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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与药
“病”与“药”
摘要:
疾病在文学作品中通常被赋予多重含义。
巴金的中篇小说《第四病室》以疾病为切入点,细致深刻地描述了一个三等病室之中不同病人的疾病体验。
在身体疾病的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个丰富的隐喻体系,即内部的精神世界和外部的政治文化统治。
作者无情地揭露了抗战后期国统区黑暗的社会现实,堕落的精神道德现状,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并试图以人道主义作为治疗疾病的药方,探寻一条光明的出路。
虽然存在某种局限性,但不能不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尝试。
关键词:
疾病隐喻《第四病室》人道主义
如果说医学领域有一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探索史,那么在文学领域,也相应存在着一部想象疾病、书写疾病的文学史。
在文学作品中,病弱的身体常常被赋予社会、道德、政治、文化等隐喻色彩,虽然作家们笔下开出的医治“药方”各不相同,但均进行着不懈地尝试与努力。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的灾难之中。
人民的苦难和民族的劫难,激发起了作家们的责任感和道义感。
大多数作家转变了自己过去的思维模式和写作风格,巴金也由前期瀑布似一泻无余的书写,转变到后期愈来愈冷静的剖析。
青春的血与火化为病朽的浓与痰,他潜心刻画病中的小人物,在他们身上洞悉社会现实,寄予自己的疗救愿望。
正如司马长风评价所言:
作家“写的都是大时代的小人物,而能从小人物以见大时代,从人间的悲欢映现族国的苦难。
”[1]
《第四病室》是巴金于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重庆沙坪坝以“病中日记”题材写成的一篇中篇小说,内容依据在贵阳中央医院的一个三等病房里的亲身经历所写。
本文试从“病”与“药”两个角度进入巴金的病室,探索疾病背后隐藏的世界。
一、身病:
屈辱的生命生存体验
巴金在《第四病室》里面潜心刻画了一群病中的小人物形象,通过病室中的呻吟呐喊之声将他们的悲惨遭遇淋漓尽致展现出来。
病人们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床号姓名职业病症治疗结果
1陈(先生)未知接骨好转
2陈(老人)破落小地主梅毒死亡
3第一位:
苏(先生)未知未知出院
第二位:
未知未知斑疹伤寒未知
4孔(先生)邮局职员割盲肠出院
5陆怀民原银行职员现闲赋割胆囊进行手术,但未切除胆囊,出院
6朱云标器材库员跌伤接骨后感染斑疹伤寒死亡
7未知未知割盲肠好转
8沈(先生)未知医眼睛后扁桃体发炎好转
9洪文全未知医眼睛好转
10广东青年未知肚脐偏左方生东西好转
11第一位:
未知公司职员烧伤死亡
第二位:
未知商店职员跌伤水洗生浓好转
12冯永康独汽四营司机淋病感染眼疾挖左眼
这些病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身份角色,有工人,如公司职员、汽车司机、器材库员等,也有破落的小地主,还有没有工作的闲赋人员等等。
他们患着不同的病症:
有的来治疗外伤,如接腿骨、治疗烧伤跌伤;有的得了内患,如梅毒,盲肠炎,胆囊炎。
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在这里相遇;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不治而亡的死者,病愈出院的生者,新入院的患者在这里汇集。
一个人经过,一个人离开,又一个人来到,生离死别的一幕幕连续不断地上演着。
第一床的老陈来医院接腿骨,已经在床上睡了两个月了还没取石膏架子,身体在被单下几乎变成了一堆耸起的东西。
第五床陆怀民来医院割胆囊,手术后度过了漫长的十七天,结果白白割了一次肚皮,仍带着胆囊离开,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病患。
第六床朱云标得的是骨折的小毛病,却由于没钱医治日渐严重而转成斑疹伤寒,烧得神志昏迷,大小便失禁,遭到其他病人的嘲笑和工友的整治,最后惨死在病床上。
第十一床本是个结实健壮的人,因公事而烧伤,公司却只付给他很少的医药费。
后来因为无钱用药,发烧时只能打盐水针,便秘时不得不灌肠,每天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叫。
最后他被捆绑得手、肘鲜血淋淋,孤独凄惨地死去。
在他去世后,工友老郑把他当做包裹打结,因为拿不到钱,在尸体上重重拍了一巴掌来泄愤。
病人活着时没有尊严,离去后情况依然如此,第四病室中的生命竟轻贱屈辱到如此地步,让人触目惊心。
文章写了疾病,病中之人,更写出了一种痛苦屈辱毫无尊严的生命生存体验。
二、心病:
堕落的道德精神世界
桑塔格认为:
“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2]由此可见,性病(梅毒)由于不洁和糜烂等特点,适合充当道德的隐喻。
抗战后期的国统区,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极其败坏。
一个小小的病室,性病患者却占有一定的比例。
病室中第二床的老人是个破落的小地主,他是“吃长素”的,平日连猪肝汤、鸡汤都不喝,却患了梅毒。
儿子为他治病已债台高筑,可是他却丝毫不体谅,还逼着收入微薄的儿子为自己购买入葬的坟地。
面对病重的父亲,儿子的表现也极具讽刺性。
一方面表现在每次探病后频繁洗手这个细节,固然有担心传染的恐惧心理,同时也夸张地体现出人物逃避躲闪的自私行为;另一方面在面对医生要求给虚弱的父亲输血时,表现出极度的惊慌失措,再三找借口推辞拒绝。
第十二床因为“上次害淋病,自己洗,没有弄干净”,以至于不得不挖去眼珠。
