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奖启示让文学归于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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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诺奖启示让文学归于文学
莫言获诺奖启示：
让文学归于文学
2012年10月19日16:
46 中国新闻周刊评论（54人参与）
中国新闻周刊第584期封面
为什么是莫言
莫言是一个极具本土性的作家。
他始终执著于描写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无论直面现实或重述历史，高密始终是莫言的精神圆心。
年轻时的管谟业与大多数农村少年一样，拼尽全力离开故乡的土地，但多年后，作家莫言又以文学虚构的路径回到故乡。
和很多成名后始终把自己悬挂在都市中咀嚼记忆的作家不同，他终于明确，自己不但需要在精神上重返乡土，而且从生存经验上必须始终与故乡相连。
对莫言来讲，故乡高密是一个切片，这里的一切足以反射出中国现实与精神的巨变。
诺奖将莫言真正推向了世界。
但除莫言和其他几位有限的作家，中国的写作者在世界语境下显得颇为沉默。
如今，中国作家的写作技巧早已不像过去那样与世界隔膜，但如何通过翻译和文学活动真的走进世界文学的视野，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命题。
莫言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让文学归于文学，按照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推动文学才是莫言获得诺奖最重要的启示。
莫言：
出高密记
他曾掉进粪坑，曾被小学开除，曾认为发表处女作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他从中国极其平凡的小村落里眺望世界，然后反观中国本刊记者/陈涛（发自山东高密）
“我觉得，得了这个诺奖或没得这个诺奖，不会改变我的做人风格，也不会改变我的写作风格。
”10月13日上午，莫言在高密市翰林苑小区的住所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获奖之后，莫言似乎成了“万能的”，据说他的获奖甚至拉动了某些股票价格的飞涨。
众多问题向他抛去，关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看法、钓鱼岛争端甚至中日关系都被问及。
甚至有媒体多次让莫言推荐自己最欣赏的文学作品，莫言有些无奈地说，“太多了，没法推荐”。
“我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判断，该我发言我就会发言，不该或者我不愿意，自然就懒得去说话了。
”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表示。
事实上，在获奖前后，莫言都不愿接受采访，“想从热闹和喧嚣中解脱出来”。
但在获奖两个小时后，莫言便于山东高密的一家酒店召开了首次媒体见面会。
第二天下午2点半，当莫言出现在酒店二楼的电梯口，鲜花、相机、人群一齐涌向他。
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来了更多记者。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优秀作家，为什么会落在我的头上呢？
”13日上午，莫言在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及几家日、法媒体采访时说，“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提前20分钟给我打了电话，我感到既惊奇，又惶恐。
我就思考，是什么原因呢？
我配得这个荣誉吗？
这是当时的感受。
过了几个小时，我就很平静。
”
“把‘东北乡’写成中国的一个缩影”
“一人（只提）一个问题。
”莫言落座在沙发上，对记者们比出“1”的手势。
13日上午，他也回复了此前和村上春树的“博彩赔率”：
“究竟是不是我和村上竞争诺贝尔奖，这完全是一种猜测。
把两个作家所谓的PK类比于中日关系，更是一种玩笑。
”
在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莫言认为，“这是一个文学的奖项，我因为文学获得这个奖项。
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
从短篇小说《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到长篇《丰乳肥臀》《蛙》等，莫言的作品一向被看做是乡土气息浓厚，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为其代表性的文学地域。
莫言研究会会长、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本土的文化对莫言的影响，也不会有莫言创作的这些作品和题材。
