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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曾国藩

读《曾国藩》论曾国藩

【摘要】以唐浩明的作品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主要事件情节为线索，结合其它与曾国藩有关的学术论文或著作，提出了“当代中国人究竟要怎样评述曾国藩的是非功过”这个命题，通过对与曾国藩有密切关联的数项事件与数个人的分析得出：

中国近代史上的曾国藩这位历史人物，从站在某些政治角度来看，是反动的，但如果剖析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层，及推动中国近现代科技文明进步，有不可否定的功绩。

尤其是分析出曾国藩虽然官居高位，但可以做到一身清廉，其清廉的程度不比一个有政治信仰者差。

【关键词】曾国藩；是非功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

目录

一、曾国藩的发迹与性格变迁2

二、曾国藩的人生决择之道3

三、曾国藩的成功与太平天国失败4

四、曾国藩与其门生4

五、曾国藩的“忍术”5

六、曾国藩与“刺马案”5

七、曾国藩曾是一个“月光族”7

八、曾国藩与湘军7

九、曾国藩思想与其后人8

十、曾国藩能战胜太平天国，是人权的胜利8

十一、曾国藩与洋务运动10

十二、结语10

参考文献：

11

近年来，有关曾国藩的图书出版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点，并成了一门显学，大到全集、全书，小到传记、逸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社会上也掀起了“曾国藩热”，学界、军界、政界、商界的评述，彼此呼应，波澜壮观；上至政坛领袖、各级干部，下至普通读者、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或读之，或研之，或习之，或用之，竞相求证，蔚为大观。

唐浩明先生所著的《曾国藩》，依托作者与曾国藩家族的某种渊源关系，加上唐先生严谨地治学态度，相比之下，倒是一部写实主义的作品。

现根据唐浩明先生著述的《曾国藩》所叙述的故事情节来剖析一下：

当代中国人究竟要怎样评述曾国藩的是非功过？

一、曾国藩的发迹与性格变迁

故事从曾国藩丧母回家奔丧开始，此时，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战事已经波及到长沙。

而曾经能征善战的绿营、八旗兵已经腐朽不堪。

当地的官员十分恐慌，为了打持久战，参考先前镇压白莲教的方法，准备在地方办团练，长沙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了一番，小设计谋请出了在家守丧的曾国藩，曾国藩一介书生，至此开始募湘勇、办团练，创建水师，建奇功伟业……

曾国藩虽是一介书生，却有极强悍的性格。

湖南人很能吃辣的，所以感觉脾气刚烈，争强斗狠（霸得蛮），独特地湖湘文化，造就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伟人人才辈出，毛泽东就是一个不怕打仗的领导人；在清末的时候，湖南出了一个叫黄兴的辛亥革命起义领袖，其实推翻清朝的统治，在武力上所起到的作用，孙中山先生能将清政府推翻，主要还是靠黄兴，只是可惜他对政治不是很在行，缺乏必要的宣传，再加上英年早逝，所以黄兴的名字才没有那么响亮。

大清的那些官员们对于曾国藩的显露羊角，都感到些无奈：

怎么又是一个湖南人？

！

曾国藩一上任就显示了令人叹服的铁腕，为了大清朝的安定，他用残酷的手段去镇压起义者，被人们称为“曾剃头”。

正是如此，地方上的绅士官僚十分看不惯这位湘勇统帅的残酷手段，有辱孔孟之道。

另一方面，曾国藩本人也心怀高远，处处不让，以至于处处被掣肘，步履维艰。

在前期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曾国藩几次险些丧命。

直到曾国藩父亲病逝，他再次回乡守丧，此时的境遇坏到了顶点。

曾国藩对曾经在官场上的忍辱负重、勾心斗角一股脑儿的翻上来，嘲笑、责难、使曾国藩忧心忡忡，脾气变得焦虑和暴躁，整个人都似乎一下子老了很多。

曾国藩日益消沉，在这时，当年设计谋劝曾国藩出山的道人又出现，点了曾国藩一记药方：

老庄之道。

曾国藩用庄老玄术结合自己过去的种种磨难，似乎一下子感觉到找出了答案，突然心胸开广。

曾国藩再次出山，已经大改以前为人处事作法，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这次他胸有成竹，不畏妄馋，一一打通关节，在官场上自上而下，在湘军里自上而下，这次才是真正的有条不紊的运作起来。

