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魁北克人心中的华人形象 从现实生活到艺术虚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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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魁北克人心中的华人形象从现实生活到艺术虚构
谈魁北克人心中的华人形象:
从现实生活到艺术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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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身份》一文中说过，文化身份是每个民族与他民族相比较之下认识到的自我形象，也是每个民族希望他民族承认的形象。
这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观察，由内视而认识到的自我形象，我们称之为内在形象。
他民族对其形象的观察，我们称之为外视。
由外视获得的形象，我们称之为外在形象。
如果要想知道一个民族形象的实际状况，我们就要从该民族文化身份的内外两个角度去考察。
本文就是从文化身份的视角，来考察华人移民在魁北克人民心中的形象，以研究外在形象为主，旨在唤醒华人移民的自我意识，平衡华人移民的心态，促使华人移民通过自我完善的努力顺利融入接纳社会。
一、魁北克的华人及现实生活形象
从1880年起，不堪忍受白人歧视和残酷剥削的华工便开始从加拿大西部逐渐向东部的大城市迁徙。
在1890-1900年间，大批来自加拿大西部和广东省的华人来魁北克省定居。
到1901年，魁北克省总共有1，037名华人，其中888人选择蒙特利尔作为定居点。
他们在西部开矿山、筑铁路攒下的积蓄十分微薄，只能做些小本生意，维持生计。
他们凭着勤劳和智慧，在洋人的世界里打拚。
他们团结互助，彼此扶持。
同乡会、宗亲会、洪门会等组织为他们的落户生根提供了实际上的支持。
他们采用中国人古老的“请会”或称“打会”的方式，筹集资金，一人或两、三人合伙开设手工洗衣作坊。
自己既当业主也当工人，还为自己的亲属、同乡和同胞提供就业的机会。
他们常常前面是店，后面是作坊，楼上是住家，生活十分清苦。
1877年，在蒙特利尔已经有了第一家华人洗衣店。
到1891年，华人洗衣作坊发展到14家。
1911年，华人手工洗衣作坊发展到284家，几乎垄断了蒙特利尔的洗衣业。
洗衣市场渐渐饱和。
华人之间的压价竞争，高额的营业执照税，使得洗衣业利润日趋微薄。
加上华人移民加拿大的人头税已涨至1，000加元，要想从广东乡下弄来亲友，充当廉价劳力，已十分困难。
华人便开始转向其他职业谋生。
有人开香烟店，有人开理发店，有人开成衣店，有人开糖果店。
开洗衣作坊积累了资本的人，开始投入餐饮业和经营进出口贸易。
1902年，蒙特利尔的下城，华人聚居的地方，开始形成规模不大的唐人街。
蒙特利尔唐人街的发展跟蒙特利尔本身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也跟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加密不可分。
蒙特利尔的唐人街跟北美其它大城市的唐人街一样，起初是华人聚居和经商的地方，可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随着华人移民人数的增加和华人移民结构的改变，唐人街不再是华人的聚居地。
华人渐渐走出唐人街，散居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进入了接纳社会的各行各业。
今天，唐人街是北美许多大城市的地标之一，是所在城市广招各国移民、向各种文化开放的标志之一。
当然，唐人街仍是新老华侨来此经商、提供或寻求母语服务的市场，也是他们来此饮茶会友，享用中华美食，重温乡情和慰藉乡愁的去处。
在旅游业发达的北美，唐人街成了所在城市的一个旅游景点。
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如此，纽约唐人街如此，加拿大维多利亚的唐人街如此，多伦多的唐人街如此，蒙特利尔的唐人街当然也不例外。
今天生活在蒙特利尔大区的华人，如果把新老移民以及他们在当地出生的子孙加在一起计算，不下10万之众。
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能操三、四种语言。
他们在公共场合多用英语和法语，但在家里和华人之间，通常使用普通话或广东话。
他们的子女大都被送往英语大学完成学业，而且成绩优异者居多，毕业后都能找到工作，进入白领阶层。
他们跟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华人不一样。
