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形势评论.docx

国际金融形势评论.docx

《国际金融形势评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际金融形势评论.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国际金融形势评论

2012年国际金融形势评论

　美国金融形势评论

　　经济基本面方面，2012年美国经济呈较为明显的“U”形走势，目前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惟一亮点。

　　美国经济“U”形走势在GDP及就业数据上表现明显。

美国商务部

　　此外，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态势颇为抢眼。

受超低利率环境、房价触底及投资需求增加等因素刺激，美国房地产市场2012年上半年走出低谷,正在恢复其支持经济复苏的传统角色，与一年前形成鲜明对比。

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将为整体经济活动提供重要提振，特别是在出口等其他增长驱动力放缓之时,更强劲的市场复苏意味着创造更多就业，并带动更多居民消费支出，从而对GDP作出积极贡献。

　　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1～12月美国NAHB房地产指数基本保持上升趋势，由25大幅增至47。

虽然数据说明认为市场形势不佳的营建商仍占多数，但2012年12月该指数升至2006年4月以来新高，已非常接近50的荣枯分水岭。

　　最重要的二手房销量方面，美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1～7月美国经季调并年化二手房月度平均销量为454万幢，最低销量仅为437万幢。

但进入8月份后月度平均销量猛增至476.7万幢，较1～7月增长5%。

　　新屋销售方面，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新屋销量虽偶有起伏，但整体呈持续上升态势。

1～4月，美国月均新屋销量为35.375万幢，5～10月则增至36.633万幢。

同时，2012年美国新屋销量均实现同比增长，且增速不断加快。

进入5月份后新屋销量同比增速由前4个月的3.5%～11.4%区间猛增至15.1%～27.7%区间。

　　房价方面，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数据显示，2012年1～9月美国FHFA房价指数同比增速一直呈上升趋势，且除1月份外所有同比增速均为正值，其中2012年3～9月最低同比增速也达到了2.7%，表明2012年美国房价较上年有了较大程度改善。

房屋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是其最大资产，房价止跌回升将有效提振消费者信心，促使其增加消费。

　　不过，供求关系不平衡、信贷紧张等结构性因素依然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复苏的重大阻力，目前仍有许多购房者特别是首次购房者没有获得贷款的资质，或无法承受较高的首付款。

　　政策方面，2012年美国财政状况继续恶化、财政悬崖乌云压顶造成财政刺激政策缺席窘境，导致美国严重依赖货币政策，美联储连续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复苏。

　　虽然在经历了2011年一场元气大伤的预算大战之后，美国完美的AAA信用等级遭到历史上首次调降，但其依然在债务危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达16.37万亿美元，与奥巴马入主白宫时约10.6万亿美元的水平相比增幅逾50%，距16.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仅一步之遥，致使2012年年初美国需要再次调高公共债务上限。

同时，2012财年（截至2012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为1.089万亿美元，为连续第四个财年跨过万亿美元大关。

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寅吃卯粮”的财政习惯短期内不会改变。

　　而美国目前面临的最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就是财政悬崖。

虽然2012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渐强，各项经济数据表现亮眼，但步步紧逼的财政悬崖仍是年底美国乃至全球面临的最大经济风险。

市场担心，一旦国会无法在期限内达成妥协方案，美国将面临短期违约风险，财政紧缩将抵消宽松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失业率将再度飙升，经济将面临严重衰退，并对全球经济构成冲击。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研究报告显示，若财政悬崖成为现实，2013年美国经济将衰退0.5%，失业率将升至9.1%。

　　目前，两党在财政悬崖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在于选择减赤还是增税。

然而，虽然弥合此分歧困难重重，但双方最终仍极有可能达成妥协。

2011年夏季两党财政僵局的背景是美国经济极度疲软，双方在经济发展理念上对峙严重。

而且，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前夜，共和党不遗余力给奥巴马连任制造障碍，而提高债务上限问题就适时成为共和党手中最有力的武器。