他自己讲过，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写小说的，我用的语言是高密的地方语言，题材也是高密发生的人和事。
”
所以，文学馆外打着一条横幅，写着“根植故乡，莫言问鼎诺贝尔”。
毛维杰认为：
“他的创作离开了这种（故乡的）东西，去写别的东西，问鼎诺贝尔是不大可能的。
”莫言研究会成立于2006年，文学馆开馆于2009年，坐落在高密一中校内。
这栋4层建筑里展出着莫言所写的书、信、照片，以及一些奖章和研究资料，目前下面的两层作为展厅，上面的两层在莫言获奖之前就已纳入“二期工程”规划。
“我的野心就是希望能够把我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的一个缩影，但是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我的力量可能不够。
”13日上午，莫言在接受访谈时如是说。
事实上，莫言最初是反对建馆的。
毛维杰回忆，“他自己曾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家乡再给我建一个馆，这不是引火上身吗？
’但是我们研究会一直坚持。
”
“是否有先见之明？
”
“当时我们只是说，他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个中国作家。
”毛维杰说。
“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同样，远在市区北郊的大栏乡平安庄，“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横幅也挂在村子里。
那是莫言的老家。
莫言获奖的当晚，平安庄隶属的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就赶制了100多条红色横幅，并买来烟花送到平安庄。
“燃放了有两个小时。
”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第二天早上，横幅就被挂在了村子和市区。
土地上已经很少种植高粱。
村子里，屋外的水泥路上，晾晒了一片片金黄的玉米棒子，晾晒场旁边的墙壁上，横幅还打出了“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
莫言父亲与二哥管谟欣家中的院子里也晒了几堆玉米。
这7间平房是后来修建的，“莫言旧居”还在北边的另一处。
屋外一直喧嚣，记者们的采访、拍照声响成一片，莫言的父亲静坐在炕上，90岁的老人听力不太好，这可以让他置身于尘嚣之外。
他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在市区的翰林苑，大儿子管谟贤在三楼，原名管谟业的小儿子莫言在五楼。
这几天，莫言的大姐管谟芬来到了二哥家，因为后者要接受大量采访，她要帮着烧饭和照顾老父的起居，有时顺便对记者讲上几句。
但作为只上过四年学的地道农民，莫言获奖后，她“高兴得也不知道怎么说了”，甚至在当晚“睡不着觉”。
读过高中并当过乡村干部的管谟欣带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了“故居”，回忆起莫言小时候的事以及当年拍《红高粱》时的情景。
导演张艺谋和主演姜文、巩俐曾到原作者莫言的家吃过一次饭，吃的是烙大饼、鸡蛋。
在管谟欣、管谟芬的眼中，莫言小时候“既聪明又调皮”。
莫言的小学同学杨成国回忆，当时只有12岁的莫言正是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学校开除。
“因为这个，我也很内疚。
”从高密一中副校长任上退休的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1967年1月放寒假回家，我把上海造反派的一些传单带回来，他看了，就到学校去造反。
”
少年莫言把学校的课程表撕了，然后说，“老师是奴隶主，我们不做奴隶。
”管谟贤回忆，弟弟莫言当时约了同伴去串联，到了郊县住了段时间。
莫言回来以后，学校把他开除。
“文革”中，中农“家庭成份”的莫言也很难被推荐入学。
令管谟贤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莫言“调皮捣蛋”甚至险些让后者在幼时丧命。
一次管谟贤杏树下看书，忽然听到牲口圈里的厕所里有噗通的响声，弟弟掉进了粪坑。
“眼看要淹死了，我把他拖出来，抓起来把他扛到河边，扒下衣服，让他‘闭上眼’，按到河里洗。
”管谟贤回忆说，“然后我把他背回来，丢到炕上，让他老老实实的，但之前他也喝了很多脏水，很惊恐。
”
莫言的母亲和奶奶都很心痛，但是口头上却说，“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
“瞎猫碰了死耗子”
在管谟贤眼中，莫言从小就喜欢读书，有文字的东西都看，交换人家的书来看，帮人家干活换来书看，大部分是上世纪60年代的红色经典。
莫言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把村儿里的所有书都看完了，连《新华字典》也翻来覆去地看。
”
管家三兄弟都是书迷。
莫言曾经在小说写到和二哥抢书看的故事。
管谟欣回忆，“那时候家里用油灯，看书看到十来点，我母亲就吆喝，别看了，没油了。
当时也不知道累，中午也不休息。
我借的书不让他看，我藏着，他就偷着翻我的书。
”
辍学后的莫言成了一个地道的小农民。
管谟贤回忆，“他小学都没上完，很痛苦。
