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三大笔杆子的最终命运怎么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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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三大笔杆子的最终命运怎么样
文革初期三大笔杆子的最终命运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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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三大笔杆子的最终命运怎么样
2014-12-1820:
16阅读（37966）评论（24）“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谁最风骚？
显然就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笔杆子”。
他们红极一时，在全国都极有影响。
但是很快，他们就在1967年被毛泽东点名打倒，迅速而彻底的终结了政治生命。
他们的昙花一现，折射出那个时代，“红色风暴”的无情和吊诡。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们各自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王力：
闭门写作回忆录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今江苏省淮安市）。
1943年，他在写作小说《晴天》时，始用笔名“王力”。
从此“王力”两字便跟随他一生。
从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起草中共中央文件，直到1967年8月被打倒为止。
王力的发迹是从调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副部长开始的。
此间，王力曾以中联部副部长的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后受命参加中共与苏共的谈判，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参与中苏论战。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重新设立中央文革小组。
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力是成员之一。
从此，他深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王力告诉采访他的作家叶永烈：
“1967年年1月4日，打倒了陶铸。
1月8日，毛主席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相当于中宣部），接替陶铸。
我被任命为组长。
陶铸是干了半年后被打倒的，我也是干了半年后被打倒，所以江青等人称我为‘陶二世’!
外国记者称中国的宣传部长是‘最危险的职业’，在那样政治动荡的年月确实如此。
不久我被打倒。
”
王力被打倒，是因为在1967年发生的著名的武汉“七二○事件”。
该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娄子”。
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
但王力却不知进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王力被认为是鼓动者。
当年8月25日，在上海的毛泽东让杨成武（他与周恩来的联络员）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下了这样一段话：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
不久，周恩来布置召开了一个中央小型碰头会，将王力和关锋带走“请假检讨”，同时，让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王力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消失了。
之后，王力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
。
1968年1月26日，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在秦城，王力没有被提审过，只是开除了他的党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中央决定对王力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
晚年的王力居住在北京通县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
他写下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已经由在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患胰腺癌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病故。
享年75岁。
当天，王力亲属打电话告知叶永烈这一消息，叶永烈马上把电讯发往香港，翌日刊登于香港《明报》。
关锋：
避谈文化大革命
关锋生于1919年7月，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山东省庆云县人。
20岁时，因为做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名为关锋。
关锋在中共山东分局工作时结识了康生，并逐渐得到康生的赏识。
1956年，经康生等人推荐，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笔杆子。
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论造诣较深，又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大人物，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
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间，关锋逐渐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关锋成为其中一员。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关锋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
他经常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发表谈话，鼓动造反。
1966年6月16日，关锋和戚本禹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说：
“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的口实。
彭德怀从三线被揪回来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然而，在关锋红极一时的时刻，他的厄运已悄然降临。
关锋在“文革”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并主持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
这一口号造成了极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
然而，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是不能容忍的。
因而，很快毛泽东就“王、关、戚”的问题做出批示，由周恩来执行，关锋与王力一道被抓了起来。
关锋与王力的命运相仿。
先是“请假检讨”，接着是软禁，继而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不久，被开除党籍。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
后来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
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再次焕发了学术青春，取得了极为可贵的成就。
邓力群曾对与关锋同时被打倒的王力建议说：
“杜绝人间往来，闭门读书，甘于寂寞，但是要研究一点问题”。
估计，这也是中共中央对关锋的要求。
或许是因为这一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关锋不愿意再回首。
他说，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
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都婉言谢绝。
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2005年春，关锋逝世。
戚本禹：
三大笔杆子中唯一被判刑
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了一篇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
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现在的权威是谁？
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
文章的作者便是毛泽东赞为“现在的权威”“接班人”的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并称为“王、关、戚”。
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却是最活跃的一个。
一度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在“文革”中被称为“戚大帅”。
戚本禹1931年出生。
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这时候，他还是一位高中生。
1966年后，戚本禹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
在文革中，戚本禹表现积极，曾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冲击朱德住宅。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并致其最终于1970年3月5日被宣判死刑。
不过也应该指出，正当红卫兵搞打砸抢盛行全国的时候，戚本禹给狂热的红卫兵浇了一盆冷水，为保护古旧书刊、字画做了一件好事。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毛泽东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的王、关、戚是坏人，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
不过，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将戚抓起来，还想争取他一下。
因而，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
但此后，《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群起攻击戚本禹，不久，戚本禹也被宣布“请假检讨”，被直接送到秦城监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关、戚”三人被重新审理，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
他被安排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
据去戚本禹办公室采访过他的作家叶永烈先生记述：
1988年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
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
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