从前来探病的妻子身上,似乎可以推断出她以出卖肉体为生,得病后又间接把病菌传染给了丈夫。
第九床之所以得这种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爱逛窑子的父亲传染的。
作品中对性病的描写,将原本血浓于水的父子关系进行了犀利的嘲讽,对传统温情脉脉的夫妻伦理进行了无情的颠覆。
这不仅仅是个别人物的表现,而是整个社会普遍道德堕落的缩影。
此外,作者通过病人们日常的行为举止,进一步深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中。
住院的闲暇时光,第三床、八床、九床和十二床通过谈论护士的风流韵事、唱色情的“十八摸”、讲一些低级下流诸如老和尚之类的故事来打发度过。
这些细节将他们庸俗卑劣的内心揭露得淋漓尽致。
作品还描写了一幅幅病重之人等死,病轻之人观死的画面。
当十一床病人在床上呻吟叫喊时,第三、八、九床的病人不但不同情他的遭遇和苦痛,反而以欣赏、咀嚼他的痛苦自娱。
当一个病人死去后,病友们几句已经“回老家”“一点牵挂也没有”的玩笑话进一步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小说主人公陆怀民也对病室的现状极为不满,内心压抑,却始终没有反抗的行动,所做的只是沉默。
六床朱云标质朴善良,富有正义感,敢于发出自己的心声,希望病人得到尊重,得到应有的治疗和待遇。
他的反抗却遭到了工友老郑和其他病友的冷嘲热讽,最后也难以摆脱死亡的命运。
可见,病室中的大多数病人,生病的不仅仅是躯体,也包括他们的精神,他们充当着“看客”的角色,不知不觉中沦为“吃人者”的帮凶。
“看客”们在这种环境下完好生存着,反抗者却凄惨孤独死去。
作品通过对比讽刺的笔法,在另一个层面上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延续了以鲁迅为代表“国民性”批判的主题。
三、社会病:
黑暗的政治文化环境
日本学者炳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认为:
“‘政治与文学’不是什么古来对立的普遍性问题,而是相互关联的‘医学式’的思想。
”[3]因此,当文学作品通过疾病对社会进行批判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
自一九四四年三月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本先后向中国的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发动进攻,一百四十多个大小城市沦陷,六千多万中国人民流离失所。
巴金的生活与创作条件在这种环境下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但恰恰是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对人民的遭遇和社会的病根有了更加透彻的体悟。
而当时的国统区,正值蒋家王朝统治濒临崩溃的前夕,战事失利,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物价疯涨,人民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作者把一个三等病房作为窥测社会的窗口,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
在病室的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
”[4]
第四病室,呈现出的是一幅地狱般的惨景。
地面阴湿乌黑,屋顶漏雨,便壶便盆无人及时清理,室内空气污浊,臭气熏天。
外科病房中竟然混杂居住着患有梅毒、斑疹伤寒等传染性疾病的患者。
支配人们运转的力量是金钱:
人们按金钱的多少来住不同的病房;病房的工友任意虐待无钱的病人,对有钱的病人是另一幅讨好的面孔;就连医生也按金钱的尺度对待病人,对有钱的病人制定合理的医疗方案,对没有钱的病人,态度冷漠,敷衍塞责,甚至见死不救。
国民党政府官员,不顾人民死活,一味克扣卫生费用,导致医院贫困,药品奇缺,病人必须自己掏腰包买药品、纱布甚至草纸。
住在这种环境中,病人生命没有丝毫的安全与保障。
《第四病室》的《小引》中的文字体现出对当时国统区的政治文化现状隐晦的揭示。
《小引》中指出百姓们因患霍乱数百人丧命之后,卫生局长却极力掩饰,宣称当地没有发现霍乱的出现,从而将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阶级的“瞒”和“骗”,对这批人进行了讽刺与揭露。
在文艺领域里,国统区存在大量充塞市场的颓废作品,色情读物,可见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对人民精神上的严重腐蚀。
作者希望通过写疾病这类相对严肃题材的作品,有意识地抢占国统区的文艺阵地,让人们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净化一下自己的灵魂。
小说通过对第四病室的医疗居住环境以及当局政治文化领域现状的展现,让人清楚理解了病人们身体遭受痛苦,内心忍受屈辱,精神世界腐朽堕落的深层原因,从而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有力批判,发出了强有力的控诉之声。
四、药方:
善美的人道主义之路
在五四时期鲁迅笔下,写疾病、写病中的国民,是为了“提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他排斥中医,提倡西医,所开的药方是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借鉴,并以启蒙者的姿态唤醒沉睡的病中国民,震荡他们的灵魂。
巴金延续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立人”主题,在他笔下,结束了之前小说中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开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现实,由此使“立人”的主题有了现实意义。