在那两座城市里，华人人多势众，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难获得华语服务:
购房、买车、投资、经商、看病、吃药、算账、报税、打官司，甚至坐班房，如果需要，都可以获得华语服务。
吃穿用可全部依赖唐人街和新型的华人商城。
这当然大大方便了华人新移民的安家落户。
他们当中不少人虽不谙英语，在这个城市里也能如鱼得水，找到工作，生活自如。
但从融入主流社会的角度来说，则非常不利。
有些人甚至因此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仍然生活在中国，不存在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
在蒙特利尔，华人毕竟是少数族裔，居住比较分散，这在客观上迫使华人新移民努力学习法语。
何况，魁北克省有101语言法案，明确规定法语是魁北克省的惟一官方语言，移民的子女一定要送入法语学校读书，等等。
移民必须适应接纳国（paysd’accueil）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以便逐步融入主流社会。
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压力，给新移民融入社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融入接纳社会（sociétéd’accueil），并不是一蹴而就之事。
特别是第一代华人移民，他们来到加拿大时，文化身份大都已经铸就，价值体系已经建立，衣食住行的生活习惯已经形成，性格已经定型，加之语言能力较差，融入接纳社会的困难比其他族裔更大一些，因而他们常常被魁北克人另眼相看。
中国移民在加拿大受歧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当他们在19世纪末来加拿大参加太平洋铁路建设时，就受白人雇主的残酷剥削，他们的工资只有白人工资的三分之一或一半。
白人劳工把华人视为劣等民族，指责他们不文明，没有理性，愚昧肮脏，嫖娼吸毒，身患传染病，不遵纪守法，抑制天性，廉价出卖劳力。
白人劳工把劳动力的贬值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都归罪于华人。
加拿大从西到东，各种报刊上都刊载篾视和侮辱华人的言论。
1899年，蒙特利尔的《新闻报》（TheGazette）上刊登了这样一段言论:
“中国佬是多余的，不仅在蒙特利尔，在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的任何一个城市里，都是多余的。
中国佬使基督教徒劳工失去工作，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人口。
”直到20世纪中期，魁北克人还有一个吓唬小孩的习惯。
如果小孩不听话，大人就会说:
“你不听话，我把你送到中国人那里去。
”那就是说，让孩子拿着家里的脏衣服送到华人开的洗衣店去洗。
小孩为什么看见中国人害怕呢?
因为华人洗衣店的柜台很高，孩子个子矮小，要把一包衣服举过头顶，才能送到柜台上。
华人老板没有笑脸，没有客气话，呆板的面孔没有一点表情，一句话也不说就收下衣服，把取衣对号牌子的另一半交给孩子。
孩子拿着对号牌子撒腿就往家跑。
那时好莱坞电影中出现的旧金山的华人形象，还是脑袋瓜后面拖着大辫子（或者大辫子盘在头顶上），穿着布底鞋，短打，扎脚裤，不是黑社会成员，__就是开餐馆或大烟馆的老板，或者躺在鸦片烟床上抽大烟。
这就是译成法语的好莱坞电影给魁北克人留下的华人形象。
今天魁北克的老人，还记得他们上小学的时候，曾参加过“买中国小孩”（acheterlespetitsChinois）的募捐活动。
他们出二毛五分钱就可买到一张卡片，卡片上印着一幅中国小孩的照片。
买卡片的小学生可以给卡片上的孩子起个自己喜欢的名字。
这样他似乎就帮助了一个饥饿的中国孤儿，养活了他。
一位老人回忆说，当时二毛五分钱对孩子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但还远不足以养活一个孩子。
可是他们确信，他们节约下来的买糖果的零用钱，一定用到了正当的地方，所以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的善款究竟派了什么用处。
这种办法也许可以激起儿童的恻隐之心，产生对中国儿童的同情。
另一个老太太回忆说，当她小时候嘴叼，挑食时，妈妈就会对她说:
“把这吃了!
想想中国小孩!
”这也是影射生活在饥寒交迫中的中国小孩。
圣婴会修女们在中国传教的任务主要是在医院、育婴堂（即今孤儿院）和教会学校里工作。
总之，善良的魁北克人如果不歧视华人的话，华人至少也是他们同情和怜悯的对象。
笔者三十多年前第一次来到魁北克时，就听魁北克朋友亲口讲过他们小时候“买中国小孩”的故事，并开玩笑地说，“你们也许是我们买过的中国小孩，现在到我们这儿来了，欢迎欢迎!