为什么呢，原来世人不畏“理”，而讲“礼”，礼贤下士，礼尚往来，说白了就是要给足面子。

官员因为彼此的呵护而不断财路，士兵也不是因为要保家卫国而去玩命，都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发达，光宗耀祖。

这套行事准则，也就成了曾国藩能够保身安命的不二法则。

二、曾国藩的人生决择之道

在曾国藩声望日隆之时，身边的许多亲近之人都明示或暗示他自立为王，像当年赵匡胤一样，黄袍加身。

曾国藩并非不心动，但因为下述几点原因而最终没有下定决心自立为王：

性格使然——主要还是受儒家忠君思想的熏陶与影响，觉得自己既为君子便不能落下一个不忠君的骂名；

冷静分析——自己所掌握的湘军能打败太平军，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帮助了湘军，太平军不是湘军打败的，主要是太平军自己打败的自已，湘军所起的作用仅是辅助性的。

客观分析——即使自己打出复汉反清的口号，将可能有石达开、李秀成等人的合作，但李鸿章、左宗棠等汉籍统帅不一定合作，湘军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水师”，由于北方江河资源没有南方那么丰富，不一定起到了重要的讨清作用。

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小心翼翼，这也不奇怪，官做的越大越是小心翼翼，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待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曾国藩一介书生，为什么能够凭借征战太平天国的的功绩而封侯拜相？

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自己一介书生，不能带兵打仗，感概自己没有王阳明那样能够挂帅立功，而且每逢大战，只要有他曾国藩在场，就是败仗，而他不在场，必然大捷。

曾国藩对此深有感触，一旦有大的军事行动，他就不出现在现场。

但是曾国藩会识人，手下将领个个是能才，并且忠贞不二。

当然，能让一大批的人才为自己服务，肯定有其个人的人格魅力，还有那套行事准则。

太平天国被剿灭之后，各方面的压力也随之而来，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曾国藩手握兵权，盘踞东南，朝廷如何能安心？

还有各方面的势力，或是怂恿，或是谗言，开始了一场博弈。

曾国藩是一枚大的砝码，他在哪边，哪边便占据有利的优势。

曾国藩对清政府可能与自己有涉的大的政治事件上，他都奉献一个“贵柔守雌”的原则，自己消减自己的力量，而不参与这些纷争，因为参与这些纷争虽可能是高回报，但也是高风险。

虽然世人看来，他有九成的胜算（那一成在天），但他永远觉得实际不成熟。

曾国藩在重大的抉择上，智慧地选择了第三条路。

三、曾国藩的成功与太平天国失败

以洪杨为主，从广西出来的起义军，辗转大半个中国，最终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与摇摇欲坠的清朝对峙。

但是，最终却是夭折，是清廷的军事力量庞大嘛？

不是的，正如曾国藩自己的感概，剿灭太平天国哪是他的功劳，是太平天国气数已尽。

开始的“愤青”洪秀全，在其最佳搭档冯云山战死后，因失去了可对洪秀全进行掣肘的有效力量，尤其在太平天国建都之后，太平天国的高管们就更是不思进取，贪图荣华富贵。

而绝顶聪明的杨秀清对洪秀全的位置也虎视眈眈，造成洪杨矛盾激发。

从军事上讲，太平军不再继续北伐，就意味着太平军高层没有坚持推翻清政府的决心，而最要命的还是是太平军的内讧。

杨秀清逼洪秀全册封，洪指使韦昌辉屠杀了杨秀清家兵两万多人，一时间天京血流成河，许多被诱骗的士兵手无寸铁，被屠杀掉。

这个宣传众生平等的天国，怎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情，再愚昧的百姓也能懂得其中的虚假。

