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药家鑫事件反思道德教育的时代境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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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药家鑫事件反思道德教育的时代境况
由药家鑫事件反思道德教育的时代境况
【摘要】“药家鑫事件”背后折射出教育在目标和手段上存在的缺失。
教育在培养目标上浮躁功利，缺乏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对基本道德法则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在手段上，借重于片面“圈养”的环境、诉诸于错误甚至暴力的手段。
“药家鑫事件”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的失误。
【关键词】药家鑫事件道德教育敬畏生命教育环境责任暴力
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大学生药家鑫开车在路上撞倒了一下班女工，因担心对方记住自己车牌号，便持刀连刺被害者6刀，致其死亡。
交通肇事案演变成故意杀人案，全社会为之震惊。
在法庭开庭审理时，公诉人认为：
“药家鑫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他自幼学习音乐，本应演绎高尚的素养和善良的灵魂，但在药家鑫身上，我们只看到极端的自私和狭隘。
”[1]药家鑫事件并非偶然，2010年复旦大学学生黄山脱险后不谈哀悼殉职民警，2004年马加爵因生活琐事而连杀四位同学，2002年刘海洋伤熊等系列事件敲响了警钟：
这些被视为精英和优秀人才的大学生为何不能成长为有道德的人？
年轻一代人的成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种种问题，引人深思，使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政府对于学校教育的经费投入逐年增长，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也倍加关注，可以说全民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已经逐渐形成。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到底缺失什么呢？
一、缺乏对基本道德规则的敬畏
药家鑫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很重视家庭教育。
然而，他们更重视的是知识培养和技能训练，忽视了最根本的做人教育——道德教育。
以应试为导向的学校教育更加放大了家庭教育忽视道德教育的错误。
学校按照考试中各门学科所占的分数比例来分配教学时间，而道德则没有在考试分数中占多少份额；对于教师的考评也主要围绕学生考试分数来进行。
道德教育的时间、空间被极度压榨了。
教师们更为关注的是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学校中评定的“三好学生”变成“一好学生”，甚至会“一俊遮百丑”。
对于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的重视，可以把人培养成有用工具和“利器”，但忽视道德教育的结果便是这种“利器”变成了危险品，是用来伤人而不是用来治病救人。
因此，人们屡屡见到学校培养的“优秀学生”，成为社会的危害者。
一个简单的事实一直被人忽略：
知识教育不能取代道德教育；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要经过教育后形成的。
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也可能会成为受人爱戴的有道德的人。
因此，人们便误以为道德教育是极其容易的事情，并不需要特别的重视
和努力。
事实上，一个有道德的人，一定是受过某种形式的道德教育：
或者是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或者是来自亲邻和师长的潜移默化，他一定感受过别人的善意和关爱，也用自己的善意和关爱来回馈他人。
如果缺乏这种教育过程，一个生物人不可能“船到桥头自然直”，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道德教育关乎一个个体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形成，更关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建设。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是物质设备和基础建设或富裕程度之间的区别，归根结底在于国民素质和精神力量之间的差距。
日本311大地震之后，国民素质经受住了自然灾害的考验：
停驶的地铁站，没有喧嚣和鼓噪；几百人在广场避震，无人抽烟，3个小时人散后地上没有一片垃圾；拥挤的电话亭旁边，队伍整齐有序；小孩和女士得到优先照顾。
[2]国民素质的差距，不只体现为知识水准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行为的文明程度、同情心、责任感、规则意识等精神风貌之间的差距。
对于道德教育的忽视，将导致国民素质的整体降低，最终削弱国家的竞争力。