特别是当他放牛从学校经过的时候，尽管当时学校也不读书，闹‘文革’，但是也很羡慕人家。
”而大哥管谟贤因为在1963年即考上了大学，是乡里当时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家中“跳出农门”的楷模，他留下的中小学教材包括作文本，都成了莫言的文学启蒙读物。
“莫言小时候，大爷爷、父亲和我都叫他学医。
他小学失学后，也跟着大爷爷学过中医，背过中医典籍。
文化太低了，学医也不现实。
”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在2009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就曾提到他大爷爷和姑姑的行医经历。
《蛙》中的主人公“姑姑”，原型也就是莫言的姑姑。
莫言的姑姑管贻兰也看过《蛙》，“那些讲计划生育的，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人物的经历有些跟我一样，也有不一样的。
”她回忆起和书中类似的走村串镇，去做结扎的计划生育工作。
该书在去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同时也是莫言最近的一部长篇作品。
对于本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因为《蛙》，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它没有译成英文，第二也没译成瑞典文。
”
“我很早以前并没有想到他会拿诺奖，最近几年我有感觉到，但没想到会这么早。
”管谟贤说，“早期莫言写的小说都会给我看，后来的《丰乳肥臀》，他写一章就会给我看，其中也有我提供的素材。
他的作品我都读过。
”
1976年，莫言参军，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当时莫言和大哥管谟贤保持着通信，第一封信也是后者“第一次看到莫言写的东西，就是汇报当兵生活”。
之后，莫言的文学作品也都一直保持着手写至今。
“暑假里，我写了一篇小说，已在保定《莲池》发了首篇，这是瞎猫碰了死耗子。
这篇东西费力最少，一上午写成，竟成功了，有好多‘呕心沥血’之作竟篇篇流产，不知是何道理。
”1981年10月，管谟业给哥、嫂的信中写道。
该处女作正是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从此管谟业开始使用“莫言”这个笔名，即将“谟”字拆开。
管谟贤回信道，“得知提干有望并处女作发表，又兼芹兰（莫言妻子）分娩在即，你马上要做父亲，三喜临门，让我们万分高兴！
”那一年，莫言的女儿出生在用高粱杆和泥而建成的老房子里，即后来的“莫言旧居”。
从发布处女作到获得诺奖，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家书放到了莫言文学馆。
“我对乡土的依赖性很强”
莫言的文学创作被广泛地认为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也如此提及。
13日上午，在莫言家中，有媒体提到，“你说自己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但之后你觉得自己在文学上的创新是什么？
”
莫言回道：
“我的创新是立根于乡土，立根于个人经验，然后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的和外来的文学技巧，形成了我自己这种亦真亦幻、历史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这么一种立体的写作方法。
”这实际类似于诺奖的那句授奖词。
这时莫言的家门被敲响，没有人去开门。
莫言接着说，“我原来是想逃离，后来我又主动地向他们靠拢。
当时我太年轻，我觉得跟它靠在一起，我太敬畏它。
后来我慢慢成长了，觉得可以离它近一点对话。
”
在问及是否因为翻译促成了这次获奖，莫言回应说，“我相信是因为这些翻译家杰出的劳动，大家共同的努力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
”他细数了翻译自己作品的翻译家：
美国有葛浩文，瑞典是陈安娜，日本有吉田富夫、藤井省三，法国有杜特莱、尚德兰等。
在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看来，莫言受到齐文化影响更大，目前他研究的主要方向便是，“齐文化与莫言创作的关系”。
1985年，当时还是大栏中学语文教师的毛维杰在《中国作家》上读到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故事的背景就是大栏乡。
后来，毛维杰发现莫言就是大栏乡平安庄的管谟业，当后者从北京回家探亲时，毛就去找对方交流。
1993年时，毛维杰便开始收集和整理关于莫言的相关资料。
如今，“莫言每一次回到高密，我都是他的司机兼秘书，他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他回到家里面要逛超市，要买东西，要赶大集，要理发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有的时候呢他要到处转转看看，我都得跟着他。
”毛维杰总结说，“他就是我们平常见的普普通通的高密人。