太平天国里面除了王可以三妻四妾，其他的士兵都要男女分开，在一起就是犯罪，这违背人欲的规定，也见证了宣扬平等的伪装。

从兢兢业业到滋生腐朽是一个过程，大清朝是这样，湘军是这样，太平天国也这样。

只不过有的压抑过久，就如塑料袋包裹着一样，臭得越快。

四、曾国藩与其门生

在曾国藩的众多门生中，唯有李鸿章让曾国藩格外赏识，后来李鸿章自领淮军，在上海一带发展自己的势力。

李鸿章显然具备了曾国藩所不具备的素质：

李鸿章不惧人言，坚决不裁自己的淮军，正所谓“英雄不自剪羽翼”；李鸿章手段凌厉，其“杀降”的行径不比“曾剃头”的名号差。

李鸿章认为：

圆通者为利也，变达者为名也，弱者扫舍人之门，强者滕公车之章，不外此二字而已；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

——可谓李鸿章将人性看得如此透彻，利用人性为自己服务也是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

李鸿章绝不像曾国藩一样，如一个老学究一般，他更加实际，只要手下肯卖命，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人又圆滑，不得罪人。

这点确实要比曾国藩强，也比曾国藩少走弯路。

曾国藩的另一个门生左宗棠也是一个神人，四十多岁，没过几年便封侯拜相。

《曾国藩》中描述的左宗棠智谋过人，在四十岁之前并未出仕，是一个乡野村夫，后来赶上长沙被围，左宗棠被请出来当师爷，显示了其军事才能。

左宗棠这个人恃才傲物，但又确实才高八斗，在那个摇摇欲坠的时代，大清的江山需要这位左大人。

左宗棠相对于曾国藩来说，更有魄力，更具野心，只是为人太过于张狂，让小人又怕又恨，在乱世之中，注定他能成就一番作为。

后来左宗棠自领楚军，成为了晚清又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五、曾国藩的“忍术”

道学都是假，如果太将道学较真，人就会成了傻子。

曾国藩如此有原则，也得罪了很多人。

如果坚持如此有原则，恐怕没被太平天国打败，反叫大清朝官员的勾心斗角而整死。

曾国藩也有私心，特别是对其九弟曾国荃赋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曾国荃能够成为进入南京的第一人。

这可是一个光宗耀祖的天大荣誉，于是曾国藩将最好的硬件都给了曾国荃。

曾国荃虽然也是一个文化人，但是似乎他就是上天注定的攻克南京那个人。

在取得了如此辉煌的大功之后，曾国荃并没有在官场上顺风顺水，最后还是守着掠夺来的财富回到了故里。

曾国藩在剿捻失利之后被调任直隶总督，曾国藩为人小心翼翼，也肯定对圣意能把握准几分。

后来在天津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天津教案”，曾国藩前去处理这件事，因为考虑到英法各国联合施压，避免再起战事，只能让步赔款。

这种“忍”的策略，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并被当时（还包括现当代）的人们认为有失尊严，有失大清国的颜面。

在这件事上，这位一向被人敬仰的湘籍官员甚至被同乡后生所不齿。

当时，在京城中有处是这位曾大人题写的对联，被湘籍门生摘下来砸烂了。

与之相比的，在此案中受惩罚的几个静海当地官员，反而成了青天大老爷。

怎奈曾国藩的一番苦心，为了避免战争、为了维护飘零欲坠的满清统治，为了天平天国之后能过几年消停日子，为了避免再起兵戈，百姓蒙难……

委屈向世人谁诉？

后悔也无计可施。

六、曾国藩与“刺马案”