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受过多年教育的人，也有可能是在道德上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
一个在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或许不是很高尚的人，但至少他会坚守道德行为的底线和敬畏最基本的道德规则：
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
卢梭认为，在道德教育上，只有一条既适合于孩子，而且对各种年龄的人来说都最为重要，那就是：
绝不损害他人的利益。
[3]罗尔斯也认为，自然的道德规则有两个：
其一是否定性的，即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其二是肯定性的，即尽力去帮助他人和关爱他人。
否定性的道德规则要高于肯定性的道德规则，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比尽量去帮助他人更重要。
[4]如果学校和家庭不能引导儿童尽量去帮助别人，那么至少也应该引导儿童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
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应该成为儿童敬畏的首要道德规则。
不要偷窃、不要伤人、不要撒谎等道德常识虽然简单，但是如果缺乏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长期反复的训练和强化，不能贯穿于整个家庭氛围和学校生活之中，这些道德规则是不可能被铭记于心的。
如果教师在课堂上告诫学生要诚实，而在考试时却协助或纵容学生作弊，那就会动摇学生对于基本的道德规则的信念。
当前，学校中充斥着各种禁令：
不能在教室吃东西，不能在走廊快跑，男女生不能交往过密……却遗忘了最基本的道德禁令。
不能引导儿童敬畏和遵守最基本的道德规则，形成健全的道德常识，这是道德教育的根本性失误。
二、缺乏对生命的敬畏
药家鑫杀人后，其父母始终没有与被害人家属联系；药家鑫所以动杀机，部分是因为“害怕撞到农村的，特别难缠”，由此可见其家庭之冷漠。
冷漠势利的家庭氛围，忽视学生道德成长的学校氛围，充斥着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社会环境，必然会导致生命敬畏感和对他人尊重感的匮乏。
近年来，学生因不堪学习压力而自杀的新闻司空见惯，在“重点学校”、“好学校”中此类事件亦屡见不鲜；自杀的年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小学生到博士生都有。
[5]此类事件中，受害者往往是当事人自己，其社会恶性影响不大，因此人们在扼腕痛惜之后，也就习以为常了。
事实上，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对生命极端的残忍和冷酷；无论其被害对象是人，还是动物（如刘海洋事件），都缺乏对生命的尊重。
学校只重视对儿童的行为进行规范化训练，把工作重点放在对违规行为的“镇压”和纠正上，未能让儿童体会到生命积极的内在价值，这是道德教育的重大失误。
敬畏生命，应该成为道德教育的根本信条。
敬畏生命，首先是对自己生命的责任感，即“自爱”之心，这是道德行为的基础。
一个不能体会到自己的生命有价值的人，也不会尊重其他人的生命。
一个极度抑郁、否定和贬低自我的人，容易做出暴力行为。
据报道，药家鑫也曾有过自杀的念头，觉得“活着没意思”。
敬畏生命，更难做到的是对于他人生命的敬畏，将“自爱”之心发展壮大为“爱人”之心。
英国教育家威尔逊认为，一个在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最大特点是突破了自我中心，关心别人利益，体察他人情感。
[6]对他人生命的敬畏，其心理根源是对于“人人平等”牢固的信念。
抽象地谈“人人平等”，大家似乎都赞同；可是具体看来，身份差异和社会不平等还根深蒂固地存在。
在一次初中生学习经验交流会上，一位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谈到他刻苦学习的原因：
因为他想做一个开着宝马车溅路边清洁工一身水的人。
班主任对其发言未做任何引导和评论。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可能给孩子一种错误印象：
人的生命价值等同于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地位，不同阶层的人生命价值不同；依据财富、地位和身份，人可以被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农民和城里人，做“人上人”是最好的追求。
学校教育体系同样体现了社会偏见：
学生被按照成绩分为三六九等，区别对待。
2003年5月初，陕西汉中城固县三名中学生恶意伤害一名有间歇性精神病的女乞丐并致其死亡。
[7]究其原因，是社会偏见在他们幼稚心中放大的结果。
乞丐社会地位本身就低，很多乞丐被人怀疑是骗子；精神失常的女乞丐，更是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最弱势的人。
在这些学生的心中，这种女乞丐就不是人，不是值得尊重的生命，不是他们道德原则应该适用的对象；在药家鑫看来，农民也是不讲道理的人。
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对这些社会偏见缺乏自觉的反思和批判。
对他人生命的敬畏，来自于同情心。
药家鑫、马加爵并非没有人性，他们对于家人也有爱，但是他们的关爱和同情止于家人，没有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
