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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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摘要：

技术溢出效应是国外FDI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本文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经济学家在该领域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并探讨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开展相应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FDI；技术溢出；跨国公司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受到各国经济学家的密切关注。

Blomström（1998）将FDI技术溢出效应定义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中的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

FDI的大量流人，除了使东道国增加资本存量、提高投资质量以及缓解就业压力之外，对东道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性影响还在于其技术溢出效应。

通过技术溢出效应，FDI可以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和管理技能不断提高，帮助东道国国民经济走上内生化的增长道路。

　　在理论上，各国学者普遍认同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FDI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实际存在?

如果存在，其影响因素有哪些?

这两个问题已成为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的焦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

本文将回顾和分析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关键性研究成果，并探讨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一、理论基础与基本研究方法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源于跨国公司的形成与发展理论。

Hymer（1976）指出，FDI的主要动机是跨国公司为了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控制生产和市场营销，以便充分利用其专有的知识和技能资产。

Hymer的论述表明，创建跨国公司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拥有专有知识和技能的所有权优势，否则跨国公司无法在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中取胜，因为当地企业往往具有市场环境、消费者行为以及商业经验等方面的知识优势。

然而，在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频繁接触中，跨国公司的专有知识和技能可能不通过市场交易就转移到东道国的当地企业中，即发生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öm和Kokko，2002；Haskei，2002）。

一般认为，发生技术溢出效应的途径有模仿、竞争、联系以及人力资本流动等（参见表1）。

　　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微观机理，即技术溢出效应是如何在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发生的?

理论上还缺少深入的研究。

绝大多数涉及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文献（Caves，1974；Findlay，1978；Das，1987；Wang和Blomström，1992）都将技术溢出效应视为由于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而“自动”发生的，忽视了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在技术溢出效应发生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同时，对于相关的制约因素，如当地企业的技术条件和东道国的市场条件等，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表1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途径

发生途径作用机理模仿·学习并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方法和管理技能·通过逆向工程来研发新产品竞争·X非效率*的降低·提高研发和采用新技术的速度联系·跨国公司对产业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帮助·更高的技术标准促使当地合作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流动·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技能知识随着人力资本的流动而转移

　　注：

根据Leibenstein（1966）的定义，X非效率是指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以Caves（1974）和Globerman（1979）为先驱。

虽然后来有学者不断将他们的实证模型细化和扩展，但基本方法是相似的：

在一个由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出的回归方程中，将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因变量，而将FDI与其他环境、产业以及企业特征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研究FDI是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如果FDI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则认为发生了正面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根据其他特征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可以判断相关因素对技术溢出的影响。

　　二、国外实证研究回顾

　　虽然有关世界各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较多，但我们仍可以按研究的结论分为：

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两类。

（一）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

他选用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

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FDI的正技术溢出效应。

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Blomström和Persson（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

Blomström和Wolff（1989）选用墨西哥1965～1984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

　　Blomström（1986）又将研究重点放在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理上。

他选用墨西哥1970～1975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重点考察了行业竞争和市场份额因素对溢出的影响。

结果发现，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但并非是外资进入导致行业内的技术转移增加，而是竞争加剧导致当地企业效率提高。

Kokko（1996）对乌拉圭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的研究结论同样支持了竞争是导致技术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的观点。

Kokko认为，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是由双方相互作用决定的，跨国公司能对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产生正面影响，反之亦然。

Sjoholm（1999）在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中也发现，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更明显。

　　Kokko（1994）研究了技术条件对产生溢出效应的影响。

他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只有在跨国公司所采用的技术不是很复杂，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效应才会变得比较明显。

Kokko根据这个研究结果得出，当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后者难以消化吸收。

　　Liu等（2000）考察1991～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英国制造业也存在明显的FDI正溢出效应，同时他们还发现在技术差距比较小的行业里溢出效应更加明显。

与Kokko的观点相类似，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在技术差距较小时，当地企业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所导致的。

