斯在这种古今平行关系的对比象征描述中，在古希腊英雄高大身姿与高尚情操的反衬下，更体现出现代人的平庸卑微。
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在现代社会中已成为了人格分裂，猥琐渺小的凡夫俗子。
作品从形式结构到情节内容都蕴含象征隐喻意义，小说既是人类社会的史诗，也是人体器官的图解；既是艺术和艺术家成长历程的展示，也是上帝和耶稣父子关系的描绘；既是作家人生和精神探索经历的自传，又是永恒男性女性观念的现代演绎；布卢姆一天无聊而混乱的街头流浪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象征；6月16日是布鲁姆的生日，早上睛空万里，象征人之初的清纯善美，而后来天空乌云密布，象征人类的罪恶蔓延，最后以黑夜笼罩而结束，象征人类的堕落与毁灭。
《尤利西斯》以对现代人庸庸碌碌生活的展示，尤其是对人物潜意识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细致人微的描绘，对他们庸俗猥琐的高度概括，来探索爱尔兰殖民性、岛国性、庸俗性的民族意识，揭示爱尔兰所面临的时代危机，同时也预示人类的危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尤利西斯》是一部西方社会精神崩溃的现代史诗。
《尤利西斯》同时又是一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史诗。
乔伊期在1920年的一封信中就说：
《尤利西斯》“是一部以色列和爱尔兰这两个民族的史诗”。
乔伊斯宣称自己的美学是“流亡”，实际上作品中无处不体现出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其平庸却爱其弥深的爱国情结。
失去祖国、到处流浪的犹太人的遭遇，使乔伊斯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处在异族统治下的爱尔兰的悲哀与不幸。
如在第12章中绰号叫“市民”的一个激进分子就愤慨地问道：
“咱们这里本来应该有2000万爱尔兰人，如今却只有400万。
咱们失去的部族哪儿去啦？
”他把爱尔兰人比作以色列人，所以特地使用了“部族”一词。
据资料记载，公元前8世纪，由于受外来人侵，以色列人就曾由原来的12个部族锐减到两个部族。
而19世纪中叶以来，因饥馑、移民、外来统治等原因，爱尔兰人口由1841年的819万减少到1901年的446万。
“市民”接着控诉道，爱尔兰的经济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咱们的贸易和家园毁于一旦这点上，那些卑鄙的英国佬们欠下了咱们多大的一笔债啊！
”在《尤利西斯》中包括巴涅尔在内的为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作出贡献，甚至英勇献身者，几乎无不被提及。
尤其是第12章中，作者在描绘富于传奇色彩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罗伯特·埃米特因反英起义未遂、被判叛国罪并当众施以令人发指酷刑、慷慨就义的场景时，大量反笔手法的运用、充分暴露统治阶级的残酷毒辣，同时也表现了对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
斯蒂芬谈到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的感受时说；“我是两个主人的奴仆……既是英帝国的奴仆，又是神圣的罗马天主教圣徒的奴仆。
”“牛用角伤人，英国人用微笑伤人。
”文中借他人之口说：
“在丰收的年景，盎格鲁萨克逊人想把老百姓消灭光，英国豺狼把小麦抢购一空，运到里约热内卢去转卖。
”表现出爱尔兰人对英国奴役和统治的极大义愤。
乔伊斯笔下的布卢姆及其家庭，既是都柏林人贫乏庸俗的象征，也是爱尔兰民族的象征。
作者通过类比的模式揭示爱尔兰国内状况的深刻内涵——她被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势力出卖。
爱尔兰被出卖，布卢姆家也是如此，他的家庭状况实际上反映了国家的面貌。
布卢姆的家被奸夫所篡夺，就像爱尔兰被英国所篡夺，也像夏娃被蛇（撒旦）所出卖，莫莉与鲍伊岚的私通使得布卢姆的家庭遭到破坏。
同时作者也传达出这样的象征含义，即这个家庭被外部人侵而破坏的同时，这种结局也是布卢姆自身所造成的，那便是他的理想主义、对莫莉的过分冷淡、生理功能的退化、明知奸情而不敢回家。
这种象征，传达出作者对爱尔兰人面对英国统治、当稳了奴隶或唯恐当奴隶而不得的现状的愤慨之情。
这就是乔伊斯既不和爱尔兰民族主义结盟也不和英国体制为伍的原因所在，他宣称：