但目前美国经济回暖迹象明显，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惟一亮点；奥巴马刚获连任，态度将更加强硬；共和党失去比想象中更多的参议院席位，且民调显示若双方无法就避免财政悬崖达成协议，更多的美国人将指责共和党而非奥巴马。

这将迫使共和党与民主党实现合作。

事实上，奥巴马及共和党领袖均已释放了妥协信号，两党协商态度十分积极。

　　严峻的财政状况导致美国将刺激经济复苏的重担全部压在美联储肩上。

2012年9月14日，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OMC）推出QE3，以每月400亿美元的进度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2012年12月13日，FOMC又推出QE4，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以替代“扭曲操作”。

同时，FOMC表示0～0.25%的超低利率在失业率高于6.5%，且未来一两年内通胀率预期不超过2.5%情况下将保持不变。

　　与QE1、QE2相比，QE3、QE4各具特色：

就QE3来说，其特色一是无限量，二是目标直指就业市场，三是购买资产对象集中于MBS而非长期国债。

就QE4来说，其公开将具体的失业率和通胀率目标作为短期利率上调门槛，对美联储而言是一个重要转变，表明美联储政策更为激进，政策前提更为具体。

　　美联储之所以推出QE3，是寄望于其能够压低抵押贷款利率，刺激购房和再融资活动，进一步巩固房地产市场的向好趋势。

同时资产价格升高带来的财富效应能够促使消费者增加消费，并将宽松效应传导至更广泛的领域，带来更宽松的金融环境，带动经济增长。

而QE4的使命则是使美国经济避免在2013年1月1日面临“货币悬崖”（货币投放量从高点骤降），导致美国国债需求锐减从而推高美国长期利率，削减消费者支出和投资。

　　目前，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来说，QE3加之“扭曲操作”的效果还是令人鼓舞的。

房地美数据显示，在QE3及“扭曲操作”百分点，均处于历史最低值附近，将进一步刺激房地产买卖。

　　然而，除房地产市场外，量化宽松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实际效果恐怕并不理想，原因有七：

　　一是目前美国经济并不缺乏流动性，而是缺乏确定性。

首先，财政悬崖增加了经济前景本已很高的不确定性，令企业推迟投资开支并对招聘用人更加谨慎，使消费者捂紧钱袋；其次，“无限量QE”将促使投资者不断揣测美联储政策退出的时间和对经济产生的效果，反而加重了不确定性。

　　二是量化宽松政策的边际效益已呈递减趋势，所能产生的效果将十分微小，而且美联储还面临经济好转后在收紧政策时回收流动性的难题。

因此，其成本或将大于收益。

　　三是就业状况的改变往往滞后于经济状况的改变，导致以失业率作为政策红线失去其指标意义。

若错误估计经济状况，则在失业率降至6.5%前就可能在美国引发通货膨胀。

　　四是量化宽松政策能否如美联储所愿刺激消费尚不得而知。

虽然伯南克寄希望于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升高所造成的财富效应有助于促使消费者增加消费，可一旦QE导致美国通胀率抬头，许多家庭因担心工资慢于物价上涨速度将只会增加储蓄，增加消费的愿望恐将破灭。

　　五是量化宽松政策拉低了长期利率水平，虽然可刺激抵押贷款需求让银行获益，但势必影响存贷款利差，削弱银行盈利能力，对主要依赖存贷款业务的小银行来说更是如此。

　　六是量化宽松政策将使新兴经济体面临输入型通胀和资产泡沫膨胀压力并削弱其出口竞争力，它们将对美联储和美国政府施加巨大政治压力。

　　七是为保持极低利率水平，美联储出资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选择无风险套利，银行用美联储的低息贷款买入国债和政府担保按揭等安全产品，不愿再去承担向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而小企业才是真正创造就业的引擎。

　　因此，货币政策最终能否单枪匹马地实现美国失业率降低和GDP增长的目标目前尚无法给出定论，而是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而对全球经济来说，量化宽松政策的长期影响主要体现在通胀压力方面。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央行注入的海量货币始终未完全进入实体流通环节，尚未对通胀带来实质影响。

