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农村与中国农村比较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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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英国农村与中国农村比较研究

题目；17世纪英国农村与中国农村比较研究

姓名：

王晓娟

学号：

200602020040

系别：

政法系

专业：

历史学

年级班级：

06历本

指导教师：

高国俊

2010年05月12日

目录

内容摘要：

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words1

一、17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政治背景1

（一）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君主立宪制的需要2

（二）明末封建王朝的腐朽以及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3

二中英两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比较3

（一）英国资本主义农村经济模式…………………………………………………4

（二）中国地主经济主导的农业经济模式5

三中英两国农民在两种农村经济模式下的去向及其对各自历史发展的影响6

（一）17世纪英国农村人口转移及对英国历史发展的作用6

（二）明清时期中国农民转移及历史影响7

四、结语8

参考文献8

17世纪的英国农村与中国农村之比较研究

学生姓名：

王晓娟学号：

200602020040

政法系历史专业

指导教师：

高国俊职称：

讲师

摘要：

本文拟就17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两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农民去向及对各自历史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

着重指出17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基础成熟，并促进农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发展，使英国从此迈入近代历史的轨道；而中国由于封建政治经济的顽固惯性，资本主义经营和发展方式在农村难以进展，以致依然沉沦在封建社会的泥潭，与同期的英国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发展，未能与世界现现代化步伐接轨。

关键词：

17世纪；英国农村；中国农村；比较

Abstract:

Thispaperintendstothe17thcenturyandthepoliticaleconomyofruraleconomicdevelopmentbackground,thetwocountriesofruraleconomicdevelopmentmodeandfarmerstoeachoftheinfluenceandthehistoryofthecomparativeanalysis.Thepapermainlypointsoutthe17thcenturyBritishcapitalismpoliticalandeconomicbase,andpromoteruralmaturecapitalisteconomydevelopment,thedevelopmentofmodernhistoryofBritainfromenteringorbit,ButbecauseofthefeudalChinapoliticaleconomy,capitalisminertiastubborninruraldevelopmentandmanagementmodetoprogress,thatstillfallinfeudalsociety'smire,comparedwiththeBritishintwodifferentdirections,andthedevelopmentofmodernizationisnot.

Keywords:

The17thcentury,Britishcountryside,China'srural,compare

前言

17世纪的中国和英国都是农业大国，但两国农村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本文拟就17世纪中英农村发展所面临的政治背景，发展模式，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加以对比，以期对这一时期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方面的探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但不奢望于解惑明是。

一、17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政治背景

（一）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君主立宪制的需要

17世纪初的中英两国都是由封建王朝统治，而两国王朝也都面临着统治危机，但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

17世纪英国主要是是封建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危机，而明清时中国面临的危机则是：

封建农民阶级的反抗王朝的腐朽及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要求推翻统治王朝。

1．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

在政治上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公开宣扬君权神授思想，在他们看来，君权来自于上帝，因此权力应当是无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为了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竭力加强英国国教的统治地位，禁止英国国教以外的任何教派组织的存在和活动物，结果迫使大量清教徒逃亡美国，荷兰等地。

在经济政策上，詹姆斯和查理不顾国会反对，大规模地推行工商业垄断，强制征税，随意解散国会，甚至明目张胆地卖官鬻爵。

在对外政策上，詹姆斯一世违背资产阶级利益，改变了伊丽莎白联合新教荷兰打击天主教西班牙的传统政策。

这种倒行逆施的对外政策，极大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他们在财政上拒绝支持国王。

并且对清教徒实行迫害政策，迫使大批清教徒逃离英国。

2.资产阶级革命前的阶级变动

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断发展，在英国的贵族中，除旧的封建贵族外，还分化出了一个一个与资本主义密切联系的新贵族阶层。

新贵族按照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农业，剥削雇佣的农业工人，或将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坐收资本主义地租。

他们与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上一致，因而，在革命中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封建王党。