对于陌生人的敌意，对于弱势人群的傲慢，对于同伴的不宽容，造成了冷酷和麻木。
学校教育中学生习惯了在考场上搏杀，同学即竞争对手；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则更加推波助澜，不断教导儿童警惕陌生人，“不要相信别人”。
如果在学校和社会环境中，学生没有尝试过关爱他人或感受过被关爱，就无从形成对他人的同情心。
三、缺乏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教育应该是“全人”的教育，所谓的“学习”，并非只是读书，而是学习者要与世界建立全面而有意义的联系。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生活在三重世界之中：
（1）主观世界，即内在自然的“我的”世界，须得持着真诚性的态度，揭示个人的主体性；
（2）客观世界，关于外在自然的那个世界，主要是认识式的，须得秉承真实性原则，揭示事实；（3）社会世界，关于社会的“我们的”世界，它是个人和他人相互作用的结果，须得遵循正确性的要求，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
[8]因此，完整的教育应该包括三个方面：
（1）帮助儿童认识自我，形成健全的自我意识；
（2）帮助儿童认识外在自然和客观规律；（3）帮助儿童认识社会世界，学会与人交往。
但是，教育的完整意义往往被窄化为认识客观规律，认识客观规律的途径又被窄化为知识训练、练习和考试。
很多家长和教师都有一个朴素的想法：
学生的第一要务是搞好学习，其他的事情就不用再操心了。
家庭和学校尽一切可能把儿童的精力都集中到书本知识学习上，把其他事物都视为“干扰”。
为此，学校提供寄宿式环境和保姆式服务，逐渐办成了“文明监狱”。
更有些家长，限制孩子与其他孩子之间的交往，认为这些交往、游戏是浪费时间。
2000年，17岁的“好学生”徐力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其原因就是厌恶母亲对自己无所不在的干预；药家鑫的父亲在药家鑫初中时曾辞掉工作专门看管和监督他。
在药家鑫事件、徐力事件中，错误的家庭教育方法导致了儿童的畸形发展。
儿童成长的完整环境被剥夺，与现实世界的接触被剥夺，其实就是剥夺了儿童的体验，剥夺了儿童承担责任的机会。
这种过度保护、片面、窄化的环境是一种畸形的环境，在这种被“圈养”环境中长大的儿童缺乏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缺乏与他人的交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药家鑫表现出来的社会无知，让人震惊；刘海洋据称是一个很热心善良的人，但他对向熊泼硫酸所产生后果的无知也同样让人震惊。
在徐力17年的记忆中，只有两件事让他感到自豪：
一是帮无儿无女的老人做饭，二是帮有病的妈妈搬煤气罐，这些事让他有“我能行”的感受。
[9]如果他的母亲把这些事情看作是教育的契机，鼓励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承担责任，暴力事件或许就不会发生。
因此，不要小看儿童去做一顿饭，去洗自己衣服，去帮助一个人，去结交一个朋友的教育力量，这些都是儿童生活的真实世界。
儿童的道德规则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与合作中通过不断承担责任，不断摆脱“自我中心”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手段，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就会做得越多，错得越多。
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教师和家长应该意识到，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人，儿童需要与现实世界、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教师和家长不仅应关注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和学习成绩，更应该关注他们真实的情感世界，他们在学习书本知识之外的兴趣所在和成功体验；关注他们的社会生活，是否有朋友，交往了哪些朋友。
杜威认为：
学校环境是一种现实社会的雏形，是一种净化的、简化的、平衡化了社会环境。
他的论述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要培养有行动能力的道德主体，就不能把学校仅仅办成儿童学习书本知识的地方，而要鼓励学生的社会生活，鼓励学生之间合作、分享知识和经验。
要保持教育环境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就不能“关门办学”，而要促进儿童与社会的接触和行动。
只有学生体会到与他人、社会的真实联系，更深入地认识到当前社会发展状况，参与社会实践，才能学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一些城市学校的校长，把学生送到农村贫困家庭中去生活2周，这也是丰富学生社会知识和道德体验的有益尝试；一些明智的家长虽然家庭并不贫困，但是鼓励孩子利用假期打工挣钱，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
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学会承担责任、解决问题，是促进道德发展和人格健全的绝好手段。
四、缺乏对暴力的抵制
药家鑫事件再次证明了一个事实：