但必须要看到，货币被创造出来后终将作用于物价，只是需要时间和一定的诱因。

尽管不断膨胀的虚拟经济可以包容和消化一定量的货币，但只是改变了货币作用于物价的形式（如通过大宗商品价格、证券市场财富效应传导等），绝不意味着货币对物价的推动效应的消失。

考虑到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企稳的状况，QE3、QE4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性通胀的诱因。

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通胀要素更加敏感，我们对此就更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欧洲金融形势评论

　　经济基本面方面，受欧债危机拖累，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各项关键经济指标始终处于下行轨道。

同时，风险正在向欧元区核心国家扩散，领头羊德国难以独善其身。

　　2012年二季度开始，欧元区经济已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收缩，正式进入4年来第二次经济衰退。

失业率更是节节攀升，不断打破历史记录。

欧盟统计局

　　实体经济方面，MarkitEconomics数据显示，今年欧元区综合PMI、制造业PMI、服务业PMI均处下行通道，除2012年1月份外，所有月份PMI均在50以下，表明欧元区实体经济始终处于萎缩状态。

　　德国经济虽无衰退风险，但受欧元区这一德国最大出口市场影响，诸多重要经济数据均不乐观，进入下半年更是如此。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GDP增速不断下滑，已很明显被欧债危机拖累。

2012年德国季度GDP环比、同比增速均处于下滑状态，环比增速由一季度的0.5%降至三季度的0.2%，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1.2%降至三季度的0.9%，显现出明显的感染迹象；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进入2012年下半年，德国ZEW经济景气指数及经济现状指数均出现暴跌。

进入2012年6月份，德国ZEW经济景气指数由正转负，表明更多的人对德国未来经济状况持悲观态度。

进入7月份，德国ZEW经济现状指数则由1～6月的月均37.4暴跌至7～11月的13.26。

　　实体经济方面，MarkitEconomics数据显示，2012年德国综合PMI、制造业PMI及服务业PMI整体上均呈不断下滑趋势，尤其是进入下半年，几乎所有指数均在50荣枯分水岭之下，表明德国实体经济已陷入萎缩。

　　虽然经济形势并不乐观，但德国经济运行仍存三大亮点：

一是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二是就业形势良好，三是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财政状况方面，2012年欧洲债务状况继续恶化，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等国深陷债务危机泥潭，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更是成为欧债危机焦点国家。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二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之比由88.2%升至90%，欧盟政府债务占GDP之比由83.5%升至84.9%。

最严重者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等国，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分别高达150.3%、126.1%、117.5%和111.5%。

与2011年二季度相比，欧盟23个成员国的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出现上升，塞浦路斯、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的升幅分别高达16.5、10.8、10和9.3个百分点。

　　在所有问题国家中，西班牙已取代希腊成为欧债危机新的风暴中心。

西班牙债务危机传导机制清晰，即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银行业危机，对银行业的救助放大了西班牙政府的主权债务。

目前，西班牙面临三大难题：

　　一是经济面临低增长、高失业困境。

2012年西班牙经济正式陷入衰退，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前3季度西班牙GDP环比与同比均为负增长，同比最大萎缩幅度达1.6%。

就业方面，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西班牙失业率由1月份的23.5%升至10月份的26.2%。

同时，西班牙年轻人失业率最低也在50.3%，即西班牙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

　　二是银行业危机深重。

西班牙银行业贷款中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贷款一直占有极高比重。

2007年底至2008年初房地产泡沫破裂，大量房地产开发商破产及大量人口失业导致购房贷款坏账率大幅上升，使得银行业被迫持有大量房产和土地。

而地产价格下跌导致银行业手中大量囤积的房地产相关资产实际价值大幅缩水，严重影响了西班牙银行业资产的流动性，资本不足导致西班牙银行业贷款意愿下降。

要想让货币政策有效，西班牙必须先修复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

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西班牙政府被迫于2012年6月9日宣布正式向EFSF/ESM申请1000亿欧元援助。