”
说起在华服务的圣婴会的修女们，我们就不能不谈一谈魁北克耶稣会会士到中国去传教的故事。
在中国传教时，耶稣会士跟当时的中国人民有过亲密接触。
他们在中国的体验和感受有助于我们明白魁北克人民心中的华人形象是怎么形成的，魁北克人民对华人的感情是怎么产生的。
1918年，魁北克天主教耶稣会开始向中国的徐州教区派送传教士，到1955年撤回全部传教士，在中国一共存在了37年。
先后共有93名魁北克耶稣会传教士在那里服务过。
这些传教士或是神父，或是修士，在去中国前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到中国后先在上海徐家汇耶稣会的总部接受半年到一年的汉语训练，然后才去徐州教区上任。
他们在传教期间不断寄回有关中国的通讯报道。
这些通讯报道主要发表在《强盗》杂志上，也有少数传教士将自己的中国见闻写成了专著。
《强盗》杂志在1935年7-8月号上刊登过一则启事，称该杂志的订户有4，000人。
这在当时是销量相当不错的宗教杂志，因为阅读者不仅是宗教界人士，而且他们的亲朋好友，出于关心远在地球那边的亲人，也互相传阅。
每一期的读者，保守估计也在万人以上。
对于一个当时只有300万左右人口的省份来说，杂志拥有这样多的读者群，说这是一份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杂志，是一点也不夸大的。
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会掌握着魁北克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对法语加拿大人的思想意识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耶稣会士们从中国寄回的通讯报道无疑直接影响到法语加拿大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
我们知道，当时的徐州地区，旧称徐州府，下辖8个县，方圆14，000公里，处于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处。
黄河故道曾从此经过，陇海铁路、津浦铁路、京杭大运河以及新近通车的京沪高速铁路，贯穿其间。
徐州府地处战略要冲，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一地区是刘邦故里，文化积淀丰厚，但农民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体，务农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
据1931年10月《强盗》杂志的报道，徐州地区600万人口当中，95%是农民。
这就是当年魁北克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和工作对象。
他们凭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要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抱负，在这一地区建教堂，传播基督教思想;办学校，启民智，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办医院开诊所，救死扶伤。
他们生活在农民中间，试图在精神上引导农民皈依天主教。
他们看到了些什么，又是怎样向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同事和亲友们报道的呢?
我们根据《魁北克耶稣会士在中国1918-1955》一书以及个别专著提供的资料作了以下的归纳。
（1）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
年轻的雷诺神父（LePèreRenaud）对当时沛县的农民做了如下描述:
虽说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极端贫困，但这地方很富饶。
人口太多。
尽管每年两熟，土地仍养不活所有的人。
在我[传教的]这片土地上，没有一个有钱人。
[农民]冬天穿的衣服是旧的，破的，打了补丁，褪了颜色，而且不总是很合身，一律都很肮脏。
大部分人没有换洗的衣裳，因此，整个冬天，不能脱下脏衣服来清洗，也不能洗澡。
（2）一个封建的宗法社会
派去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其中有些人就是来自魁北克的农民家庭。
他们对中国的家庭体制和社会性质做了以下的记述和分析:
把天子皇权推翻的革命只是表面的变动，而整个内部组织原封未动，或者几乎是原封未动。
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梦想国家现代化。
他们颁布了几部宪法，几百条法令，改革教育制度，鼓励发展工业，及时地，又不适时宜地，宣讲三民主义。
当然，他们取得了某些成效。
可是经过三十年的宣传，徐州地区跟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管了中国人四五千年的制度，在帝制取消之后没有明显的改变。
因为，共和国不得不考虑黏附在民族敏感神经上的父权制度。
实际上，中国人先是家庭的成员，然后才是政府的庶民，而家庭的管辖权要比君主的管辖权早许多世纪。
皇帝是外加在家长们之上，而不是取代家长们。
家长们的权威已经就是法律。
这两种权力——国家首脑的权力和家长的权力，总是互相共存，彼此超越的，因为他们在两个不同的范畴里行使。
这两个范畴毗连，但不混淆。
共和国不赞成这两种权力共存，但非常谨慎，避免正面攻击父权制度。
法律限制父亲的权力，但遇到违法的情况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指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心会归顺而不发生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在徐州地区，直到1948年年末共产党取得政权，中国社会强大的架构——家庭、家族就像个半自主的小国，依然如故。
按中国人的理解，家庭由父亲、母亲及其子孙组成。
除非例外，[家庭]所有成员住在同一个有围墙的院落里。
每一户拥有自己的（三间）小屋。
房子以及家里所有东西属于户主。
户主是唯一的产权所有者，也是家里一切事务的负责人。
他管理家里所有人的收入，根据需要发给大家，或卖或买。
他决定子孙的命运，不得违抗。
他决定送不送孩子去读书，给男孩子选择配偶，决定他们的婚姻状况，给女儿找婆家甚至不征求女儿的意见。
他是法官，惩罚失职的人，把羞辱门庭的逆子赶出家门。
儿子、孙子和重孙子，不仅在他活着的时候要服从他，尊敬他，而且在他死后还要祭拜他。
家族把同一祖先的所有家庭和所有个人置于最年长或最能干的族长的权威之下。
……民法没有明确规定族长对家族成员拥有什么权力。
这是个人的威信和影响力的问题。
个别族长简直是真正的国王，依仗自己的财力，养军队和自己的警卫。
他们制定族规，监督执行。
他们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甚至判人死刑吗?