Gimla和Wakelin（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在1988～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一步研究了参与FDI的不同国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

检验结果表明，参与FDI的国家不同，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同，如日本企业的FDI溢出效应最大，而美国企业的FDI溢出效应则很小。

他们认为，这是由于美国企业所使用的技术相对比较陈旧。

（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

　　Aitken和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

与Aitken和Harrison的研究类似，Haddad和Harrison（1993）曾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溢出效应。

　　Driffield（200t）运用英国制造业1989～1992年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和产出以及R&D的技术溢出效应。

Driffield没有发现任何投资、产出以及R61D能带来溢出效应的迹象。

但他发现了当地企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要快于跨国公司子公司。

Driffield认为，这表明竞争对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

Girma等（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不过，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则存在正溢出效应；同时，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小。

Harris和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分别对三种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即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以及产业上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所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

其中，第一种是行业溢出效应，第二种是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第三种是行业间的溢出效应。

检验结果表明，这三种溢出效应都不明显，不过第三种行业间的溢出效应相对要比前两种明显。

　　Barry等（2001）考察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大量的负溢出效应，他们将其归咎于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

Barrios和Strobl（2001）考察了西班牙制造业1990～1994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同样在总体上没有找到任何正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不过在以出口为主的当地企业中，发现了显着的正溢出效应的存在。

他们的解释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需要参与国际竞争，使用的技术相对比较先进，技术吸收能力也相应较强，因此能够从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中获益。

　　Djankov和Hoekan（2000）分析了捷克制造业1993～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如果外资份额是由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两部分组成，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呈现负溢出效应；而如果外资份额是清一色的独资企业，则溢出效应在统计上不明显。

Kinoshita（2001）考察了捷克制造业1995～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但是，Kinoshita发现，在RXLD密度很高的当地企业中存在正溢出效应。

他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吸收能力较强。

　　Damijan等（2001）对8个转型经济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制造业1994～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上述国家的制造业都不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

在深入研究当地企业吸收能力以后，他们发现罗马尼亚存在正溢出效应；捷克和波兰却存在负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则不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

　　三、负溢出效应之谜

　　从上述研究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结果莫衷一是。

即使在相同的国家，如英国，不同学者的研究也会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纵观这些研究不难发现：

在所有获得正溢出效应结论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数采用的是行业横截面数据，而在获得负溢出效应或无溢出效应结论的研究中，则基本采用的是企业面板数据。

很明显，学者们研究方法的设计与数据的选用对检验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并且使用企业数据而不是行业数据，能够更有效地反映有关技术溢出效应的真实情况。

因为研究者使用面板数据可以关注一段较长时间内东道国企业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并且能控制与时间相关的变量，从而更好地把握溢出效应是否实际发生；而采用横截面数据只能在某一时点上进行研究，检验结果的说服力也较为有限。

例如，许多使用横截面数据的学者都发现，在FDI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然而无法证明到底是因为FDI的进入引起了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还是由于跨国公司热衷于向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或行业进行投资。

还有，行业中的不同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研究者采用行业数据只能在行业总体上进行分析，而采用企业数据则可以对具有不同特质的企业区分对待，从而在细节上更好地把握检验结果。

　　迄今为止，在所有使用面板数据，尤其是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中，大多数都反映了负溢出效应或无溢出效应的结论，只有少数文献（Liu等，2000：

Damijan等，2001）发现了显着的正溢出效应。

笔者认为，对于上述负溢出效应或者无溢出效应的结论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

其一，跨国公司通常在主观上会刻意对其知识资产进行保护，防止泄漏，以保证它们的竞争优势地位。

此时，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主要途径是跨国公司进入以后施加的竞争压力促使东道国企业提高效率，加快采用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然而，这种竞争效应在短期内，可能会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Aitken和Harris。

n（1999）指出，由于外资公司拥有特定的所有权优势，能够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它们的边际成本比当地竞争者更低，且能够吸引更多的需求者。