　　三是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凸显。

西班牙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西班牙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升至75.9%，为22年来最高。

二季度政府债务总额为8040亿欧元，其中中央政府债务为6170亿欧元，占GDP的58.3%（2007年为27.7%），地方政府债务为151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4.2%（2007年为5.8%），该比例同样是22年来最高，地方债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央政府。

其中负债最重地区为经济产出占西班牙全国五分之一的加泰罗尼亚，负债总额约为440亿欧元。

截至2012年10月底，西班牙17个自治区中已有超过一半发出求援申请。

西班牙中央政府虽然成立了规模为180亿欧元的地方政府救助基金，但被动用资金已近175亿欧元，很可能需要注入更多资金。

　　考虑到西班牙的经济形势与债务负担，其何时申请援助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若其迟迟不提出求援请求，OMT计划将无用武之地。

西班牙之所以在此问题上施展“拖”字诀，主要受三大因素制约：

一是不愿忍受苛刻的援助条件；二是意大利目前为欧债危机的“次中心”，一旦西班牙寻求救助，意大利将由次中心变为中心，其在巨大压力下也只能在相关条件下改革本国经济。

此外，西班牙政府拖延申请救助，还可与意大利协调立场，联合讨价还价；三是西班牙希望德国经济恶化，使自身在谈判中处于更加有利和灵活的位置。

此外，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担忧德国议会对多次救助感到厌倦。

　　但从该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仍保持在相对低位、融资仍然充足的情况来看，近期西班牙可能都不会求援。

只有在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的情况下，其才会考虑让渡部分主权以换取欧盟援助。

而压力的来源可能是债券发行需求冷淡或经济下滑加剧等。

　　西班牙虽有种种理由逃避申请救助，但市场的不耐烦和西班牙经济、财政状况的窘境表明这或许只是幻想。

西班牙政府拖得越久，对市场信心及西班牙经济与银行业的伤害也越大。

而即便西班牙最终申请全面救助，其谈判过程也将十分漫长艰难，因此欧元区中期内仍将处于欧债危机阴影笼罩之下。

　　面对萎靡的经济形势及严峻的债务状况，欧洲方面不得不采取货币刺激政策与财政救助措施双管齐下的方法试图扭转局势，但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和救助机制只是缓解欧债危机的外部因素，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关键所在。

　　欧元区各大经济体状况迥异，但又处于同一货币联盟，若没有某种形式干预，货币联盟将无以为继，而这种干预需要欧央行实施。

2012年，欧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甚至“超范围”行权。

　　一是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

欧债危机导致大量投资撤出欧洲，债务国政府及银行融资成本飙升，导致欧洲银行业陷入融资难—惜贷—流动性差—融资难的恶性循环，企业及家庭难以贷款，大量欧洲银行依靠央行借贷维持流动性。

因此，欧央行分别于2012年12月21日及2012年2月29日提出两轮三年期LTRO，共涉及一万三千余家欧洲银行、1万亿欧元贷款。

　　欧央行希望银行获得低息长期贷款后可购买高息债务国国债，从而通过套利利息差获利。

此举可补充欧洲银行业流动性，并可提高市场对主权债务国国债认购率，从而降低欧央行直接购买债务国国债现金压力。

此外，欧央行通过LTRO放贷金额越高，投资者风险偏好就越强，高风险资产价格就会上涨。

因此，连续两轮超过1万亿欧元的LTRO有助于缓和银行业融资忧虑，提升投资者风险偏好，振兴欧元区外围国家债务市场，稳定欧元区金融市场。

　　但LTRO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将其推后。

首先，银行并没有义务利用LTRO提供的资金购买主权债券；其次，即使银行购买问题国家国债，也无法解决欧洲主权债务自身的可持续性问题。

相反，欧央行需满足如此多银行的大规模融资需求，证明欧洲银行业依然面临困境；第三，银行信贷紧缩并未缓解。

欧洲数百家银行目前仅有赖欧央行干预而得以存活，其已因持有大量有毒债务而资不抵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大。

