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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经验整理4

名老中医经验整理4

名老中医经验整理4《本草经百种录》记载:

“凡人身瘀血方阻,尚有生气者易治,阻之久,则无生气而难治。

盖血既离经,与正

气全不相属,投之轻药则拒而不纳,药过峻,又反能伤未败之血,故治之极难。

水蛭最喜食人之血,而性又迟缓善

入,迟缓则生血不伤,善入则坚积易破,借其力以攻积久之滞,自有利而无害也。

”结合现代药理研究,水蛭主要

含蛋白质,新鲜水蛭唾液中含有一种抗凝血物质水蛭素,水蛭素不耐热,稀盐酸易破坏,还有肝素、抗血栓素,能

阻止凝血酶对纤维蛋白原之作用,阻碍血液凝固,其醇提取物抑制血液凝固的作用,强于虻虫、虫、桃仁。

  古今论述均说明,水蛭是一种较好的活血祛瘀药,其力较强,善缓化慢消人体之瘀血,而又不伤新血,故对疑

难病中瘀阻较久,难以化除消散者,加用水蛭可以提高疗效,尤其是中风、心痛等心脑血管疾病中的顽病痼疾,水

蛭不失为一个要药,临床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还报道水蛭可用于肺心病、高脂血症、脑出血及颅内血肿、血

栓性静脉炎等。

但水蛭总属力量比较强的化瘀消瘕药。

一般活血祛瘀药可以奏效的,不一定要用水蛭,以免耗散正气太过;一些易

出血的病人也不宜用之。

前人所谓水蛭有“小毒”的结论,张学文认为即指其活血化瘀之力较猛,用之不当可以产

生出血等副作用而言,并非对人有毒害作用。

另外,对水蛭用法,有主张焙干研粉冲服者,也有水煎内服者,当视

其病情而论。

张学文一般水煎用3~6克,焙干冲服者1~3克即可,丸散剂也用1~3克,未见毒副反应。

国医大师张学文临证用药心得(4)

牛膝,因其形状象牛之膝,又善治腰膝部疾病,故谓其名牛膝。

牛膝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其性平,其味甘、苦、

酸,临床用途甚广。

《神农本草经》载其“主寒湿痹痿,四肢拘挛,膝痛不可曲伸,逐血气,伤热火烂,堕胎”。

现代药理研究已知其对子宫和肠胃有收缩作用,并能扩张心脑血管、降压、利尿等。

此药性平,无寒热燥腻之弊,

补消兼长,临床常用。

  牛膝有川牛膝、怀牛膝之分,补消之力各有擅长。

川牛膝擅长用治头脑部、心胸部瘀阻及下焦、肝肾冲任等处

瘀滞之证,故认为其有引血、引热、引水下行之力,其通滞化瘀之力强于怀牛膝;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之力稍强

,善治腰膝酸软之疾,但多以通为补取效。

  活血祛瘀,引血下行

  善治头部诸疾

  牛膝之功,验之临床,消多于补,活血祛瘀,引血下行,实属其主要功能。

考“引血下行”之语,自《本草衍

义补遗》提出以后,遂为后世所重视。

《本草经疏》曰其“走而能补,性善下行”。

尤其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

》说:

