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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成才打下坚实的通识基础

为学生成才打下坚实的通识基础

——在修订2008版人才培养方案“通识为基”研讨会上的讲话

安庆师范学院院长汪青松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六日)

 

今天上午的会议我觉得开的很成功,开得有必要、很有意义。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出国到瑞典去了,回来以后,就到我联系的文学院和物理学院去调研。

本来想各个学院都跑一遍,当时首选的人文与社会学院,但是时间实在来不及,因为明天就要到四川去评估,又要一个星期,实在忙不过来。

只好把我们这四家单位召集在一起,开个联合的会议。

我感受到今天的会议开得很成功。

可以说既是一个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汇报会,也是交流会,更是研讨会。

我听后很受启发。

我这里不点名了,有的专业设计的很好,我觉得是下了功夫的。

下不下功夫、领导有没有水平,我觉得就是不一样,有的话我不说透了。

如果不把它当回事、不重视、不思考,那什么话也没有。

只要一思考、一下功夫,想法就是“精彩纷呈”、“亮点倍出”。

总体上来说,大家今天上午谈得都很好。

我想,就这次人才培养方案调研也好、改革也好,教务处拿了一个很好的原则意见,各个院系都是非常积极地予以支持、参与其中。

这里有个问题可能要说清楚,就是如何看待06年的人才培养方案,怎么样搞08年的人才培养方案?

我听到了不少同志和我讲,06年的人才培养方案是个好方案。

刚才我也注意到我们的程院长也将到这个问题,不要看我在记,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在心里。

在这里,我们确实要肯定我们06年的人才培养方案,06方案是个好方案,也是改革的成果,在评建中改革的成果。

既然06方案是个好方案,为什么还要改革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知识在更新,教育也要不断地提升层次。

所以,我们搞08方案的目的,就要使我们的方案更好,好上更好,过几年我们还要再搞、重整、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我注意到我们的丁院长、丁老师,谈到一个观点,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实际上都在变化,我觉得这种讲法是专家的水平。

我也喜欢艺术,对艺术的元素,包括服装设计、现代艺术展示、艺术形式,其中的元素都在不断地调整。

我们不能固守一种模式,我们只有跟着时代走,而不能固步自封。

这一点,我们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都会形成共识。

我们要站在时代的前列,而不是跟在后面。

认为,我过去很好,这样就行了,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个。

我想,我们首先要肯定我们的06方案是个好方案,同时我们要不断地改进、完善和充实。

因为这个说到底是我们学校战略调整的需要。

我们学校长期是一个教学型的大学,这是大家的共识,我们的研究含量不高,研究的层次不高,或者说整体上不高。

所以今年评估以后,教育部专家建议我们要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变、转型。

这个转型,实际上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我曾经和不少同志谈心,我到这个学校10个年头了,我亲眼目睹了学校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过去是典型的单纯的教学型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年来,研究的因素在不断地增加。

过去不大报课题,现在报课题了;过去我们报的是省教育厅的课题,现在开始冲国家课题了;过去满足于上上课,现在谈人才培养方案了。

这是个大提升。

我是当老师过来的,我讲句实在话,过去我当老师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我只想到把我这门课程教好。

那么这门课程何为教好呢?

实际上心中是无数的。

讨论人才培养方案,实际上是顶层设计,就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要不断地追问这个问题(文学上叫“考问”,我们政治上叫“追问”),比如:

我为什么要办这个专业?

我为什么开这门课?

我为什么这样讲?

这样讲有什么意义?

达到什么效果?

对这个问题,每个领导、每个老师都应该很清晰,我们不能盲目地做事。

为什么上课?