“我要使用我认为唯一可用的武器—这就是沉默、流亡、艺术。
”
《尤利西斯》充分展示了乔伊斯独特的意识流创作艺术风格。
乔伊斯深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影响。
他还汲取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运用的意识流手法，经丰富创新，使之更趋完善，将意识流表现推向顶峰。
在《尤利西斯》中，人物的生活行动，已让位于意识的显现。
人物现实的行为经历，仅作为展示人物心理对过去，现实、未来感受的一条线索。
《尤利西斯》中，作者充分展示“心理时间”，以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时空颠倒的手法，把时间限在18小时内，写的却是三个人物的漫长岁月与人生经历。
乔伊斯将自由联想、内心独白作为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引入文学创作。
与传统的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所不同的是，它不受传统的“形式逻辑”、“联想关系”、“连接点”的制约，具有极大的跳跃性、随意性特点，各种意识无秩序、无关联地任意闪现。
主人公数十年的生活内容，在人物的意识流中，过去、现在、未来自由交错出现，彼此颠倒，其联想更具散漫性、自由性。
如莫莉早上醒来，看时间早还想再躺会儿，睡意朦胧中的意识闪现是极具代表性的。
文中的自由联想与内心独白是自由跳跃的，没有方向秩序。
刚想到中国人早上起来要梳理发辫又想到附近教堂的修女和晨祷的钟声，从羡慕无人打扰睡眠的修女到讨厌隔壁闹钟和鸡的打鸣，从试图重新人睡默数12345联想到了星星，又想到如星状的花朵，进而联想到龙巴街住房中的花纹墙纸和丈夫送她的裙子的花样。
莫莉的意识四处飘流，越飘越远，联想自由随意，漫无边际，互不相干，这真实地表现了人物慵懒散漫的心。
布卢姆在都柏林街头上任意行走，随着目光所及的男男女女，思想意识也出现大幅度的跳跃。
脚上皱了的袜子，唯美主义者，诗歌创作，去老哈利斯家与人聊天，去修望远镜、失物拍卖，衣帽寄存……这些毫无任何联系的事物，在布卢姆意识中不断涌现，表现人物无所事事、平庸无聊、内心空虚的精神状态。
人物突兀多变的内心真实显示，打破了时间的局限而取得了空间的自由，在穿插跳跃、自由联想之中，呈现人物丰富复杂的生活经历和精神感受。
《尤利西斯》中人物意识流程的表现随内容性质的不同，其语言文体风格变化多样。
如第8章的布卢姆在饭馆吃午饭，主人公的意识流程采用的是模仿胃肠蠕动声音节奏的文体。
第14章中采用英国历代散文文体，从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文体到近代新闻文体、象征胎儿的成长过程和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
作品中还大量采用了倒叙插叙、蒙太奇手法、平行与对比、梦境与幻觉、形象及语言的重复与交错，双关语、反语、神话典故类比、象征暗示比喻等多种艺术手法。
如第3章几乎全是斯蒂芬的内心独白。
斯蒂芬独自一人徘徊于海滩，凝神遐想。
面对阵阵袭来的浪潮，他想到自然界沧海桑田的变化，人类世世代代的生死繁衍，以及艺术怎样才能成为永恒。
他冥思苦想，不得其解，最后吟诗一首，寄托他深沉的忧郁与孤独。
第15章中描写了期蒂芬和布卢姆在都柏林花街柳巷时的感觉，其中的场面大多是人物的幻觉和内心独白，即使现实的人和事，在他们的眼中，犹如幻觉和梦境。
最后一章中描写莫莉半寐状态，睡意朦胧，对外部世界的感觉已经模糊，对自己思想的控制已经松弛，因而她的意识已经能够像行云流水一般，不受限制，没有停顿地自由驰骋。
长达四五十页不断行、不带标点符号的意识流程中，具有不受思维制约、自由漂浮、模糊不清、随意闪现的梦幻文体特点，成为了意识流小说的精彩片断。
同时也使作品蒙上了一层令人费解、晦涩难懂的色彩。
《鼠疫》分析
《鼠疫》被认为是加缪最有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
它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
在阿尔及利亚的沿海省城奥兰，发生了一场鼠疫。
地方当局宣布关闭城市，禁止居民出人，以防止鼠疫的扩散。
在与世隔绝并面临死亡危协的情况下，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表现，最终以医生里厄为首的各种人物联合起来，向鼠疫展开了斗争。
在小说中，作者用大量笔墨描绘了一个混乱、无序、荒诞的生存环境。
这个城市“既无鸽子、又无树木，更无花园，”人们只有观察天空才能看出季节的变化。