　　二是降息。

2012年中旬，经济状况低迷加之通胀压力保持温和、通胀预期受到抑制促使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三是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

2012年9月6日，由于欧元区经济增长疲软，金融市场持续紧张，且金融市场压力将加剧经济增长和通胀两方面的不平衡状况，欧央行决定启动OMT。

OMT计划的实质是中央银行承诺在必要时将以无限火力对主权债务市场进行干预，以起到稳定金融体系、改善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这意味着在危机进一步恶化时欧央行将不会因不能进行货币融资的桎梏而不作为。

相较于此前一系列行动，OMT计划更强有力，表明欧央行在扮演成员国主权债市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方面迈出了积极和重要的一步。

其未来很可能会取得显著效果，甚至为最终解决欧债危机打下基础。

　　但是，OMT计划终究只是短期措施，而非终极解决方案，原因如下：

第一，欧元问题始终是欧元区治理结构问题，如不能有效构筑统一的财政联盟进而政治联盟，各国家不能让渡相当部分政治主权的话，欧元不稳定性将会持续；第二，OMT客观上保护了财政纪律松弛的国家，而财政自律又是欧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因此，长期看OMT将导致欧元区各方理念上的严重冲突。

　　而在财政救助措施方面，一是希腊获得多轮财政救助。

作为欧债危机的发源地与核心国家之一，希腊被批准获得1300亿欧元援助资金及多轮债务减免。

但一轮又一轮的财政救助仅能对希腊债务危机起到缓解作用，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其解决问题。

首先，协议更多是从技术层面上延缓债务危机，维持现状，避免无序违约。

但如何使希腊重新实现经济增长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次，协议均要求希腊采取极为苛刻的手段实施紧缩措施，将是其恢复经济增长的沉重枷锁，而且希腊民众也已无法诸多紧缩措施；第三，希腊政府在巩固财政和改革经济方面屡次食言，导致外部援助条件愈发苛刻，今后能否在每次偿债高峰来临前及时获得援助值得怀疑。

　　二是ESM正式启动。

根据欧盟决议，ESM绕过政府直接救助银行既不会增加政府负债，又不会附加改革条件，避免了政府主权信用恶化。

同时ESM还将放弃“优先求偿权”，可极大安抚市场信心，有力缓解欧元区银行业危机，为在欧元区开创最终贷款人制度奠定坚实基础。

而且，ESM可直接在一级和二级市场购买重债国国债以压低其融资成本也有助于稳定受援国市场信心，避免资金外流引发银行危机。

　　三是金融交易税获准设立。

2012年法国、德国、比利时等欧盟11个成员国获准设立金融交易税。

这11个国家GDP约占欧元区GDP的90%。

金融交易税具有双刃剑效应。

从正面来看，首先，金融交易税有助于抑制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其次，由于金融交易税是对金融业这一高度盈利且日益投机的行业征税，因此具有“劫富济贫”的性质，可为公共利益筹集大量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欧元区财政困境；第三，征收金融交易税符合新兴经济体的利益。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热钱纷纷涌入新兴市场，不仅推高了通胀水平，加剧了资产泡沫，还引发了本币升值，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因此，新兴经济体普遍支持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必要管制。

从负面来看，金融交易税可能会促使金融机构将交易活动转移到没有金融交易税的欧洲国家，从而破坏欧盟单一市场，恶化欧元区的金融分化现象。

　　在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方面最大的成就即为成立银行业联盟。

在欧债危机的系统性解决框架中，银行业联盟具有起承转合的重要性，因为欧债危机存在一个“实体经济—银行业—主权债务”的恶性循环，构建银行业联盟的要义之一就是切断银行业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将有效地强化欧盟的银行体系，恢复市场对银行业的信心，促进就业增长。

而且，随着2013年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法律框架的建立，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执行层面的问题。