任何政府都没有赋予他们此种权力，但肯定的是，族长的决定常常践踏国家的法律，甚至与国家法律相悖，可是他们的决定得到了执行，这要么是国家行政官员不知情，要么是不能或不敢出面干涉。
传教士的观察和分析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如果说，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运作全靠权力和高压来维持，那也未必。
有的传教士注意到，一般的中国家庭的夫妻之间存在着“牢固的友谊”或者至少是“理性的和谐”。
父亲热爱孩子，为了确保子女有个好的前程而拼命挣钱，做出牺牲。
这些都是好父亲:
“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家长先征求妻子、族长、兄弟和其他亲戚的意见，然后才下指令。
而他的命令，从总的来说，证明他谨慎，有见识和照顾家族群体的利益。
……最终，人们会相信，这些享有绝对权力的丈夫，大都老老实实地受更具远见或更具魄力的妻子的操纵。
”传教士们认为，在中国的家庭体制里，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
妇女“……的角色定位由来已久:
生孩子，抚养孩子，给一家人烧饭做衣。
她像人们所写的那样，是奴隶，是母亲职责的奴隶。
从七八岁起，小姑娘就要开始学习:
照顾最小的弟妹，拾柴烧锅，看牛或驴子，以及其他家务，一步一步地学会管家。
婚后进入婆家，她不得不适应和服从[婆家人的]性格、习惯和口味，要想反抗是徒劳的”。
（3）一个没有婚姻自由的中国
在封建的宗法社会里，父母包办婚姻是不可避免的。
传教士从西方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觉得是不可接受的。
一位传教士写道:
问题是给两个娃娃订婚，常常娃娃年龄还很幼小。
这件事与两位当事人毫无关系。
两家通过媒人或媒婆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
于是写出两份订婚协议，一份给男方，一份给女方，总是通过中间人。
订亲的两个孩子也许只有十岁或十二岁，有时还不到，我们就明白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推辞的借口。
他们只有听“老爹”说了算，听老人说了算。
退婚的事是相当罕见的。
这样做可能会吃官司。
在中国我待的那个乡下，婚姻上演的是另一出戏。
……根据千百年来的古老习惯，戏幕拉开的时候，两位主角并不在场上。
而当戏幕在最后一场结束后落下来时，两位青年（两人几乎是孩子，因为他们还不到十二岁!
）已经订婚。
他们不仅不知道此事，甚至彼此不相识，也从未见过面。
戏上演的方式可能各个村子不完全相同，但内容总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出于父母对孩子的绝对权力和孩子对父母的命中注定的服从。
……我们所在的乡村，家长制的生活在积累了千百年的尘埃里进行着。
无论是神的法律还是人的法律，抑或是我们个人的劝说，都不能改变老人的顽固或年轻人的服从。
父母说:
“我们是一家之主。
”孩子们回答:
“没有办法。
”传教士们认为，这种为互不相识的男女儿童订婚的做法，不仅落后，而且很不人道:
对中国的年轻女孩子来说，这是多么残酷的命运。
有一天，她突然知道她早已许配给了一位不相识的男子，到了规定时候，就一定要把自己的身心献给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人。
要一个离奇的订婚和结婚的例子吗?
多么缺德啊!