”
莫言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作家跟故乡的关系，实际上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跟你有多密切的联系。
一旦当你离开了，你就会产生一种魂牵梦绕的感受。
当然对于作家来讲，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尤其是像我这样以乡土为主要风格的作家。
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
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写乡土，就要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不断地持续地写。
”
争议中成名
2012年10月19日16:
46 中国新闻周刊评论（54人参与）
争议中成名
莫言的成名史中从不缺乏争议。
对于他作品的语言方式和精神指向都曾被“主流”指摘。
但莫言在巧妙地选择沉默和不断发言之间渐渐突围
本刊记者/万佳欢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似乎愈发“左右不是人”。
有些人争议他的体制内作家身份，有些人质疑他作品专以揭丑为主题，神圣化“龌龊、丑陋、邪恶”等负面文化，以此打动诺贝尔奖评委。
莫言自己倒是很平静，“支持的批评的，都感谢。
”他这样说道。
实际上，对这些他早就习惯了。
在31年的创作生涯里，莫言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引发绝然相反的尖锐争论。
在体制内身份和自己那些批判现实主题作品的夹缝中，他一路走向国际知名作家的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艰难的。
莫言的开局
1986年，36岁的张艺谋从《人民文学》第三期上看到了一部名为《红高粱》的中篇小说，兴奋不已。
彼时，这部莫言的作品正在引发文坛震动。
1986年，莫言把这部小说寄到《人民文学》后，人们发现这部小说的历史观很不传统、很不教科书、很颠覆——抗日队伍怎么能那样抗日？
莫言当时还在部队，一些老作家对此非常生气。
在那个大众读物匮乏、文学杂志发行量动辄上百万的年代里，《红高粱》引发的争议迅速在文学界中掀起了一阵“莫言热”，其热度不逊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今天。
莫言没有想到，张艺谋的出现给“莫言热”又添了一把火。
当年7月，还在拍摄电影《老井》的张艺谋特地赶往北京，向莫言提出要买《红高粱》的电影版权。
当时已经有一些电影界人士向莫言表达了对《红高粱》的兴趣。
但莫言一见张艺谋，看到他“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鞋带的鞋子”，就觉得他很像自己村里的生产队长，顿时产生出一种信赖感。
张艺谋有点顾虑，说自己没多少钱，莫言说没事，你拿走吧。
张又提出我们电影可能需要修改原作，莫言很爽快：
“改吧，我又不是巴金，又不是茅盾、鲁迅。
”交易很快达成，莫言因此得到了800元的小说版权费。
作为“编剧之一”，他还拿到了1200元稿酬。
1988年，电影《红高粱》一举拿下1949年后中国电影界第一个有分量的国际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张艺谋固然借了小说的光，而与张艺谋的合作无疑也对扩大莫言的影响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春夜雨霏霏》是莫言最早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那时是1981年。
此后，他经过四年的摸索和积累，先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后才凭借《红高粱》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红高粱》也是《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读的第一部莫言小说。
如今，叶开与莫言已是多年的朋友。
在他看来，莫言迄今为止31年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每阶段又各有一个代表性作品，其中1980年代的代表作无疑便是《红高粱》。
它“颠覆了此之前‘官述历史’记忆，对当时新历史叙事模式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
这部作品给莫言带来了第一个重要文学奖项——1987年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直到2000年之后，《红高粱家族》仍在不断获奖并入选各种刊物甄选的20世纪优秀文学榜单。
1988年，莫言在《十月》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并很快出版单行本。
小说取材于一则真实新闻报道：
山东苍山县蒜薹丰收后，因地方干部的不作为以及地痞流氓低价收购等原因卖不出去，大面积腐烂在田地上，导致了农民示威游行和大规模骚乱。