这将迫使当地企业降低产出水平并提高成本。

Barry等（2001）则认为，当跨国公司面对出口市场或者与当地企业的竞争受到政策限制时，产品市场上的竞争难以产生负溢出效应。

然而，他们推测，在东道国劳动力市场上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在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劳动力需求方面的竞争可能会导致负溢出效应的产生。

其二，FDI对当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过程受许多因素的影响，真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司能只在某些特定的行业或企业中存在，如果仅对一个国家或行业进行研究，可能会低估溢出效应，这在上述的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

Barrios和Strobl（2001）以及Kin。

shit9（2001）都没有在行业层面上发现正溢出效应，然而对于某些吸收能力强的企业，检验结果还是比较准确的。

　　四、当前研究的不足

　　1．研究内容单一，缺乏层次感。

理想的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还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

二是影响溢出效应发生的制约因素有哪些?

三是溢出效应发生的微观机理是什么，或者说，溢出效应是如何在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发生的?

但就目前而言，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第一、二层次，而对第三层次的研究只在某些案例研究文献中以总结经验的方式出现（Blomström和Kokko，1998），在计量经济研究文献中很少见到。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数据来源和检验方法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受制于理论研究的落后，技术溢出效应的本质是知识资产在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通过非市场中介的流动，而其机理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和描述，因此也就难以被度量和追踪（Krugman，1991）。

　　2．计量模型存在缺陷。

首先，Cörg和Strobl（2000）在对21项研究的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后发现，检验方程中变量的选择和准确的定义以及溢出效应的测度都很重要。

然而，目前学者们对检验方程中变量的选择和定义缺少统一的认识。

以外资存在变量的定义为例，有的文献采用行业中外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占全行业资产总额的比例来表示，而另一些文献则采用行业中外资企业雇员人数占全行业总雇员人数的比例来表不，这不可避免地会使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受到影响。

其次，在研究中大量使用回归检验方法，这本质上属于定性研究的方法，对于准确的定量分析还无能为力。

　　3．研究范围过窄。

为了发现技术溢出效应在具有不同特质的国家发生的一般规律，开展跨国比较研究很有必要，同时数据样本的时间跨度应尽可能长。

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的文献都将研究范围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国家内，而很小进行比较研究。

此外，相当一部分文献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这只能在一个时点上开展研究，而在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中，选取的时间跨度也大多在5年以内。

这种研究结果只能揭示某个特定国家内技术溢出效应发生的静态规律，难以发现一般动态规律。

　　五、发展趋势

　　1．采用新的检验方法。

Ⅷ技术溢出效应的检验方法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还远未完善。

如何更准确地判断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发生，同时更精确地测定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是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领域需要不断研究的问题。

统计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准确数据的可获得性为此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些新的检验方法，如协整技术（cointegrationntechniques）和阈值回归分析方法（thresholdregressionanalysis）等，在近年的研究中（Kugler，2000；Girma，2002）已经得到了初步应用。

　　2．寻找行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可以通过模仿、竞争等途径发生在行业内，也可以通过联系等渠道发生在行业间。

事实上，行业间的溢出可能是技术溢出的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因为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培养产业上下游合作伙伴方面往往具有很高的积极性。

现有的研究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上，对于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则由于受到检验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制约，相应的研究文献比较少。

今后随着上述限制的逐步减少，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3．研究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知识创造行为对溢出效应的影响。

传统的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子公司在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过程中只扮演被动的角色，被溢出的先进技术都是通过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由总部传导给子公司，再由子公司通过技术溢出传导给当地企业的。

子公司只是一个溢出渠道，基本上不对溢出过程产生影响。

然而，现实中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实际上都拥有很高的自主权，尤其是跨国公司的R&D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毫无疑问，跨国公司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知识创造和积累活动对技术溢出效应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此开展相应的研究也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