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三篇经典文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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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的三篇经典文章
任正非的三篇经典文章
一江春水向东流
2011年12月26日
千古兴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东流。
小时候，妈妈给我们讲希腊大力神的故事，我们崇拜得不得了。
少年不知事的时期我们崇拜上李元霸、宇文成都这种盖世英雄，传播着张飞“杀”（争斗）岳飞的荒诞故事。
在青春萌动的时期，突然敏感到李清照的千古情人是力拔山兮的项羽。
至此“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又成了我们的人生警句。
当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没有意义，它迫使我们在学习上争斗，成就了较好的成绩。
当我走向社会，多少年后才知道，我碰到头破血流的，就是这种不知事的人生哲学。
我大学没入了团，当兵多年没入了党，处处都处在人生逆境，个人很孤立，当我明白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政治内涵时，已过了不惑之年。
想起蹉跎了的岁月，才觉得，怎么会这么幼稚可笑，一点都不明白开放、妥协、灰度呢?
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
那时我已领悟到个人才是历史长河中最渺小的，这个人生真谛。
我看过云南的盘山道，那么艰险，一百多年前是怎么确定路线，怎么修筑的，为筑路人的智慧与辛苦佩服;我看过薄薄的丝绸衣服，以及为上面栩栩如生的花纹是怎么织出来的，而折服，织女们怎么这么巧夺天工?
天啊!
不仅万里长城、河边的纤夫、奔驰的高铁……我深刻地体会到，组织的力量、众人的力量，才是力大无穷的。
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为才开始伟大。
在创立华为时，我已过了不惑之年。
不惑是什么意思，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环境变动缓慢，等待人的心理成熟的一个尺度。
而我进入不惑之年时，人类已进入电脑时代，世界开始疯起来了，等不得我的不惑了。
我突然发觉自己本来是优秀的中国青年，所谓的专家，竟然越来越无知。
不是不惑，而是要重新起步新的学习，时代已经没时间与机会，让我不惑了，前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刚来深圳还准备从事技术工作，或者搞点科研的，如果我选择这条路，早已被时代抛在垃圾堆里了。
我后来明白，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更何况知识爆炸的时代。
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摸得到时代的脚。
我转而去创建华为时，不再是自己去做专家，而是做组织者。
在时代前面，我越来越不懂技术、越来越不懂财务、半懂不懂管理，如果不能民主的善待团体，充分发挥各路英雄的作用，我将一事无成。
从事组织建设成了我后来的追求，如何组织起千军万马，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难题。
我创建了华为公司，当时在中国叫个体户，这么一个弱小的个体户，想组织起千军万马，是有些狂妄，不合时宜，是有些想吃天鹅肉的梦幻。
我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那时我还不懂期权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这方面很发达，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
仅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
创立之初我与我父亲相商过这种做法，结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在卅年代学过经济学。
这种无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开放到如此鲜艳，成就华为的大事业。
在华为成立之初，我是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挥的。
其实，我也领导不了他们。
前十年几乎没有开过办公会类似的会议，总是飞到各地去，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支持他们;听听研发人员的发散思维，乱成一团的所谓研发，当时简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像玻璃窗上的苍蝇，乱碰乱撞，听客户一点点改进的要求，就奋力去找机会......。
更谈不上如何去管财务的了，我根本就不懂财务，这与我后来没有处理好与财务的关系，他们被提拔少，责任在我。
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
我那时被称作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
今天的接班人们，个个都是人中精英，他们还会不会像我那么愚钝，继续放权，发挥全体的积极性，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呢?
他们担任的事业更大，责任更重，会不会被事务压昏了，没时间听下面唠叨了呢……。
相信华为的惯性，相信接班人们的智慧。
到97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
我请人民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一个“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大家发散的思维，几上几下的讨论，不知不觉中“春秋战国”就无声无息了，人大的教授厉害，怎么就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了呢?