“刺马案”是满清四大奇案之一。

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场阅兵，被迎面上来的张汶祥一刀刺中，流血身亡。

杀人者张汶祥却不慌不忙，束手就擒。

一个大清朝的一品大员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刺杀，真是前所未有的大新闻。

慈禧太后坐在帘子后面，问道：

这件事岂不是很奇怪吗？

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

确实很奇怪。

慈禧表示马新贻办事很好，然后让曾国藩去处理这件事。

自从太平天国被剿灭之后，曾国藩的威望日益高涨，而曾的手下，尤其是那位曾家九爷（曾国荃）一直怂恿曾国藩“黄袍加身”。

曾国藩这个人胆量不行，而且是典型的孔孟之道的读书人，认为对皇帝尽忠，是最大的事情，曾的一行一言都以此为准则，让别人不能抓到一点把柄。

当然，这是“面儿”上的事，其心中是否有“取而代之”的心就不得而知了。

朝廷里高坐的两宫太后，其实也心里很清楚。

曾国藩的声望日隆，湘军又能征善战，这东南的半壁江山坐了一只猛虎，让朝廷寝食难安。

朝廷一再明示暗示曾国藩“裁兵”，而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也做出了要挟的姿态。

曾国藩还是硬着头皮裁了湘军，“英雄自剪了羽翼”，曾国藩最有实力的时刻结束了。

太平军的残部和捻军会合，终于打败了羽翼不如先前的曾国藩，取得代之的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

朝廷始终不放心将曾国藩放在离朝廷那么远的地方，让他任了直隶总督，而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一个马新贻怎能跟曾国藩平起平坐？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决定，不公平的决定就意味着有人不满，而且江宁是湘军的江宁，湘军盘踞多年，岂容一个外人来享受这胜利果实？

世人说“天下无湘不成军”，湘军能征善战，敢玩命。

为什么玩命？

肯定不是为了保卫大清的江山，人为财死嘛，正是湘军将领纵容士兵烧杀抢夺，士兵才那么卖力。

天国被攻陷的时候，举天下之人都对里面的金山银山而垂涎，但曾国藩却报了一个“一把火都烧光了”，谁也不会相信！

既然他曾国藩已经裁兵，就不再是个大的威胁。

于是慈禧召见了马新贻，对曾国藩来了个调虎离山。

马新贻给慈禧办事去了，事情办得快有眉目的时候，被人杀死了，有人怀疑此案与曾国藩有涉，但又无凭无据，不可以怀疑任何人。

曾国藩刚处理完“天津教案”，被慈禧派去处理“刺马案”。

“刺马案”一发生，就立即成了老百姓的谈资，甚至书场都有了关于刺马案的评书。

现在看来，百姓们所讲的都是江湖故事。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

马新贻有两个义结金兰的兄弟，一个叫曹二虎，一个叫张汶祥。

马新贻在这两个兄弟的帮助下屡建战功，后来因为马贪婪曹二虎的美妻，而杀曹二虎夺其妻子，张汶祥苦练武艺而为曹二虎报仇。

如今看来，这应当是一个有预谋的刺杀行动，舆论的导向就早已经被设置好，掩人耳目，并让当时的人忽略了真相。

在许多资料中，说张汶祥是捻军，捻军杀清朝大员也是顺理成章。

但《曾国藩》一书中写道张汶祥先前正是湘军！

这种情况下，事态更为复杂。

七、曾国藩曾是一个“月光族”

研读《曾国藩》并结合研习曾国藩的家书，惊讶地发现曾国藩曾是一个“月光族”，这也真是一个奇怪现象。

曾国藩在不惑之年官居二品时，是罗锅上树——缺钱，家庭开支捉襟见肘，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这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代倒是十分显得另类。

那么，曾国藩的俸银到底花在什么地方了？

是挥霍，是被盗，是丢失，还是偷偷地给了“二奶”？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俗话说：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

以曾国藩的官场位置和家庭经济状况，完全有条件向他的老前辈和坤学几招。

可是，曾国藩就是喜好“淡泊”二字，因他有这种崇尚淡泊的人生志趣，也使人们几乎不能从古籍中看到任何曾国藩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影子。