他对各种书报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
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
戚本禹还说：
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看来，还是小伙伴最懂小伙伴。
戚本禹文革中倒台之谜：
疑对李讷有非分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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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江青周恩来王力林彪
2014-12-1910:
14阅读（2956）评论（6）晚年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
“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他们都是因为其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被重用，尤其是文革初期。
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开始踏入他们人生的最高点。
陶铸、刘志坚被打倒后，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
他们三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武汉“七·二〇事件” 1967年下半年发生的“王、关、戚事件”，却使他们的人生由顶点降到底点，受到“隔离审查”，政治生命也随之结束，其转折点就是7月20日武汉“七·二〇事件”。
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文革”研究中的众多“谜团”中的一谜。
虽然当事人陈再道、杨成武和王力都相继对此作了一些回忆性的叙述。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王力因为这一事件而名声大噪，受到江青等人机场迎接和召开百万人大会的待遇，成为“英雄”。
对此，王力在接受访谈时曾指出：
“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
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
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
也没有这样的规模。
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
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
原定由谢富治和我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
这一系列的做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
林彪、江青等人说：
这样做法，不是为了你（王力），而是为了主席。
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
”（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然而就是这位“英雄”，在仅仅相隔40天的时间后，却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八·七讲话”、“火烧英代办处”等事件而被“隔离审查”、“请假检讨”，后被关进秦城监狱。
就这样，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囚犯”。
与王力同时被“隔离”的还有关锋、林杰等人，戚本禹停职写检查，不久也被“请假检讨”，直接投进秦城监狱。
从此，他们三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这就是有名的“王、关、戚事件”。
杨成武的回忆 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当前存在着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当事人杨成武的回忆，他认为虽然最后是毛泽东下定决心处理“王、关、戚”的问题，但是其中周恩来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杨在接受访谈时讲道（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关于处理王、关、戚的问题，8月24日中午，我乘专机由上海返回北京，立即驱车赶往钓鱼台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
会后，周恩来找我单独谈了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
周恩来说：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
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
“成武啊！
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
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
“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
”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
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
王的破坏力大些，关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
这个人爱吹。
” 稍停。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
“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
“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
“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
“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
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
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到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
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文革初期，戚本禹绝对是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红人”，这是戚本禹（右四）等人与毛泽东合影。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
周恩来说：
“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
”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
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
这件事对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是个重大打击。
但江青、陈伯达摇身一变，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宣称：
“王、关、戚是我们自己端出来的。
”继续欺骗、迷惑群众。
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只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随即告退返回北京。
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王力为自己辩解 第二种说法是王力为自己的辩解。
他说自己是被江青打倒的，原因是自己一直同江青对着干，只听毛泽东、周恩来的，不听江青的，与周恩来走得比较近，被江青视为“眼中钉”。
王力称：
我早已是江青的眼中钉，留用我，只是怕人们讲“清一色”。
没有早除掉我，只是怕人们说“文革不稳定”，还说是要“顾全大局”。
这次下毒手了。
她用毛主席最忌讳的话陷害我，说：
“武汉七·二○事件以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是他王力的了。
”江青和康生的密谈被我亲耳听到，我的轮椅在十六楼门后，他们两个近视眼没有看到。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整我的会上，总理一句也未批评我，只是有两次发言。
一次是杨成武发言说逼总参向香港派一个营这件事，要王力负责。
总理说这事王力不知道。
第二次是吴法宪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搞的。
总理说：
48小时最后通牒王力根本不知道。
总理自己承担了责任。
而且，即使没有这个通牒，因为香港问题激化了，也可能在别的事情上爆发出来。
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后，主席着急了。
还有一个什么“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问题，主席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
当时总理忙得焦头烂额，身体状况很危险，心脏病也犯了。
江青他们才逼着总理把那个未经我本人核阅的八·七讲话又一次送给主席，要抛出王力当替罪羊。
本来毛主席早已看到了这个所谓“八·七讲话”的传单，这里边许多话就是他自己的原话的重复。
……所以，他们逼总理送了那个“八·七讲话”，主席原来只不过是一笑而已。
两天后为什么又变了呢？
如前所说，是因为江青告了恶状，主席才说了一句“要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说：
“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个坏人。
”康生连夜查了档案，说王力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
还查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说我的老伴、岳父、岳父的子女是“一窝黑货”。
……正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毛主席犹豫了两天以后，才下决心同意把王力打倒一下。
于是，8月30日下午就在钓鱼台开所谓生活会批斗我。
外面许多谣传，都是江青们散布的。
吴法宪的回忆 对此，吴法宪基本上同王力持有相同的看法。
他首先在回忆录中讲了导致王、关、戚倒台的几件事情：
“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关锋向毛泽东告康生的状”，然后提到：
“9月份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王、关、戚的问题打了个招呼。
王力等三人的命运也就基本上决定了。
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
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
”另外，吴还提及了戚本禹被隔离的事情。
他说：
“到了11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
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
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
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份之想。
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
毛泽东同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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