今后欧洲一体化的主导议题将正式过渡到“财政一体化”。

　　日本金融形势评论

　　经济基本面方面，受全球需求疲软和强势日元拖累，2012年日本经济高开低走，春季开始经济形势显现出恶化迹象。

下半年中日钓鱼岛争端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推出多轮财政刺激措施及宽松货币政策，但收效甚微。

　　宏观层面看，持续的通货紧缩、由出口萎靡导致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的债务和财政问题及日益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都表明日本经济前景陷入了极其复杂的局面。

具体来看，在欧债危机阴云不散，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慢、尤其是中国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加之与中国外交纠纷对出口造成伤害，日本经济饱受冲击，由日本大地震重建需求支撑的内需也逐渐开始受到外需恶化影响，出口和工业产出已经下滑，制造业固定投资已表现出疲软迹象，购车补贴政策的到期则进一步削弱了国内需求。

　　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2012年一季度日本经济较为强劲，实际GDP环比增长1.3%，折算年率增长5.5%。

但二季度增速即由正转负，环比萎缩0.03%，折算年率萎缩0.1%，三季度更是环比下滑0.9%，折算年率大幅下降3.5%，为过去15年中日本第五次陷入衰退。

　　实体经济方面，MarkitEconomics数据显示，2012年日本制造业PMI经过前半年的扩张阶段后，进入6月份开始步入萎缩泥潭，且形势不断恶化，11月季调后制造业PMI降至46.5，萎缩速度创19个月来最快。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12年1～11月日本仅有两个月实现贸易顺差，最高顺差额仅为617亿日元。

而其余9个月均为贸易逆差，最大逆差额为14750亿日元，创最大单月逆差纪录。

而四季度带动日本出口下滑的主因是中日钓鱼岛争端导致该国对华出口水平下滑。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2012年10月份、11月份日本对华出口分别同比大幅下滑11.6%、14.5%。

　　钓鱼岛事件后中日之间多年的“政冷经热”转为“政冷经冷”，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加之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不断减少，日本企业拥有国内银行更廉价的资金支持，致使日本国内主张“去中国化”、进军东南亚的呼声渐涨，日企撤离中国市场和减少在华投资力度的动向更加明显。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11年度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直接投资金额环比增加2.4倍，达1.5万亿日元，而对华直接投资仅1万亿日元，为连续2年出现“对东南亚投资超过对华”现象；2012年4-6月，日本对东南亚投资同比增加4成，达3800亿日元；7～8月直接投资金额也达1800亿日元，超过对华投资的1500亿日元；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10月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4.6亿美元，同比大幅减少32.4%。

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已由最初的加工制造业扩大到汽车制造业和商业、餐饮业，投资国家集中在印尼、越南、泰国和菲律宾。

　　但由于东南亚各国普遍存在政局动荡、劳资纠纷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主张制造业回归日本国内的声音也日渐强烈，所以部分日企还将高附加值产品转回国内生产。

　　此外，日本还试图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日本经济产业省数据显示，2011年日本进口稀土中约90%来自中国，目前该比重已降至70%。

日本政府和企业目前正加紧与印度、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及北美各国合作，确保稀土资源供给。

　　但是，“去中国化”将是个漫长过程，且将耗费巨大成本。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市场。

对日企经营者来说，中国依然是其最成熟的生产基地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真正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撤出中国市场在现阶段并不现实。

　　除下半年经济形势萎靡外，日本还面临两大问题：

一是日元升值阴云不散，二是通缩态势顽固。

2012年2月份日本央行采用1%的通胀目标表明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致力于恢复一定水平的通胀、对抗通缩。

但2012年1～5月日本全国CPI年率及核心CPI年率尚可基本保持正增长，进入6月份后则基本转为负增长，表明日本仍未摆脱通缩顽疾。

　　经济形势萎靡加之日元升值、通缩顽固迫使日本政府不断推出财政刺激政策及宽松货币政策，试图扭转颓势。

但由于财政刺激规模小于2011/12财年，而且时间窗口紧张，其提振经济的效果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