因为给我排了这个课;为什么是我讲,因为这门课摊到我讲,讲完拉到。

这样的课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每个老师都应该有教育理念。

我这一次到瑞典,我们一共有五个导游,最后一个导游,水平非常高。

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后来在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读硕士,算是音乐家了。

后来到了国外,到了瑞典,现在瑞典皇家音乐学院附中老师,叫王从事。

他家一家都是搞音乐的,他女儿是弹钢琴的,可以说是音乐世家了,他就给我介绍,他到瑞典皇家音乐学院附中当老师,第一学期,他课讲得非常卖力,但是学期结束时候,校长找他,说他这门课家长反映强烈,讲得太好了,不能让你讲了。

你一个人包讲了,学生没有任何问题,得不到任何锻炼,也没有兴趣了。

因为在学生眼中,你是大音乐家,我们什么都不是。

这就是国外教育和我们的不同。

校长让他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教育学院去学习去,学习一个学期,回来再说。

后来他学习回来以后,完全改变了方式。

我们当老师的,不是完全在课堂上展示你的才艺,你不能从头讲到尾,从上课讲到下课,甚至从开学初讲到学期结束,如果是那样,那确实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在他们那里,家长向老师反映,说我的孩子到你这里来学习,一是要培养学习兴趣,对音乐的学习兴趣;第二是要开发孩子的艺术天赋、艺术潜力、艺术潜质;第三是要增强艺术表现的信心。

我听了以后确实感到震撼,一是兴趣,二是潜能,三是信心。

如果老师包打天下、“满堂灌”,讲完拉到,根本不和学生互动,学生怎么提高呢?

我们为什么提出“通识为基,能力为本,人文为魂”的十二字方针,就是要想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课堂教学、对我们的考核方式进行彻底变革,不是零打碎敲,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次教务处拿了个原则意见,提出四个“三个为”的方针,最根本的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市场需求为导向、就业需求为导向,要把这个牢牢地确立下来。

昨天下午,全国开大学生就业工作的视频会议。

开会以后,我们也研讨了一下,我讲了一句很极端的话,这话可能大家不一定同意,也并不一定准确,但是我一定要这样讲。

就是我们的教学工作、培养工作、人才培养方案要以就业为最高标准。

这个对不对呢?

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太务实了、太实际了、太功利化了,外国人肯定不同意,瑞典人肯定不同意。

瑞典人讲,我们不考虑就业问题,因为就业不存在问题,你教学怎么能以就业为目标呢,你应该是培养“全人”,实行全人教育。

我们培养方案也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文化、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没有讲以就业为最高标准。

但是实际生活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那个话肯定是对的,但是在操作上我们还要把他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操作性最后的检验就是就业问题。

这也是实际的一句话,我们小孩上大学,你说我们父母想什么?

我孩子马上大四要毕业了,我现在就问,你能干什么?

你马上毕业干什么,是毕业回家当“啃老族”呢?

还是考研呢?

还是自己找个工作去打工呢?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的中学教育是要考大学一样,这在理论上是不对的,但在实际中是不可回避的。

所以我不赞成片面地搞素质教育,那是误人子弟、是害人,应该要走应试和素质教育结合的路子,否则是叫人家搞素质教育,回家去搞应试教育。

肯定是这个结果。

因为我们作父母都面临的现实问题。

素质教育讲不要排名次,但是我们父母都在偷偷地问老师,我的小孩考第几名,因为你不能不问这个问题。

这是大实话,我们要讲实事求是,不能在那里讲空话,这才是务实的态度。

但是不能满足于应试,因为考试不是目的、考察不是目的,就是就业也还不是目的,贡献人类才是目的、奉献社会才是目的。

但是你就业都解决不了,怎么奉献社会?

你必须分步走、慢慢提高层次。

这是我昨天下午讲的一句话。

今天我还讲一句话:

我们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我们不能误人子弟。

今天几个学院在这个讲,也要这样谈。

我们要对我们的学生负责。

这才是我们讨论我们人才培养方案的时候的最高理论。

这样一想问题,我们思想就豁然开朗了。

不要固守你那传统的模式了。

你说你这门课必须开,必须讲这门课,不开不行,你说不行有什么用?

社会可需要,就业可需要,如果社会不需要、就业不需要,你再好的课都不能开。

不要关门在那里孤芳自赏,满足于你那门课重要。

我举个例子,我原来开了十年《国际共运史》,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这个多重要呀。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讲马克思主义吗?

能不讲共产党吗?

后来苏东演变,这门课停开了,那我就下岗了,你说我这门课程必须开,谁给你开?

