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与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范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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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党课党史讲稿：

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与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范文

2021年党课党史讲稿范文：

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

　　力倡节约，反对浪费，是我党的光荣传统。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发生在党缔造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场与反贪腐、反官僚相结合的群众性“反浪费风暴”，从1931年底开始，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终止，历时3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中央苏区时期，地处赣南、闽西偏远山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加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和疯狂侵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军民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党员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廉洁奉公，才能共克时艰，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在谈到苏区经济工作时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这一时期，中央苏区政府多次发出训令和通知，号召在苏区各级政府和全体干部中开展节约运动。

1932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人民委员会通令第三号《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指出“节约经济，供给发展革命战争，帮助红军给养，是当前紧急任务之一”，“通令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约运动。

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要节省，以免多耗经费。

要树立节俭一文钱即是对革命工作有一分帮助的观念。

在节俭运动中，要大量储蓄金钱和积蓄粮食，以作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拟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以下简称《训令》）。

《训令》第九条明确指出：

“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

这一切节省，维（惟）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

这是万分必要的。

”《训令》同时强调，“经费节省，决（绝）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领袖率先垂范厉行廉洁政治

　　在中央苏维埃的号召下，苏区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工作人员和苏区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厉行节约，力戒浪费。

　　少共江西省委全体工作人员召开会议，决定每人每天节省半碗米，即吃两餐干饭一餐粥，帮助红军解决粮食问题。

同时开展共产主义青年团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耕田、耕种红军公田活动，以达到消灭省委所在地有荒田的现象。

中央政府警卫连官兵、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均主动提出每天只吃两餐饭。

1933年4月，在工农红军第六医院养伤治病的战士开会讨论节省办法，全体伤病战士当场通过决定，即日起每人每天自愿节省伙食费5分钱。

一个月后，全体伤病员共节省伙食费大洋997元。

1933年11月，中央内务部、司法部两个培训班的学员学习期间节省伙食费31元3角。

1934年1月16日，《红色中华报》号召全苏区革命工农群众进行大规模的节省运动，实现六项节省规约：

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不进馆子，不吃小食;节省办公费30%;普遍设立节约箱;每个伙食单位开辟一个菜园;残酷地开展对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在厉行节约、倡导廉洁运动中，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每天的生活标准只有三钱盐、二钱油，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夜晚工作时，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他却总是只留一根，经常在豆大点的灯光下工作至深夜。

周恩来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他严格执行红军部队后方机关的节俭规定，与干部群众一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

1934年3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通过《红色中华报》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并提出开展节省运动的具体办法。

这些办法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天照规定食米量节省二两”“裁减非必要的人员”“节省笔墨纸张”“减少国家企业工作人员的津贴”等。

中央政府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劳动部、土地部等党政机关率先响应。

此外，陈云、邓颖超、潘汉年、成仿吾、陆定一等23位从白区进入中央苏区的同志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自发联名给《红色中华报》写信表示：

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年不领夏天衣服，“把全部日常生活服从革命战争利益”。

　　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的率先垂范，教育和带动了苏区各级党政干部投入到节省运动之中。

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部就各地开展节省运动进行专项检查，结果表明，在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各地广泛开展的节俭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苏维埃政府绝不容许贪污浪费分子存在”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腐败并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贪污、浪费、挪用公款等腐败现象。

对此，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指出，这些腐败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

毛泽东等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了把贪腐浪费分子驱逐出苏维埃的斗争。

毛泽东在《训令》中强调：

“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点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

”毛泽东告诫中央苏区的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和贪污浪费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反对贪污浪费，不仅贪污是极大的犯罪，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

　　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进入高潮，向群众公布了一批贪污浪费案件。

毛泽东指示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对苏维埃蠹虫，要发现一个、清除一个，决不手软，“苏维埃政府绝不容许贪污浪费分子存在”。

中央工农检察部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反贪污浪费斗争，查处了一批贪污公款及奢侈浪费分子。

据《红色中华报》报道，仅1934年1月至3月，中央工农检察部与中央审计委员会、临时最高法庭等部门积极配合，将贪污浪费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予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

　　1934年2月，中央工农检察部查处了赵宝成等包庇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等大要案，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震动。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决定由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负责建造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等建筑。

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委任左祥云为基建工程所主任。

由于赵宝成及其下属疏于管理和监督，导致工程在建筑施工中出现严重浪费现象，左祥云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巨款。

由于赵宝成包庇放纵，左祥云在劣迹败露后畏罪潜逃。

不久，保卫部门将逃至赣县江口镇的左祥云缉拿归案。

中央工农检察部迅速查清了左祥云的犯罪经过，以及赵宝成等人所犯错误事实。

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举行审判大会，根据毛泽东、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判处左祥云死刑，罚赵宝成做苦工1年。

此外，中央工农检察部还查处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浪费案、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等集体贪污挪用浪费公款案等大案要案。

　　一个个蠹虫被清除出苏维埃干部队伍，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保廉、严明法纪的决心。

经过反浪费斗争的历练洗礼，苏维埃政府机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风气愈加浓厚。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这句响亮的口号，成为苏区干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自觉行动。

2021年党课党史讲稿范文：

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共计6.5万多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

多年来，长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关于长征的亲历回忆、口述日记、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征无疑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学问。

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从2003年初开始“走走党史”，断断续续地用了10年时间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

这里，我根据亲历亲知的实际考察，谈谈对长征的认识。

　　怎样认识红军长征的基本概念

　　关于红军长征，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红军主体的长征”。

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

这个“3+1”的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

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

向前延伸：

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方志敏的部队加入后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

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

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

往后延伸：

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

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

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参加过红军主体长征的，既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还有红四方面军总部。

这样，西路军远征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继续，是红军主体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即红军长征的尾声。

　　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怎样认识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在“走走党史”的实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长征的基本内涵：

红军长征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落脚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义会议，它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

但实现这个历史转折有个过程。

就遵义会议前而言，最早的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

黎平会议改变原来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实现了战略“转兵”，并通过决议指出在适当时候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

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猴场会议驳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增加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可能性。

遵义会议前的这几次会议，为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是势所必至。

博古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与会者绝大多数不满。

张闻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

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