他同情受损害被凌辱的弱者,憎恨摧残人性的压迫者和看客,否定了势单力薄的个人反抗,此时他探索的是一条人道主义之路,致力于人性的善与美,用人性善美之光来烛照黑暗,疗救苦痛。
人道主义是巴金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直保留着当初对“安那其主义”的信仰,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更多一点的同情、爱和互助。
自一九四四年开始,他仍热情地呼唤爱,但放弃了之前作品中“憎”的表现形式,其人道主义思想越来越显示出本色。
《第四病室》既包含了作家的痛苦,也饱藏着作家的希望,通过对日常琐事的描述,表现出人与人之间渴望理解、渴望相爱的寂寞感情。
而杨木华大夫成了他人道主义思想的代言人。
她身在医院,心怀国家,关心全国抗战局势。
工作中她尽职尽责,与其他医生形成鲜明对比。
面对无钱买药而死亡的病人,她内心无比内疚与痛苦:
“我就是学医学到了天大的本领,也不见得便能够救人。
我敌不过钱,没有钱的人得不到我的好处……这样敷衍地对付过去,我等于在杀人。
”[5]她不仅对病人的痛苦加以安慰,还在精神上鼓励病人,主动送书并题字,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提升病人的精神境界。
但是,其美好品质却在现实中遭遇到了极为尴尬的困境。
她拥有人道主义思想,行人道之事,但人性深处的善美却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受到压抑排斥。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旨在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重建合理的价值观念。
但是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不同人性之间的碰撞,使得美好人性的建构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很难进行。
巴金在作品中拒绝绝对的“黑暗”,给予文章一个光明的结尾:
“我跨出医院大门,漫天的阳光在迎接我。
”这是作者对未来追求的理想之光,由此也显示了其思想创作上的局限性,正如夏志清所言:
“不过可惜的是作者太着眼于同情,阻碍了他对‘真实’再进一步作全面性的探讨。
”“他既无能力,亦无兴趣给我们在痛苦与爱心状态下的赤裸裸的人性作一个心理上的完整性交代。
”[6]
不得不承认,当时巴金企图将人道主义作为药方来医治当时黑暗社会下病弱的小人物效果是不大的。
但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注入了一种现代特质,那就是“人”的因素。
呼唤人性的善良、纯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以此来完善人性,实现“救人”的目的,最终达到“立国”的理想。
巴金的《第四病室》中构建了一个疾病的隐喻体系,透过病室中病人们的呻吟,同情于他们身体表层之痛,痛心于他们的内心精神之病,并将矛头直指当时黑暗的政治文化统治,表达出对社会现状的忧虑,对民族命运的思索。
如果疾病失去了这些隐喻,那么疗救也相应失去了色彩,文学作品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它表现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以“病”与“药”的角度解读这篇小说,可以带给我们多一些思考与回味。
注释:
[1]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下卷),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74页。
[2][美]苏珊?
桑塔格,程巍译:
《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3][日]柄谷行人,赵京华译: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8页。
[4]巴金:
《第四病室?
后记》,《巴金选集》(第六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
[5]巴金:
《巴金选集》(第六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页。
[6]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参考文献:
[1]陈思和.巴金论稿[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汪应果.巴金论[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谭兴国.走进巴金的世界[M]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
[4]贾植芳.巴金写作生涯[M].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5]唐小兵.再解读:
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M].上海书店,2000.
[7]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
症候式分析[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8]余凤高.飘零的秋叶:
肺结核文化史[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9]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