谁听这个东西呀?

苏联、东欧都垮台了,你还说世界社会主义马上就要胜利,不是在那是胡说吗?

后来我就改行了,改邓小平理论了,因为世界社会主义不行,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可以,那我们就讲中国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要跟着时代走。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研究性的改革,因为高素质的人才对社会主义不能没有信心,不能今天胜利了就说社会主义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明天失败了就说马上就不行了,一点信念都没有。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是:

这就是课程结构调整指挥棒,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指挥棒在社会。

所以教育部2007年1号文件、2号文件反复强调,我们专业、课程、学科设置都要同社会接轨,我们不要做社会不认可、社会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教育观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决定着我们的教育内容、教育理念如何确立。

我们这次考察团到瑞典一个名叫国家创新署的单位,那里的同志给我们介绍,为什么要创新,他展示了三幅图表,第一个是创新动力源于兴趣,第二创新动力源于社会需求,第三个动力来源于两者的结合,第四个是空白,就是既没有社会需求也没有兴趣也不结合的,就没有创新,也不需要创新。

我们国家就存在着既没有兴趣也不需要创新的,那就是评职称。

社会也不需要,个人也不感兴趣,但是还在做,为什么?

因为评职称需要文章,只好写一篇,那篇文章既不是自己想写的,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是垃圾。

这我们都知道的事,这就是我们的事实,虽然没有办法,也还是要做。

我们就要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做社会需要的事。

社会也不需要、自己也不感兴趣的事,最好不要去做。

那么,社会需要什么呢?

不是我们关在家门里摸索就知道了的,是要开门办学、走出去才知道的。

这次我去物理与电气工程学院、文学院去调研,负责人都表示,他们的人才培养方案肯定要有变化,征求了学生的意见、征求了老师的意见、征求了社会的意见,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社会意见。

老师的意见也要听,但如果是个保守的老师,是个懒汉老师,他的意见千万不能听,那是会害人的。

他自己不想改革,认为自己就快要退休了,就想这么按部就班的慢慢教,这样的话能听么?

学生的话、学生的意见也不能全听,因为他们还很幼稚,他们不懂。

关键是社会的意见,就业市场的建议。

所以,我昨天还表扬了我们陈世庆处长,我们几次调研他都参加了。

人才培养方案一定要以就业为导向,就业连着市场,连着社会,连着社会需要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在操作上好好下功夫。

我们提出的三句话的原则:

通识为基、能力为本、人文为魂,我和吴处长谈了个想法,看能不能开三次研讨会。

今天算一次,议题是通识为基,重点是到底什么是通识为基、如何落实通识为基、怎么样才是通识为基,我觉得这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想出了许多很好的议题,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很好的议题,但是,还有一条,理论上要把它搞清楚,理论方面做的还不够,这一点我们教育学院和教务处有责任和义务。

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人出来,写一篇文章,阐释何为“通识为基”?

那看来就只有我自己写了。

因为是我提的,但观点并不是我的。

这次概括、提出是我提的,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是新观点,没有任何一个人写文章,谈“通识为基”,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各个院系在操作层面上也应该碰到这个问题。

我今天想抛砖引玉,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何为通识为基?

论通识为基?

”我准备写三篇文章:

“论通识为基”、“论能力为本”、“论人文为魂”。

什么是通识为基呢?

应该说,通识为基是面向通识,通识是通才培养的要求,通识是为了培养通才。

通识为基是专业课程设置的一个理念,它强调宽专业、宽口径,强调厚基础,要有扎实的基础。

通识对人才培养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称为“厚积薄发”。

还有,通识为基它还强调通识与融合,称为“融会贯通”。

通识就是要打通,我们荀院长讲了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他把“通识为基”的“通识”从文、史、哲、艺来理解。

我想我们搞艺术的同志能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理解,是很了不起的。

以前是文史哲,办人文教育,现在他又加入了艺术,还有科,文、史、哲、艺、科,都是通识的基础。

第四点,通识为基还强调能力和人文也要强。

知识和通识要相互转化、相互促进。

最后一点,通识为基还有一个“通才”与“专才”的关系、“通识”与“特长”的关系。

这是我对“通识为基”这个概念的理解。

那么,根据这种理解,我们在操作方面就要有所改进,不管是新专业还是老专业,都要去研究、去思考,如何去体现通识为基?

