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中的国关理论修改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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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中的国关理论修改版
前言
每年都有一批又一批的考研青年致力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的研究。
尽管，奋战的路上充满困难，前行的道路崎岖不平，但重要的是，我们怀着同样的梦想，并为此永不止步。
十分感谢国际关系论坛，十分感谢曾经给了我莫大帮助的师兄师姐。
在国际关系论坛，我得到了许多实用的信息和很多珍贵的复习资料，每当从前人手中得到经过他们精心整理的资料，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今年，也正是在这种帮助与鼓励下，我走过了考研最艰难的那段过程。
不管结果如何，师兄师姐那种慷慨相助，薪火相传的精神会一直感动着我。
因此，为了让这种精神更好延续，为了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国关朋友，我将自己在考研过程编写的一些材料整理后发布。
其中有很多内容参考了一些前辈的资料，他们的辛勤成果帮助我更好理解着国关专业。
他们的名字是：
巴豆（croton1985）；荒野村夫（王锐），还有论坛主编“白鹤”大哥。
在此，对他们致以敬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些资料多是结合自己需要编写的，希望大家参考的时候能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再次修改整编，以期达到更好的备考效果。
祝所有正在或即将为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和为中国外交事业奋斗着的朋友们，学习顺利！
Patriot-Cao
2009年2月于武汉
名言谨记：
我宁愿在一个终将胜利的事业中被击败，而不愿取胜于一场终归失败的斗争
——伍罗德·威尔逊
说明
（一）：
本版资料原版为巴豆（croton1985）编写，经Patriot-Cao（爱国者-曹）2008年修改整理
1、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三代表性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等。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
1）、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
2）、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
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代表人物，基欧汉、奥兰·扬、哈斯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
同时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克莱斯勒的定义，“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
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
（三）共和自由主义：
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的安全模式。
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
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
（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
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
2、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全球治理及其它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争论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
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
冷战戛然而止，暴露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
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索，代表人物：
詹姆斯·N·罗斯诺，大卫·赫尔德、奥兰·扬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
“分合”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一词的前半部分和“整合”词的后半部分结合而成。
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
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和区域化的现象。
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
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
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
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
3、自由主义理论
（1）、三条核心假设。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国家是“镶嵌在”社会之中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造就了国家的偏好，也影响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
支撑这一基本观点的，是自由主义的三条核心假设。
（一）、关于社会行为体具有首要地位的假设。
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是个人以及各式各样的集团。
他们是理性的，趋利避害，他们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制约下，并受一定观念的影响和支配，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护和争取各自不同的利益。
自由主义认为政治行动是嵌入在一国内部和跨国的市民社会之中的。
（二）、关于国家的代表性与国家偏好的假设。
国家（或者其他政治组织）代表着一些列国内社会集团。
国家把这些社会集团的利益定义为国家偏好，并且在国际政治中采取有目的的行动来实现这些利益。
以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观看来，国家并不是一个行为体，它只不过是一个不断被各社会行为体争夺、利用和改造的政治机构而已。