“牛膝善引上部之血下行,为治脑充血证之好品”,所以其镇肝熄风汤、建瓴汤中均重用此品至30克,临床

收效颇佳。

《名医别录》有牛膝“填骨髓,除脑中痛及腰脊痛”之语,张学文根据多年临床体会,认识到牛膝活血

祛瘀、引血下行,尤善治脑部诸疾。

  肝阳上亢患者常有血压高,或不稳定头痛,头麻木,四肢困乏等症者,以川牛膝为主,配合菊花、磁石、天

麻、川芎、豨莶草、地龙等,取其既可补益肝肾,又可引血下行之功,常用川牛膝15克左右,疗效较好。

  中风证属中经络常表现为肢体麻木,偏瘫,言语謇涩,手足痿废不用等,可用川牛膝配合丹参、赤芍、地龙

、川芎、桃仁、红花,兼气虚者可加炙黄芪等,具有较好的活血化瘀止痛及引瘀血下行之功。

  美尼尔氏综合征以眩晕不能站立,甚则呕恶等症为主,用川牛膝配合二陈汤,加磁石、丹参、桑寄生、钩藤

、天麻等,治疗多例,甚为效验。

  老年性痴呆症表现为反应迟钝、记忆力明显减退等,若属肾虚血瘀者,可用怀牛膝配合熟地、山萸肉、菟丝

子、巴戟天、菖蒲、川芎等品。

  头痛牛膝性平微苦,凡实火或虚火上冲之头痛、瘀血头痛均可以其为主药,引瘀热下行,而头痛可愈。

实火

头痛用川牛膝配黄连、石膏、龙胆草、栀子、菊花、川芎等;虚火头痛配生地、玄参、知母、黄柏、蔓荆子等;瘀

血头痛可配川芎、白芷、丹参、桃仁、当归、赤芍等。

  其他心绞痛、心肌炎、牙痛龈肿、口舌生疮、吐衄、咽肿者,亦可在辨证方中酌加牛膝以引血引热下行。

  总之,牛膝之活血化瘀、引血下行之功,在头部及胸部等瘀热所致疑难病证中应用甚广,其证以实证或虚实夹

杂证较多。

  活血引血,引药达病所

  善治妇产科疑难病证

  牛膝也常用于肝肾、冲任、胞宫等下部瘀阻之证,具有引血下行、引药直达病所、化瘀止痛等多种作用。

  经闭、痛经牛膝配伍当归、丹参、桃仁、红花、延胡索等,可治妇女经闭、痛经属瘀血阻滞者,有很好的化

瘀止痛调经作用。

  产后恶露不行,瘀阻疼痛或倒经吐衄李时珍曰:

“牛膝所主之病,大抵得酒则能补肝肾,生用则能去恶血。

”其“祛恶血”之语,即包括牛膝可治产后恶漏不行,瘀阻腹痛在内。

张锡纯亦谓:

“重用牛膝,佐以凉泻之品,

化血室之瘀血以下应月事,此一举两得之法也。

”临床若以牛膝配伍生地、当归、白芍、栀子、白茅根之属,治经

行衄属血热妄行者,用后多有显效。

  癥瘕积聚牛膝药性较平和,虽化瘀而不太伤正气,故可久服。

《日华子本草》及《本草备要》皆记载其“破

癥结”。

临床常以牛膝配丹参、三棱、莪术等品,可治癥瘕积聚,有缓化慢消之功。

  补肝肾,强筋骨,利水通淋

  善治腰膝酸软无力、水肿

  牛膝补肝肾,强筋骨之功,临床应用甚广,但对其补益之功强与弱,后人知之甚少。

《本草正义》明确指出:

“其所谓补中续绝、填骨髓、益精、利阴气诸说,皆壅滞既疏,正气自旺,万不可误认牛膝为填补之品。

”由此看

来,牛膝之补肝肾并非填精补髓,结合李时珍“得酒则能补肝肾”之语,知其补多为以通为补,通滞为主,补为次

  腰膝酸软无力属肝肾不足者可用怀牛膝,但须配杜仲、桑寄生、续断、木瓜等品;若治痿证可配伍熟地、龟

甲、锁阳、白芍、豹骨等。

  风湿痹者常用于腰膝以下之风湿痹痛,此品有较好的通利血脉,破瘀导滞之功,如独活寄生汤中用之即属此

意。

在此当用怀牛膝。

  肾炎水肿川牛膝活血化瘀畅行血脉而利水。

《本草纲目》载其可治“五淋尿血,茎中痛”。

《中药学》也记

载其“能利尿、行瘀以通淋”。

临床除用于淋证外,张学文常用于慢性肾炎水肿。

颈椎病常配葛根、当归、赤芍、川芎、桑寄生、路路通等品。

威灵仙通大便,威灵仙,性味辛、咸,温。

归膀胱经。

具有祛风湿、通经络、止痹痛、治骨鲠等作用,用于治疗风

湿痹痛、肢体麻木、筋脉拘挛、关节屈伸不利及诸骨鲠咽等证。

此药之功尚不仅此,亦可通大便,疗效亦佳。

《本

草正义》言:

“威灵仙,以走窜消克为能事,积湿停痰,血凝气滞,诸实宜之。

”说明威灵仙性好走窜,功在通利

,能通行十二经脉。

而便秘患者肠腑不通,气滞血涩,传导失司,故可用威灵仙,取其宣通之性,消除气滞血凝,

以恢复肠道功能,便秘自愈。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有“威灵仙丸”:

“治高年津枯便秘。

黄芪、枳实、威灵仙各等分,为末,蜜

丸如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不拘时,姜汤白汤饮下,忌茶。

”即记载了威灵仙治便秘的经验。

民国名医张锡纯学

习邑中名医刘肃亭用威灵仙之经验,言大承气汤合威灵仙服之,“借威灵仙走窜之力以触发之,则硝、黄力之停顿

者,可陡呈其开通攻决之本性,是以大便遂通下也。

是威灵仙之于硝、黄,犹如枪炮家导火之线也。

”张氏言“愚

闻如此妙论,顿觉心地开通,大有会悟,后有仿此医案之时,亦随手奏效”(《医学衷中参西录》)。

三晋名医刘

绍武先生创“利肠汤”,药用白芍30克,威灵仙10克,芦荟5克,甘草30克,治疗习惯性便秘,言“大便难,常苦

不下,它药无效者,利肠汤主之”。

亦取威灵仙宣通之性以治便秘。

  笔者师前贤之经验,治疗便秘时,每与应证方药中,加入威灵仙10~15克煎汤服下,疗效满意。

但本品辛温疏

利,走窜不定,治疗便秘,只可暂用,不可久用。

姑举一例以证:

  王某,女,28岁。

产后不久即开始便秘,至今已两月有余,3~4天方排便一次,坚涩难行,每次均需用“开塞

露”等通便药,始得一行。

伴少腹胀满,唇干少津,舌红苔薄黄而干,脉弦细滑。

辨为阴血不足,肠燥失润,气机

阻滞,通降失司,以致大便秘结不行。

治宜滋阴养血、润燥理气。

药用白芍40克,阿胶10克(烊化),威灵仙15克

,生甘草10克。

3剂,每日一剂,水煎分两次服。

3剂后便即通畅,患者恐有反复,自行配服,又进3剂,停药后大便

一直保持正常,病遂告愈。

(周益新)

湿化则气亦化

 患者赵某,男,58岁。

2周前发热,经静脉滴注抗生素9天,发热控制,但仍感周身不适,影响工作,于2010年12

月8日邀余至家诊治。

诊见:

自觉周身困乏无力,晨起口苦,口唇干燥,口内欠清爽,痰黏胸闷,咽喉不利,鼻塞,

浊涕,双目欠清利,纳食欠佳,脘腹痞闷,大便不爽。

舌质淡暗,舌苔薄白腻,脉濡。

证属湿热困阻,气机不畅。

治以清化湿热,疏展气机为法。

方用三仁汤加减。

处方:

炒杏仁12克,白豆蔻(后下)6克,生薏苡仁15克,姜半夏

9克,厚朴9克,通草3克,竹叶3克,滑石(包煎)18克,柴胡9克,黄芩12克,辛夷(包煎)12克,桔梗9克。

3剂,

水煎服。

  3日后再次至其家,谓药后周身轻爽,鼻通涕无,咽利痰清,纳增便畅。

取效之捷,引发了笔者对三仁汤的思考

  三仁汤出自吴鞠通《温病条辨·上焦篇》,原文:

“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渴,脉弦细而濡,面色淡黄

,胸闷不饥,午后身热,状若阴虚,病难速已,名曰湿温。

汗之则神昏耳聋,甚则目瞑不欲言,下之则洞泄,润之

则病深不解。

长夏、深秋、冬日同法,三仁汤主之。

”“三仁汤方:

杏仁五钱,飞滑石六钱,白通草二钱,白蔻仁

二钱,竹叶二钱,厚朴二钱,生薏仁六钱,半夏五钱。

甘澜水八碗,煮取三碗,每服一碗,日三服。

”书中并没有

对三仁汤做详细方解,只是指出“惟以三仁汤轻开上焦肺气,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

  当代方书对本方的解读,多从以药解方的角度,认为本方有“宣上、畅中、渗下”之功。

如秦伯未在《谦斋医

学讲稿》中指出:

“三仁汤为湿温证的通用方。

它的配合,用杏仁辛宣肺气,以开其上;蔻仁、厚朴、半夏苦辛温

通,以降其中;苡仁、通草、滑石淡渗湿热,以利其下。

虽然三焦兼顾,其实偏重中焦。

”《中医治法与方剂》一

书中也说:

“方中杏仁辛开苦降,开肺气,启上闸;蔻仁芳香化浊,与厚朴、半夏同用燥湿化浊之力颇强;苡仁、

滑石、通草皆甘淡渗湿之品,使湿邪从下而去;用竹叶、滑石略事清热,数药合用,则辛开肺气于上,甘淡渗湿于

下,芳化燥湿于中。

  上述方解似无不通之处,临床使用三仁汤也确有开上、畅中、渗下之功。

但创立“三焦辨证学说”的吴鞠通为

什么要把本方证置于“上焦篇”而不是“中焦篇”呢?

并且明确指出本方的主要功效是“轻开上焦肺气”。

  在原文本方证论述中,有这样一句话:

“(湿温)上焦最少,病势不甚显张。

中焦病最多,详见中焦篇。

”细

读“中焦篇”的“湿温”病内容,人参泻心汤方证中有“此邪已内陷,其势不能还表,法用通降,从里治也”的论

述。

由此明白,三仁汤所治证为邪在上焦之表,如邪入中焦之里,则当治以“通降”之法。

当然,“三焦均受病者

,则用分消”,尚有“邪从上焦来,还使上焦去”一法。

  这样,我们就明白吴鞠通把三仁汤置于“上焦篇”的用意和苦心。

湿气弥漫,闭阻阳气,病位偏于肺表,治疗

重在轻开宣化。

主要病邪为“湿”,治疗目的为祛“湿”。

治疗手段为“气化”,通过“气化”以达“湿化”。

反过来,诸症表现为“气不化”,“气不化”的原因为“湿不化”。

三仁汤是通过“气化则湿亦化”来治疗“湿温

”的,而最终达到的治疗效果是“湿化气亦化”。

  读《清代名医医案精华》见吴鞠通医案:

“又前日左关独浮而弦,系少阳头痛,因暑而发。

用清胆络法。

兹左

关已平其半,但缓甚。

舌苔白厚而滑,胸中痞闷,暑中之热已解,而湿尚存也。

议先宣上焦气分之湿:

生薏仁、飞

滑石、藿香梗、杏仁泥、半夏、广郁金、旋覆花、广皮、白通草、茯苓皮、白蔻仁。

”很明显,本案用方为三仁汤

加减方,案中治法为“宣上焦气分之湿”。

由此,笔者更加体会到“湿热治肺,千古不易”这句后世名言的含义。

看来,温病学家用药的轻灵自有他轻灵的用处。

文章开头所述病案中,患者药后所感觉到的身周轻松,上下畅通,

正是“湿化气亦化”、气机升降出入流畅的结果。

至于方中加用柴胡、黄芩、辛夷、桔梗,是针对患者所表现出的口苦、鼻塞、浊涕、痰黏、咽喉不利而设。

余国俊

所著的《我的中医之路》一书介绍了江尔逊运用三仁汤的四个心法,其中心法一:

去白蔻仁加桔梗(若舌苔白厚,中

焦湿亦盛者,则加桔梗而保留白蔻仁);心法四:

三仁汤宜与小柴胡汤合用(小柴胡汤中去方中之生姜、大枣、人参

、甘草)。

本案中加桔梗,加柴胡、黄芩,与江老用法尚有区别。

第九十一节方药量效心悟

中医不传之秘在剂量,剂量的研究事关疗效的提高。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方药量效关系与合理应用研讨会”上

,仝小林教授谈其20多年对剂量潜心研究的心得。

现介绍如下,以飨读者。

仝小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药物剂量是取得临床良好疗效的关键。

《伤寒论》药味少而精纯,组方法度严谨,临床疗效确切,对后世影响巨大

,被后世誉为“经方”。

但因为年代久远,度量衡屡经变易,代有所改,悬殊极大,后世对经方剂量的折算众说纷

纭,历代医家谓之“不传之秘”。

限制了经方疗效的发挥,后世医家为确保经方疗效,使用古方,均需考虑剂量折

算问题,对仲景用药本源剂量的研究从未间断。

有的依据临床用药经验和一般用药剂量,但经不起出土实物及历代

文献的考证;有的以神农秤为依据,将其1两折合为1~2克间,亦无出土文物可证,日本汉方学家常用此剂量,在我

国则应用较少。

松原市中医院推拿按摩科赵东奇

总结中医方药剂量应用的现状,可以用“误、乱、惑”三个字来概括。

误,是指经方剂量传承认识不一,正误难辨

;乱,是指临床剂量应用混乱,实际上它是由误而引起;惑,是指有关中医剂量论述,散落于大量的古今文献之中

,临床上缺乏剂量理论的指导。

追本溯源还原仲景本源剂量

经方本源剂量以及剂量的演变和沿革规律的不明确,导致经方在目前普遍理解的剂量下单纯使用,疗效却不理想的

现象普遍存在。

有人遂说,经方不灵。

或者通过增加相似功效的中药来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于是处方越来越大,

药味越来越多。

我们调查,《伤寒论》经方平均单剂药味数为4.18味,药味分布在1~14味,由4~8味药组成的方剂

最为常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100首汤剂处方的平均单剂药味数为18.28味,药味分布于16~22味,方剂多

由12~20味中药组成;文献报道现代中医汤剂处方平均单剂药味数为15.55味,药味分布于1~42味,方剂多由10~

20味中药组成。

可见,现代中医汤剂处方的平均单剂药味数是《伤寒论》经方的3倍以上,无论单剂的药味数范围,

还是常见的单剂药味数,均较《伤寒论》经方有所扩大。

药味之多,品种之杂,势必互相牵制,往往影响疗效的发挥。

正如汪昂所言:

“古人立方,分量多而药味寡,譬如

劲兵,专走一路,则足以破垒擒王矣。

后世无前人之朗识,分量减而药味渐多,譬犹广设攻围,以庶几于一遇也。

然品类太繁,攻治必杂,能无宜于此,而不宜于彼呼?

”出于安全,“广设攻围”,或亦取效。

这种大处方,看似

单味药剂量减少,但每服汤药的总量并没有减少。

因此,“分两减而药味渐多”并不是提高疗效的最佳途径,而引

起分歧的主要问题就是出在剂量上。

所以要想寻求突破,提高疗效的关键也应该从深入研究剂量着手。

如今,国家计量总局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中“光和大司农铜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被认为是推算汉制

的权威标准。

此权铸于光和二年闰月廿三日,光和二年为公元179年,与张仲景为同年代。

从权上铭文可知,此权为

当时中央zhengfu为统一全国衡器而颁布的标准。

铜权,按秦汉密制的单位量值和权的量级程序,此权当为12斤权,

标准重量当为3000克。

据此东汉1斤合今之250克,l两合今之15.625克。

目前教科书应用的剂量主要受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汪昂《汤头歌诀》影响,认为“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