这一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找到莫言，提出希望翻译他的作品。
他最早想翻译的并不是《红高粱》，正是这部直面当下农村苦难生活现状、且到直至今日都饱受冷落的《天堂蒜薹之歌》。
“葛浩文是一名相当有文学鉴赏力的汉学家，”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说写得触目惊心，本身就直面鲜血淋漓的现实，而且在艺术、结构上已经十分高超。
”
不过，出于世界性市场的考虑，美国方面还是决定先推出《红高粱》。
莫言得到了让当时的人们嫉妒得不得了的版税，也由此成为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作家之一。
看起来，莫言获得了一个文学创作上的“梦幻”开局。
争议中的创作高峰
虽然一度为中国带来文坛热潮，但莫言的创作并非一帆风顺。
1987年，莫言在自己的中篇小说《欢乐》里，用异常残酷的笔法描写了乡村中学复读生齐文栋参加高考的悲惨故事，其中的“丑陋不堪”的母亲形象招致了广泛的批判。
另一个中篇小说《红蝗》也因其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的亵渎精神，让评论家们表纷纷示完全无法接受。
写作实验上的突破开始升级，创作于1989年下半年的长篇小说《酒国》讲述了一个奇幻而大胆的故事：
酒国市的官员吃掉了无数婴儿，前往调查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也没能经得起诱惑，最后醉酒淹死在茅厕里。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元勇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酒国》完全征服了自己，其中的语言探索、实验，完全不输给世界上那些先锋的小说家。
”彼时，曹元勇与莫言尚未结识，如今曹元勇已编辑出版莫言多本著作，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
《酒国》中那个带有极强隐喻的故事没有刊物敢于发表，当小说费尽周折、终于出版后，国内批评家却一直保持沉默。
1995年春节，莫言开始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采用家族史的方式，波澜壮阔地从清朝末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语言极具爆发力。
莫言认为这是自己最为沉重、最为重要的作品，它同时也被《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认作莫言在第二个创作阶段的一部总结性代表作，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顶级作品”。
年底，《丰乳肥臀》由《大家》发表，不久便获得了首届“大家文学奖”，奖金空前地达到十万元。
得奖当日，莫言就预感到“麻烦即将来到”，接着他果然遭受了“空前猛烈的袭击”——这部书的“艳名”早就被批为出于商业包装之目的，而后又被冠以“反共产党”和“性变态”的罪名。
他还因此受到了很多老作家写告密信的中伤，上头让他写了一份检讨书，又要求他写信给出版社，让他们销毁、禁止自己的作品。
莫言后来在散文《读鲁杂感》中写道，“如果我胆小，早就被那些好汉们吓死了”。
《丰乳肥臀》事件后，莫言沉寂了四五年，除了写过一些电视连续剧，基本在文坛消失。
1998年，他把自己重新写成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寄到《收获》杂志社，并连续在《收获》上发表了四个中篇。
叶开和同事们发现，“他的语言运用更加精妙、更为收放自如”，他由此将莫言消失的几年称为沉淀期、积累期及反思期。
2001年，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继续把他那种极端的“残酷语言”推到了极致，而2006年的《生死疲劳》则被叶开认为是莫言作品中“浪漫世界和残酷现实的汇聚”，也是他第三个创作阶段的代表作品，不过，“其中的精髓还没有被文学评论界深刻感受到”，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直到2008年，莫言终于凭计划生育题材的长篇《蛙》获得了中国大陆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
31年来，莫言仅小说就发表了80多篇短篇、30部中篇和11部长篇，数量蔚为可观。
而在很多高等院校长时间使用的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三部莫言小说被编者提及，《丰乳肥臀》只被简单表述为“作为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除了沿袭《红高粱》的叙述框架外，在思想和艺术上尚没有一个更新的质的飞跃”。
“目前的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当代文学的隔离都很严重，”叶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莫言的整体的评判，我觉得实际上整个中国文学界是失语的，我们的批评家们实在是不称职。