因此，政府的政策受到了国家机器内外的个人和集团的身份、利益、和权力的有力制约，这些个人和集团总是给最高决策者以极大的压力，迫使他做出的决定与他们的偏好一致。
自由主义认为，除了社会利益之外，国家制度的性质也是决定一国在国际事务中行为的关键因素。
国家这一代表机构把来自社会的压力转变为“国家偏好”。
自由主义认为所谓“国家偏好”，是国家本身自由的一种属性，它与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无关。
第一条假设和第二条假设合在一起，表明国家在功能上是不同的（沃尔兹的基本观点是，国家的功能是相同的）不同的国内强力集团对安全、主权、财富有着不同的偏好与解释，因此，各个国家追求的目标是非常不同的。
（三）、关于相互依赖与国际体系的假设。
每个国家都是在不同的别国偏好的制约下，寻求实现本国偏好的。
自由主义一方面反对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偏好必然都是对立的假定，另一方面也反对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家偏好部分一致，以便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假定。
自由主义认为，相互依赖的各国偏好的格局决定了国家的行为。
有三种相互依赖的各国偏好的格局。
第一种是各国的偏好和谐一致。
第二种情况正相反，国家偏好尖锐对立，处于零和博弈状态。
造成对立的根源并是足以激起高代价和高风险行动的偏好的根本对立。
第三种情况是各国的动机复杂，通过协调与谈判可以增进各方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具有进行政策谈判的动力。
总之，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国家间合作的形式、内容和深度都取决于这三种不同偏好类型的性质。
（四）、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结构理论。
自由主义理论具有结构（体系）理论的特征。
它不仅可以解释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还可以解释国家间相互作用的体系性结果。
权力是偏好的一种功能，而不是一种实力。
在许多时候，对面临问题的强烈偏好，可以弥补实力的不足。
（2）、自由主义理论的三个变体
（一）观念自由主义。
观念自由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穆勒和威尔逊那里，它强调国内社会认同和价值观是国家偏好的基本决定因素，因此也是国家间合作与冲突的主要原因。
社会认同的第一种类型是关于“民族”范围的，它决定了民族边界的合法边界以及公民权的分配。
在解释跨边界的合作与冲突的时候，现实主义强调相对权力、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共有的法律规范，而观念自由主义则强调边界在多大程度上与强力社会集团的民族认同吻合。
边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冲突与合作的重要决定因素。
对外交决策有重大影响的社会认同的第二种基本类型是关于政治制度的。
观念自由主义则认为，对于国内政治合法性的不同观念将会转化为不同类型的国家偏好，并进而形成不同形式的国际冲突与合作。
例如17、18世纪，欧洲的绝对君主之间为了他们王朝的和宗教的统治而争斗，到了19世纪，他们却为了保持君主统治，抵抗社会上改革的压力而联合起来。
第三种社会认同的基本类型涉及到社会经济规则和再分配的性质。
国家关于社会经济活动合法性的偏好塑造了它们的国际行为。
社会经济规则的多元性会影响国际合作，特别是会影响经济自由化。
（二）商业自由主义
商业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单独和集体的行为是基于国内和跨国经济行为体的市场刺激而做出的。
国内和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会改变跨国经济活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形成对一国政府利用经济和安全政策促进或阻碍国际经济活动的压力。
商业自由主义强调特定政策的刺激作用与国内和国际分配冲突造成的障碍之间的互动关系。
强力个体行为者的经济利益越大，他们迫使政府为经济交往提供便利的愿望也就越强烈；相反，经济交往带来的调整代价越大，就越有可能产生反对。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市场结构看成是一个既可带来开放，也可走向封闭的变量。
商业自由主义在研究安全问题上也有重要意义。
跨国商业和生产的联系越是复杂多样，强制性措施的成本就越高。
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后工业时代信息经济的建立，大大增加了军事侵略、强行国有化等强制措施的机会成本。
（3）共和自由主义
4、基欧汉与霸权后合作
《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提出的一个中心命题是：
霸权后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可能？
显然，这既是个极具理论挑战性的命题，也是关系美国霸权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衰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合作的一个政策课题。
正统的现实主义特别是“霸权稳定论”看来，国际体系要维持稳定，必须要有一个霸权国家或者霸主的存在。
霸权稳定论假设，国际体系中的秩序、合作、安全、汇率稳定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类似经济学上所谓的公共物品。
大凡公共物品，都具有供应的相联性和排他的不可能性，也即我对这种物品一定量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这种物品同量的消费；同样，由于物品“公共”的特性，我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排除其他人同时对这种物品进行消费。
换句话说，公共物品具有极强的外部性效果，那些没有承担供应公共物品责任的个体可以“免费搭车”（freerider），自动享受别人提供公共物品所能带来的好处；退一步讲，当各个个体之间存在共同的类似公共物品的利益需求时，这些个体可能不会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实现这些共同利益，这就是奥尔森揭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公共物品这种独有的特性，决定其经常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它所具有的外部性效果会导致国内政治经济市场出现“失灵”的恶果。
一般来说，为了克服这种困境，强制性的中央权威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霸权稳定论认为，虽然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但是如果存在一个起绝对主导作用的霸权国家，这个霸权国家能够并愿意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提供必要的像安全、经济稳定之类的国际公共物品，那么国际体系就保持一定的秩序与和平；反之，如果没有霸权国家，或者存在霸权国家而这个霸权国家却处于衰落之中时，那么国际体系就可能陷入混乱或者发生霸权战争的后果。