新兴资产阶级包括城市中的工、商业资本家、手工工场主以及农村中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地租农业家。

他们受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因而革命要求强烈。

农民在17时机初仍占全国居民的大多数，其基本群众是自由农和公薄持有农。

自由农须向地主缴纳一定贡赋，但拥有自己的土地。

公薄持有农在农民中人数最多，是从封建时代的农奴转化而来的，他们除了向地主缴纳固定地租外，还需担负其他封建遗物。

他们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制度，是耕种的份地真正成为自己的财产。

农民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力军。

在手工工场中的雇佣工人，生活十分贫困，备受剥削，也是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英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分化，封建君主专制也逐渐丧失了他的统治基础。

3.议会和王权矛盾的激化和君主立宪制建立

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和经济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强烈的政治要求，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和国王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最终议会发起内战，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经过长期的反复和曲折发展，最终以国王的妥协和议会的胜利结束，确立了有利于资产阶段的内阁制和议会制，通过了《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保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政治和政策环境。

（二）明末封建王朝的腐朽以及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

1.明王朝危机

进入17世纪以后，明朝政权自身却已经腐朽了。

明政权貌似强大，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

崇祯以前的两个皇帝，神宗纵情声色，怠于朝政，却又贪财好货，弄得市井沸腾。

熹宗庸庸碌碌，朝政全凭魏忠贤等一帮阉党操持。

崇祯所依靠的官僚机构队伍庞大，但效能极低，“文官爱财有怕死，武将怕死又爱财”。

官吏们行贿受贿，党派林立，除了层层盘剥百姓以外，几乎不能顺利办好一件有利于国家的事。

国家的军队众多，但对内消灭不了四处活动的“响马”，对外抵御不住后金铁骑的进攻。

崇祯即位伊始认真整顿了吏治，惩治了作恶多端的魏忠贤的阉党，恢复了以士大夫为主题的东林党的声誉，但是百孔千疮的社会却使崇祯无能为力，东林党和阉党仍然对立着，官吏的腐化之势无法阻挡。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权倾中外，他主持“东厂”（特务机构），对全国实行血腥统治，而且到处“剥民财，侵公帑”。

对他的专横肆虐稍加议论，“辄被禽僇，甚至剥皮舌”。

[1]

2.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

这种黑暗统治激起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反动统治者却对此束手无策。

从万历时起，农民暴动已经是零星发生于许多省。

到崇祯二年（1629年），陕北起义勃然爆发，于是起义之火燃烧了大半个中国。

1644年，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武装部队攻进了北京，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明王朝终于覆灭。

[2]

3.清军入关

明末天下大乱，给偏处东北地区的满族人的崛起以可乘之机。

清军勾结防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长驱直入北京，颠覆了农民政权。

在定都北京后不久，清政府就挥师南下，到1662年彻底消灭南明的势力，征服了整个中国。

17世纪的英国和中国虽然都被卷入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但两国危机的性质却是根本不同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危机来自从未见过的敌人，即来自15、16世纪以来一直在成长壮大的新兴社会势力的威胁，构成对专制集权的巨大冲击；明朝的政治危机来自它自身的腐朽，来自固有的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对立，影响到明王朝的继续生存。

二中英两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17世纪的英国和中国的农村经济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开始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上进展。

英国农村广泛进行进行着资本主义农场式经营，而当时中国农村虽然也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却始终未能突破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一）英国资本主义农村经济模式

1.土地集中状况

资本主义农场式经营需要一定规模的土地集中。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英国和中国封建晚期的土地集中情况。

英国土地集中过程。

英国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

英国封建地产运动的总趋向是，先是封建大地产日渐衰落，中小地产不断加强，土地相对分散；而后，在一个新的机制上土地又重新集中起来。

封建地产转移原因极为复杂：

或因婚姻关系变更，或因中央政府对土地归属状况进行再次分配和调整，但更多情况下是因为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展而导致土地市场的出现。