从此，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华为企业文化，说这个文化有多好，多厉害，不是我创造的，而是全体员工悟出来的。
我那时最多是从一个甩手掌柜，变成了一个文化教员。
业界老说我神秘、伟大，其实我知道自己，名实不符。
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隐起来，而是因害怕而低调的。
真正聪明的是十三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我只不过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公司在意志适当集中以后，就必须产生必要的制度来支撑这个文化，这时，我这个假掌柜就躲不了了，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约在2003年前的几年时间，我累坏了，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
身体有多项疾病，动过两次癌症手术，但我乐观……。
那时，要出来多少文件才能指导，约束公司的运行，那时公司已有几万员工，而且每天还在不断大量地涌入。
你可以想象混乱到什么样子。
我理解了，社会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为什么选择自杀。
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当。
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
我人生中并没有合适的管理经历，从学校，到军队，都没有做过有行政权力的“官”，不可能有产生出有效文件的素质，左了改，右了又改过来，反复烙饼，把多少优秀人才烙糊了，烙跑了……。
这段时间的摸着石头过河，险些被水淹死。
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
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
真的，不是公司的骨干们，在茫茫黑暗中，点燃自己的心，来照亮前进的路程，现在公司早已没有了。
这段时间孙董事长团结员工，增强信心，功不可没。
大约2004年，美国顾问公司帮助我们设计公司组织结构时，认为我们还没有中枢机构，不可思议。
而且高层只是空任命，也不运作，提出来要建立EMT（ExecutiveManagementTeam），我不愿做EMT的主席，就开始了轮值主席制度，由八位领导轮流执政，每人半年，经过两个循环，演变到今年的轮值CEO制度。
也许是这种无意中的轮值制度，平衡了公司各方面的矛盾，使公司得以均衡成长。
轮值的好处是，每个轮值者，在一段时间里，担负了公司COO的职责，不仅要处理日常事务，而且要为高层会议准备起草文件，大大地锻炼了他们。
同时，他不得不削小他的屁股，否则就达不到别人对他决议的拥护。
这样他就将他管辖的部门，带入了全局利益的平衡，公司的山头无意中在这几年削平了。
经历了八年轮值后，在新董事会选举中，他们多数被选上。
我们又开始了在董事会领导下的轮值CEO制度，他们在轮值期间是公司的最高的行政首长。
他们更多的是着眼公司的战略，着眼制度建设。
将日常经营决策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各BG、区域，以推动扩张的合理进行。
这比将公司的成功系于一人，败也是这一人的制度要好。
每个轮值CEO在轮值期间奋力地拉车，牵引公司前进。
他走偏了，下一轮的轮值CEO会及时去纠正航向，使大船能早一些拨正船头。
避免问题累积过重不得解决。
我不知道我们的路能走多好，这需要全体员工的拥护，以及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理解与支持。
我相信由于我的不聪明，引出来的集体奋斗与集体智慧，若能为公司的强大、为祖国、为世界作出一点贡献，廿多年的辛苦就值得了。
我知识的底蕴不够，也并不够聪明，但我容得了优秀的员工与我一起工作，与他们在一起，我也被熏陶得优秀了。
他们出类拔萃，夹着我前进，我又没有什么退路，不得不被“绑”着，“架”着往前走，不小心就让他们抬到了峨眉山顶。
我也体会到团结合作的力量。
这些年来进步最大的是我，从一个“土民”，被精英们抬成了一个体面的小老头。
因为我的性格像海绵一样，善于吸取他们的营养，总结他们的精华，而且大胆地开放输出。
那些人中精英，在时代的大潮中，更会被众人团结合作抬到喜马拉雅山顶。
希腊大力神的母亲是大地，他只要一靠在大地上就力大无穷。
我们的大地就是众人和制度，相信制度的力量，会使他们团结合作把公司抬到金顶的。
作为轮值CEO，他们不再是只关注内部的建设与运作，同时，也要放眼外部，放眼世界，要自己适应外部环境的运作，趋利避害。
我们伸出头去，看见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多变的世界，风暴与骄阳，和煦的春光与万丈深渊……并存着。
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仍要大胆拥抱未来。
面对潮起潮落，即使公司大幅度萎缩，我们不仅要淡定，也要矢志不移地继续推动组织朝向长期价值贡献的方向去改革。
要改革，更要开放。
要去除成功的惰性与思维的惯性对队伍的影响，也不能躺在过去荣耀的延长线上，只要我们能不断地激活队伍，我们就有希望。
历史的灾难经常是周而复始的，人们的贪婪，从未因灾难改进过，过高的杠杆比，推动经济的泡沫化，总会破灭。
我们唯有把握更清晰的方向，更努力地工作，任何投机总会要还账的。
经济越来越不可控，如果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延伸爆炸，货币急剧贬值，外部社会动荡，我们会独善其身吗?
我们有能力挽救自己吗?
我们行驶的航船，员工会像韩国人卖掉金首饰救国家一样，给我们集资买油吗?
历史没有终结，繁荣会永恒吗?