通识为基如何把握?

要做好几件事情。

任何措施和实践都要有理论作为指导,你的理论在哪里?

你根据什么理论来制定措施?

也就是说,要实现通识为基,我们就要设置通识课程,各个专业都要设置,除了全校要设置通识模块以外,各个专业也要设置。

一个是抓全校的,这个是教务处在做,比如说人文教育、科学教育、艺术教育这三大教育,这是解决一个全校的、各个专业的共性的通识问题,实际上,刚才讲到的这个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也是属于人文教育领域的范畴,是属于全校性质的课程。

这个问题应该说,2006年版人才培养方案解决的很好。

大家都赞成。

这一次,再加开一个艺术教育就可以了。

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基本上都已经成熟,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那么,现在就要思考,何为各专业的通识教育?

我今天听到有的专业的同志介绍,他们都在思考,但有的专业还比较模糊。

这个模糊性,过去我也问过,比如说,每年评职称,都要分公共课、基础课,但就是分不清楚什么是公共课、什么是基础课。

该如何定义呢?

申报的时候作为公共课、基础课来申报,只需要一篇国家级文章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他所做的、所讲的,并不是公共课、基础课方向的内容,仍然是按照专业课来做。

那么,这些情况就要研究,什么是公共课、基础课,怎么样来建立公共课、基础课?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比如说,政法学院,哪些是公共课、哪些是基础课,真是一句话说不清楚。

我觉得应该通过这一次改革把这些问题理顺。

所谓公共课、所谓基础课,就证明它是与专业课、方向课不同的课,它是带有共性、共识、基础作用的课程。

当然,有些课程,我们很难界定,它含有两者的成分、相互转化,既有公共课、基础课的性质,又有专业课、提高课的成分,但是,严格的划分虽然困难,大致的划分还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有些专业就正在这么做,比如说人文教育,它就是这么分的,公共课、基础课、提高课、拓展课。

那么,拓展课是不是属于基础课呢?

是不是属于通识课呢?

认识和定位仍然不十分明确。

大家可能都在想这个事,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方面就是,通识为基、公共课、基础课该怎么讲?

它的课时与专业课有什么不同?

是必修还是选修?

怎么个讲法?

这些问题都要进行研究。

如果课时也一样、讲法也一样、要求也一样,那公共课、基础课又怎么进行区分呢?

这就存在问题。

所以,我希望能通过这次研究,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

包括老专业,通过“通识为基”对老专业进行改造,也能够形成自己的特色。

希望同志们会后能好好考虑考虑。

有专家就提出,改动太大,似乎不好。

我们的培养方案有了改动,两门选修课程改为必修课,增加了几门衔接中学新课改的拓展课。

那就说明你们还是做了研究工作的。

我想,新专业的改革力度都很强,实行“通识为基、能力为本、人文为魂”,现在看来,我们要把老专业改造的问题提出来。

越是老专业,它越感到有一种惯性,越是要把改革问题放在首位,要变更、要调整。

这种变革和调整,不是听哪个专家怎么说,而是要听社会的,有的专家是教改专家,有的专家是对基础教育有所了解的专家,也还有的专家还是学术型的,他还要搞他自己的那一套。

这些专家的意见我们都要听。

关键的是来自基层的专家,我认为,从安庆市范围来讲,江兴代局长、孙英校长就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我觉得听听他们的意见是很重要的。

他们可以对我们的专业设置提提意见,他们的意见我觉得比我们大学教授的意见可能更为重要。

因为他们来自社会、来自基础教育第一线,他们更清楚问题所在。

再比如政法专业,课程开设有什么依据、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别人开了,我们也就要开?