土地作为商品开始进行自由买卖，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者直接参与土地市场，使封建保佃地逐渐货币化，并在一部分生产者手中集聚起来。

而且国家也对土地私有和土地自由保护在法律上进行立法保护，进一步保障和促进了土地集中。

 政府总的来说是支持圈地运动的。

17世纪英国的土地集中方式最具有典型性，且最重要的，规模最大的是圈地运动。

随着呢绒业的勃兴和羊毛价格的上涨，养羊业成了特别有利可图的行业，贵族和大地主为了扩大牧场，首先圈占农村中的森林荒谷与草地、池沼等公共土地，接着又圈占农民世代耕种的份地，把分散的土地凑成整块，用栅栏和沟渠围起来，成为独占的牧场，有的自己经营，有的以高出农民传统所付地租很多的价格出租给新型的牧场主，1593年，国会废除反圈地法令，引起了圈地狂潮。

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不再反对圈地，从1688年起，政府公开支持圈地。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圈地运动。

2.农业经营方式

经过圈地运动，地主和农场主成了农业资本家，由于城市及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要求以集中经营为基础的大农业代替小农经营，部分被圈占的土地被租给大租佃农场主进行集约经营。

租佃农场主通过改进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在英国的大农场里普遍进行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营。

雇用经济在英国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一定规模。

随着生产者的自由流动和雇佣关系的发展，包括雇工和仆农在内的农村雇佣队伍的总量空前发展了。

这种独立的雇佣阶层，一些地方达到了惊人的数量。

总体看，到都铎五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初斯，英国农业雇工人数大约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１／４—１／３，已是一个不争的结论。

[3]

而且英国雇工基本是自由的劳动力，英国雇工的身份更自由些，拥有更多的独立权和自主权。

他们象标准农户那样付得起全份额的人头税，表明他们的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

当时作家郎格兰描绘了傲慢、任性的雇工：

“没有土地只有两只手干活的雇工，不愿吃隔天的饭菜，一加仑啤酒不够量，咸肉亦嫌不够嫩，而要鲜猪肉，或煎烤的鲜羊肉，并且要求热些，更热些，说是为了驱散胃里的寒气。

然而，他们还要高工资；否则便大声咒骂，哀叹自己竞成了一个雇工；他们还常常诅咒国王和议会，制定那样的法律压迫劳工”。

[4]

（二）中国地主经济主导的农业经济模式

1.明末清初中国土地集中

纵观中国封建地产运动总趋势，土地也有一定程度集中，但却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下土地集中，明清时代，地主土地占有制具有压倒的优势。

其原因很复杂，其中固然有农民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投靠缙绅地主，求得其荫户，而把土地让渡给地主。

但明清时期的土地集中包含着极强的政治因素。

从一定意义上讲，以缙绅地主为骨干的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强化，正是由于封建专制机器不断发展，在籍和不在籍缙绅队伍不断膨涨的结果。

事实上，官绅地主在大量的土地让渡中扮演主要角色，他们常常依政治地位的升沉而使土地急剧增减。

土地转移频繁，田地来去无常，在缙绅地主集聚的江南地区尤甚。

明清时期的官绅地主拥有赋役优免权的政治特权。

一经为官，便可“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廛无税”，不仅当官者，当官的预备员，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免役特权；不仅官员本人，而且全家的差徭都可得到免除。

而得到绅衿人家的庇护，正是饱受差役之苦的编户小农所渴望的，尽管这要以人身自由方面的损失为代价。

为逃避赋役，国家编户农纷纷“投靠”。

当时徭役的派遣不仅按人户，还按田亩的多寡，因此，不仅小农，不少庶民地主也把土地寄托于本乡绅衿的名下，即所谓“诡寄”。

通过这种转移，绅衿地主不但有了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而且也有了实际上的对于这部分封建地租的分割权。