一位姑娘已经订了婚，而跟她订婚的那个小伙子在结婚之前去世了。
如果姑娘的家庭同意（姑娘自己不得不被动地服从），可以把姑娘送到未婚夫家去，在那里举行正式的结婚典礼，“过门”典礼。
从今以后，姑娘就是死去的未婚夫的家庭成员。
她死后将跟他葬在同一个墓穴里。
（4）一个战火连绵不断的中国
这些传教士在徐州地区亲眼目睹了中国现代史上的大动荡、大变动，见证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每次战争，受害最深的是农民。
征兵，征粮，征用住房，百姓苦不堪言。
所以，洛宗神父（LePèreLauzon）认为，中国农民的极度贫困是政局不稳、连年战乱造成的。
他在文章中写道:
“这里的农民非常纯朴，很快便成了我们的朋友。
他们唯一的不幸是战争给他们造成极度的贫困。
中国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每十年就要换一次政府，而这种情况似乎还没有结束。
”
（5）一个盗匪猖獗的中国
徐州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是匪患肆虐的重灾区之一。
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徐州地区一时天下大乱，甚至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信徒也参与抢劫活动:
徐州地区有土匪，我们可以追朔到非常遥远的过去。
这里确实是个适合土匪生存的巢穴，可以迅速进入三省的通道，每个省都有独立的治安体系。
如果歹徒在河南被追捕，他可以躲到徐州去，那里无人知道他的劣迹，因此也没有人来打搅他。
如果不得不换个地方，他可以溜到山东或安徽去。
这样，数百人一伙的匪帮可以自由地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围着徐州转，把徐州当做作案和销赃的基地。
除了这些外地的匪帮，还有许许多多本地的帮会。
自从日本人来了之后，贫穷，群龙无首的农村，获得武器的方便，以及有时为了自卫而不得不攻击，这些都使土匪数量有增无减。
……稍有反抗，他们便杀人，表现出闻所未闻的贪婪，特别是他们把抢劫当作报复手段的时候。
到处是抢劫的诱惑，老百姓失去了理83智。
许多天主教徒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或者，虽然走得不太远，但也曾帮助过土匪，给土匪通风报信，窝藏被追捕的土匪，为土匪销赃，并且肆无忌惮，接受土匪分给的赃物。
一些讲解教理问答的人成了所谓共和党抢劫犯的头头。
有些基督教区的本地负责人把村子引入歧途，领着那些精神上受他们指导的人去抢劫其他村子。
耶稣会传教士在徐州教区传教的这几十年里，社会动荡不安，秩序极为混乱。
主教和传教士们的住所，以其西式建筑的外貌，给人以富庶的印象，对匪盗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因而也受到匪盗和黑社会的骚扰:
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放火烧教会学校，捣毁主教和传教士的住所，甚至威胁他们的生命。
在传教士们寄回魁北克的通讯中，有许多涉及这方面的文章。
可是传教士们发现，这些匪盗头头，不仅没有凶神恶煞的外貌，而且个个都有一副绅士的面孔和举止:
中国的强盗也一样，穿戴十分整齐。
第一个来光顾我住所的，精神抖擞，穿着一身做工精细的绸缎长衫，淡淡的蓝色，带有青紫色的镶边，不无帅气;长衫剪裁得体，裤脚长短适宜;双手白白净净，谈吐文雅。
在这位绅士面前，我深感羞愧，觉得对当地讲究的礼仪竟如此无知。
在几个星期里，我为自己那笨手笨脚的施礼和上茶的方式，而感到脸红。
我的客人太聪明了，并没有为此而生气。
他客客气气到甚至要向我证明，我对他的接待使他感到宾至如归，就像在他自己家里一样，以致他请他手下的那帮人把我花园里的梨子全部摘光。
他在离开时经过马厩，把我心爱的马也牵走了。
后来我们跟匪盗的关系总是这样客客气气。
接着其他的匪盗来了，每次都穿得整整齐齐。
……那里也一样，土匪很注意善待宗教。
十月的一个傍晚，夕阳照在我教堂的小园窗上，我看见路过的土匪头头，一枪打死了一个自己人，一个调皮的小伙子，因为他向教堂漂亮的窗户扫了一梭子子弹，把窗玻璃打得粉碎。
我奔下去握了握那只完成了一个文明行为的勇敢的手。
我们徐州府的土匪，虽然干他们这一行，仍不失文雅。
用我们的话说，他们偷了传教士的骡子或马。
可是他们会说，他们请大哥把他的骡子或马借给小弟一用。