”城里人们的“一切活动全都是用同样狂热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人们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使自己习惯成自然。
”在这个平淡无奇的城市里，莫明其妙地发生了鼠疫，人们很快被“囚禁”起来，所有的人都“一锅煮”了。
起初“城里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相反，由于封城，许多商店停业，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街头，给人一种“过节一样的虚假景象”。
“随着鼠疫的漫延，城里出现了越来越矛盾、越来越混乱的局面。
一方面，救护队被组织起来，隔离营被建立起来，新的药物在研制，医生们在紧张地忙碌着；另一方面，人们在寻欢作乐，挥金如土，对享乐生活趋之若骛。
一方面，物资匾乏、粮食短缺，人人愁眉苦脸；另一方面，商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兴高采烈。
一方面，鼠疫使人大量死亡，救护车凄厉的喇叭声响彻夜空；从民宅里不时传来痛苦的呻吟；另一方面，人们却有闲情逸致看电影、听歌剧，终日泡在咖啡馆酒吧里。
一方面，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疯子，人们的精神濒临崩溃；他们在歌剧院里你推我搡，大叫大嚷；另一方面，报纸上却在宣传“全城居民临危不惧”，“是镇定和冷静的典范”，另一方面却发现鼠疫病情已从腹股沟转移到肺部，使人大量吐血，死亡更快。
最后人们带着麻木的表情忙于掩埋尸体，从一人一个棺材到集体挖坑掩埋，一切都是绝望的。
但突然间，鼠疫神不知鬼不觉地撤退了，过去曾经不起作用的药物和治疗手段都灵验了。
城门打开了，人们涌现街头狂欢。
这时一个疯子用冲锋枪扫射，警察在街上乱跑，人们涌向窗口看热闹―――。
这是一幅五彩斑斓的荒诞图画，它表现了加缪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不可认识，人的存在缺乏理性。
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人应如何存在？
在小说中，不同的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科塔尔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
他梦寐以求的是过奢侈生活，口头禅是：
“大鱼总是吃小鱼的。
”在鼠疫发生之前，他犯过案子，本应被捕入狱。
但是鼠疫来了，警察无暇顾及刑事犯。
科塔尔精神越来越好。
他投机倒把，幸灾乐祸，大发国难财。
他还公然说：
“我在鼠疫中过得也不坏，我看不出我干嘛要参加进来制止它。
”但鼠疫结束后，它却忧心忡忡，担心过去那些法律机构重新建立起来，自己会被抓紧监狱。
在鼠疫结束的狂欢声中，“他疯了”——用机枪扫射，最终被警察像狗一样地拖走了。
作者通过他的形象否定了极端个人主义者。
帕纳卢神甫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
他在布道中要求人们虔诚地信奉天主。
他认为鼠疫的降临是人们“罪有应得”——对主不虔诚的结果。
天主这样做是要通过“这条充满死亡、恐慌、号叫的道路把人们引向真正的安宁和生命的本源。
”他希望自己的布道能使人们“心境平静”。
帕纳卢实际是在宣扬以心平气和的态度任鼠疫肆虐的思想。
虽然他后来也参加了救护工作，但仍被鼠疫夺去了生命。
作者对他的选择也是否定的。
格朗是一个市政府的小职员，资本主义社会的小人物。
多年来他干着庸庸碌碌的差事，挣着可怜的工资。
他的毫无情趣、平庸无能，使他的妻子离他而去。
在“黑夜里压抑住的恐怖的号叫声中”，他却荒谬地大谈“然而”、“而且”、“接着”、“随后”等这些词汇之间的细微差别。
他写的书翻来复去就一句；“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转叱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
”格朗的所作所为具有荒诞感。
他后来每天抽出两个小时参加救护工作，晚间仍反复修改只有一句话的书。
他对鼠疫表现出一种中立态度，既不全力投入，也不袖手旁观。
作者对这个人物只有同情和怜悯，并未表现出他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朗贝尔和塔鲁的选择都受到了作者的肯定。
朗贝尔是新闻记者，他只是偶然路过奥兰而被关在城中。
在鼠疫流行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企图逃离这座城市而去和女友相会，但当他找到逃脱办法时，却放弃了这个念头，加入到救护队伍中来。