暴力的教育手段只能复制暴力。
药家鑫为了学琴，经常挨母亲打，被父亲关过小黑屋，也曾挨过教师的打；徐力也在母亲的打骂声中成长。
所有的暴力只能在儿童心中埋下恐惧和仇恨的种子；儿童在遭受暴力的过程中，也学习了暴力的榜样，会产生运用暴力的冲动，选择以暴力解决问题。
在某些特定的时机，暴力行为就可能重演。
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应该用被尊重和被信任的方式培养起来的。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仅目的要合乎道德，手段更应该是合乎道德的。
“不打不成器”观点在很多家长心中，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中还很有市场，这种观念应该从根本上被扭转过来。
暴力是教育无能的代名词，它贬低了人内在的精神力量。
学校和家庭应该成为没有暴力和恐惧、充满着关爱的安全环境。
学校和家庭需要对儿童的不良行为予以惩戒，但是这种惩戒首先是建立在对儿童成长的善意引导和尊重儿童的基础上，其次是要采用合理的、具有教育性的方式，而不应诉诸于暴力。
那些以手或某种工具直接接触和攻击儿童身体的暴力行为，如打耳光、揪耳朵、推推搡搡，应该被完全禁止；那些伤害儿童自尊的语言暴力，如“你真笨”之类，也应该被完全禁止。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研究，儿童对于暴力的学习，也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而习得。
电视、电影、网络、游戏等媒体也会诱导儿童对于暴力的模仿。
当前，暴力文化充斥着电视节目和网络游戏。
如果儿童从小就见惯了战争中的枪炮轰鸣、武侠中的打打杀杀、电脑游戏中的“所见即所杀”，对残忍冷血就会变得麻木。
一个十岁孩子正在玩电脑游戏，游戏名称我不知道。
只见屏幕上有一支枪（这支枪是由游戏者掌握的），瞄准器套住了一个人影，孩子迅速敲了一下键盘，那个人影应声倒地，脑袋迸出了鲜红的血：
孩子面无表情，他的枪又指向下一个目标。
我惊讶地问他：
“你在电脑上一天要杀死多少人？
”孩子眼睛没有离开显示屏，若无其事地回答：
“没算过，大概有几百人吧。
”[10]
圣雄甘地把暴力和非暴力放在对立的两边来比较，他认为不管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否正当，暴力总是和错误联系在一起，非暴力总是和真理站在一起的。
他说：
“一边是真理和非暴力，一边是谬误和暴力，在这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
我们也许不可能做到在思想言词和行为中完全非暴力，但我们必须始终把非暴力作为我们的目标稳步地向它接近。
不管是一个人的自由还是一个民族或整个世界的自由，都必需通过这个人、这个民族或这个世界的非暴力来达到。
”[11]中国人虽然不喜欢充当侵略者，但是缺乏对暴力的反思和自觉抵制。
家长和教师应该联合起来，在教育年轻一代时，坚决提倡教育手段的非暴力；坚决抵制大众传媒中暴力文化对于精神生活的污染。
抵制暴力，才能为关爱创造空间。
“药家鑫事件”背后折射出教育在目标和手段上存在的缺失。
在培养目标上，浮躁功利，缺乏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对基本道德法则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在手段上，诉诸于片面的、错误甚至暴力的手段；其背后折射的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的失误。
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继续这种错误，将会有更多的“药家鑫”出现，这将从根本上危及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危及未来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公诉人每次提到“死刑” 药家鑫都会微微打颤[N].华商报，2011-3-24
[2]地震后日本人国民素质令人震惊的场面.[EB/OL].新华网,2011-3-13.
[3][法]卢梭.李平沤,译.爱弥儿[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115）.
[4][美]约翰·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17）.
[5]傅中国.起诉教育[M].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8,（50-82）.
[6][英]约翰·威尔逊,蒋一之,译.道德教育新论[M].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227）.
[7]靳曼.把脉我省青少年犯罪问题[N].华商报,2004-4-26.
[8][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0）,（101）.
[9]徐力杀母后续：
从心灵尘暴到知心春风[N].人民日报，2001-02-06.
[10]吴非.前方是什么[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
[11]林星,王巍.非暴力作为解决冲突之法：
甘地的政治伦理[J].社会科学论坛,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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