我们既要有信心，也不要盲目相信未来，历史的灾难，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我们对未来的无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归纳找到方向，并使自己处在合理组织结构及优良的进取状态，以此来预防未来。
死亡是会到来的，这是历史规律，我们的责任是应不断延长我们的生命。
千古兴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东流，流过太平洋，流过印度洋，……不回头。
我的父亲母亲
2001年2月8日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
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
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打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
前几年我每年也去“麦加朝圣”，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
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
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
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
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
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
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
”
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
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
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
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
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
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
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
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
这次我终于良心发现，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在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
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他们。
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
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
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
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象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
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二、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
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
但我没有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电话时，她都唠叨：
“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心脏又不好”。
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
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二分钟出门，也许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
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
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
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
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
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
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
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作会计员。
由于战争的近逼，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
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进步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
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灰色的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
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非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
你为什么？
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
在那种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
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
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
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
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
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
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
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
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
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
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
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
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
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份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的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
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
而象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
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
而且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贡献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
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
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们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
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父母共九人。
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
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
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
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
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
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
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这次在昆明散步时，也谈到了那时的艰难。
5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也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陷入了经济困难。
我正好在那时念高中，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无心读书，我高二还补考了。
我在初中时人家把我作为因材施教的典型，而高中却补考。
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
因此，我特别能理解近几年朝鲜人民的困难，他们还有国际援助，人口又少。
中国那时处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制裁中，人口又多，其困难比今天的朝鲜及非洲还大。
后来饿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一些，上山采一些红刺果（就是我们绿化用的那种），把厥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代食。
有时妹妹采几颗蓖麻子炒一下当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
后来又在山上荒地种了一些南瓜，以及发明了将美人蕉（一种花）的根煮熟了吃。
刚开始吃美人蕉根时，怕中毒，妈妈只准每人尝一点。
后来看大家没有事，胆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儿女围着火炉，等着母亲煮一大锅美人蕉的根或南瓜来充饥，家庭和和睦睦。
那时，根本没有专用的厨房，而是卧室床前的地上，挖一个坑，作一个地炉，又做饭，又取暖，大家围在一起，吃南瓜，和和融融。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
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
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
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
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
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
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
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
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
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时，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在基金叫什么名字上争论很大，甚至有员工亲自来找我，说不要叫寒门，叫优秀××，这些人不少还是博士、博士后。
我认为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贫寒，出身高贵也不光荣。
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度过来了的。
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
因此，平安度过了57年反右、59年反右倾、64年四清。
但没有小难，必有大难。
文革一开始，各地都以三家村这种模式找靶子。
会写文章、是党的领导干部、有一些独立的政治思想的人（指与当地的潮流不合拍），就是靶子。
爸爸在早期革命队伍中就算有文化的，又有教学经验，又是领导干部……，是这种模板。
文革又是从教育界首先开始的，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最早被抛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
他最早被关进牛棚（当时称关押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九种人的非监狱的囚室），直到粉碎“四人帮”，历时十年，短短的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这又是在他最能为人民做事的时期，你知道这对一个有志者是多么的痛苦。
由于只有少数人先被抛出来，那时的末日恐惧是可以想像的。
父亲是校长，父亲的同事、原来的书记黄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而自杀了。
其实他们的错误就是要把教学搞好为国家，就是今天的科教兴国。
今天能把科教兴国的口号喊响，一百多年来有多少人为它殉道。
当时，我已到外地读书，没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遭遇，因为母亲来信绝不会描述。
她只会说“要相信运动，跟党走，要划清界线，争取自己的前途……。
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出身问题看本人，你不要受什么影响。
”而弟妹们年纪小，在父母身边，他们直接感受了各种屈辱与打击。
弟妹们经常扒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看批斗爸爸，吓得他们浑身发抖。
爸爸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头带高帽，满脸涂黑，反捆双手，还一边被人拳打脚踢，有时还被踢倒在地……。
有时，几百个走资派挂着黑牌，装在卡车上游街，……。
我当时在外地读书，对家中的情况不了解，是同班同学从父亲学校出来串连的学生中了解到，再告诉我的。
我在大串连中，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
我记得传单上有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
事情总会搞清的。
”妈妈把周总理这一段话，藏在饭里送给爸爸，后来爸爸说，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自杀。
其实父亲为什么没有自杀，母亲后来给我们说过，他是为了我们七个孩子。
他想他一死，就成了自绝于人民，孩子们背上这个政治包袱，一辈子如何生存，那时的血统论，株连儿女的严酷环境下，他忍受百般折磨，也不会自杀的。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
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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