塔鲁是个抽象的人道主义者，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着墨不少。
他出身于法官家庭，本来生活幸福，无忧无虑。
但他看了一次父亲断案的进程，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他认为案犯虽然有罪，但也是人，父亲下令砍下他的头，实属罪大恶极。
从此他离家出走。
他搞政治，专门反对各种形式的“谋杀”。
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是在用“谋杀”来反对“谋杀”：
“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
尽管他和他的“同志”在一起，但仍感到孤独。
现在他认为世界上只有“祸害”和“受害者”两种人，他愿意当受害者，并希望自己成为不信上帝的“圣人”。
塔鲁是较早积极参加救护的人之一，但他对人生一直怀有深沉的忧郁。
他在打开城门那一天得了鼠疫，经过痛苦的挣扎后去世。
塔鲁的死带有悲壮的色彩。
在鼠疫流行期间，他一直在探索着人生的意义，他的日记充满哲学思辩。
里厄医生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表现了自己的人生观，即人在荒谬世界中应该采取的人生态度。
里厄作为医生十分关心穷人的疾苦，他为小职员格朗看病不收费，精心治疗看门人米歇尔。
他是第一个敢于直言本城发生鼠疫的人。
发现疫情后，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和亲属的安危，而是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医疗和救护工作。
在鼠疫流行期间，他不顾疲劳、连续作战，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他忍受着妻子去世的痛苦，仍然为减轻患者的病痛而努力工作。
他以忘我的精神感动了周围的人，使他们也加入了与鼠疫斗争的行列。
里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英雄，同时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体现者。
在鼠疫流行期间，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抗者”——对鼠疫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同时他的所有努力又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
”小说特别写到，鼠疫的结束并不是因为新研制出的血清起了作用（它虽然后来在某些人身上起了作用，但在这之前在许多人身上不起作用），也不是因为人们团结一致与它斗争的结果，鼠疫的结束就象它的开始一样令人难以认识和把握。
里厄医生尽管意识到他要失败，却并没有放弃斗争，就如同西绪弗斯永远徒劳地搬石头一样。
就在这种对无望的希望的追求中，里厄显示了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里厄的形象还表现了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的内涵。
存在主义者认为，“本人自由”是人的生存基础之一，强调人有选择的绝对自由，如果根据别人的意志行动，就失去了“自我”，没有真正的“存在”。
里厄周围有各式各样的人，在鼠疫流行期间他们各自进行了不同的选择。
里厄对他们的选择一概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他自己与鼠疫进行着斗争，别人是否也去斗争或干其它什么事情，一概与他无关。
他与别人的对话，其他人物之间的对话，只不过是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丝毫不去评点别人的是非，也不对别人进行教导和规劝。
里厄、格朗等人都知道科贝尔进行违法活动，但是他们听其自然，谁也不去告发。
与此同时，作者又通过里厄的形象说明，人可以在荒谬的世界中进行积极的选择，以显示其价值。
《鼠疫》中的“鼠疫”以及人们与它进行的斗争，具有深刻的寓意性和哲理性。
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横行一时的德国法西斯比作“老鼠”。
他还曾说过：
“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阅读《鼠疫》，但它最明显的内容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