冬天的某一天，一群土匪扒下了一位神父的裘皮大衣:
土匪头目立即出面干涉，让手下人给神父穿上足够暖和的衣服，又另外加上五百大洋，说:
大哥也许没有足够的路费回家。
以上两段描写，出自亲身经历过强盗造访的拉伏瓦神父的手笔，不仅含有苦涩和无奈，而且也藏着幽默和讥讽。
（6）黄河泛滥，农田被淹
徐州地处黄淮平原，气候不太冷，也不太热，但受季风影响，每年春夏两季雨量充沛。
如果四五月间春雨不下或不足，麦田就会干旱，影响收成;如果太多，麦田被淹，也会影响收成。
如果春雨接着七八月份的秋雨下个不停，那就必然导致水灾而颗粒无收。
黄河曾在这里夺淮入海，形成冲积平原，河汊纵横，所以在历史上水灾多于旱灾。
传教士们在这里看到的，主要是水灾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灾难。
1935年，一位传教士曾为《强盗》杂志写过这样一篇报道:
传教团收到从北方传来的消息称，黄河泛滥，洪水汹涌而至。
于是不能把小学生留在学校里读书，因为家长要孩子们回家抢收麦子，趁麦田未被洪水淹没之前。
……当天晚上洪水就到达了我们这里。
村庄北沿，原本干涸的灌溉渠，已经流淌着滚滚而下的洪水，洪水溢出渠道，形成巨大的水塘，把整个村庄团团围住。
第二天，水塘也泛滥了。
从本县北面边界直到把本县分成两半的铁路线，离我住房只有一百米左右，在二十公里的范围内，所有麦田都淹没在洪水之中了。
……大批村民向山上逃去。
这些不幸的农民带着一点从田里抢收下来的、还未成熟的豌豆和蚕豆，撑着高粱秆儿编成的筏子离去，看了叫人心酸。
过四五个月，将是饥荒，致人死亡的饥饿。
（7）荒年乞讨，卖儿鬻女
传教士们注意到，每遇荒年，乞讨的灾民，不绝于途。
吃不饱肚子的农民有时不得不卖儿鬻女。
下面是雷诺神父写的一段卖女儿的描述:
饥俄使人失去了一切同情心。
好几家人家，特别是小女孩和年轻的媳妇（由于营养不良）面孔浮肿，要不就瘦得皮包骨头，而男孩子们脸上气色很好。
父母做了选择，他们把想方设法得来的面粉和高粱留给老大或身体最结实的男孩。
其他的孩子靠偷窃或乞讨生存。
受到特别优惠的孩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弟妹一天天消瘦下去，直到饿死。
……除非把他们卖给人家。
为了救他们一命，也为了别的人家能够传宗接代，有人便用妻子和姑娘跟人家换一斗谷子，或一两块钱。
这样，困难不大的人家就会用很少的钱买到女仆或媳妇。
可是，这些不幸的女子大都被人贩子卖入了娼门。
在马青集附近的一些村子成了不折不扣的奴隶市场。
巴斯塔尔神父（lePèreBastard）由于及时得到消息，把几个天主教徒赎买了回来。
在睢宁，买卖妇女的交易是如此猖獗，县长忍无可忍，把关进牢里的十五六个人贩子处了死刑。
（8）谦谦君子，礼仪之邦
传教士们觉得中国“老百姓单纯，温和，俭朴，耐心，待人接物注意公平合理，与人为善。
他们凭其父权制度和闭关自守，而保留着许许多多天生的美德”。
传教士们注意到，中国人在社交中遇到一个不熟悉的人，交谈时使用敬语和谦辞。
例如，问对方“贵姓?
”“今年贵庚?
”“府上在哪里?
”回答是:
“鄙人姓……”“痴长……”“寒舍在……”等等。
但，他们同时认为中国的社交礼节太过复杂:
在四书五经里，“礼仪”的规定有三百条，“行为”的规定有三千条。
如果说，如此多的规定，会使主张自决的美国人或加拿大人有点儿望而生畏，不过，请放心，无须把这么多的礼节教给徐州府的可怜的孩子们。
……很久以来，代代相传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已经使每个人都符合繁文缛节的要求……。
我们可以说，中国孩子学会繁文缛节的实用知识是出于本能。
这在别的国家，是要经过专门学习的，比如说在外交学校里。
而在这里，所有的农民，甚至一字不识的农民，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便学到了这些知识。
所以，我们可以说，就好像出于本能一样，每个人都知道礼节的规定。
在任何需要施礼的场合，他都会受本能的指引。
所以，我们也不要以西方人的方式，试图界定中国礼节。
不要在中国人的礼节中寻求心态的表露，而主要是遵循具体情境规定的一套礼节或礼仪。
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在社交当中，很注重“面子”。
注重自己有面子，对方也有面子。
这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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