曾国藩债台高筑的一个最关键原因，是他的薪情差、不想贪、反哺家、应酬多。

曾国藩也是一个债权人，如果他将债权收回，可以抵清他所欠的债目。

但是，曾国藩的仁义之心造成他认为：

有人比他更穷，不是不想收，而是不忍心收。

咸丰二年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好转，主要原因是：

九弟曾国荃等几个弟弟都已长大成人，事业有成，家里光景日益看好，他也不需要再为钱的事发愁了。

这个位居高位的“曾剃头”，债台高筑，他虽然有杀人如麻的可恶之处，但也有高雅脱俗的为人之道，他节衣缩食为自己，乐善好施想别人，这可能是他可爱的另一面。

曾国藩的清廉，让毛泽东“独服”，受蒋介石推崇，能受到两个针锋相对的政党领袖一同“独服”或推崇，就可以说曾国藩是圣人了。

八、曾国藩与湘军

清朝对军队的管理很严，凡须用兵，由朝廷供兵供饷粮，战役结束，将领功过赏罚完毕，便将军队交回政府。

但当太平天国起事时，朝廷的八旗、绿营兵已腐败透顶，无兵可调；又兼以次第而来的赔款条约，也无饷粮可调，才由着曾国藩以湘兵起家，几乎养为家私而朝廷竟调不动其一兵一卒，后攻克金陵，湘兵的威势于斯盛矣。

可惜罗泽南早亡，曾国荃一介武夫，曾国藩又以骨肉之情，听之任之，于军队纪律丝毫不加整束，于金陵城中无恶不作。

每尝读到此类史事，总不禁叹“杀中国人最多，实则是中国人自己”。

湘勇初创时，以金钱作饵，许以城破纵掠三日，以此来维系湘勇的士气，从当时朝廷对他们不闻不问的情况，也是无可奈何的举措，却也因此将辛苦所募的朴实农民，驯成道德尽失的野兽，以纪律换战斗力，只是短期内的红利，长此以往，则必然导致湘军战斗力的丧失，走上与八旗与绿营相似的老路。

1894年，湘军在牛庄与日军死战，全军覆没，至此湘军告别历史舞台。

或以为其亡于日军，或以其亡于清廷，实则当年金陵城破之日，即是湘军灭亡之始。

只能以金钱拢络，而不能以纪律整束，缺乏一以贯之的信仰，任何强盛的部队，都只能于历史上昙花一现。

湘军如此，国军亦然。

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劳苦大众的理想天堂，曾经在中国掀起过滔天巨浪。

因此曾国藩剿平天国，为颇多人诟骂。

但站在任何一个政府的立场来说，凡遇有造反的，绝无乖乖就此下台的道理，此事古今中外必然。

发兵围剿，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如果一个政府只懂“剿”而不谙于“抚”，那么这个政府的“剿”，不仅无法延续其统治，也必将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何为“抚”呢？

就是在平乱之后的总结。

乱由何起？

如何正本清源？

政府有“剿”的权利，也有“改”的义务。

以为一剿而天下太平，不知悔改如晚清者，虽然躲过了太平天国，却逃不过辛亥革命，其历史结局，就只有在国人轻视与仇视的目光中，黯然下台了。

九、曾国藩思想与其后人

曾氏后人颇为兴旺，名流也多。

但想起历史上的曾国藩与曾国荃，却曾杀过那么多人，中国人说“杀降不祥”，在曾氏身上，倒是异数。

以曾国藩自述，所谓“乱世用重法”，似乎“杀”，也实在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最起码当初的另一杰出人物胡林翼，也有和曾氏相同的看法，世人称作“三如”——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

曾国藩的一句家训——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想来嗜杀的曾家兄弟，有如此兴旺辉煌的家族后代，功夫全在这一句话上。

十、曾国藩能战胜太平天国，是人权的胜利

《曾国藩》感觉是一部战争书，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是行军打仗，整个连贯起来，就会清晰地看到里面的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但如果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与中国传统文化分析，就能得出：

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是人权的胜利。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是当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推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

曾国藩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

但他率领湘军追袭太平军，到安庆就追不下去了，他只好在安庆扎下大营，与南京遥遥相峙，一直到太平天国一步一步地因洪杨内讧而分裂，他才乘机攻下南京，灭了太平天国。

湘军的骨干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道学家或与道学有密切关系者，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人。

其中突出者为罗泽南。

可见，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

曾国藩本人是一个道学家。

罗泽南是专门讲学的道学大师，学者称为罗罗山先生。

曾国藩发出了建军的号召，罗泽南率领他的学生前来和他合作，而且他自己和学生李续宾都先后战死了。

这不能说都是出于私人的交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维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孔孟文化。

他们组织湘军，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

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

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

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

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

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

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对于神权而言，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

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

同西方相比，中国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

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

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

当时，西方帝国主义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大都提出两个要求:

一个是通商，一个是传教。

通商是向中国的经济侵略，从经济上剥削中国，使中国人永远贫穷；传教是向中国的文化侵略，使中国人永远愚昧。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以国家政权力量推行基督教，这就起了帝国主义所不能起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可能不自觉，但客观上就是如此。

曾国藩的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他在这一方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是他的一个大贡献，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的是非功过，不能仅凭某个时期的某些政治家的执政需要，仅取曾国藩的某些片面之处为政治服务。

曾国藩虽然格守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同时是一个中国洋革新先行者，这点是曾国藩对推动中国现代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

十一、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虽然西力对中国冲击很大，但对中国整个知识界的影响仍极其有限，随后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长达十几年并被基本平定后，社会才安定下来，这时外来的威胁才受到国人认真地关注。

我们谈到清朝的洋务运动时，常说这个运动破产了，失败了，这是很欠缺历史观点的。

因为，对外战争失败并不代表向西方学习和改革的失败，直到今天我们仍与晚清洋务运动有着传承关系。

前面没做好，后来者继续做，而且开拓的路本身就是一件艰难困苦的事。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先驱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他们不愧是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和功臣。

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其实主要由于现当代抬高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造成的。

把太平天国歌颂成伟大的革命，尊为革命先祖，曾国藩必然成一个反面恶徒，这里我们不评价曾国藩在太平天国中的角色，而是看它作为政治家在晚清那样的格局下独具慧眼的开创性作为。

我们知道，洋务运动最早的发起者是曾国藩和恭亲王奕䜣，他俩加上李鸿章对国际有认识，对风气有兴革，这是很应该肯定的。

曾国藩等人开创了洋务运动，虽然最终没有改变国家羸弱的事实，却依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很明确的自强道路。

但是曾国藩等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即使身在其中，也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运动队与近代中国的重大意义。

十二、结语

我最初知道曾国藩这个人是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评书里知道的。

但是，那时候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只觉得他是一个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刽子手。

    仔细读过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以后，基本从曾国藩的年轻时代到他去世有了基本的了解。

  剿灭太平天国是书的主线，他的文学造诣，与同治中兴名臣间的故事，晚期的洋务等是支线。

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可治国安天下，武可上马定乾坤。

抛开政治观点，按文学观点及社会学观点来分析《曾国藩》中的曾国藩的这个人物，曾国藩算是完人了，许多人将本书当作为官为商为人的蓝本，就是因为本书对曾国藩这个人物塑造成功的体现。

本书中的曾国藩是吸吮中国传统文化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封建士大夫，他严格按照中国儒家文化来规范自己、铸造自己。

他一生进取、爱国、慎独、严于律己，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

而他的忠君、循礼；为了政治目的，不惜动用一些阴谋手段；为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这是其负面的形象。

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在曾国藩身上便是两面性。

以往论者多习惯于从政治上或道德上给他定位，既不能深刻探寻人物的本质，又难免失之偏颇。

唐浩明独辟蹊径，将曾国藩定位于文化层面，还曾国藩的历史本来面目。

他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曾国藩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把曾国藩置于血雨腥风的19世纪中叶的历史背景下，从文化的层面来塑造中国近代史上这个充满悲剧内涵的人物的艺术形象。

既不避讳曾国藩知人善任、坚韧果断的政治才干和孜孜不倦、俭朴勤勉的书生本色以及雄才大略、舍己为公的中兴名臣形象的一面，又深刻地揭露了他阴险虚伪、冷酷残忍、机巧权变乃至杀人如麻而获“曾剃头”的恶谥的一面，使“天使”和“恶魔”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孔令人信服地统一在“曾国藩”这一艺术形象上，从而超越了比较狭獈的政治评价和那种非甲即乙的简单的道德评判。

 我们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将文学作品做为导入资料，但如果想仔细了解他，还是需要去读正史，去参看其他的史料，从多角度、多侧面去分析历史人物，这个人物才是立体的，真实的。

唐浩明先生的这本书，读起来很流畅，也充满了中国人中庸的治世谋身态度！

参考文献：

[1]唐浩明曾国藩湖南文艺出版社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