小说中的人物面对鼠疫的灾难所表现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斗争和法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与感受确有相通之处。
推而广之，它也代表着人类在巨大灾难面前的种种表现。
与它进行斗争的奥兰市市民就是一个西给福斯式的集合体。
全篇的这种象征主义的手法，形成了本篇作品的显著的艺术特色。
《鼠疫》也体现了加缪创作的一般特点。
作者善于把故事的描写同哲学观点的阐述结合在一起，把文学作品当作表现哲学观点的场所。
在小说中，作者从三方面去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
第一，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一种哲学思想（处世哲学）的体现者，如里厄是存在主义思想的体现者，塔鲁是抽象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者等等。
第二，在叙述中，经常加进大段议论直接表述作者自己的哲学观点。
第三，人物在对话中经常讨论哲学问题。
哲学讨论在《鼠疫》中并不显得枯燥乏味，它与人物和情节融为一体，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用白描的手法客观地表现事件和人物，语言鲜明、准确、质朴、毫无藻饰，是《鼠疫》的又一艺术特点。
如小说中对历史上几次鼠疫的描写：
医生一直在凭窗眺望。
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内还回荡着“鼠疫”两字的声音。
这一个词不但具有科学的含义，而且带有一连串特别的景象，它们和这里的情调很不调和：
这座灰黄色的城市，这时还不太热闹，只能说是嘈杂，还算不上喧哗；它的气氛既欢乐，又忧郁——如果这二者可以并存的话，但总的来说，则是欢乐的。
那样安宁无争和平静环境颇容易使人忘却以往的灾情旧景：
雅典受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入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飙而筑起了高墙；雅法城里丑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的医院里，硬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獗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象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
―里厄医生一边望着海湾，一边想起卢克来修所描述的、雅典人染上疫病后准备焚尸而在海边架起的柴堆。
晚上运来了尸体，但是柴堆上的位置已经不够，为了争夺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的位置，活人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宁愿头破血流，也不肯抛掉亲人的尸体。
这种情景可以想像：
燃烧着的柴堆在死气沉沉的水边发出熊熊的火光，在火把的搏斗中火星四溅，恶臭的浓烟冉冉升向黑夜的长空。
人们就怕－－－―――（引自《鼠疫》第37－38页，顾方济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
在这段描写中，作者尽量让事实说话，文字朴实无华，却写出了鼠疫的可怕景象，有极强的表现力。
《局外人》分析
《局外人》是加缪存在主义的典型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默而索是阿尔及利亚一家法国公司的小职员，因无力抚养母亲而把她送进了养老院，一个人过着独居生活。
母亲去世了，他在灵堂里和送葬时都表现得无动于衷。
他与女友玛丽同居，但对爱情感到无所谓。
公司老板提供给他一个优惠的职位，他觉得去不去都可以。
邻居雷蒙要他帮助写信侮辱自己的女友，他不问是非就照办。
一个星期天，默而索和雷蒙去郊游，碰到雷蒙女友的弟弟及其一帮人。
默而索糊里糊涂地开枪杀了人并被捕入狱。
后来他逐渐习惯了监狱的生活，一天能睡16—18小时，对于自己是否会被处死他感到无所谓。
他想到只要在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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