霸权稳定论的逻辑提供了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观，也即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合作就能够维持，而如果没有霸权国家，那么各国之间就会处于纷争的状态。
基欧汉明确地对此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
为了解释霸权后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基欧汉引入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即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鲁杰7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
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机制的创设及其功能的理论。
所谓国际机制，克拉斯勒给出的较为广泛接受的概念，是指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
基欧汉看来国际机制的创设，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完成的。
各种国际机制的功能在于，可以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减少不确定因素，机制的所有这些功能，对于霸权主导国际体系中各国政府之间的和平与合作以及霸权体系的“护持”具有重要的价值。
由此可以看出基欧汉发展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对正统霸权稳定论所进行的修正：
与其说是霸权国家，还不如说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确保着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
既然国际机制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建设起来的，这些机制对维持霸权状态下的和平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是不是说一旦霸权国家衰落以后，原先在霸权国家主导下所创设的机制是否也会相应地瓦解呢？
基欧汉认为在霸权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存在一个“时滞”，也就是说，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意味着既有的在霸权国家领导下创设的机制也会相应地发生衰落，机制维持的惯性，使它们对确保霸权之后世界中的合作与和平仍然起着独立的作用能力。
因此，机制的维持和建设就成为霸权之后合作与和平能否持续的关键因素。
《霸权之后》一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陷入诸多困境，西方联盟的前景也令时人忧虑不堪。
《霸权之后》一书在政策上的价值在于，它为美国应付霸权衰落，如何与衰落打交道开出了一副很好的处方。
5、软权力学说
（1）、“软权力”的含义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
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最早明确地提出和论述了“软权力”（softpower）这个概念。
奈给“权力”下的定义是：
权力是达到自身目的或者目标的能力。
在论述影响他人行为方式的基础上，他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
“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而言的，是“权力”的一个方面。
它指的是“同化式权力”，它主要来源于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感召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与决定国际议程的能力。
软权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非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硬权力是指通过威胁或者奖励，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
而软权力则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之能力。
换句话说，“硬权力”的运用，表现为借助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手段，直接迫使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者行为。
而“软权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促使他人确定自身的偏好。
也就是说，让别人追求你想要的东西。
奈认为，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跨国相互依存的时代，权力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力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转化，越来越不太具体，越来越缺少强制性。
实际上，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软权力就是吸引力。
归纳起来说，奈所说的软权力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文化吸引力。
他所说的文化是指普世性文化，也就是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
第二，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同样也是难以定义的概念。
奈本人在论及软权力源泉的时候，常常把“理念”、“政治价值观念”等概念和“意识形态”概念加以混用。
实际上，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是广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它们列入文化的范畴之中。
第三，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
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中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响他人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权力，或者具有“制度权力”。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塑造国际规则，使之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吻合，其行为就更可能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