清朝土地兼并的规模愈激烈程度不下于英国的圈地运动。

明朝的土地集中并不像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专业经营所致，而完全是基于王公贵族及大地主扩充自己的财富和势力、满足自己奢侈淫佚的欲望的需要。

这种与自由市场没有多少联系的土地集中，不能导致新的生产方式，也不能产生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甚至不能推动封建地租形态的演进。

2.中国地主经济下的土地经营模式

明清时期中国农村也出现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艰难而缓慢。

农业中出现了农业雇工现象，但雇工规模和雇工数量都与英国无法比拟。

而且明清时期雇工的身份基本是不自由的。

在明清案例里，雇工打骂虐待雇工、凌辱女性雇工或男性雇工的妻子，甚至指使其杀人越货，最后反让雇工身陷囹圄之事，比比皆是。

[5]雇工身份及其性质还表现在工资问题上。

根据魏金玉研究，清代雇工工值的３／４，甚至４／５以上用于雇主提供的饭食。

这样，雇工报酬的大部分掌握在雇主手里，他们可以随意压低和克扣，使其具有很大的伸缩性。

剩余的工值，不少雇主也不以货币支付，而是以布、鞋、烟等实物折算。

[5]由此可见，这样雇工远非自由劳动者，其工值还保留前自然经济的特征，和现代性质的雇佣劳动的工资相去甚远。

但在地主经济主导下的雇工经营毕竟还是少数，对于拥有绝大部分土地的缙绅地主，他们主要采取的是封建地租剥削的经营方式。

一方面佃农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占有权，而另一方面，地主有任意增加租金和夺佃的权利。

以此，在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地租可以增加到难以设想的程度。

高额地租的压迫，严重挫伤了农民改良土地及农业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致使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三中英两国农民在两种农村经济模式下的去向及其对各自历史发展的影响

（一）17世纪英国农村人口转移及对英国历史发展的作用

从农村经济变革角度看，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这一时期英国农村爆发了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释放了大量的农民，主要表现在：

大农场制的建立，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

大农场的规模化经营不仅冲垮了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构，而且也荡击了以小农个体生产为基本模式的封建生产组织和经营方式，加速了小农与土地的分离。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走的是一条农牧混合制的道路。

由于畜牧业对劳动力需求量大大低于种植业，据瑟斯克估计种植业与畜牧业所需劳动力之比是100：

20，[6]所以，随着养羊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减少。

另外，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改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使农村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

被圈地运动排挤出土地的农民，除了部分投入到资本主义大农场进行农业雇用生产，成为雇佣农民外，大部分开始流入城市，和工业，商业领域。

虽然迁移造成的城市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恶劣和贫困等问题依然存在，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增大。

首先，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推进了人口的城市化进程。

转型期英国大多数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均为负数，规模的扩大主要依靠农村人口的迁入。

尽管城市化不单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但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社会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基础和前提。

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迁入，17世纪末，许多城市人口都在1000人以上。

大城市的发展尤为迅速，城市的发展反过来进一步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相互促进，使英国城市化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其次，推动了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圈地运动释放了大量自由劳动力，为商业和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城市化的核心是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进城，无论是在工厂、手工工场或小作坊做工，还是从事建筑、经商、家庭服务、做流动小贩，无疑都给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注入活力。

农村迁移人口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他们在城市衣、食、住、行等方面所形成的巨大购买力对拉动城市工商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变革。

17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向城市迁移使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明显下降，农村劳动力价格上升，农场主为节省劳动力，增加资本投入，加强了集约化经营，加快了农业变革。

（二）明清时期中国农民转移及历史影响

明清时代的农民阶级，可以分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各种阶层，也可以依据租佃关系区别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

但“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

而在“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

这是农民阶级的核心。

其中，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

明代“凡户分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

[17]在这些制度下，人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相务业，他们被剥夺了自由择业、自由离土的权利。