还是文学的课程要少开,或者说课程虽然开了,但课程要压缩。

并不是课程开设越多越好。

有些课程是不是可以改革、重组呢?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

我对文学院有些课程的设置、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他院系的课程我就没有多说什么了,各专业的老师清楚。

但是,在理念上我们要搞清楚。

你不能说,我们这个课程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要以社会、以就业来检验课程好还不是不好。

有人认为,我们只讲就业,还应该考虑考研学生。

但是考研也要就业,考研不是目的,考研最后也要就业。

现在我们当心的就是既不找工作,也不考研,最后都落了空,那怎么办?

所以这一点我反复的强调:

以就业为导向,到基层就业为导向,这是我们的立足之处。

因为考研的人毕竟是少数,就是考上了研究生,他还有一个发展后劲、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所以在课程设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搞清楚,每个专业都要有通识模块。

这次艺术学院做的很好,确实按照学校的要求,列出了两个模块。

我们有些专业还没有落实,我希望能够尽快地列出来,光有理念是不行的,必须把框架、方案拿出来,你的通识模块、能力模块、人文模块分别在哪里。

这次我到文学院、物理与电气工程学院调研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的通识模块、能力模块、人文模块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要做的事情。

第二事情就是通识为基,还要融合贯通、要相互打通。

这个问题需要学校来做,需要教务处来做。

我们上次接受评估的时候,赵书记就曾经提出这个问题,你说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就从人文教育、人文学院来看,从数学学院来看,都没有完全解决,现在是三个融合了,又增加了艺术教育,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个需要站在全校的高度来解决。

要采取措施,怎么样融合?

到人文学院开科学教育的课程,到数学学院开设艺术教育的课程,或者采用全校大讲座的形式来相互贯通。

这个事情需要进行全校整合,否则,还是各种各样。

比如,数学学院开设科学教育还是你一家在上,你应该怎么样到人文学院、文学院、艺术学院、物理学院、化学学院讲科学教育,这才是你的本事。

否则,还是自己搞自己的事情,是自留地。

人文学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你的人文教育如果只是人文教育专业自己在上,那怎么向全校辐射呢?

那怎么能示范呢?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在申报人文教育示范专业、特色专业的时候也讲到过。

你怎么样实现示范呢?

是采用讲座的形式呢?

还是采用大会的形式呢?

当然,现在的课程也有所安排。

比如,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到底是在部分选修还是在全校范围内进行选修?

如果是部分选修,那就证明它就还没有达到全校通识的作用。

现在看来,还是部分选修。

那它怎么样能全面覆盖、全面延伸?

通过什么方式实现?

这是第二个问题。

操作上的第三个问题,要解决通识课、通识为基的检验问题。

通识为基不光是讲通识,还要讲“为基”,为什么之“基”呢?

为能力和人文之基。

它是不是人文的基础呢?

是不是能力的基础呢?

作为基础,它必须转化为能力,它能不能转化?

这是我们长期在苦恼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从讲通识到考通识,这没有用,或者说,只有三分之一的作用。

那你讲通识,考通识,那不还是通识么?

那么它的为“基”呢?

它作为能力的基础、作为人文的基础,如何来教、如何来学、如何来考呢?

都没有体现。

我觉得,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有许多老师,知识讲的很好,但就是转化不了能力,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瑞典的例子。

讲的特好,学生也不要去想了,也不要去做了,那知识不还是停留在知识层面上么?

所以,一讲到通识为基的时候,下面的题目就来了,就是能力为本、人文为魂了。

怎么样向为本转移,怎么样向为魂转化。

那就是下一个题目要解决的问题了。

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对接的问题。

这三句话、这三个模块不是割裂的。

在实际教学当中,没有专门讲知识不讲能力、专门讲能力不讲知识的课程。

这是不存在的。

甚至可以讲,只讲知识、只讲能力、不讲人文的课,可能也很少。

比如说,外语课是知识课,也是能力课,首先要讲单词和语法,那都是知识和能力,讲口语交际。

我们国内说早上好是“goodmorning”,瑞典人根本就不是这么讲的,他们只说“morning”,我们就纳闷了:

“morning:

”?

,那“good”上哪里去了呢?