如果它可以使用和遵循那些能够引导和限制他国自愿行为的制度和规则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胡萝卜与大棒。
”
以上便是奈所说的软权力的几个基本内容。
然而，软权力含义不只限于以上三个方面，也不是说所有软权力的源泉都可以被纳入这三大范畴之中。
奈在著述中就指出过“信息”、国家政策等因素的重要作用，也可以被列入软权力的范畴。
（2）、软权力思想的局限性
奈把权力简单和人为地划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部分，并重点论述后者的重要性。
这看上去一目了然、简单易懂，并且很有说服力。
然而，这种简洁明了的思路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因为权力不能简单地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所谓的软权力与硬权力之间的界线并没有那么清楚。
另外，不只是软权力资源可以对他人产生吸引力，硬权力资源（比如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可以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这使得奈的软权力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内在的局限性。
第一个局限性是，奈无法解释清楚软权力和硬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说得很明白，即硬权力决定软权力，或者硬权力是软权力的基础。
他认为，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
一方面，奈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这样的看法。
他曾经说过，硬权力能够产生软权力，如使用武力控制或夺取电台、电视台等等信息制造和传播工具，便可以获得“软权力”。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软权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权力。
比方说，梵蒂冈的软权力并没有因为19世纪教皇国家国土面积变小而减弱。
同时，奈也指出，硬权力的使用也可能损害软权力。
他批评美国在伊拉克过于依赖硬权力、蔑视国际制度的单边主义行为，会损害自己的软权力。
由于软权力和硬权力之间的关系太复杂，奈实在是无法表述清楚，最后只能很笼统地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
它们相互联系。
第二个局限性是，软权力的大小难以被测定和衡量。
一般说来，衡量权力大小有两种途径，一是由资源和潜力所衡量，二是对结果的影响来衡量。
但是，相对来说，第一种途径比较容易，第二种途径只能凭感觉与体验。
于是，研究权力的通常方式是枚举权力得以行使的基础或资源，学者和政治家们往往根据国家所拥有的资源，来衡量国家所拥有的权力之大小。
尽管权力的资源或者权力的源泉多种多样，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倾向于关注那些相对有形的或者具体的权力资源要素，因为这样就比较容易衡量一个国家权力的大小及判断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地位。
然而，这样的做法往往忽视了构成权力基础的那些无形的和抽象的要素。
正是鉴于此，奈试图改变这种权力分析的方式，从而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
然而，相对于硬权力资源来说，软权力资源更难衡量和测定，因为后者是非物质性的、抽象的、无形的。
奈所说的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感召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国际议题的能力等等，都是很抽象的东西，很难加以测定和衡量。
这是奈软权力思想遭到批评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6、三种国际机制论
对国际机制研究有三种思想学派：
现实主义者侧重研究权力关系；新自由主义者以利益的聚合为研究基础；而认知主义重点在于知识动力、传播和认同。
三者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对“制度主义”（即国际机制作用大小）的认可程度。
（一）、新现实主义国际机制理论批评
新现实主义国际机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
权力在合作中的核心地位不次于其在冲突中的地位；行为体之间的权力资源分配极大地影响着机制的出现、某问题领域机制的存在及其性质，特别是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国家会考虑无政府状态下的相对权力，从而对国际机制的效率形成制约。
以上观点集中体现在霸权稳定理论中。
霸权稳定理论的基本机制理论主张是：
霸权国家建立了自己的霸权体系，并制定该体系的基本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霸权国的实力与威望是其他国家接受这些国际机制的前提；霸权国利用这些机制维持霸权体系，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为了维持该体系，它愿意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容忍“搭便车行为；霸权国的衰落或急剧变化，则国际机制发生相应变化。
霸权稳定理论将机制理论与各自问题领域主导国家的存在联系起来，试图解释何时、为什么国际机制出现和有效。
对霸权稳定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霸权国的存在是否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霸权国（美国）为维持现存国际机制也付出了相当的努力。
但是，认为没有霸权领导则国际机制既不能产生又不会维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基欧汉认为，美国的霸权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衰落了，但这并没有妨碍新的国际机制的产生及其作用的发挥
2．权力资源是否是国际机制的惟一核心因素？
霸权稳定理论将权力资源视为惟一的、决定性的变量，而机制不过是插入性变量，认为国际机制是内生于国家权力结构的产物，从而否定机制的独立作用。
这种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3．国际合作的前景是否受制于霸权体系的结构？
霸权稳定理论隐含着对国家参与（大型）集体活动的否认：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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