清代虽实行摊丁入地，但保甲制度仍然存在，农民仍旧被束缚在土地上，负担各自不同的赋役。

另一方面，则通过经济的强制，土地所有大小或族权的关系，强迫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

这样，中国农民既受国家政权的压迫，又受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

既有经济的强制，又有超经济的强制，他们互相合作，互相补充，把农民束缚得没有一点自由可言。

中国农民所受的压迫，不仅直接来自地主阶级的剥削，同时，又受到封建国家的严重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不仅贫苦的佃农与雇农无法度日，就是一般自耕农也感到难以维持。

于是他们为反抗地主的压迫，只得周期流亡，逃避赋役。

可是在封建产业未发达的情况下，这些流亡农民最后还是回到土地上去，为地主阶级提供可以榨取的劳动后备军。

明清时代复因封建地主的肆意集中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侵蚀，更加速促成农民的破产过程。

所谓明朝极盛的永乐（1403—1424年）时代，人民生活之苦，已不堪言。

“尝以太仓一城之户考之，洪武年间，见丁授田十六亩，二十四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

今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核实又只有见户七百三十八户。

其余皆逃绝虚报之数”。

[8]可见当时流民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这种农民的破产流亡，在封建明朝中，一直在进行着，并激起过多次的农民起义。

到了清代，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

号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也不例外。

[9]

这些被封建土地所有制所排斥的农民，其中最重要的，即是所谓大户苞荫，把这些流民变成地主的佃户、奴仆或雇工人等。

凡此之人，既得为其役属，不复更其粮差，甘心倚附，莫敢谁何。

由是豪家之役属日增，而南亩之农夫日以减矣。

[11]这些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到处流浪，多半成为地主的佃农，明代江西万载即有这种情形：

本县佃民多系抚、瑞等府，宁州、上高、新高等州县，杂以闽、楚，易来易去，牛租两无所恃，与他邑土著自耕者异.其实，这不是南亩农夫的减少，而是国家控制的自耕农的人数的减少。

这种从自耕农向佃农的转化，清代亦系如此。

在激烈的土地兼并以及繁重的封建地租和残酷的封建统治下，破产的农民还有很大一部分流入农民起义的队伍行列。

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对于当时封建政府和地主的黑暗统治起到一定的环节作用，迫使政府和地主做出了一定有利于农民生存和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但只是暂时的妥协和徘徊，并没有彻底的改变封建性质的本质，所以并没有能够彻底改变农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对于整个封建历史来说只是一个徘徊还和再次反复的过渡，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也没能形成彻底性质改变，而且，旷日持久的起义和战乱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物，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一定消极影响，长时间的混战带来的社会动乱环境，也不利于长期的持续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没有生产力的内耗。

四、结语

17世纪的英国农村彻底刷新了封建的农业经济模式，并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不断展，而明清时期的中国由于封建政治经济的顽固惯性，资本主义经营和发展方式在农村难以进展，以致依然沉沦在封建社会的泥潭，与同期的英国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发展，未能与世界现现代化步伐接轨。

参考文献

[1]吴于廑.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0.

[2]吴于廑.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11.

[3]M.史密斯.土地、血缘关系和生活周期[M].三联出版社，1998，15.

[4]琼·瑟斯克.英格兰及威尔农业史[M].上海：

商务出版社，1997，398.

[5]希尔顿、法根.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M].三联出版社，1966，83.

[6]周忱.刑部比照加减成案[M].上海：

商务出版社，1997，19.

[7]J.Thirsk.EconomicPolicyandProjects[M].Oxford,1978，104.

[8]张廷玉.明史[M].三联出版社，1998,45.

[9]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M].上海：

商务出版社，1997，19.

[10]王先谦.东华录[M].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55.

[11]王先谦.东华录[M].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55.

致谢

本课题在选题及研究过程中得到高老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他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

从课题的选择到项目的最终完成，高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

高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精心指导，同时还在思想、生活上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谨向高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