实际上,国外“morning”就相当于“hi”的意思,就行了,连“hello”都不是。

这就是各国的文化风俗、语言习惯各不相同,你必须亲身感受。

实际上,外语本身的人文性是很强的,比如说,外国的各种文化都是有价值观在里面的。

我们这次到瑞典去,就有两个人充满了对我们国家的很大误解。

他莫名其妙地说,你们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

我们听了很反感,就让翻译问他有没有来过中国,他说没有,我们就说欢迎他来中国亲自走一走、看一看,不要乱说,谁说我们是一党专政呢?

我们是多党合作,现在有许多部长就是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

所以这些问题它都是有人文性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有它的文化、民族传统、民族习俗、价值理念。

这是一个大问题,最近还有人专门写文章,说教育目前最大的危机就是国民教育、国民性的问题,不要什么都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否则就会失去了自我。

确实有这个问题,和国外一比较,我们的差距确实非常大。

这次出去调研,我就问了这样的问题,瑞典设立了诺贝尔奖,这是非常了不起,多么令人致敬!

他把900万美圆遗产拿了出来,我们有多少人能这样做呢?

一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再就是有了钱也不会捐出来。

我们国人有了钱,都留给子孙后代,让他们花掉。

这个境界远远不如诺贝尔。

中国人不大愿意捐款做这些事情。

最近我看了一个报道,说中国文学奖少的可怜。

文学奖也不值钱,茅盾文学奖奖金才1万元,是很少。

我们安徽省社科奖一等奖才1万元,没有钱,人家老板不愿意把钱拿来做这样的事情。

人家诺贝尔在一百多年前,1892年去世的时候就留下了遗言,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献出来,那我们行么?

这难道不是人文精神么?

因为这个钱本来就来自社会,既然来自社会,就要还给社会。

财富,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走。

但我们有人就没有这个境界,自己享受,给儿子买几套房子。

当然诺贝尔没有孩子,没有必要买房子。

再一个,他设立这个奖,奖励谁?

奖励最大的发现、最高成就、最大贡献的人。

而且既有科学奖,又有人文奖,五大奖项,三个科学奖,二个人文奖。

这是在一百多年前啊,我们现在有么?

他的这种行为就是创新,而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坦白地讲,没有创新精神、创新理念。

只是在混日子、过日子,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认为只要能过日子就行了。

早晨起来,吃饱了饭,就出去打牌;中午喝点酒,下午就又去打牌了;创新就无从谈起。

瑞典就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鼓励创新。

我们请来的丁老师就很有创新精神,他在这一领域是很有研究的、很有造诣,也很敬业。

人生在世,就要不断地贡献人类,奉献给社会,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这难道不是一种人文精神、不是一种境界么?

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境界呢?

那么相对而言,我们的国民素质确实要提高,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是处呢?

我们该如何提高我们的素质?

怎么样提高我们的创新理念?

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书上写道,美国获得了140个诺贝尔奖,我们到现在却一个也没有。

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么?

所以,我认为,谈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必须建立这样的高度,民族兴亡的高度。

我们这次访谈的时候,很受刺激,这个人是河南大学毕业的,学外语专业,后来到了丹麦,接着去了瑞典,两个国家都有房子,两个国家的护照都有。

后来我们就问他,你认为是中国人聪明还是欧洲人聪明?

他回答说都聪明,但是欧洲人是大聪明,我们中国人是小聪明。

他的话对不对,很难说。

他说关键是我们曾经有过四大发明,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大的发明了。

确实是有问题。

我最近买了一本书,讲的全世界80亿人发明创造的一个问题。

不管是电,还是电灯、电表、电视、电冰箱、电脑,没有一个是我们发明的,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教育该怎么样担负起民族振兴的责任?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不能满足于过去那样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而按部就班地慢慢教,在那里混日子。

我们不能这么做。

特别是刚才程曦院长讲的那句话,我非常赞赏。

我们不光是要搞人才培养方案,还要把这方案落实到课堂中去、落实到教学中去。

光有方案是没有用的,不能领导搞领导、老师上老师的,那不是我们把他们的事情也做了么?

所以,现在我们第一部是要把方案搞好,后面还要接着操作好。

这些难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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