”
与之相对的是出版社对莫言的争抢和追捧程度。
莫言绝不是一个象牙塔中的、无人问津的作家，他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吸引了一批读者，一直比较畅销。
在中国大陆纯文学作家中，叶开觉得他作品的销售量可以排到前五位。
作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莫言一直维持着跟国外译者、出版机构的良好关系，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
实际上，莫言成为诺贝尔奖获奖热门人选的消息已经传了七八年，“在世界的文学格局里，他其实很早就占有一个相当的位置。
”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华语文学尚处于世界文学边缘地带的背景下，他还凭《酒国》获得过2001年法国“LaureBataillin外国文学奖”，又曾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等国外重要奖项。
外国读者喜欢他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类似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镇”、马尔克斯“马孔多”的“高密东北乡”，也对他极强的表达能力印象深刻。
2000年《酒国》推出英文版之际，莫言前往美国，在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多所大学连续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
“任何人都要无奈地做出妥协”
至于能跟出版社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叶开认为与莫言的性格有一定关联。
“莫言本身是一个不太重利益的作家，对版税等方面的要求都不会斤斤计较，也会设身处地为别人打算。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给曹元勇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谦卑”。
1998年3月，刚刚参加出版社编辑工作的曹元勇在北京第一次拜访了莫言。
此前，他写过一些莫言的书评，又在攻读博士期间为出版后默默无闻的《酒国》抱不平，跟叶开、张闳做了一次针对《酒国》的三人对谈，把整理后的三万多字寄给了莫言，这样便渐渐跟他有了些联系和交流。
曹元勇给莫言打了电话自我介绍，愣头愣脑地去了他家。
想不到，莫言给他泡了茶，“丝毫没有摆架子”。
两人天南海北，聊《丰乳肥臀》在日本出版的问题，聊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奇书《哈扎尔辞典》，又聊自己的家乡。
临走时，莫言说跟曹元勇聊天很受启发，还递给他一盒家乡产的香烟。
叶开对莫言的印象同样是“好讲话”。
“作为一个编辑，觉得他为人爽快、大方；作为朋友，跟他开玩笑会很自在，他不会很端、很装，”叶开说，“他那一批作家里太多端着架子的人了。
”
由于“好讲话”，出版界、科研机构纷纷约请莫言进行与海外作家的对谈活动。
“他很厚道，推辞一次两次，后来完全推不下去了，也就不忍心拒绝，”曹元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然，这与莫言在海外的知名度及其他作家对他的认可度有很大关系。
2002年春节，一直欣赏和推崇莫言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亲自与NHK电视台一起前往山东高密，对莫言进行了采访与对话。
2007年，莫言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进行了单独交流，又与韩国作家黄进行对谈。
莫言的对话对象甚至包括通俗文学作家。
2012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莫言在上海与来自日本的悬疑小说家阿刀田高进行对话，主题是文学创作的价值及小说的影视作品改编，除了严肃文学爱好者，对话吸引来不少侦探小说迷。
“莫言之前在日本跟阿刀田高就见过，”曹元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不会像其他一些人一样，觉得对方是个畅销小说家，就刻意不去跟他进行交流对话。
”
如此一来，莫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成了一个比较活跃的作家。
除了跟海外作家频繁对话，人们还能从《幸福时光》《暖》《太阳有耳》和《白棉花》等影片中了解到他的作品——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影片都失去了1980年代“电影为文学开路”的影响力，但仍让部分观众知道并开始了解莫言。
和一些作家不屑于评论界的状态不同，莫言乐于与批评家交流看法。
2003年，他与苏州大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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