钱可也”,“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

由于两位医家很有名,他们的观点广为流传,而事实上,该药量是

《伤寒论》经方剂量的1/5。

但《伤寒论讲义》及以后的教材均采用了此说。

重拳出击非化不足以撼重病

仲景面对来势凶猛之伤寒大疫,必然要求立方贵精贵狠,所谓“乱世用重典,重剂起沉疴”,方能挽狂澜于倾倒、

扶临危于即倒,也只有量大、药简,方能力专效宏,才最能阻断病势传变,挽救危亡。

如果剂量过小,则杯水车薪

,无济于事。

用药剂量减少,药味就会增多,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以官多乱将多败之理形象论及此事:

“夫病之与药,

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

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

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冀有一人获知,术矣疏矣。

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

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

”都说明用药在精不在多。

系统论的不相容原理指出:

“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我

们使它精确的能力必将减小,在达到一定阈值以上时,复杂性和精确性将互相排斥。

所以重拳出击,并不主张盲目增加药味,更强调用足剂量,用到起效剂量。

黄连最苦,然治糖尿病这一甜病特效。

笔者用黄连,通常剂量为每日30克,而治疗糖尿病酮症,一日量最多达120克,降糖迅速。

我们用药具体经验

是:

黄芪治萎,4两起步,佐陈皮以防壅滞;黄连消糖,30克基本,配干姜以防伤胃;萸肉固脱,3两见功,必

与参附搭配;乌头止痛,8两口麻欲吐,效毒两刃;石膏清气,一日可至600克,关键要识证;生地凉营,极量8

00克;枣仁安眠,最大180克;人参(家种)强心,救急30克;大黄排泄尿毒,可用30克;麻黄顿止暴喘,3

0克分服;茯苓渗顽水500克,猪苓消浮肿120克;土茯苓解毒240克,赤芍疗急黄120克起;芦根降温120克无

虑,葛根降糖3两无毒;桔梗治咽1两安全。

鱼腥草拌凉菜,薤白可当小菜。

圆机活法组方,巧在识证准确,用足剂

量,何慢之有?

(注:

本段所提“两”为旧制,折合今为30克)

以药之偏性,治病之偏胜,个体化是医学的最高境界。

救治急危重症,非做到“化”的地步,难以挽倾颓于一刻,

必其功于一役。

所谓“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药到瞑眩就是“化”,非化不足以撼病,非化不足以除疾。

西医抢

救有洋地黄化,救治休克有阿托品化。

中医同样有“化”。

清气有石膏化,凉营有生地化,厥脱有参附化,糖尿病

酮症有黄连化,不全肠梗阻有大黄化。

非化不足以救急危,重拳出击,重剂起沉疴,加快起效时间,并能增强患者

信心。

多管齐下保证用药安全性

然给药特有讲究。

量虽极大,多次分服,“化”到即止,不可过剂,不可孟浪。

因为毒药毕竟是毒药,“燥焊之将

,善用之奏效甚捷,不善用之为害非轻”。

峻剂起沉疴,要想用药安全有效,我们在临床中常用以下一些具体处理

原则和措施:

胆大心细,配伍煮服。

处方用药应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其用量的变化要因人而异,视体质之强弱,病情之轻重,

结合时地而定,不可拘执。

同时要掌握适应症,例如大黄、附子、细辛的大剂量应用,就要找准适应症。

第二,要

注意配伍,例如黄连苦寒,可配干姜、生姜;附子可配甘草等;第三,要注意煎煮:

分析经方会发现经方煎煮的时

间相对较长。

结合现代药理,如乌头碱类中药,其毒性成分容易被水解成双酯性生物碱。

所以我们的处理办法:

乌、草乌、附子用至15克必须先煎4小时,用至30克必须先煎8小时左右,且口尝至不麻,这样交代清楚方能保证既

用足剂量治好病,又能保证用药安全。

第四,要注意服法:

如分多次,频频服用。

投石问路,循序渐进。

大剂量用药在拿捏不准时,可以通过试药,观察反映,然后逐渐加量,循序渐进,可以有效

保证用药安全性。

《神农本草经》讲“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

《金匮要略》甘草附子汤“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始”。

所以临床大剂量用药为保证安全性的必要措施是:

上所述对服法很讲究,即采取少量频饮的方法,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小量试服,观察药证是否相合,有无剧烈反应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频频饮服,累积用药剂量,保证血药浓度,达到持续不断的供药。

以知为度,中病即减。

“大毒治病,十去其五”,大剂量用药绝不能长期服用,防止出现蓄积后遗反应。

临床一旦

出现疗效后我们就酌情调整剂量。

《神农本草经》“下药多毒,不可久服”,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再如桂枝汤方后

主讲“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

临床上有人服龙胆泻肝不加辨证滥用数年,这种

方法绝对不可取。

临床决定调整剂量主要是依靠患者症状的改善情况,辅助参考检验结果的变化。

大剂量截断、控

制病情以后,我们就应适时调整用药剂量,切记不可一味打持久战。

振荡为先,丸散后调。

在《内经》中也能看出这种思路: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谷、肉、果、菜、食养尽之

,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不尽,行复如法。

”通过改变剂型,从起手的汤药涤荡,过渡到煮散散邪,直至最后水丸

缓图,逐渐恢复正气体现速战速决之后的休养生息,既强调治病质量,又强调治病速度。

基于上述原则,我们对临床常用药的处理方法如下:

如乌头(包括附子)止痛时从15克开始,逐渐加量,最大可至

240克,必须久煎至少8小时以上口尝无麻感,同时可配甘草、生姜、白蜜以减药毒;再如石膏600克为一日量,可

取半上下午各一剂量。

当然,我们提倡经方大剂量,是针对特定的病情——急危重症,特定的阶段——急性发作,使用大剂量来扼制病势

、控制病情、迅速起效,一日可分4~8次服,中病即减,如按原剂量的1/2~1/4递减,中病即止,随后改用丸散调理

我们反对不顾病情鲁莽用重剂,提倡根据病情合理用药,剂量该大则大,该小则小。

所谓:

合理用药在病情,大小

剂量两相宜;拿捏七寸撼雄狮,一举攻下急危症。

第九十二节万友生对脾胃生理的认识

(一)对脾胃生理的认识

1.脾胃是元气之本:

元气是健康之本,而脾胃则是元气之本。

命门真阳虽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是人由胚胎生

长发育成人的原动力,但既生之后,人体的生长发育,一切生理活动,全靠脾胃水谷精气的维持,故《内经》有“

人受气于谷”和“得谷者昌,失谷者亡”的定论。

先天禀赋再足,若没有后天脾胃的充养,就难以维持生命。

因此

,在既生之后的生命活动中,脾胃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松原市中医院推拿按摩科赵东奇

2.脾升是升降运动的关键:

人体是一个“小宇宙”。

在这个“小宇宙”中,与自然界一样存在生生不息的升降浮

沉运动。

而在人体内的升降浮沉运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脾胃的升清降浊。

在脾胃的升降问题上,万氏指出,脾升是

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的关键。

认为前人所谓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胃气,就是指脾的升发之气。

如果脾气

不能升发,反而下陷,则水谷不能运化,气血生化无源,五脏六腑失养,元气就会匮乏和消沉,生机也就不能活跃

如常,而发生种种病变。

这就是李东垣提出的“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理论依据,而升发脾胃阳气,也就成为李

氏《脾胃论》的理论核心。

但是,万氏对李氏独重脾升之论,认为不够全面,因为在人体升降浮沉的生理活动中,

脾升和胃降相辅相成,是必须并重而未可偏执的,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只不过脾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已。

(二)对脾胃病理的认识

1.气火关系失调:

人体生命活动全靠气来维持,气足则健康,气虚则病作,故《内经》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说。

而气虚病作的关键则在于脾胃中气受到损伤。

李东垣创立阴火说,其基本论点

即“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首次把《内经》“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

气,少火生气”的理论引申到脾胃气虚与阴火产生的关系中来。

但是,李氏却未能把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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